文學改良芻議附錄二

文學改良芻議附錄二
作者：錢玄同
1917年3月1日

本作品收錄於《新青年/卷3》

獨秀先生鑒：

　　胡適之先生之《文學改良芻議》，其陳義之精美，前已為公言之矣。弟茲有私見數端，願與公商榷之。倘得借雜誌余幅以就教於胡先生，尤所私幸。

　　（1）胡先生「不用典」之論最精，實足祛千年來腐臭文學之積弊。弟嘗謂齊、梁以前之文學如《詩經》、《楚辭》及漢、魏之歌詩樂府等，從無用典者（古代文學，白描體外，只有比興。比興之體，當與胡先生所謂「廣義之典」為同類；與後世以表象之語直代事實者迥異）。短如《公無渡河》，長如《焦仲卿妻詩》，皆純為白描，不用一典，而作詩者之情感，詩中人之狀況，皆如一一活現於紙上。《焦仲卿妻詩》尤與白話之體無殊，至今已越千七百年，讀之，猶如作詩之人與我面談。此等優美文學，豈後世用典者所能夢見！（後世如杜甫、白居易之寫實詩亦皆具此優美。）自後世文人無鑄造新詞之材力，乃競趨於用典，以欺世人；不學者從而震驚之，以淵博而稱譽；於是習非成是，一若文不用典，即為儉學之徵。此實文學窳敗之一大原因。胡先生辭而辟之，誠知本矣。惟於「狹義之典」，胡先生雖然主張不用，顧又謂「工者偶一用之，未為不可」，則似猶未免依違於俗論。弟以為凡用典者，無論工拙，皆為行文之疵病。即如胡先生所舉五事，（1）（3）（5）雖曰工切，亦是無謂；胡先生自評謂「其實此種詩盡可不作」最為直截痛快之論。若（2）所舉之蘇詩，胡先生已有「近於纖巧」之論。弟以為蘇軾此種詞句，在不知文學之「斗方名士」讀之，必贊為「詞令妙品」，其實索然無味，只覺可厭，直是用典之拙者耳。（4）所舉江亢虎之誄文，胡先生稱其「用趙宣子一典甚工切」，弟實不知其佳處。至如「未懸太白」一語，正犯胡先生所云用典之拙者之第五條：胡先生知「灞橋」、「陽關」、「渭城」、「蓴鱸」為「古事之實有所指，不可移用」，則宜知護國軍本無所謂「太白旗」，彼時縱然殺了袁世凱，當不能沿用「梟首示眾」之舊例；如是，則「懸太白」三字，無一合於事實，非用典之拙者而何？故弟意胡先生所謂典之工者，亦未為可用也。

　　（2）文學之文用典，已為下乘。若普通應用之文，尤須老老實實講話，務期老嫗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語代事實者，尤為惡劣。章太炎師嘗謂公牘中用「水落石出」，「剜肉補瘡」諸詞為不雅。亡友胡仰曾先生謂曾見某處告誡軍人之文，有曰，「此偶合之烏，難保無害群之馬。……以有限之血蚨，養無數之飛蝗」，此實不通已極。滿清及洪憲時代司法不獨立，州縣長官遇有婚姻訟事，往往喜用濫惡之四六為判詞，既以自炫其淹博，又藉以肆其輕薄之口吻；此雖官吏心術之罪惡，亦由此等濫惡之四六有以助之也。弟以為西漢以前之文學，最為樸實真摯。始壞於東漢，以其浮詞多而真意少也。弊盛於齊、梁，以其漸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別無他事，實為文學中之最下劣者。至於近世，《燕山外史》、《聊齋志異》、《淞隱漫錄》諸書，直可謂全篇不通。戲曲，小說，為近代文學之佳者，小說因多用白話之故，用典之病尚少（白話中罕有用典者。胡先生主張採用白話，不特以今人操今語，於理為順，即為驅除用典汁，亦以用白話為宜。弟於胡先生採用白話之論，固絕對的贊同也）；傳奇諸作，即不能免用典之弊，元曲中喜用《四書》文句，亦為拉雜可厭。弟為此論，非榮古賤今，弟對於古今文體造句之變遷，決不以為古勝於今，亦與胡先生所謂「有《尚書》之文，有先秦諸子之文，有司馬遷、班固之文，有韓、柳、歐、蘇之文，有語錄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進化」同意，惟對於用典一層，認為確是後人劣於前人之處，事實昭彰，不能為諱也。

