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通考/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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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錢幣之制
[編輯]後唐同光二年，令京師及諸道，於市行使錢內，檢點雜惡鉛錫錢，並宜禁斷；沿江州縣每舟船到岸，嚴加覺察，不許將雜鉛錫惡錢往來換易好錢，如有私載。並行收納。
天成元年，中書門下奏："訪聞諸道州府所買賣銅器價貴，多是銷鎔見錢，以邀厚利。"敕："宜遍古曉，如元舊破損銅器及碎銅，即許鑄造銅器。生銅器每斤價定二百，熟銅器每斤四百，如違省價，買賣之人依盜鑄錢律文科斷。"又敕："諸道州府約勒見錢，素有條制，若全禁斷，實匪通規。宜令三京、諸道州府，城門所出見錢如五百以上，不得放出。"
二年，敕："買賣人所使見錢，舊有條流，每陌八十文。近訪聞在京及諸道市肆人戶，皆將短陌轉換長錢。今後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如有輒將短錢興販，仰所在收捉禁治。"
四年，制："今後行使錢陌內，捉到一文、二文系夾帶鉛鐵錢，所使錢不計多少，納官科罪。"
晉天福三年，詔曰："國家所資，泉貨為重，銷蠹則甚，添鑄無聞。宜令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許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為文，左環讀之。每一錢重二銖四參，十錢重一兩，仍禁將鉛鐵雜鑄。諸道應有久廢銅冶，許百姓取便開煉，永遠為主，官中不取課利。除鑄錢外，不得接便別鑄銅器。"
其年十一月，敕："先許鑄錢，切慮逐處缺銅，難依先定銖兩。宜令天下公私應有銅欲鑄錢者，取便酌量輕重鑄造，不得入鉛鐵及缺落不堪久遠流行。"
四年，敕："以天下公私鑄錢雜以鉛錫，缺小違條。今後祗官鑄造，私下禁舊法。"
漢隱帝時，王章為三司使，聚斂刻急。舊制，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周顯德二年，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乃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諭刑有差。其銅鏡，官中鑄，於東京置場貨賣，許人戶收買興販。朝廷及諸州見管法物、軍器，舊用銅制及裝飾者，候經使用破壞，即仰改造，不得更使銅，內有合使銅者，奏取進止。
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茍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致堂胡氏曰："令之而行，禁之而止，惟為人所難者能然，若世宗欲禁銷錢而毀銅像是也。銅像，人所敬畏，尚且毀之，錢之不可銷必矣。韓愈拜京兆尹，神策六軍不敢犯法，曰'是尚欲除佛者'，亦猶是也。銷錢為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而為器，錢雖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遷車轉，入於他國，歸於蠻夷，其害豈特為害而已！而不聞世宗禁之，則不以泉貨貿遠方之寶可知已，錢之散也，以貿遠方之寶故也。上好之，下效之，於是關防不嚴，法制隳壞，真錢日少，偽錢日多。以不貲之價，靡有限之錢，雖萬物為銅，陰陽為炭，亦且不給，區區器像又何濟乎！故惟至廉無欲，然後可蓄生人之共寶。而又關防嚴密，法制具在，鼓鑄不廢，則中國之錢真可流於地上矣。"
唐主李璟既失江北，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謨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
錢有銅鐵二等。五代相承用唐錢。諸國割據者，江南曰"唐國通寶"，又別鑄如唐制而篆文。其後鑄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乾德後只以鐵錢貿易，凡十當銅錢一。兩浙、河東自鑄銅錢，亦如唐制。西川、湖南、福建皆用鐵錢，與銅錢兼行。湖南文曰"乾封泉寶"，徑寸，以一當十。福建如唐制。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錢。太宗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為文。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禁諸州鐵鑞錢，民間有者悉送官。
乾德五年，禁輕小惡錢，限一月送官。
自平廣南、江南，聽權用舊錢，勿得過本路之境。
國初因漢制，其輸官錢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為陌，然諸州私用各隨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為陌。是歲，所在用七十七為陌，貫及四斤半以上。
真宗咸平四年，舊制犯銅禁七斤以上，並奏裁處死，詔自今滿五十斤以上取裁，餘第減之。
天禧三年，詔犯銅、鍮石，並免極刑。
鐵錢者，川陜、福州承舊制用之。
開寶三年，令雅州百丈縣置監鑄鐵錢，禁銅錢八兩川。後令兼行，銅錢一當鐵錢十。
太平興國八年，以福建少銅錢，令於建州鑄大鐵錢，與銅錢並行，尋罷鑄。
凡鑄銅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江州曰廣寧，建州曰豐國京師、昇鄂州、南安軍、舊並有錢監，杭州有寶興監，後並廢之。每千文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成重五斤。惟建州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至道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中，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大中祥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末，鑄一百五萬貫。鐵錢有三監：邛州有惠民，嘉州有豐遠，興州有濟眾益州、雅州舊亦有監，後廢。大錢貫重十二斤兩，以準銅錢舊皆用小鐵錢，十當銅錢之一。景德二年，令知益州張詠、西川轉運使黃觀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鑄大鐵錢，每貫用二十五斤八兩成直，銅錢一小鐵錢十，相兼行用。後以鐵重，多盜鎔為器，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淩策言："錢輕則行者易賫，錢小則鎔者鮮利。請減景德二年之制，其見使舊錢亦令仍舊行用。"從之。歲總鑄二十一萬餘貫。
