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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集/卷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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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士外集卷十 歐陽修集
居士外集卷十一
居士外集卷十二 

經旨十八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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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或問景祐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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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曰:「王弼所用卦、爻、《彖》、《象》,其說善乎?」曰:「善矣,而未盡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卦有善惡。然以《彖》、《象》而求卦義,則雖惡卦,聖人君子無不可為之時。至其爻辭,則艱厲悔吝凶咎,雖善卦亦嘗不免。是一卦之體而異用也。卦、《彖》、《象》辭常易而明,爻辭常怪而隱。是一卦之言而異體也。知此,然後知《易》矣。夫卦者,時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聖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時無不可為。凡卦及《彖》、《象》,統言一卦之義,為中人以上而設也。爻之為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順六位,君子小人之雜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位而順其理者吉,逆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順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兼為中人以下而設也。是以論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彖》、《象》辭,大義也。大義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爻辭,占辭也。占有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狀以為言,所以告人之詳也。是故窮極萬物以取象,至於臀腓鼠豕,皆不遺其及於怪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隱者,究物之深情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為之萬事之占也。」

或曰:「《易》曰:『君子順天休命』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係辭》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為說一本於天乎?其兼於人事乎?』」曰:「止於人事而已矣,天不與也,在諸《否》、《泰》。」「然則天地鬼神之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異也,在諸《謙》。知此,然後知《易》矣。《泰》之《彖》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得不退;小人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也。君子盛而小人衰,天下治於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亂於否矣。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爾,天何與焉?,」問者曰:「君子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於天乎?」曰:「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則小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彖》不雲乎『天地交而萬物通』,《否》之《彖》不雲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乎?」曰:「所以雲者,言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於《易》也,其意深,其言謹。《謙》之《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人之於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以言出而萬世信也。夫日中則昃之,月缺則盈之,天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之,下者順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貪滿者多損,謙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者矣。若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見其跡之在物者,則據其跡曰虧盈,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而言謹也。然會而通之,天地神人無以異也。使其不與於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與於人乎,與人之情無以異也,亦修吾人事而已。夫專人事,則天地鬼神之道廢;參焉,則人事惑。使人事修則不廢天地鬼神之道者,《謙》之《彖》詳矣。治亂在人而天不與者,《否》、《泰》之《彖》詳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盡矣。」

或問曰:「今之所謂《係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謂之《大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來也遠,其傳也多,其間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文王與紂之事歟?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歟?』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幽讚神明而生蓍』,『兩儀生四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後知《易》矣。」

【石鷁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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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範寧亦云義以必當為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

魯僖之十六年:「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於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鑒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

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為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眾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誌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鴝鵒來巢」不書幾鴝鵒,豈獨謹記於石、鷁,而忽於麟、鴝鵒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

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興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曰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為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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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為篤論君子也,幸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

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為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為制度,皆因民以為節,而為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為製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為製金石絲竹以道之;體安尊嚴,為製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製也,因為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鍾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

《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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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啟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為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為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為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成父誌,身終以弒,《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

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言乎哉?」

【詩解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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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之書,世人號為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係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於《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

大抵謂《詩》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繁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為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於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為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是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豳》居變《風》之末,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概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於經者亦不為少,或失於疏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俗善惡之事闊廣{宀遂}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誌鄭學之妄,益毛氏疏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為之蕪泥雲爾。

【二南為正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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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為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為正,在周不得為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己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在商為變,而在周為正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跡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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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為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為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係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係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

或曰:「不係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跡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跡殆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跡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

「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雲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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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遍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跡息矣。

《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遽矣。不著雲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雲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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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風》之號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雲哉!而明《詩》者,多泥於疏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為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為訓法者。

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雲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雲者,衛為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雲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為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雲者,魏本舜地,唐為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裔雲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

穆薑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為卦說。夫穆薑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為誕妄也!推此以跡其怪,則季劄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為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失信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為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第口受而已,況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為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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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眾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魯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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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強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眾人,眾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為《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強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為《頌》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鄭氏之雲乎?」

【商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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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為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雲哉!