　　（3）用典以外尚有一事，其弊與用典相似，亦為行文所當戒絕者，則人之稱謂是也。人之有名，不過一種記號。夏、殷以前，人止一名，與今之西人相同。自周世尚文，於是有「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種種繁稱，已大可厭矣。六朝重門第，爭標郡望。唐、宋以後，「峰，泉，溪，橋，樓，亭，軒，館」，別號日繁，於是一人之記號多乃至數十，每有眾所共知之人，一易其名稱，竟茫然不識為誰氏者，弟每翻《宋元學案目錄》，便覺腦疼痛，即以此故；而自來文人，對於此等稱謂，尤喜避去習見，改用隱僻，甚或刪削本名，或別創新稱。近時流行，更可駭怪。如「湘鄉」，「合肥」，「南海」，「新會」，「項城」，「黃阪」等等，專以地名名人，一若其地往古來今，即此一人可為代表者然；非特使不知者無從臆想，即揆諸情理，豈得謂平。故弟意今後作文，凡稱人，悉用其姓名，不可再以郡望別號地名等等相攝代。（又，官名地名須從當時名稱，此前世文人所已言者，雖桐城派諸公，亦知此理。然昔人所論，但謂金石文學及歷史傳記之體宜然；鄙意文學之文，亦當守此格律。又文中所用事物名稱，道古時事，自當從古稱；若道現代事，必當從今稱。故如古稱「冠，履，袷，裳，籩，豆，尊，鼎」，僅可用於道古；若道今事，必當改用「帽，鞋，領，褲，碗，盆，壺，鍋」諸名，斷不宜效法「不敢題糕」之迂謬見解。）

　　（4）一文之中，有駢有散，悉由自然。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對與欲其句句不相對者，皆妄也。桐城派人鄙夷六朝駢偶，謂韓愈作散文為古文之正宗。然觀愈之《原道》一篇，起首「仁」、「義」二句，與「道」、「德」二句相對，下文雲，「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又雲，「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皆駢偶之句也。阮元以孔子作《文言》為駢文之祖，因謂文必駢儷（吾友劉申叔先生即篤信此說，行文必取駢儷。嘗見其所撰經解，乃似墓誌。又劉先生之文，專務改去常用之字，以同訓詁之隱僻字代之，大有「夜夢不祥，開門大吉」改為「宵寐匪禎，辟札洪庥」之風，此又與用僻典同病）。則當詰之曰，然則《春秋》一萬八千字之經文，亦孔子所作，何緣不作駢儷？豈文才既竭，有所謝短乎？弟以為今後之文學，律詩可廢，以其中四句必須對偶，且須調平仄也。若駢散之事，當一任其自然；如胡先生所謂「近於語言之自然而無牽強刻削之跡」者，此等駢句，自在當用之列。

　　（5）胡先生所云「須講文法」，此不但今人多不講求，即古書中亦多此病。如《樂毅報燕惠王書》中「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二語，意謂齊國汶上之篁，今植於燕之薊丘也。江淹《恨賦》，「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實「危心墜涕」也。杜詩，「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香稻」與「鸚鵡」，「碧梧」與「鳳皇」，皆主賓倒置。此皆古人不通之句也。《史記》裴駰《集解•序索隱》有句曰，「正是冀望聖賢勝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愈於《論語》『不有博弈者乎』之人耳」，凡見此句者，殆無不失笑。然如此生吞活剝之引用成語，在文學文中亦殊不少；宋四六中，尤不勝枚舉。