太祖時，取唐朝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其後，定外地閑慢州乃許指射。自此之後，京師用度益多，諸州錢皆輸送，其轉易當給以錢者，或移用他物。
先是，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而商旅先經三司投牒，乃輸於庫，所由司計一緡私刻錢二十。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者詣務陳牒，即日輦致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凡商人賫券至，當日給付，不得住滯，違者科罰，自是毋復停滯。至道末，商人便錢一百七十餘萬貫，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萬貫。
初，蜀人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人十六戶主之。其後富人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寇瑊嘗守蜀，乞禁交子。薛田為轉運使，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交子務於益州。
諸路錢歲輸京師，四方繇此錢重而貨輕。景祐初，始詔三司以江東、福建，廣南歲輸緡錢合三十餘萬易為金帛，錢流民間。
凡鑄銅錢，用劑八十八兩得錢千，重八十兩十分。其劑，銅居六分，鉛、錫居三分，皆有奇贏。鑄大鐵錢，用鐵二百四十兩得錢千，重百九十二兩。此其大法也。有許申者，為三司度支判官，建議以藥化鐵與銅雜鑄，輕重如銅錢法，而銅居三分，鐵居六分，皆有奇贏，亦得錢千，費省而利厚。詔鑄於京師。然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申雜以鐵，鐵澀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後卒無成。
國朝錢文皆用"元寶"而冠以年號，及改號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詔學士議，因請改曰"豐濟元寶"，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寶"為文。慶歷以後，復冠以年號。
時軍興，陜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錢。既而陜西都轉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奎等又請因晉州積鐵鑄小錢。及奎徙河東，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以助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大鐵錢，而陜西復采儀州竹尖嶺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朝廷因敕江南鑄大銅錢，而江、池、饒、儀、虢州又鑄小鐵錢，悉輦致關中。數州錢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鑄者眾，錢文大亂，物價翔踴，公私患之。於是奎復奏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東。而河東鐵錢既行，盜鑄者獲利十六，錢輕貨重，其患如陜西，言者皆以為不便。知并州鄭戩請河東鐵錢以二當銅錢一，行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爐日鑄，且行舊錢。知澤州李昭遘亦言河東民燒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盜鑄者莫可詰，而北虜亦能鑄鐵錢，以易並邊銅錢而去，所害尤大。朝廷嘗遣魚周詢、歐陽修分察兩路錢利害，至慶歷末，遂命學士張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楊察與三司雜議。時葉清臣復為三司使，與方平先上陜西錢議，曰："關中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大多，致奸人盜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直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罹虧損之實害。救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銅錢三。"又言："奸人所以不鑄小鐵錢者，以鑄大銅錢得利厚而官不能必禁，若鑄大銅錢無利，又將鑄小鐵錢以亂法。請以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既而又請河東小鐵錢如陜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爐。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奸人稍無利，猶未能絕濫錢。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又令陜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於資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
神宗熙寧四年，陜西轉運使皮公弼言："頃歲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者，乃以當三，又減作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當二錢。"從之。其後折二錢遂行天下。
