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公民不服從 (梭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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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不服從
作者:亨利·戴維·梭羅
1849年
譯者:維基用戶Forgetmyself
該文本有時以「論公民不服從的義務」(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為名出現。其最初的標題是「對公民政府的抵抗」(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原文由亨利·戴維·梭羅作於1849年,現在屬於公有領域。此中文譯本根據英文維基文庫相應版本譯出,未進行文獻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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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衷地認可這句箴言:「最好的政府治理得最少」;我也希望見到它被更迅速而有條不紊地付諸實施。它得到貫徹後,最終就意味着這句,也是我所相信的——「最好的政府一無所治」;當人們為之做好準備時,那將是他們願意擁有的那種政府。政府至多只是權宜之策;可大多數政府,且有時是所有政府,通常是失策的。已對常備軍提出的異議是眾多而有力的,理應獲勝,同樣地,至少也可以對常設政府提出異議。常備軍只是常設政府的一支武裝。政府本身只是人民所選擇的執行其意志的方式,在人民能夠靠它做事之前,同樣有被濫用和腐蝕的傾向。且看目前的墨西哥戰爭,就是寥寥幾人把常設政府當作其工具來利用的傑作;因為,人民當初是不會應許這一手段的。

這個美國政府——它只是個傳統,雖然新近才有,正企圖將自己毫髮無損地留傳給後世,卻時刻在喪失其健全性,除此以外它又是什麼呢?它沒有單獨一個活人的生氣與力量;因為單獨一個人就能使之屈服於他的意志。對人民自己而言,它是一杆木槍。可它並不因此而更顯多餘;因為人民偏要有某個複雜機械之類,並聽其嘈雜,以滿足他們對政府所持有的那觀念。從而,政府證明了,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能多麼順利地受到欺騙,甚至自欺欺人。我們都必須承認,它好極了。這政府還從未主動促進過任何事業,而是欣然地擅離職守。沒有使國家保持自由。沒有平定西部。沒有開展教育。美國人民的內在天性已作出了一切已有成就;且政府若有時不曾妨礙,它本應作出更多。因為政府是權宜之策,人們樂意憑藉它來實現互不打擾;且如前所述,當它是極其權宜的時候,它極其不打擾被治者。貿易與商業,如果不是由印度橡膠製成,就絕不可能彈起越過議員們不斷設下的路障;並且,要是全然根據這些人的行為結果,而沒有在一定程度上根據他們的意圖來評判他們的話,他們理應與那些在鐵道上設路障的搗蛋鬼歸為同類,一起受罰。

但是,契合實際地說,作為一個公民,與那些自稱無政府者的人不同,我要求的不是立刻無政府,而是立刻有個較好的政府。讓每個人申抒,哪類政府會博得他的敬意,那將是朝向得到它而邁出的一步。

畢竟,權力一旦在人民手中,多數派就被允許去統治,並長期持續,其現實原因既不是因為他們極有可能是正確的,也不是因為這對少數派而言似乎最公平,而是因為他們在物質上最強大。可是,按照人們的理解,甚至可以說,一個在所有情況下都由多數派統治的政府不可能基於正義。難道就不可能有一個政府,其中裁決對錯的實質上不是多數人,而是良心?——其中,多數人僅僅裁決那些適合於權宜性統治的問題?公民是否必須在任何時候、或在最小程度上都使他的良心屈從於法律呢?那麼,為何每人都有個良心呢?我想,我們首先應該是人,然後才是國民。建立起對法律的尊重,甚至像尊重正義一樣,是令人不快的。我唯一應當承擔的義務,是時刻做我認為正當的事。相當確切地說,公司是沒有良心的;但是,有良心的人組成的公司是有良心的公司。法律絕不會使人有半點正義;並且,依靠他們對它的尊重,甚至連善良者每日也給變成不正義的行動者。對法律的過度尊重,其常見而自然的結果之一就是,你可以看見一隊士兵上校上尉下士列兵搬火藥者,等等,井然有序得令人讚歎,翻越丘陵與溪谷,行進出征,違背他們的意願,是的,違背他們的常識與良心,使行軍真正艱難異常,並導致心悸驚恐。他們毫不懷疑,他們參與的事該受詛咒;他們都傾向於和平。現在,他們是什麼?全然是人?亦或為某個肆無忌憚的掌權者服務的小型移動堡壘和彈藥庫?參觀海軍造船廠吧,再端詳一個水兵、一個美國政府所能造就的人,或它以其黑魔法所能造就的人——純粹是人性的幻影和回憶,行屍走肉的人,且可以說,早已在葬禮的伴奏下手持武器地被掩埋了,雖然可以是:

