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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文學史/第五章 漢末魏晉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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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漢朝的散文 白話文學史
第五章 漢末魏晉的文學
作者:胡適
第六章 故事詩的起來

  漢朝的韻文有兩條來路:一條路是模仿古人的辭賦,一條路是自然流露的民歌。前一條路是死的,僵化了的,無可救藥的。那富於革命思想的王充也只能說:

    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領耳。

  這條路不屬於我們現在討論的範圍,表過不提。如今且說那些自然產生的民歌,流傳在民間,採集在「樂府」,他們的魔力是無法抵抗的,他們的影響是無法躲避的。所以這無數的民歌在幾百年的時期內竟規定了中古詩歌的形式體裁。無論是五言詩,七言詩,或長短不定的詩,都可以說是從那些民間歌辭裡出來的。

  舊說相傳漢武帝時的枚乘、李陵、蘇武等做了一些五言詩。這種傳說,大概不可靠。李陵、蘇武的故事流傳在民間,引起了許多傳說,近年敦煌發現的古寫本中也有李陵答蘇武書(現藏巴黎國立圖書館),文字鄙陋可笑,其中竟用了孫權的典故!大概現存的蘇、李贈答詩文同出於這一類的傳說故事,雖雅俗有不同,都是不可靠的。枚乘的詩也不可靠。枚乘的詩九首,見於徐陵的《玉台新詠》;其中八首收入蕭統的《文選》,都在「無名氏」的古詩十九首之中。蕭統還不敢說是誰人作的;徐陵生於蕭統之後,卻敢武斷是枚乘的詩,這不是很可疑的嗎?

  大概西漢只有民歌;那時的文人也許有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而作詩歌的,但風氣未開,這種作品只是「俗文學」,《漢書·禮樂志》哀帝廢樂府詔所謂「鄭聲」,《王褒傳》宣帝所謂「鄭衛」,是也。

  到了東漢中葉以後,民間文學的影響已深入了,已普遍了,方才有上流文人出來公然仿效樂府歌辭,造作歌詩。文學史上遂開一個新局面。

  這個新局面起於二世紀的晚年,漢靈帝(168—189年)與獻帝(190—220年)的時代。靈帝時有個名士趙壹,恃才倨傲,受人的排擠,屢次得罪,幾乎喪了生命。他作了一篇《疾邪賦》,賦中有歌兩首,其一云: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

  這雖不是好詩,但古賦中夾著這種白話歌辭,很可以看時代風氣的轉移了。

  這個時代(靈帝、獻帝時代)是個大亂的時代。政治的昏亂到了極端。清流的士大夫都被那「黨錮」之禍一網打盡。(黨錮起於166年,至184年始解。)外邊是鮮卑連年寇邊,裡面是黃巾的大亂。中央的權力漸漸瓦解,成了一個州牧割據的局面。許多的小割據區域漸漸被併吞征服,後來只剩下中部的曹操,西南的劉備,東南的孫權,遂成了三國分立的局面。直到晉武帝平了孫吳(280年),方才暫時有近二十年的統一。

  這個紛亂時代,卻是文學史上的一個很燦爛的時代。這時代的領袖人物是曹操。曹操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當時無人比得上他。他卻又是一個天才很高的文學家。他在那「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自己又愛才如命,故能招集許多文人,造成一個提倡文學的中心。他的兒子曹丕、曹植也都是天才的文學家,故曹操死後這個文學運動還能繼續下去。這個時期在文學史上叫做「建安(196—220年)正始(240—249年)時期」。

  這個以曹氏父子為中心的文學運動,他的主要事業在於製作樂府歌辭,在於文人用古樂府的舊曲改作新詞。《晉書·樂志》說:

    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絕,不可復知。及魏武(曹操)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為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

又說:

    巴渝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曲》,總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辭。粲問巴渝帥李管和玉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校歌曲而為之改為《矛渝新福曲歌》,《弩渝新福曲歌》,《安台新福曲歌》,《行辭新福曲歌》,以述魏德。

  又引曹植《鼙舞詩·序》云:

    故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鼙舞。遭世荒亂,堅播越關西,隨將軍段煨。先帝(曹操)聞其舊伎,下書召堅。堅年逾七十,中問廢而不為,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聲五篇。

  「依前曲,作新聲」即是後世的依譜填詞。《樂志》又說:

    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為《楚之平》言魏也,改《艾如張》為《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