慶歷中，陜西、河東皆用鐵錢，後小鐵錢獨行於河東，而陜西許用銅錢，及大鐵錢以一折二。然小鐵錢凡四十萬緡積在同、華二州，熙寧詔賜河東，以鐵償之。永興路安撫吳中復請以錢四十買缺薄惡錢一斤，以所買惡錢悉改鑄大錢。秦鳳轉運使熊本言："今雖以錢四十得偽錢一斤，及銅錢千易當二錢千，其實鐵錢一斤才當斤鐵耳！千錢為鐵六斤，鑄為錢二千，而以銅錢千易之，官失多矣。又錢多，一年改鑄未得竟也。且民賣千錢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錢，才易其半，又禁其通行大錢，則方災傷民所有錢四亡其三，何以救災？"
判應天府張方平上言："臣向者再總邦計，見諸爐歲課上下百萬緡，天下歲入茶、鹽、酒稅，雜利僅五千萬緡。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廩祿、軍師乘馬、征戍聘賜，凡百用度，斯焉取給，出納大計備於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財利所入，茶、鹽、酒稅，歲課一千五百餘萬緡。太宗以是料兵閱馬，平河東，討拓跋，歲有事於契丹。真宗以是東封岱宗，西祀汾雎，南幸亳、宋，未嘗聞加賦於民，而調度克集。至仁宗朝，重熙累盛，生齒繁庶，食貨滋殖。慶歷以後，財利之入，乃至三倍於景德之時，而國計之費，更稱不贍。則是本末之源，盈虛之數，其疏闊不侔久矣。陛下憫時事之積弊，志在變而通之，創立法制，凡大措置事以十數，要在經國利民，崇德而廣業也。其中率錢募役一法，為天下害實深，且舉應天府為例，畿內七縣共主客六萬七千有餘戶，夏秋米麥十五萬二千有零石，絹四萬七百有零匹，此乃田畝桑功之自出，是謂正稅，外有沿納諸色名目雜錢十一萬三千有零貫，已是因循弊法。然雖有錢數，實不納錢，並系折納榖帛，惟屋稅五千餘貫，舊納本色見錢。大體古今賦役之制，自三代至於唐末、五代，未有輸納之法也。今乃歲納役錢七萬五千三百有零貫文，散青苗錢八萬三千六百餘貫，累計息錢一萬六千六百有零貫，此乃歲輸實錢三千餘貫。又弛邊關之禁，開賣銅之法，外則泄於四夷，內則縱行銷毀。鼓鑄有限，壞散無節，錢不可得，榖帛益賤。凡公私錢幣之發斂，其則不遠。百官、群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買榖帛、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也；屋廬正稅、茶鹽酒稅之課，此所以斂之者也。民間貨布之豐寡，視官錢所出之多少，官錢出少，民間已乏，則是常賦之外，錢將安出？"
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用日耗。又青苗、助法皆徵錢，民間錢荒，故方平極言之。
八年，皮公弼又請鑄鐵折二錢，從之。
御史周尹言："臣去冬奉使，經由永興、秦鳳路，伏見盜鑄錢不少，問其本末，蓋是錢法用一當二鐵錢易得，而民間盜鑄者費少利倍。又訪聞得所在官中積聚，約有數百萬餘貫，民間收藏者猶不在其數。緣上件錢貨起初元以一當十，後來減為折三，近歲又作折二，已於國家重貨十損其八，若更作一文行用，即又損一分，所以不當，輒有奏請。昨來朝廷差汪輔之往逐路揀選鐵錢萬數不多，今三司指揮更不行用，仍行改鑄，務監每一日鑄及三千貫。即一年之內，除節假、旬假，實有三百日，課程約只得九十萬貫以來，計三二年間，未滿數百萬貫，況日課未必及三千貫之數也！若改鑄之法或只仍舊作折二錢，即民間盜鑄定亦不可止絕。臣欲望作折二鑄錢，更不別行改鑄，亦不須揀選，起自今後只作一文行用，則盜鑄者所獲之利，不充所費，自然無復冒禁作過，歲省重辟，而農商交易獲眾貨流通之利。且約官中所有，止就四百萬貫言之，若以二為一，即猶得二百萬貫之數，致力簡省，便可得用。"
諸路鑄錢總二十六監，每年鑄銅、鐵錢五百四十九萬九千二百三十四貫。內銅錢十七監，鑄錢五百六萬貫；鐵錢九監，鑄錢八十八萬九千二百三十四貫。
銅錢逐監錢數
[編輯]阜財監西京二十萬貫。黎陽監衛州二十萬貫。永興軍、華州、陜府錢監，各鑄二十萬貫，計六十萬貫。垣曲監絳州二十六萬貫。同安監舒州一十萬貫。神泉監睦州一十萬貫。富民監興國軍二十萬貫。熙寧監衡州二十萬貫。寶泉監鄂州一十萬貫。廣寧監江州三十四萬貫。永豐監池州四十四萬五千貫。永平監饒州六十一萬五千貫。豐國監建州二十萬貫。永通監韶州八十萬貫。阜民監惠州七十萬貫。
鐵錢逐監錢數
[編輯]在城、朱陽兩監虢州各十二萬五千貫。阜民、洛南兩監商州各十二萬五千貫。威遠鎮通遠軍、滔山鎮岷州兩監共二十五萬貫。嘉州二萬五千貫。邛州七萬三千二百三十四貫。興州四萬一千貫。
銅錢一十三路行使
[編輯]開封府界。京東路。京西路。河北路。淮南路。兩浙路。福建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荊湖南路。荊湖北路。廣南東路。廣南西路。
銅鐵錢兩路行使
[編輯]陜府西路。河東路。
鐵錢四路行使
[編輯]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
右元豐間畢仲衍所進《中書備對》，言諸路銅、鐵錢監與所鑄錢數目，及行使地分詳明，今錄於此。蓋比國初至景德中，則銅錢增九監，而所鑄增三百餘萬貫，鐵錢增六監，而所鑄增六十餘萬貫雲。
哲宗元祐六年，申錢幣闌出之禁，立銅錢出界徒流編配首從之法。
言者謂，自熙寧七年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沿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收稅錢而已，是中國貨寶與四夷共用之也。
戶部侍郎蘇轍北使還，論事宜曰："臣切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深重，而利之所在，勢無由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蓋散入四夷，勢當爾也。謹按：河北、河東、陜西三路，土皆產鐵。見今陜西鑄折二鐵錢，萬數極多，與銅錢並行，而民間輕賤鐵錢，鐵錢十五僅能比銅錢十，而官用鐵錢與銅錢等，緣此解鹽鈔法久遠必敗。河東雖有小鐵錢，然數目極少，河北一路則未嘗鼓鑄。臣等嘗聞議者謂可於三路並鑄鐵錢，而行使之地止於極邊，諸州極邊見在銅錢並以鐵錢兌換，般入近里州郡，如此則雖不禁錢出外界，而其弊自止矣。伏乞下戶部，令遍問三路提、轉、安撫司詳講利害，如無窒礙，乞早賜施行。惟河東路極邊數郡，訪聞每歲秋成，必假銅錢於北界人戶收糴，乞令相度，若以綢絹優與折博有無不可。此計若行，為利不小。"
