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修河第二狀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壟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
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
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於滑州天台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埽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壟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壟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壟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壟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
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東地勢鬥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壟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
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
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壟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
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
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眾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
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眾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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