【十月之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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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為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為詁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為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減周,此不當疾。豔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雲番惟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為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為鄭氏者獨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為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本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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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雎》、《鵲巢》,文王之詩也,不係之文王而下係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詩,則得列於本國。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列於本國,而上係於豳。豳,太王之國也,考其詩,則周公之詩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國也,考其詩,則文王之詩也。《何彼穠矣》,武王之詩也,不列於《雅》,而寓於《召南》之風。《棠棣》,周公之詩也,不列於《周南》,而寓於文王之《雅》。衛之詩,一公之詩也,或係之邶,或係之鄘,或係之衛。詩述在位之君,而風係已亡之國。晉之為晉久矣,不得為晉,而謂之唐。鄭去咸林而徙河南,為鄭甚新,而遂得為鄭。自漢以來,其說多矣。蓋《詩》之類例,不一如此,宜其說者之紛然也。

問者曰:「然則其將奈何?」應之曰:「吾之於《詩》,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遠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幸者《詩》之本義在爾。《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於口,道其哀樂喜怒於心,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太師,播之於樂。於是考其義類而別之以為風、雅,而比次之以藏於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太師之職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積多而無所擇。孔子生於周末,方修禮樂之壞,於是正其雅、頌,刪其繁重,列於六經,著其善惡以為勸戒,此聖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焚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為之義訓,恥於不知,而人人各自為說,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學,其於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

今之學《詩》也,不出於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別其類,或係於此,或係於彼,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所謂周、召、邶、鄘、唐、豳之《風》,是可疑也,考之諸儒之說既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刺,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頗為眾說汩之,使其義不明,今去其汩亂之說,則本義粲然而出矣。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闕其不知可也。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於太師矣。今夫學《詩》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害乎學《詩》也?若聖人之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也,知詩人之意,則得聖人之志也。

【時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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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鄭氏《譜》,《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於己所職六州之國,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純。至武王滅紂,巡守天下,陳其詩以屬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係之周公,謂之《周南》,其得賢人之化者係之召公,謂之《召南》。今考之於詩義,皆不合,而其為說者又自相牴牾。

所謂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爾。今《周》、《召》之詩二十五篇:《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苡》,皆后妃之事。《鵲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麟趾》、《騶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應。《草蟲》、《采蘋》、《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漢廣》、《汝墳》、《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皆言文王之化。蓋此二十二篇之詩,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餘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聽訟,《何彼穠矣》乃武王時之詩,烏有所謂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譜》考詩義,皆不能合者也。

《譜》言得聖人之化者,謂周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召公也,謂旦、奭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劣,故以聖賢別之爾。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所謂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國,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變紂之惡俗,成周之王道,而著於歌頌爾。蓋《譜》謂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嘗有所施,而二《南》所載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與,然則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也。

後之為鄭學者,又謂《譜》言聖人之化者為文王,賢人之化者為太王、王季。然《譜》本謂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為鄭學者又自相牴牾矣。

今《詩》之《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係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係之召公。」至於《關雎》、《鵲巢》所述,一太姒爾,何以為后妃?何以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爾,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則《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詩之時世,蓋自孔子歿,群弟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旨,《詩》以諷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於六經之失,《詩》尤甚。《詩》三百餘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非一時,而世久失其傳,故於《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德盛於文、武,其詩為《風》、為《雅》、為《頌》,《風》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故於時世之失,周詩尤甚。自秦、漢以來,學者之說不同多矣,不獨鄭氏之說也。

昔孔子嘗言《關雎》矣,曰「哀而不傷」,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皆與鄭氏之說其意不類。蓋嘗以哀傷為言,由是言之,謂《關雎》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為周也,遠自上世積德累仁,至於文王之盛,征伐諸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蟲草木,如《靈台》、《行葦》之所述。蓋其功業盛大,積累之勤,其來遠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賢妃,又有內助之功爾,而言《詩》者過為稱述,遂以《關雎》為王化之本,以謂文王之興,自太姒始,故於眾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於天下太平,《麟趾》與《騶虞》之瑞,亦以為后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也」。何其過論歟?夫王者之興,豈專由女德,惟其後世因婦人以致衰亂,則宜思其初有婦德之助以興爾。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興,此《關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辭甚美,則哀傷之意亦深,其言緩,其意遠,孔子曰「哀而不傷」,謂此也。司馬遷之於學也,雜博而無所擇,然其去周、秦未遠,其為說必有老師宿儒之所傳,其曰「周道缺而《關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

昔吳季劄聞魯樂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然則《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後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後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為文王,武王之為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爾。然則《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為武王也。據詩之文,但云「成康」爾,而毛、鄭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己說,而意又不同,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亦皆以為武王,由信其己說以《頌》皆成王時作也。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也?以為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易通,而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舍簡而從迂,舍直而從曲,舍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辯者,以去詩時世遠,茫昧而難明也。

餘於《周南》、《召南》,辯其不合,而《關雎》之作,取其近似者焉,蓋其說合於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頌》也,則辯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鄭之失,患於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說也。若予又將自信,則是笑奔車之覆而疾驅以追之也。然見其失不可不辯,辯而不敢必,使餘之說得與毛、鄭之說並立於世,以待夫明者而擇焉可也。