徽宗崇寧二年二月庚午，初令陜西鑄折十銅錢並夾錫錢。左僕射蔡京奏："據陜西轉運副使許天啟申，送到新鑄銅錢、鐵錢樣，已降指揮，銅錢於歲終須管鑄三十萬貫，鐵錢鑄二百萬貫。自來鑄錢，張官置吏，招刺軍兵，所費不少，而軍兵之役最為辛苦，官得至薄，率三錢得一錢之利，蓋是久失擘畫。今陜西河中府等處，民間私鑄最多，召募私鑄人，令赴官充鑄錢工匠，廣為營屋，許其一家之人在營居止，不必限其出入，官給以物料，盡其一家人力鼓鑄，計其工直，率十分中支若干分數充其工價，又可收私鑄人在官，蓋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鑄錢之意。欲令許天啟相度，疾速準此施行，仍與舊來軍工相兼鼓鑄。今來所鑄銅錢，除陜西、四川、河東系鐵錢地分更不得行使外，諸路並準折十行用，其錢唯令陜西鐵錢地分鑄造，卻於銅錢地分行使，貴絕私鑄之患，如有私鑄，並以一文計小錢十科罪。又陜西銅錢至重，每一錢當鐵錢三或四，今夾錫鑄造，樣制精好，欲一錢當銅錢二支用，令許天啟相度，依此施行。"從之。
夾錫錢始於二年，河東運判洪中孚言："二虜以中國錢鐵為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不可用，請改鑄夾錫當三、當十鐵錢。"從之。
尚書省言，崇寧監鑄御書當十錢，每貫重一十四斤七兩，用銅九斤七兩二錢，鉛四斤一十二兩六錢，錫一斤九兩二錢，除火耗一斤五兩，每錢重三錢。
四年，尚書省言東南諸路盜鑄當十錢者多，乃詔廣南、福建路更不行使當十錢，有者兌換，於別路行使，其本路別鑄小平錢。以閩、廣系出銅處故也。又詔荊湖、江、浙當十錢並改作當五錢。
五年，蔡京罷相，監察御史沈畸言："古者軍興，錫賞不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千，此權時之宜，豈可行於太平無事之日！自為當十之議，召禍起奸，遊手之民一朝鼓鑄，無故而有數倍之息，何憚而不為？雖日斬之，其勢不可遏也。" 六月，詔當十錢惟京師、陜西、兩河許行，諸路並罷。令民於諸縣鎮寨送納，給以小錢，自一百至十貫止，令通用行使如川鈔引法。
張商英為相，上言："當十錢自唐以來，為害甚明，行之於今，尤見窒礙。蓋小平錢出門有限有禁，故四方客旅物貨交易得錢者，必入中求鹽鈔，收買官告、度牒，而餘錢又流布在街市小民間，故官司內外，交相利養。自當十錢行，一夫負八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既為輕賫之物，則告、牒難售，鹽鈔非操虛錢而得實價則難行，輕重之勢然也。今欲權於內庫並密院諸司，借支應幹封椿金銀、物帛並鹽鐵等，下令以當十錢盜鑄為濫害法，限半年更不行用。令民間盡所有於所在州軍送納，每十貫官支金銀物帛四貫，文擇其偽鑄者送近便改鑄小平錢，存其如樣者。俟納官足，十貫作三貫，文各撥還元借處，然後京城作舊錢禁施行，乃可議榷貨通商鈔法。"
蔡絳《國史補》："國朝鑄錢沿襲五代及南唐故事，歲鑄之額日增，至慶歷、元豐間為最盛，銅、鐵錢歲無慮三百餘萬貫，及元祐、紹聖而廢弛，崇寧初則已不及祖宗之數多矣。魯公秉政，思復舊額，以銅少終不能得，考夫古人之訓，子母相權之說，因作大錢，以一當十，至大觀，上又為親書錢文焉。蓋昔者鼓冶，凡物料火工之費，鑄一錢凡十得息者一二，而贍官吏、運銅鐵，悉在外也，茍稍加工，則費一錢之用，始能成一錢。而當十錢者，其重三錢，加以鑄三錢之費，則製作極精妙廼得大錢一，是十得息四矣，始亦通流，又以其精緻，人愛重之。然利之所在，故多有盜鑄，如東南盜鑄，其私錢既鍥薄，且製作粗惡，遂以猥多成弊。大觀三年，魯公既罷，朝議改為當三，當三則折閱倍焉，雖縣官亦不能鑄矣，而大錢遂廢。初議改當三也，宰執爭輦錢而市黃金，在都金銀鋪未之知，不兩月命下，時傳以為訕笑。"
交子 天聖以來，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
熙寧元年，始立偽造罪賞如官印文書法。
二年，以河東公私共苦運鐵錢勞費，詔置潞州交子務。
明年，漕司以其法行則礬、鹽不售，有害入中糧草之計，奏罷之。四年，復行於陜西，而罷永興軍鹽鈔務，文彥博言其不便，未幾，竟罷其法。
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二十三界之數。交子之有兩界自此始。
九年，以措置熙河財利孫迥言："商人買販，牟利於官，且損鈔價。"於是罷陜西交子法。
紹聖元年，成都路漕司言："商人以交子通行於陜西而本路乏用，請更印製。"詔一界率增造十五萬緡。是歲，通舊額書放百四十萬六千三百四十緡。
崇寧元年，復行陜西交子。
大觀元年，改四川交子為錢引。自朝廷取湟、廓、西寧，籍其法以助兵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及更界年，新交子一乃當舊者之四，故更張之。成都漕司奏："交子務已改為錢引務，欲以四十三界引準書放數，仍用舊印行之，使人不疑擾，自後並更為錢引。"從之。又詔："陜西、河東數路引直五千至七千，而成都才直二三百，豪右規利害法，轉運司覺捕扇惑之人，準法以行。民間貿易十千以上，令錢與引半用。"言者謂錢引雜以銅、鐵錢，難較其直增損。詔令以銅、鐵錢隨所用分數比計，作銅錢聞奏。知威州張特奏："錢引元價一貫，今每道止直一百文。蓋必官司收受無難，自然民心不疑，便可遞相轉易通流，增長價例。乞先自上下請給不支見錢，並支錢引，或量支見錢一二分，任取便行，使公私不得抑勒，仍嚴禁止害法不行之人。"從之。大凡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錢引，崇寧間行於京東西、淮南、京師諸路，惟福建、江、浙、湖、廣不行。趙挺之以為福建，蔡京之鄉里也，故免焉。
高宗紹興三年，劉大中宣諭江南歸，言泉司官吏之費歲十三萬緡，請省官屬。從之。
宋朝鼓鑄，饒、池、江州、建寧府四監，歲鑄銅錢百三十四萬緡，充上供饒州永平監，四十六萬五千；江州廣寧監，二十四萬；池州永豐監，三十四萬五千；建寧豐國監，二十四萬四百；衡、舒、嚴、鄂、韶、梧州六監，歲鑄百五十六萬緡，充逐路支用衡州咸寧監，二十萬；舒州同安監，十萬；嚴州神泉監，十五萬；鄂州寶泉監，十萬；韶州永通監，八十三萬；梧州元豐監，十八萬。建炎兵革，州縣困敝，鼓鑄皆廢。紹興初，並廣寧監於虔州，並永豐監於饒州後來只在饒州置司，贛州只系巡歷，歲鑄才及八萬緡。以銅、鐵、鉛、錫之入，不及於舊，而官吏廩稍工作之費，視前日自若也。每鑄錢一千，率用本錢二千四百文。時范汝為作亂，權罷建州鼓鑄，二年復鑄十二萬緡，泉司應副銅、錫六十五萬餘斤。
二十四年，罷鑄錢司，歸之漕司。
二十八年，上命御府銅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間銅器，告者有賞，其後得銅二百餘萬斤。寺觀鐘、磬、鐃、鈸既籍定投務外，不得添鑄。
二十九年，立為限制，命官之家存留見錢二萬貫，民庶半之，餘限二年聽變轉金銀，算請茶、鹽、香、礬鈔引之類，越數隱寄，許人告。
