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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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民运动
作者:邓中夏 1923年
1923年12月29日

我认定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是工人、农民和兵士。我已把工人运动说过了,现在说农民运动。


中国的经济基础,大家都知道差不多完全是农业,那么,中国农民应该至少要占全国人三分之二,不须统计,我们可毫不犹豫的断定了。这样一个占全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不是一个不可轻侮的伟大势力吗?是我们青年革命家所可忽视的吗?


固然农民的思想保守,不如工人之激进;农民的住处散漫,不如工人之集中,在理论上讲,农民革命似乎希望很少;但是我们如从实际上看,中国农民在这样军阀征徭,外资榨取,兵匪扰乱,天灾流行,痞绅鱼肉种种恶劣环境的当中,生活的困苦,家庭的流离,何时何地不是逼迫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们敢于断定中国农民有革命的可能。


俄国的革命,列宁等得农民的帮助不小;土耳其的革命,基玛尔等得农民的帮助不小。这些为我们眼面前的事实,都可以证明我们的相信和断定没有丝毫的错误。


就是中国向来带兵的,都愿意招募乡间的农民为兵。他们以为只有农民的心地纯洁,性质诚挚,耐劳不偷懒,勇敢不怕死,比口岸上的无业流氓,靠得住得多。曾国藩从练乡团到平洪杨止,和他同辈幕僚说起,必殷殷以募农为兵可靠为嘱。现在高明一点的军阀,如冯玉祥等,亦颇知此义,极其重视这一点。他们这利用农民为他们挣扎高官厚禄的工具,固然是惨无人道,违背公理,但是农民潜藏革命性和有种种特长,已是给他们证明无余了。我们为什么让农民给军阀召募去当炮灰?为什么不唤醒农民为国民自身利益的革命而奋斗?即此一端,可证我们要做农民运动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况且中国农民年来因为上文所述的种种环境的逼迫,发生了不少的抗税罢租的运动。如前年浙江萧山的农民,去年江西萍乡的农民,和最近江西马家村的农民,青岛盐田的农民,广东海丰的农民,湖南衡山的农民,都曾“揭竿而起,挺身而斗,痛快淋漓的把他们潜在的革命性倾泄出来”。他们不仅是敢于反抗,并且进一步而有农会的成立,把散漫的群众都集中在一个组织与指挥之下。这样的知能与勇气,恐怕进步的工人也不能“专美”罢。这些事实,都是在全国报纸上记载得明明白白,当然不是可以捏造得出来的。


由此可证明中国农民已到了要革命醒觉时期了,如果青年们象俄国“沙”时代的知识阶级一样,高呼“到民间去”,为之教育,为之组织,恐怕将来农民运动,比现在完全由农民自动的奋斗,还要来得“有声有色”些罢。


有人说,“中国农民不能和俄国农民相提并论,因为俄国有大地主,实行农奴制度,后来政府虽下令把农民解放了,实际上不过由大地主的锁链中,改套在政府的锁链里,仍然是得不到面包;所以彼得格勒大罢工,农民便全国风动附和着,烧杀地主,捣乱官廨,无处不骚乱暴动了。若中国则不然,想要农民和俄国农民一样的愤激和奋斗,是不可能的,所以希望农民能革命是很难的”。是的,此话不差,但是我要问为什么土耳其亦无农奴制度,却全国都跟着国民党首领基玛尔起来革命,把希腊军队驱渡君士但丁海峡,把英、法势力排出本国领土以外,把土耳其恢复成整个儿民族独立的国家?所以农民运动对于革命的结果,其方式虽各国有不同,然而农民群众其有裨于革命事业之成功则一。况乎中国虽无农奴制度,然而农民所受经济上政治上的痛苦,即如上文所述的五端,已经够受了,并不比俄土农民所受苦痛的分量还轻呢。


我可敬畏的青年呵!“到民间去”是我们唯一的使命呵!至于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应取的方针,我下次再和诸君一谈罢。


原载《中国青年》第11期

署名:中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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