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

附錄：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
作者：孫中山
1912年4月1日

在南京中國同盟會會員餞別宴的演說前半

中國宣告成立共和國。我雖然辭去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職務，但這絕不是說，我將不為共和國效勞。我之辭職，實因有更為重大之事務要我操心。

中國受清朝統治二百七十年，在這期間，曾有無數志士，試圖恢復中華。其一便是五十年前的太平天國革命，但此舉純為漢族反對滿洲人的種族革命。即令這次革命取得了勝利，國家仍然處於專制政府統治之下，則此種結果亦不能稱之為成功。

幾年前，我們一批人數不多的朋友們在日本會集，創立了中國同盟會。

那時我們採取了三大主義：民族、民權、民生。

前兩個主義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實現，現在我們應該實行經濟革命。這個問題雖是目前全國爭論的焦點，但大多數中國人民對這幾個字的意義恐還不甚瞭然，以為振興中國的目的就在於把中國變成足以和西方各國並駕齊驅的國家。

我們的志向不在於此。現今沒有那一個國家比英美更為富足，此法蘭西更為文明的了。英吉利是君主立憲政體，法蘭西和美利堅以共和立國，但這些國家國內貧富間的懸殊仍極明顯，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動着這些國家的國民。如果不進行社會革命，則大多數人依然得不到生活的快樂和幸福；現在所謂幸福只是少數幾個資本家才能享受的，勞工羣眾依舊是赤貧，當然在情緒上不可能是安然的。種族革命和政權革命不難，但社會革命則大不易，只有從事偉大事業的人民才能實現社會革命。

有人反對我說：「你們的革命到現在為止進行得很順利，該滿足了，要善於等待，在財力充沛科學發達的英美至今都不敢問津的事情，為什麼你要趕忙呢？」

這是不明智的政策。因為英國和美國有高度的文明和發達的工業，要在那裏實現社會革命確是難事，我們的中國還沒有發展到那種地步，故社會革命對我們來說就比較容易。我們有可能預防資本主義制度的進攻，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對既得利益是緊抱不放的，要打破這種利益是困難的。在中國既無資本家，也沒有既得利益，因而進行這種革命就比較容易。

有人常問我：「這樣的革命需要動用武力嗎？」我的回答是「在英美是需要的，在中國來說則不需要。」英國煤礦工人的大罷工證明我的論斷是正確的。但大罷工還不是革命，它僅僅是表現了人民想掌握社會財富資源的一種願望而已，顯然，只有用武力才能達到這一目的。

實現社會革命可能是很困難的，但革命成為事實的時候是迫近了。我們並不想揣測革命的實現會對國家帶來多少激烈的手段和危險。如果我們從中華民國存在之日起就不去考慮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在最近將來的孳生崛興，那麼等待我們的就是比清朝專制暴政還要酷烈百倍的新專制暴政，要掙脫這種新的暴政就必須用流血手段，那是何等暗淡的前途！

有一個情況需要我們加以特別注意。新政府一成立，就必須改變不動產的全部法權根據(tous lestitres)。這一措施是革命的必要手段，進步要求這樣做。以前，土地所有者繳地價稅，分成三等：優等地、中等地和劣等地。將來必須使稅和地價相稱，因為土地的質量比上述三種等級所表現的差別要大得多。我知道南京的地產與上海外灘的地產價格的差別究竟有多大，但在舊制度下我們決不能規定公平合理的價格。如果對地價稅實行貧瘠土地少納稅，優等土地多納稅的辦法，則更為合理。擁有優等土地的都是有錢人，課之以較高的稅，毫無不公正之處。價格最低的土地為窮鄉僻壤貧民階層的財產，只應向他們收最輕的稅。目前外灘的土地和農場繳納同樣的稅這很不合理。要消除這種不合理現象，應該使稅和地價相稱。上海房產地價百年來增加了一萬倍。中國處在大規模的工業發展的前夜，商業也將大規模地發展起來，再過五十年我們將有許多上海。要能預見未來，我們必須是有遠見的人，而且要現在就作出決定，使地產價值(la plus-value)的增值額，成為創造這一價值增值額的人民的財產，而不是成為那些僥倖成為土地私有者的個別資本家的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