按：此即唐元和間所行，皆是以民間錢少而不能流通，縣官費重而不能廣鑄，故為此末策耳。
孝宗隆興元年，詔鑄當二、小平錢，如紹興之初。自乾、淳、迄嘉泰、開禧皆如之。
乾道六年，並鑄錢司歸發運司。
七年，復置。
八年，於饒、贛各置提點官。
自大中祥符及崇寧以來，錢皆精好。高宗嘗諭近臣，欲盡如舊制，不較工料之費。乾道八年，孝宗以新鑄錢淆雜，詔提點鑄錢及永平監官、左藏西庫監官、戶工部長貳，議罰有差。
淳熙二年，並贛州歸饒州而加都大焉。
祖宗內帑歲收新錢一百五萬江、池、饒、建四監，而每年退卻六十萬，三年一郊，又支一百萬赴三司，是內帑每年才得十一萬六千餘緡，而左藏得九十三萬三千餘緡也。今歲額止十五萬，而隸封椿者半，內藏者半，左藏咸無焉。又自國家置市舶於浙，於閩，於廣，舶商往來，錢寶所由以泄。是以自臨安出門有禁，下江有禁，入海有禁。凡舶船之方發也，官必點視，及遣巡捕官監送放洋。然商人先期以小舟載錢離岸，及官司之點、巡捕之送，一為虛文。於是許火內人告，以其物貨之半充賞；又或以裝發，則舶回日亦許告首，盡以回貨充賞。沿海州軍以銅錢入海船者有罰。淳熙五年五月，詔蕃商往來夾帶銅錢五百文，隨離岸五里外依出界法。
臣僚言："泉、廣二舶司及西、南二宗司，建州回易，悉載金錢。四司既自犯法，郡縣巡尉其能誰何？至淮、楚屯兵，月費五十萬，見錢居其半，南北貿易，緡錢之入敵境者，不知其幾。於是沿邊皆用鐵錢矣。"所以淮南舊鑄銅錢，乾道初，詔兩淮、京西悉用鐵錢，荊門隸湖北，以地接襄、峴，亦用鐵錢，而淮西鼓鑄鐵錢未辦。議者欲取之蜀，事既行，參政洪造以為不便，上然之，但即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廬、和而已。
六年，詔司農丞許子中往淮西措置鐵錢。子中言舒、蘄、黃州皆產鐵，合置監舒州置同安監，蘄春置蘄春監，黃州置齊安監，且鑄折二錢。詔戶部支湊二十萬貫為本。又詔發運司通管四監江州、興國軍、臨江軍、撫州。子中所管三監舒、蘄、黃，每歲各認三十萬貫，其大小鐵錢，令兩淮通行。
七年，舒、蘄守臣皆以鑄錢增羨遷官，然淮民為之大擾。
光宗紹熙二年，詔帥、漕司賑糶收破缺鐵錢及私錢。明年，又降度牒二百道換私鐵錢。
臣僚言江北公行以銅錢一準鐵錢四，禁之。當時銅錢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來，悉以鐵錢收換，或以會子一貫換錢一貫省，其銅錢解赴行在及建康、鎮江。沿江州軍關津去處，委官檢察，又於江之南北各置官庫，以銅、鐵錢交換。凡沿江私渡及極邊徑路，嚴禁透漏。
紹熙十五年，置利州紹熙監，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地多山林，宜炭鐵，仍增鑄十五萬緡。未行，卒減鑄十萬。
二十二年，嘉州守臣王知遠乞復嘉之豐遠、邛之惠民二監，鑄小平錢。
寧宗嘉定元年，即利州鑄當五大錢。
三年，制司欲盡收舊引，又於紹興、惠民二監歲鑄共三十萬貫，其料並同當三錢。時議者恐其利厚而盜鑄滋多，而總所方患引直日低，雖盜鑄不禁，蓋欲錢輕則引重也。
會子 高宗紹興元年，因婺州之屯駐，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舟楫不通，錢重難致。乃詔戶部造見錢關子付婺州，召客人入中，執關赴榷貨務請錢，有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榷貨務又止以日納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六年二月，詔置行在交子務。臣僚言："朝廷措置見錢關子，有司浸失本意，改為交子，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極論其不可。於是罷交子務，令榷貨務樁垛見錢印造關子。
二十九年，印給公據、關子，赴三路總領所：淮西、湖廣各關子八十萬緡，淮東公據四十萬緡，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
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樁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赴左藏庫送納。明年二月，詔會子務隸都茶場。正以客旅算請茶、鹽、香、礬等，歲以一千萬貫，可以陰助稱提，不獨恃見錢以為本，又非全仰會子以佐國用也。
三十二年十二月，詔定偽造會子之罰犯人處斬，賞錢一千貫，如不願支賞，與補進義校尉。若徒中及窩藏之家能自告首，特與免罪，亦支上件賞錢，或願補前名目者聽。日造會子，監官分押，每一萬道解赴戶部覆印。當時會紙取於徽、池州，續造於成都府，又造於臨安府。會子初止行於兩浙，後又詔通行於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戶鹽本並用見錢外，其不通水路去處上供等錢，許盡用會子解發。其沿流州軍，錢、會中半。民間典賣田宅、牛畜、車船等如之，或全用會子者聽。
孝宗隆興元年，詔官印會子以"隆興尚書戶部官印會子之印"為文，更造五百文會，又造二百、三百文會，置江州會子務。
乾道二年，因左司諫陳祐言會子之敝，出內庫及南庫銀一百萬兩收之。
三年正月，度支郎中唐瑑言："自紹興三十一年至乾道二年七月，共印過會子二千八百餘萬道，止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過一千五百六十餘萬道，除在官司樁管循環外，其在民間者，有九百八十萬道。自十一月十四日以後，措置收換，截至三年正月六日，共繳進過一百一十八萬九千餘貫，尚有八百餘萬貫未收，大約每月收換不過六七十萬。緣諸路綱運依近指揮，並要十分見錢，州縣不許民戶輸納會子，是致在外會子，往往商賈低價收買，輻輳行在，所以六務支取擁並。"詔給降度牒及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榷貨務，召人全以會子入納，候出賣將盡，申取朝廷節續給降，務欲盡收會子也。六月，戶部曾懷言，會子除收還外，有四百九十萬貫在民間，乞存留行使。十二月，以民間會子有破損者，別造五百萬換給。他日，又詔損會貫百錢數可照者，並作上供錢解發，巨室以低價收者坐罪。
四年，以取到舊會毀抹截鑿付會子局重造，三年立為一界，界以一千萬貫為額，逐界造新換舊。差戶部尚書曾懷同共措置，鑄"提領措置會子庫"印，依左藏庫推賞，其將帶經過務場不得收稅。蔣芾奏曰："此月用會子收回金銀，若會子稍多，又出錢銀收之。"陳俊卿奏曰："斂散抑揚，權之在上，可以無敝。"其年四月一日，興工印造，至歲終可造一千萬貫，措置收換舊會。每道收糜費錢二十足，零百半之，應舊會破損，但貫百字存，印文可驗者，即與兌換，內有假偽，將辯驗人吏送所司，其監官取朝廷指揮。每驗出一貫偽會，追究元收兌會子人，錢三貫與辯驗人。如官吏用心，訖事無假偽，具姓名推賞。自十二月一日始置局收換，至明年三月十日終盡絕，更不行用。
