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農民運動
論農民運動 作者:鄧中夏 1923年 |
1923年12月29日 |
我認定革命主力的三個群眾,是工人、農民和兵士。我已把工人運動說過了,現在說農民運動。
中國的經濟基礎,大家都知道差不多完全是農業,那麼,中國農民應該至少要占全國人三分之二,不須統計,我們可毫不猶豫的斷定了。這樣一個占全人口絕對大多數的農民群眾,在革命運動中不是一個不可輕侮的偉大勢力嗎?是我們青年革命家所可忽視的嗎?
固然農民的思想保守,不如工人之激進;農民的住處散漫,不如工人之集中,在理論上講,農民革命似乎希望很少;但是我們如從實際上看,中國農民在這樣軍閥征徭,外資榨取,兵匪擾亂,天災流行,痞紳魚肉種種惡劣環境的當中,生活的困苦,家庭的流離,何時何地不是逼迫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們敢於斷定中國農民有革命的可能。
俄國的革命,列寧等得農民的幫助不小;土耳其的革命,基瑪爾等得農民的幫助不小。這些為我們眼面前的事實,都可以證明我們的相信和斷定沒有絲毫的錯誤。
就是中國向來帶兵的,都願意招募鄉間的農民為兵。他們以為只有農民的心地純潔,性質誠摯,耐勞不偷懶,勇敢不怕死,比口岸上的無業流氓,靠得住得多。曾國藩從練鄉團到平洪楊止,和他同輩幕僚說起,必殷殷以募農為兵可靠為囑。現在高明一點的軍閥,如馮玉祥等,亦頗知此義,極其重視這一點。他們這利用農民為他們掙扎高官厚祿的工具,固然是慘無人道,違背公理,但是農民潛藏革命性和有種種特長,已是給他們證明無餘了。我們為什麼讓農民給軍閥召募去當炮灰?為什麼不喚醒農民為國民自身利益的革命而奮鬥?即此一端,可證我們要做農民運動是刻不容緩的事了。
況且中國農民年來因為上文所述的種種環境的逼迫,發生了不少的抗稅罷租的運動。如前年浙江蕭山的農民,去年江西萍鄉的農民,和最近江西馬家村的農民,青島鹽田的農民,廣東海豐的農民,湖南衡山的農民,都曾「揭竿而起,挺身而斗,痛快淋漓的把他們潛在的革命性傾泄出來」。他們不僅是敢於反抗,並且進一步而有農會的成立,把散漫的群眾都集中在一個組織與指揮之下。這樣的知能與勇氣,恐怕進步的工人也不能「專美」罷。這些事實,都是在全國報紙上記載得明明白白,當然不是可以捏造得出來的。
由此可證明中國農民已到了要革命醒覺時期了,如果青年們象俄國「沙」時代的知識階級一樣,高呼「到民間去」,為之教育,為之組織,恐怕將來農民運動,比現在完全由農民自動的奮鬥,還要來得「有聲有色」些罷。
有人說,「中國農民不能和俄國農民相提並論,因為俄國有大地主,實行農奴制度,後來政府雖下令把農民解放了,實際上不過由大地主的鎖鏈中,改套在政府的鎖鏈里,仍然是得不到麵包;所以彼得格勒大罷工,農民便全國風動附和着,燒殺地主,搗亂官廨,無處不騷亂暴動了。若中國則不然,想要農民和俄國農民一樣的憤激和奮鬥,是不可能的,所以希望農民能革命是很難的」。是的,此話不差,但是我要問為什麼土耳其亦無農奴制度,卻全國都跟着國民黨首領基瑪爾起來革命,把希臘軍隊驅渡君士但丁海峽,把英、法勢力排出本國領土以外,把土耳其恢復成整個兒民族獨立的國家?所以農民運動對於革命的結果,其方式雖各國有不同,然而農民群眾其有裨於革命事業之成功則一。況乎中國雖無農奴制度,然而農民所受經濟上政治上的痛苦,即如上文所述的五端,已經夠受了,並不比俄土農民所受苦痛的分量還輕呢。
我可敬畏的青年呵!「到民間去」是我們唯一的使命呵!至於中國農民狀況及我們運動應取的方針,我下次再和諸君一談罷。
原載《中國青年》第11期
署名:中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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