  這都是「依前曲,作新聲」的事業。這種事業並不限於當時的音樂專家;王粲、繆襲、曹植都只是文人。曹操自己也做了許多樂府歌辭。我們看曹操,曹丕,曹植,阮瑀,王粲諸人做的許多樂府歌辭,不能不承認這是文學史上的一個新時代。以前的文人把做辭賦看作主要事業,從此以後的詩人把做詩看作主要事業了。以前的文人從仿做古賦頌裡得著文學的訓練,從此以後的詩人要從仿做樂府歌辭裡得著文學的訓練了。

  曹操做的樂府歌辭,最著名的自然是那篇《短歌行》。我們摘抄幾節: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傳說杜康作酒)。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存是探問)。契闊談宴,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鳥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他的《步出東西門行》,我們也選第四章的兩段: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這種四言詩,用來作樂府歌辭,頗含有復古的意味。後來晉初荀勖造晉歌全用四言(見《晉書·樂志》),大概也是這個意思。但《三百篇》以後,四言詩的時期已過去了。漢朝的四言詩沒有一篇可讀的。建安時期內,曹操的大才也不能使四言詩復活。與曹操同時的有個哲學家仲長統(死於220年),有兩篇《述志詩》,可算是漢朝一代的四言傑作: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霄是日傍之氣)。沆瀣(音亢械,露氣也)當餐,九陽代燭。恆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侷促?

    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繚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棲,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柁,翱翔太清,縱意容冶。

  但四言詩終久是過去的了。以後便都是五言詩與七言詩的時代。

  曹丕(死於226年)的樂府歌辭比曹操的更接近民歌的精神了,如《上留田行》: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

    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

    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

    貧賤亦何傷?——上留田。

    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

    今爾歎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這竟是純粹的民歌。又如《臨高臺》:

    臨臺行高高以軒,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黃鵠往且翻。……鵠欲南遊,雌不能隨。我欲躬銜汝,口噤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摧頹。五里一顧,六里徘徊。

  這也是絕好的民歌。他又有《燕歌行》兩篇,我們選一篇: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多思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可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這雖是依舊曲作的新辭,這裡面已顯出文人階級的氣味了。文人仿作民歌,一定免不了兩種結果:一方面是文學的民眾化,一方面是民歌的文人化。試看曹丕自己作的《雜詩》: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家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前面的一首可以表示民歌的文人化,這一首可以表示文人作品的民眾化。

  曹丕的兄弟曹植(字子建,死於232年)是當日最偉大的詩人。現今所存他的詩集裡,他作的樂府歌辭要占全集的一半以上。大概他同曹丕俱負盛名,曹丕做了皇帝,他頗受猜忌,經過不少的憂患,故他的詩歌往往依託樂府舊曲,借題發洩他的憂思。從此以後,樂府遂更成了高等文人的文學體裁,地位更抬高了。

  曹植的詩,我們也舉幾首作例。先引他的《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鷂自投羅?羅家見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這種愛自由,思解放的心理,是曹植的詩的一個中心意境。這種心理有時表現為歌頌功名的思想。如《白馬篇》云: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並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又如《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鬥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及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眾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鬥十千。膾鯉臇胎蝦,炮鱉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展復來還。

  同樣愛自由的意境有時又表現為羨慕神仙的思想,故曹植有許多遊仙詩,如《苦思行》、《遠遊篇》,都是好例。他的晚年更不得意,很受他哥哥的政府的壓迫。名為封藩而王,其實是遠徙軟禁。(看《三國志》卷十九)他後來在愁苦之中,發病而死,只有四十一歲。他有《瑟調歌辭》,用飛蓬自喻,哀楚動人: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沉泉。驚飆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搖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恆處,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

  與曹氏父子同時的文人:如陳琳、王粲、阮瑀、繁欽等,都受了這個樂府運動的影響。陳琳有《飲馬長城窟行》,寫邊禍之慘: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勿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

    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與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王粲(死於217年)《七哀詩》的第一首也是這種社會問題詩: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泉下人,喟然傷心肝。

  同時的阮瑀(死於212年)作的《駕出北郭門行》,也是一篇社會問題的詩:

    駕至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踟躕,仰折枯楊枝,顧聞丘林中,噭噭有悲啼。借問啼者誰,何為乃如斯?親母舍我沒,後母憎孤兒。饑寒無衣食,舉動鞭捶施。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屋中,父還不能知。上冢察故處,存亡永別離。親母何可見?淚下聲正嘶。棄我於此間,窮厄豈有貲?傳告後代人,以此為明規。

  這雖是笨拙的白話詩,卻很可表示《孤兒行》一類的古歌辭的影響。

  繁欽(死於218年)有《定情詩》,中有一段:

    我既媚君姿,君亦悅我顏。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何以致殷勤?約指一雙銀。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後。何以致契闊?繞腕雙條脫。

  這雖然也是笨拙淺薄的鋪敘,然而古樂府《有所思》的影響也是很明顯的。一百年前,當漢順帝陽嘉年間(132—135年),張衡作了一篇《四愁詩》,也很像是《有所思》的影響。《四愁詩》共四章,我們選二章作例: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甫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一)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二)

  《有所思》已引在第三章,今再抄於此,以供比較: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匆復相思!