淳熙三年，詔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場會子庫將第四界銅板，接續印造會子二百萬赴南庫樁管。當時戶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為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萬，流行於外者才二百萬耳。
范成大《攬轡錄》載："虜本無錢，惟煬王亮嘗一鑄正隆錢，絕不多餘，悉用中國舊錢。又不欲留錢於河南，效中國楮幣，於汴京置局造官會，謂之'交鈔'，擬見錢行使。而陰收銅錢，悉運而北，過河即用錢，不用鈔。鈔文略曰：'南京交鈔所準戶部符，尚書省批降，檢會昨奏南京置局印造一貫至三貫例交鈔，許人納錢給鈔，河南路官私作見錢流轉。若赴庫支取，即時給付，每貫輸工墨錢一十五文。候七年納換別給，以七十為陌。偽造者斬，捕告者賞錢三百千。'前後有戶部管當令史、官交鈔庫使副書押，四圍畫龍鶴有飾。"
右石湖乾道間充泛使入金國，道汴京，有交鈔所，載其所見如此。其時中國亦以幣權錢，然東南之地有會子，又有川引、淮交、湖會，而鼓鑄之所亦復不一，所以常困錢幣多而賤，秤提無策。而彼則惟以交鈔行之河南，以中國舊錢行之河北，似反簡易也。元祐間，穎濱使遼回奏事，亦言北界別無錢幣，惟用中國錢雲。
光宗紹熙元年，詔第七、八界會子各展三年。臣僚言："會子界三年為限，今展至再，則為九年矣，何以示信？"詔造第十界立定年限。
寧宗慶元元年，詔會子界以三千萬為額，額外更增，許執奏不行。
嘉定二年，臣僚言三界會子數目滋多，稱提無策。詔封樁庫撥金銀、度牒、官誥綾紙、乳香，湊成二十萬，添貼臨安府官局，收換舊會，品搭入納，以舊會之二換新會之一。而稱提新會最嚴，未免告訐肆起，根連株逮而苛政出；估籍徒流，鄉井相望而重刑用；假稱提而科敷抑配，酷吏得志。
泉州守臣宋鈞，南劍州守臣趙崇亢、陳宓，皆以稱提失職，均降一官，崇亢、陳宓各展二年磨勘。自是，歲月扶持，民不以信，特以畏耳。然糴本以楮，鹽本以楮，百官之俸給以楮，軍士支犒以楮，州縣支吾無一而非楮，銅錢以罕見為寶，前日樁積之本，皆絕口而不言矣。是宜物價翔騰，楮價損折，民生憔悴，戰士常有不飽之憂，州縣小吏無以養廉為嘆，皆楮之弊也。楮弊而錢亦弊。昔也以錢重而制楮，楮實為便；今也錢乏而制楮，楮實為病。況偽造日滋，欲楮之不弊，不可得也。且國家建隆之初，賦入尚少，東征西伐，兵饋不絕於道，未嘗藉楮以開國也。靖康以來，外攘夷狄，內立朝廷，左支右吾，日不遑暇，未嘗藉楮以中興也。至於紹興末年，權以濟用，至於孝宗，謀慮及此，未嘗不曲盡其心焉。當時內有三宮之奉，外有歲幣之費，而造楮惟恐其多，收換惟恐其不盡，而或無以示民信也。至於光、寧以來，造愈多而弊愈甚，其所幸者，恭儉節用，無土木之妖，動靜有常，無錫予之泛，所以楮雖弊而有以養其原也。
川引 高宗紹興三年六月詔，四川自祖宗以來，先計引數，封樁本錢，常停重錢以權輕券，故法不弊。中間印給泛料數多，即將本錢侵用，故引法日壞。況自張浚開宣府，趙開為總餉，以供糴本，以給軍需，增引日多，莫能禁止。
七年二月，川陜副帥吳玠請置銀會於河池。五月，中書省言引數已多，慮害成法。詔止之。蓋祖宗時，蜀交書放兩界，每界止一百二十餘萬。令三界通行，為三千七百八十餘萬，以至於紹興末年，積至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貫，所有鐵錢僅及七十萬貫，又以鹽酒等陰為稱提。是以餉臣王之望亦請添印錢引以救目前，不得不為朝廷久遠之慮。當時詔添印三百萬，委之望約度，給用即止。後之望只添印一百萬。
孝宗隆興二年，餉臣趙沂依前指揮添印二百萬。
淳熙五年閏六月，臣僚言："蜀中錢引已增至四千五百餘萬，增而不已，必至於不可行，乞立定額，毋得增添。"從之。
光宗紹熙二年五月，詔川引展界行使。
寧宗嘉泰末，兩界書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緡，通三界書放益多矣。開禧末年，餉臣陳咸以歲用不足，嘗為小會，卒不能行。嘉定初，每緡止直鐵錢四百以下，咸乃出金銀、度牒一千三百萬，收回半界，期以歲終不用。然四川諸州去總所遠者千數百里，期限已逼，受給之際，吏復為奸。於是商賈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僅售百錢。制司乃揭榜，除收兌一千三百萬引外，三界依舊通行，又檄總所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民心稍定。自後引直五百鐵錢有奇，若關外用銅錢，引直百七十錢而已。
嘉定三年春，制、總司收兌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萬緡，其千二百萬緡，以茶馬司羨餘錢及制司空名官告，總所樁管金銀、度牒對鑿，餘以九十三界錢引收兌。又造九十四界錢引五百餘萬緡，以收前宣撫程松所增之數，應民間輸納者，每引百帖八千。其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銀三分，其金銀品色官稱，不無少虧，每舊引百，帖納二十引。蓋自元年、三年兩收舊引，而引直遂復如故。昔高宗因論四川交子，最善沈該稱提之說，謂官中嘗有錢百萬緡，如交子價減，即官用錢自買，方得無弊。
淮交 紹興末年，會子行，未有兩淮、湖廣之分。
乾道元年，戶部侍郎林安宅言，督府忘費，印給會子太多而本錢不足，遂致有弊，乞別給會子二十萬，背印付淮南州軍行使，不得越過他路。
二年六月，詔別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貫交子三百萬，止於兩淮州縣行使，其日前舊會聽對換。應入納買賣，並以交子見錢中半。如往來不便，詔給交子、會子各二十萬，付鎮江、建康府榷貨務，使淮人之過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對換循環使用。然自紹興末年以前，銅錢禁用於淮而易以鐵錢，會子既用於淮而易以交子，於是商賈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諫陳良祐言："莫若如舊，從民便。鐵錢已散，銅錢已收，且令兼行，以鐵錢二當銅錢一，交子可以盡罷無疑也。"上曰："朕亦知其不可行，只為武鋒一軍在彼。"良祐又奏交子不便，詔兩淮郡守、漕臣各條其利害。皆謂所降交子數多，而銅錢並會子又不過江，是致民旅未便。詔銅錢並會子依舊過江行使，其民間交子許作見錢納官，應在官交子日下盡數赴行在左藏庫交納。