 「不聞鼓聲葬禮音,
  吾儕疾之壘邊屍;
  無有一卒放銃別
  英雄所葬墳墓址。」[查爾斯·沃爾夫:《約翰·摩爾爵士在拉科魯尼亞的葬禮》(The Burial of Sir John Moore at Corunna)]

民眾如此為國效力,主要不作為人,而是用他們的軀殼充當機器。他們是常備軍,以及民兵獄卒治安官地方保安隊等等。在多數情況下,無論是判斷力還是道德感,都沒有得到自由的運用;可是,他們卻把自己與木、土、石等量齊觀;而造出來的木頭人,大概也同樣能滿足需要。這樣的人應得的敬意,只頂得上稻草人或一團灰塵。他們擁有的價值,僅僅同馬和狗一樣。可像這樣的人恰恰是普通受到尊敬的好公民。其他人——例如大多數議員、政客、律師、部長和官員——主要用他們的頭腦來為國效力;而且,由於他們很少分清是非,他們或許可能並非有意地像服務上帝一樣服務魔鬼。極少數——例如廣義上的英雄、愛國者、殉教者、改革者,還有人——既用他們的良心來為國效力,並且在大多數情況下也必然如此來抵抗它;他們通常因此而被視為敵對勢力。明智者只願意被用作人,不會屈意委身做「泥土」,並「堵洞擋風」,卻無論如何把那職務留給他的塵土:

 「我出身高貴富產,
  不可為籬下傀儡,
  或侍傭器具致用
  於普天君王之國。」[威廉·莎士比亞:《約翰王》(King John)第五幕第二場]

把自己完全奉獻給同胞的人,在他們看來無用而自私;可把自己部分奉獻給他們的人,卻被稱為恩人和慈善家。

如何對待今天的這個美國政府,才與一個人相稱呢?我回答說,與它在一起,他就不可能不蒙受恥辱。我片刻都不可能認可那政治機構既是我的政府,也是奴隸的政府。

所有人都承認革命的權利;即,當政府的暴政或無能非常嚴重且無法忍受時,有權拒絕向它效忠,並抵抗它。可幾乎所有人都說,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樣。他們認為,75年革命時,情況才是這樣。如果誰要告訴我,這個政府壞是因為它對入港的某些外國貨徵稅,則我很可能不會為之費神勞意,因為我用不着它們。一切機器都有摩擦;這也許相當有助於抵銷罪惡。無論如何,為之煩擾是大惡。但是,當摩擦開始擁有機器,且壓迫和掠奪變得有條不紊時,我說,讓我們別再擁有這樣一台機器了。換句話說,如果一個國家已承諾庇護自由,其中卻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是奴隸,且整個國家被外國軍隊非正當地蹂躪和征服,並受軍法支配,那麼我想,誠實的人們起義反抗和發動革命並不算太早。使這一職責愈發迫切的事實是,被如此蹂躪的並非我們自己的國家,可我們的國家卻是侵略軍。

對於許多人來說,佩利在道德問題上是個眾所周知的權威,他在其關於「服從公民政府的義務」的章節中,將一切公民義務都歸結為權宜;他接着又說:「只要整個社會的利益需要它,即只要在不打擾公眾的情況下,無法抵抗或變革現有的政府,則上帝的意志就是……服從現有的政府——於是便到此為止了。若承認這個原理,則每個特定的抵抗事件的正義性,被簡化為計算這邊危險與怨恨的量,以及另一邊糾正它的可能性與代價。」對此,他說,每個人應自己判斷。但是,佩利似乎從未仔細考慮過,權宜的統治不再適用的那些情況,其中民族和個人必須做得正義,不惜任何代價。如果我非正當地從一個落水者處搶奪了一塊木板,即使我淹死了自己,我也必須將它歸還給他。據佩利的說法,這大概是打擾人的。但是,能挽救自己生命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將失去生命。這個民族即使以民族的生存為代價,也必須停止蓄奴,並不再向墨西哥開戰。

按慣例,國民們贊同佩利;但是,有誰認為,在目前的轉折關頭,馬薩諸塞州確實做了正義之事?

 「國妓銀布,
  托起裙裾,曳靈魂於塗中。」[西里爾·圖爾納:《復仇者的悲劇》(The Revengers Tragadie)]