  我們把這詩與張衡、繁欽的詩比較著看,再用晉朝傅玄的《擬四愁詩》(丁福保編的《全晉詩》,卷二,頁十六)來合看,便可以明白文學的民眾化與民歌的文人化的兩種趨勢的意義了。


  當時確有一種民眾化的文學趨勢,那是無可疑的。當時的文人如應璩兄弟幾乎可以叫作白話詩人。《文心雕龍》說應瑒有《文論》,此篇現已失傳了,我們不知他對於文學有什麼主張。但他的《鬥雞詩》(丁福保《全三國詩》卷三,頁十四)卻是很近白話的。應璩(死於252年)作《百一詩》,大概取揚雄「勸百而諷一」的話的意思。史家說他的詩「雖頗諧,然多切時要」。舊說又說,他作《百一詩》,譏切時事,「遍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為應焚棄之」。今世所傳《百一詩》已非全文,故不見當日應焚棄的話,但見一些道德常識的箴言,文辭甚淺近通俗,頗似後世的《太公家教》和《治家格言》一類的作品。所謂「其言頗諧」,當是說他的詩體淺俚,近於俳諧。例如今存他的詩有云:

    細微可不慎?堤潰自蟻穴。腠理早從事,安復勞針石?

  又有云:

    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長德,中才可進誘。

  這都是通俗格言的體裁,不能算作詩。其中勉強像詩的,如:

    前者墮官去,有人適我間。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遇周客,慚愧靡所如。

  只有一首《三叟》,可算是一首白話的說理詩:

    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內中嫗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夜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但這種「通俗化」的趨勢終久抵不住那「文人化」的趨勢;樂府民歌的影響固然存在,但辭賦的舊勢力也還不小,當時文人初作樂府歌辭,工具未曾用熟,只能用詩體來達一種簡單的情感與簡單的思想。稍稍複雜的意境,這種新體裁還不夠應用。所以曹魏的文人遇有較深沉的意境,仍不能不用舊辭賦體。如曹植的《洛神賦》,便是好例。這有點像後世文人學作教坊舞女的歌詞,五代宋初的詞只能說兒女纏綿的話,直到蘇軾以後,方才能用詞體來談禪說理,論史論人,無所不可。這其間的時間先後,確是個工具生熟的問題:這個解釋雖是很淺,卻近於事實。

  五言詩體,起於漢代的無名詩人,經過建安時代許多詩人的提倡,到了阮籍方才正式成立。阮籍(死於263年)是第一個用全力做五言詩的人;詩的體裁到他方才正式成立,詩的範圍到他方才擴充到無所不包的地位。

  阮籍是崇信自然主義的一個思想家。生在那個魏晉交替的時代,他眼見司馬氏祖孫三代專擅政權,欺淩曹氏,壓迫名流,他不能救濟,只好縱酒放恣。史家說司馬昭想替他的兒子司馬炎(即晉武帝)娶阮籍的女兒,他沒有法子,只得天天喝酒,接連爛醉了六十日,使司馬昭沒有機會開口。他崇拜自由,而時勢不許他自由;他鄙棄那虛偽的禮法,而「禮法之士,疾之若仇」。所以他把一腔的心事都發洩在酒和詩兩件事上。他有《詠懷》詩八十餘首。他是一個文人,當時說話又不便太明顯,故他的詩雖然抬高了五言詩的身分,雖然明白建立了五言詩的地位,同時卻也增加了五言詩「文人化」的程度。

  我們選錄《詠懷》詩中的幾首:

    鴻鵠相隨飛,飛飛適荒裔。雙翮臨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餐琅玕實,夕宿丹山際。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豈與鄉曲士,攜手共言誓?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秦時東陵侯邵平在秦亡後淪落為平民,在長安青門外種瓜,瓜美,人稱為東陵瓜)。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令自嗤(羨門是古傳說的仙人)。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寤言用自寫。

    人言願延年,延年欲焉之?黃鵠呼子安,千秋未可期。獨坐山岩中,惻愴懷所思。王子一何好,猗靡相攜持。悅懌猶今辰,計校在一時。置此明朝事,日夕將見欺。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士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為土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