後又詔銅錢並會子依舊過江行使。又詔江南州郡民間行使淮交者從便。至嘉定十五年，增印及三百萬，其數日增，價亦日損，稱提無其術也。
湖會 孝宗隆興元年，湖廣餉臣王玨言："襄陽、郢、復等處大軍支請，以錢銀品搭。令措置於大軍庫堆垛見錢，印造五百並一貫直便會子，發赴軍前，當見錢流轉，於京西、湖北路行使。乞鑄勘會子、覆印會子印，及下江西、湖南漕司根刷舉人落卷，及已毀抹茶引故紙，應副抄造會子。"從之。及印造之權既專，則印造之數日增，且總所所給止行本路，而京南水陸要沖，商賈必由之地，流通不便。乃詔總所以印造銅板繳申尚書省，又撥茶引及行在會子收換焚毀。而總領所謂："江陵、鄂州商旅輻輳之地，每年客販官鹽動以數百萬緡，自來難得回貨。又湖北會子不許出界，多將會子就買茶引，回往建康、鎮江等處興販。今既有行在會子可以通行，誰肯就買茶引？緣每年帖降引數多。若賣不行，軍食必闕。"朝廷遂寢其議，乃再印給湖北會子二百萬貫，收換舊會。至嘉定十四年，詔造湖廣會子三十萬，對換破損會。自後因仍行之。
按：錢幣之權當出於上，則造錢幣之司當歸於一。漢時，常令民自鑄錢，及武帝則專令上林三官鑄之，而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輸其銅三官。然錢以銅、鐵、鉛、錫而成，而銅、鐵、鉛、錫搬運重難，是以歷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監鑄錢；亦以錢之直日輕，其用日廣，不容不多置監冶，鑄以供用。中興以來，始轉而為楮幣。夫錢重而直少，則多置監以鑄之可也；楮輕而直多，則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會子，又有川引、淮引、湖會，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換不行，稱提無策，何哉？蓋置會子之初意，本非即以會為錢，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則所直者重承平時，解鹽場四貫八百售一鈔，請鹽二百斤，而會子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香貨，故必須分路如顆鹽鈔只可行於陜西，末鹽鈔只可行於江淮之類，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則是明以之代見錢矣。又況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賫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廢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乎？蓋兩淮、荊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暫用而即廢，而不知流落民間，便同見鏹，所以後來收換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賤，亦是立法之初，講之不詳故也。
東萊呂氏曰："泉布之設，乃是阜通財貨之物，權財貨之所由生者。考之於古，如《管子》論禹湯之幣，禹以歷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金，皆緣凶年，故作幣救民之饑。考之《周官 司市》，凡國有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又考單穆公諫景王之說，古者天災流行，於是量資幣，權輕重，作幣以救民。以《管子》與《周禮》、單穆公之論，觀夏商之時所以作錢幣，權一時之宜，移民通粟者，為救荒而設，本非先王財貨之本慮。所以作錢幣，論國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制，則有九年之食，以為財貨之盛。三登曰太平，王道之盛也。以此知古人論財貨，但論九年之積，初未嘗論所藏者數萬千緡，何故？所論農桑，衣食財貨之本；錢布流通，不過權一時之宜而已。先有所謂榖粟，泉布之權方有所施，若是無本，雖積鏹至多，亦何補盈虛之數。所以三代以前論財賦者，皆以榖粟為本，所謂泉布，不過權輕重，取之於民。所以九貢、九賦用錢幣為賦甚少，所謂俸祿亦是頒田制祿，君、卿、大夫不過以采地為多寡，亦未嘗以錢布為祿。所以三代之人多地著，不為末作，蓋緣錢之用少。如制祿既以田，不以錢，制賦又自以榖粟布帛，其間用錢甚少，所以錢之權輕，惟凶年饑荒所以作幣。先儒謂金銅無凶年，權時作此，以通有無，以均多少而已。所以三代之前論布泉者甚少。到得漢初有天下，尚自有古意，王公至佐吏以班職之高下，所謂萬石、千石、百石，亦是以榖粟制祿。不過口、算，每人所納，百餘年尚未以錢布為重，至武帝有事四夷，是時國用不足，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此古意漸失，錢幣方重。大抵三代以前，惟其以榖粟為本，以泉布為權，常不使權勝本，所以當時地利既盡，浮遊末作之徒少。後世此制壞，以匹夫之家藏鏹千萬，與公上爭衡，亦是古意浸失，故後世貢禹之徒欲全廢此，惟以榖帛為本，此又卻是見害懲艾，矯枉過直之論。大抵天下之事，所謂經權本末，常相為用，權不可勝經，末不可勝本，若徒見一時遊手末作之弊，欲盡廢之，如此則得其一，不知其二。後世如魏文帝時天下盡不用錢，貢禹之論略已施行，遂有濕榖薄絹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為無用，其意本要重榖帛，反以輕榖帛。天下惟得中適平論最難，方其重之太過，一切盡用，及其廢之太過，一切盡不用，二者皆不得中。然三代以前更不得而考，自漢至隋，其泉布更易雖不可知，要知五銖之錢最為得中。自漢至隋，屢更屢易，惟五銖之法終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武德時初鑄'開元錢'最得其中，自唐至五代，惟'開元'之法終不可易。論者蓋無不以此為當。以此知數千載前有五銖，後有'開元'最可用。何故？論太重，有所謂直百、當千之錢；論太輕，則有所謂榆莢、三銖之錢。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銖、'開元'銖兩之多寡，鼓鑄之精密，相望不可易。本朝初用開元為法，其錢皆可以久行。自太宗以張齊賢為江南轉運，務欲多鑄錢，自此變'開元'錢法，錢雖多，其精密俱不及前代。本朝張齊賢未變之前，所謂'太平錢'尚自可見，齊賢既變法之後，錢雖多，然甚薄惡不可用。當時務要得多，不思大體。