【豳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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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七月》,《豳風》也,而鄭氏分為《雅》、《頌》。其詩八章,以其一章、二章為《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為《頌》。一篇之詩別為三體,而一章之言半為《雅》而半為《頌》,詩人之意果若是乎?」應之曰:「《七月》,周公之作也。其言豳土寒暑氣節、農桑之候、勤生事、男女耕織衣食之本,以見太王居豳興起王業艱難之事,此詩之本義,毛、鄭得之矣。其為《風》、為《雅》、為《頌》,吾所不知也。所謂《七月》之本義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有所難知者,闕之可也,雖然,吾知鄭氏之說,自相牴牾者矣。今《詩》之經,毛、鄭所學之經也。經以為《風》,而鄭氏以為《雅》、《頌》,豈不戾哉?夫一國之事謂之《風》,天下之政謂之《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此毛、鄭之說也。然則《風》,諸侯之事;雅,天子之事。今所謂《七月》者,謂之《風》可矣。謂之《雅》、《頌》,則非天子之事,又非告功於神明者,此又其戾者也。《風》、《雅》、《頌》之為名未必,然則於其所自為說,有不能通也。」

問者又曰:「鄭氏所以分為《雅》、《頌》者,豈非以《周禮》籥章之職,有吹豳《詩》、《雅》、《頌》之說乎?」應之曰:「今之所謂《周禮》者,不完之書也。其禮樂制度,蓋有周之大法焉,至其考之於事,則繁雜而難行者多。故自漢興,六經復出,而《周禮》獨不為諸儒所取,至以為黷亂不驗之書,獨鄭氏尤推尊之,宜其分豳之《風》為《雅》、《頌》,以合其事也。」

問者又曰:「今《豳詩》七篇,自《鴟鴞》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自為一國之《風》?然則《七月》而下七篇,寓於《豳風》耳,豳其自有詩乎?《周禮》所謂《豳雅》、《豳頌》者,豈不為《七月》,而自有《豳詩》而今亡者乎?至於《七月》,亦嘗亡矣,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之。由是言之,豳詩其猶有亡者乎?」應之曰:「經有其文,猶有不可知者;經無其事,吾可逆意而為然乎?」

【魯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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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魯詩》之頌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荊舒,荒徐宅,至於海邦、蠻貊,莫不從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武臣,在泮獻馘。」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景彼淮夷,來獻其琛。」《宮》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又曰:「淮夷來同,魯侯之功。」又曰:「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詩所陳,五霸不及也。然魯在春秋時,常為弱國,其與諸侯會盟、征伐見於《春秋》、《史記》者,可數也,皆無詩文所頌之事。而淮夷、戎狄、荊舒、徐人之事有見於《春秋》者,又皆與《頌》不合者何也?

按《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各一,此魯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桓公方稱霸,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耳。二十八年,圍許,是文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而魯亦與焉耳。十五年,楚伐徐,魯救徐,而徐敗。十八年,宋伐齊,魯救齊,而齊敗。二十六年,齊人侵伐魯鄙,魯乞師於楚,楚為伐齊,取穀。《春秋》所記僖公之兵,止於是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項,皆小國,雖能減項,反見執於齊。其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其有所救者,又力不能勝而輒敗。由是言之,魯非強國可知也,焉有詩人所頌威武之功乎?

其所侵伐小國,《春秋》必書,焉有所謂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會齊侯於淮爾。是會也,淮夷侵鄫,齊侯來會,謀救鄫爾。由是言之,淮夷未嘗服於魯也。

其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鄭氏以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群舒。按僖公即位之元年,齊桓二十七年也。齊桓十七年伐山戎,遠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齊侯許男伐戎,魯又不與。鄭氏之說既謬,而詩所謂「戎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說,豈僖公事也?荊,楚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是時,楚方強盛,非魯所能製。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而齊以楚強不敢速進,乃次於陘,而楚遂與齊盟於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為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齊桓救許,而力不能勝,許男卒麵縛銜璧降於楚。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桓救徐,而力又不能勝,楚卒敗徐,取其婁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見爾,蓋舒為徐取之矣。然則鄭氏謂僖公與齊桓南艾荊及群舒者,亦謬矣。由是言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皆與《春秋》不合矣。

楚之伐徐,取婁林,齊人、徐人伐英氏以報之。蓋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於魯而求助於齊以報之,以此見徐非魯之與國也,則所謂「遂荒徐宅」者,亦不見於《春秋》矣。

《詩》,孔子所刪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修《詩》之言不妄,則《春秋》疏謬矣;《春秋》可信,則《詩》妄作也。其將奈何?應之曰:吾固言之矣,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是也。惟闕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序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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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

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係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此言也。自聖人歿,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為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為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既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鬱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與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為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隋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屬於公有領域,因為作者逝世已經遠遠超過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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