　　（6）前此之小說與戲劇在文學上之價值，竊謂當以胡先生所舉「情感」與「思想」兩事來判斷。其無「高尚思想」與「真摯情感」者，便無價值之可言。舊小說中十分之九，非誨淫誨盜之作（誨淫之作，從略不舉。誨盜之作，如《七俠五義》之類是。《紅樓夢》斷非誨淫，實是寫驕侈家庭，澆漓薄俗，腐敗官僚，紈袴公子耳。《水滸》尤非誨盜之作，其全書主腦所在，不外「官逼民反」一義，施耐庵實有社會黨人之思想也），即神怪不經之談（如《西遊記》、《封神傳》之類）；否則以迂謬之見解，造前代之野史（如《三國演義》、《說岳》之類）；最下者，所謂「小姐後花園贈衣物」，「落難公子中狀元」之類，千篇一律，不勝縷指。故小說誠為文學正宗，而前此小說之作品，其有價值者乃極少（前此文人，最喜描寫男女情愛。然彼等非有寫實派文學之眼光，不過以穢褻之文筆，表示其肉麻之風流而已，故並無絲毫價值之可言）。弟以為舊小說之有價值者，不過施耐庵之《水滸》，曹雪芹之《紅樓夢》，吳敬梓之《儒林外史》，李伯元之《官場現形記》，吳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曾孟朴之《孽海花》六書耳。曼殊上人思想高潔，所為小說，足為新文學之始基乎。此外作者，皆所謂公等碌碌，無足置齒者矣。劉鐵雲之《老殘遊記》，胡先生亦頗推許；吾則以為其書中惟寫毓賢殘民以逞一段為佳，其他所論，大抵皆老新黨頭腦不甚清晰之見解，黃龍子論「北拳商革」一段信口胡柴，尤足令人忍俊不禁。至於戲劇，南北曲及崑腔，雖鮮高尚之思想，而詞句尚斐然可觀；若今之京調戲，理想既無，文章又極惡劣不通，固不可因其為戲劇之故，遂謂為有文學上之價值也（假使當時編京調戲本者能全用白話，當不至濫惡若此）。又中國舊戲，專重唱工，所唱之文句，聽者本不求甚解，而戲子打臉之離奇，舞台設備之幼稚，無一足以動人情感。夫戲中扮演，本期確肖實人實事，即觀向來「優孟衣冠」一語，可知戲子扮演古人，當如優孟之像孫叔敖，苟其不肖，即與演劇之義不合；顧何以今之戲子絕不注意此點乎！戲劇本為高等文學，而中國之舊戲，編自市井無知之子，文人學士不屑過問焉，則拙劣惡濫，固其宜耳。

　　梁任公先生實為近來創造新文學之一人。雖其政論諸作，因時變遷，不能得國人全體之贊同，即其文章，亦未能盡脫帖括蹊徑，然輸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詞及俗語入文，視戲曲小說與《論》《記》之文平等（梁先生之作《新民說》、《新羅馬傳奇》、《新中國未來記》，皆用全力為之，未嘗分輕重於其間也），此皆其識力過人處。鄙意論現代文學之革新，必數及梁先生。

　　至於當世所謂能作散文之桐城巨子，能作駢文之選學名家，做詩填詞必用陳套語，所造之句不外如胡先生所舉胡先驌君所填之詞，此等文人，自命典贍古雅，鄙夷戲曲小說，以為偎俗不登大雅之堂者，自仆觀之，此輩所撰，皆「高等八股」耳（此尚是客氣話；據實言之，直當雲「變形之八股」），文學云乎哉！（又如林紓與人對譯西洋小說，專用《聊齋志異》文筆，一面又欲引韓、柳以自重；此其價值，又在桐城派之下，然世固以「大文豪」目之矣！）

　　錢玄同白 1917年2月25日

　　（原載1917年3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