國家之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論財計不精者，但以鑄錢所入多為利，殊不知鑄錢雖多，利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南齊孔僟論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鑄不敢起，則斂散歸公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錢便薄惡，如此，奸民務之皆可以為。錢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南齊孔僟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論。或者自緣錢薄惡後，論者紛紛，或是立法以禁惡錢，或是以錢為國賦，條目不一，皆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若是上之人不惜銅愛工，使奸民無利，乃是國家之大利。泉布之法，總而論之，如周、如秦、如漢五銖、如唐開元，其規或可以為式，此是錢之正。若一時之所鑄，如劉備鑄大錢以足軍市之財，第五琦鑄'乾元錢'，此是錢之權也。如漢武帝以鹿皮為幣，王莽以龜貝為幣，此是錢之蠹也。或見財貨之多，欲得廢錢；或見財貨之少，欲得鼓鑄。皆一時矯枉之論，不可通行者也。若是權一時之宜，如寇瑊之在蜀創置交子，此一時舉偏救弊之政，亦非錢布經久可行之制。交子行之於蜀，則可；於他，利害大段不同。何故？蜀用鐵錢，其大者以二十五斤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為一千，行旅賫持不便，故當時之券會，生於鐵錢不便，緣輕重之推移，不可以挾持。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為，託之於官，所以可行。鐵錢不便，交子即便。今則銅錢稍輕，行旅非不可挾持，欲行楮幣，銅錢卻便，楮券不便。昔者之便，今日之不便。議者欲以楮幣公行，參之於蜀之法，自可以相依而行，要非經久之制。今日之所以為楮券，又欲為鐵錢，其原在於錢少，或稍為銅器，或邊鄙滲漏，或藏於富室。今則所論利害甚悉。財利之用，在於貿易，孔僟之論，宜不惜銅愛工，不計多寡，此最的當推本之論。錢之為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至於百工之事，皆資以為生，不可缺者。若是地力既盡，榖帛有餘，山澤之藏鹹得其利，錢雖少不過錢重。錢雖重，彼此相權，國家之利，亦孔僟之論。要當尋古義，識經權，然後可也。"
水心葉氏曰："錢之利害有數說。古者因物，權之以錢；後世因錢，權之以物。錢幣之所起，起於商賈通行，四方交至，遠近之制，物不可以自行，故以金錢行之。然三代之世，用錢至少，自秦、漢以後浸多，至於今日，非錢不行。三代以前，所以錢極少者，當時民有常業，一家之用，自榖米、布帛、蔬菜、魚肉，皆因其力以自致，計其待錢而具者無幾。止是商賈之貿遷，與朝廷所以權天下之物，然後賴錢幣之用。如李悝平糴法，計民一歲用錢只一千以上，是時已為多矣，蓋三代時尚不及此。土地所宜，人力所食，非榖粟則布帛，與夫民之所自致者，皆無待於金錢，而民安本著業，金錢亦為無用，故用之至少，所用之數，以歲計之，亦是臨時立法，制其多少。後世不然，百物皆由錢起，故因錢制物，布帛則有丈尺之數，榖粟有斛斗之數，其他凡世間飲食資生之具，皆從錢起，銖兩多少，貴賤輕重，皆由錢而制。上自朝廷之運用，下自民間輸貢、州縣委藏、商賈貿易，皆主於錢，故後世用錢百倍於前。然而三代不得不少，後世不得不多。何者？三代各斷其國以自治，一國之物自足以供一國之用，非是天下通行不可闕之物，亦不至費心力以營之。上又明立禁戒，不要使天下窮力遠須，故《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老子》曰：'致治之極，民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無所用錢如此，安得不少！後世天下既為一國，雖有州縣異名，而無秦、越不相知之患，臂指如一，天下之民安得不交通於四方？則商賈往來，南北互致，又多於前世，金錢安得不多？古者以玉為服飾，以龜為寶，以金銀為幣，錢只處其一，朝廷大用度、大賜予，則是金盡用黃金。既以玉為服飾，玉是質重之物，以之為飾，過於金、珠遠矣。漢世猶用金銀為幣，宣、元以後，金幣始盡。王莽欲復古制，分三等幣，後不復行。至東漢以後，黃金最少，又緣佛、老之教盛行，費為土木之飾，故金銀不復為幣，反皆以為器用服玩之具。玉自此亦益少，服飾卻用金銀，故幣始專用錢，所以後世錢多。此數者，皆錢之所由多。用錢既多，制度不一，輕重、大小、厚薄皆隨時變易，至唐以'開元錢'為準，始得輕重之中。古錢極輕，今三代錢已無，如漢五銖、半兩，其在者尤輕薄不可用。蓋古者以錢為下幣，為其輕易，後世以錢為重幣，則五銖、半兩之類宜不可用。然大重則不可行，所以'開元'為輕重之中。唐鑄此錢，漫衍天下，至今猶多有之，然唐世無錢尤甚。宋朝則無時不鼓鑄，以'開元錢'為準，如太平、天禧錢又過於'開元'。仁宗以前，如'太平錢'最好，自熙寧以後不甚佳。國初惟要錢好，不計工費，後世惟欲其富，往往減工縮費，所以錢稍惡，若乾道、紹興錢又不及熙豐遠矣。然而唐世所以惡錢多，正以朝廷不禁民之自鑄。要之利權當歸於上，豈可與民共之？如劉秩之論與賈誼相似，當漢文帝欲以恭儉致昇平，謂天下無用錢處，故不復收其權柄，使吳、鄧錢得布天下，吳王用之，卒亂東南。唐以開元、天寶以後，天下苦於用兵，朝廷急於興利，一向務多錢以濟急，如茶、酒、鹽、鐵等末利既興，故自肅、代以來，漸漸以末利征天下，反求錢於民間。上下相征，則雖私家用度，亦非錢不行，天下之物隱沒不見，而通行於世者惟錢耳！夫古今之變，世數之易，物之輕重，貨之貴賤，其間疊往疊來，不可逆知，然錢貨至神之物，無留藏積蓄之道，惟通融流轉，方見其功用。今世富人既務藏錢，而朝廷亦盡征天下錢入於王府，已入者不使之出，乃立楮於外以待之。不知錢以通行天下為利，錢雖積之甚多，與他物何異？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錢為少，只當用楮，楮行而錢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見，而錢亦將不可得而見。然自古今之弊相續至於今日，事極則變，物變則反，必須更有作新之道，但未知其法當如何變得。其決不可易者，廢交子，然後可使所藏之錢復出。若夫富強之道，在於物多，物多則賤，賤則錢貴，錢貴然後輕重可權，交易可通。今世錢至賤，錢賤由乎物少，其變通之道，非聖人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