契合實際地說,反對在馬薩諸塞州改革的人,不是南方的十萬政客,而是這裡的十萬商人與農夫,他們對商業與農業比對人性更感興趣,且不準備公正地對待奴隸和墨西哥,不惜任何代價。我沒有與遠方的仇敵,而是與家門口的那些人爭論,他們同那些遙遠的人協作配合,並聽從其吩咐,少了他們,後者就不致為害了。我們習慣於說,民眾尚未準備好;但改善緩慢,因為少數人實質上不比多數人更明智或更善良。許多人與你同樣善良,不像在某處有個絕對的善那樣重要;因為那將潛移默化地影響整個群體。有數千人在觀點上反對奴隸制和戰爭,實際上對終結它們尚無所作為;他們自視為華盛頓富蘭克林的後代,雙手插在口袋裡坐着,並說他們不知道要做什麼,且無所事事;他們甚至將自由的問題置於自由貿易的問題之後,飯後安靜地看市價表,順帶閱讀來自墨西哥的最新消息,也許看着看着它們兩者,就睡着了。今天的誠實者與愛國者的市價是什麼?他們躊躇不決,他們也遺憾悔恨,他們有時還請願祈求;但他們沒有真誠而盡力地做任何事情。他們總是好心好意地等待別人來剷除罪惡,那樣他們就可以不再為之遺憾。充其量,當正義經過他們時,他們就給它投上僅僅是廉價的一票,並微弱無力地支持和祝福它。美德的贊助者有九百九十九個,而具備美德者有一個。可是,與一個事物的真正所有者打交道,比與它的臨時保管者交往更容易些。

一切投票都是一種遊戲,就像跳棋雙陸棋,稍許染上了道德色彩,玩正確與錯誤,加上道德問題;而賭博自然伴隨着它。選民的品德沒有被用來下賭注。我投了我的一票,或許按照我所認為正義的;但是,我對於那正義可能獲勝並不十分在意。我願意將它託付給多數派。因此,它的義務從未超過權宜的義務。連為正義投票也不了它。它只是無力地向人們表示,你的願望是它該獲勝。明智者既不會讓正義聽任運氣的擺布,也不盼望它憑藉多數派的力量獲勝。民眾的行為幾乎不具備美德。若多數派終於投票贊成廢除奴隸制了,大概是因為他們對奴隸制漠不關心,或者因為沒有剩下什麼奴隸制可供他們投票廢除。那時,他們將是唯一的奴隸。通過投票來維護自己的自由的人,只有他的投票才能夠促進奴隸制的廢除。

我聽說,在巴爾的摩或別處,要舉行一個主要由編輯和職業政客組成的大會,選一名總統候選人;但是我想,他們做出的決定,究竟跟任何一個獨立、明智而可敬的人有什麼關係?可我們的智慧與正直難道不會比他強嗎?我們難道不能指望有幾張獨立的選票嗎?國內難道不是有許多個人不參加那些大會?但是,不:我發現,所謂可敬的人立刻偏離了他的立場,並對他的國家感到絕望,雖然他的國家有更多理由對他感到絕望。他毫不遲疑地將如此選出的候選人之一,接受為唯一現成可選的,如此證明他自己對於煽動民心者的任何意圖都是現成可用的。他的選票並不比任何一個無原則的外國人或受僱的本國人更有價值,他們是可以被收買的。哦,一個是的人,按我鄰居的說法,背上有塊手伸不進去的骨頭!我們的統計數字出錯了:報告的人口太誇大了。在這個國家,一平方千英里有多少?幾乎沒有一個。美國難道沒有為人們定居於此提供什麼獎勵?美國人已墮落為兄弟會成員——以群居器官的發達著稱,且明顯地缺乏智力,也不樂意自力自強;剛一出世,最最關心的首要事情就是看到濟貧院完好無損;尚未合法地穿上男裝之前就去募集資金,以扶助或許會是寡婦和孤兒的人;總之,敢於只靠互助保險公司的救助為生,且該公司已許諾體面地埋葬他。

致力於根除任何錯誤,即使最大的,也理所當然不是一個人的義務;他依然可以適當地忙於別的重要事情;但是至少,洗手不干,而如果不再放在心上,就別實際地支持它,這是他的義務。如果我致力於追求和期望其他事務,我首先必定會看看,我追求它們時至少沒有坐在另一個人的肩膀上。我必須先從他身上下來,那樣他也可以追求他的期望了。看看忍受了什麼嚴重的衝突。我聽一些同鄉說:「我想讓他們命令我出去幫助鎮壓一起奴隸叛亂,或向墨西哥進軍;——看看我是否會去」;這些人仍然,每一個都直接地用他們的忠誠,至少,同樣間接地用他們的金錢,裝備了一個替代者。拒絕在一場非正義戰爭中服役的士兵,受到那些沒有拒絕養活製造戰爭的非正義政府的人的稱讚;受到那些對自己的行動與權力忽視菲薄且置之不理的人的稱讚;就好像州悔過,達到了邊犯罪邊僱人鞭打它那樣的程度,但沒有達到暫時停止犯罪那樣的程度。就這樣,在命令公民政府的名義下,最終使我們都向自己的卑鄙行為致敬並支持它。第一次會為罪過羞愧,之後就變得若無其事;對於我們已造就的那生活,罪過從不道德的變成,可以說,道德的,且不太多餘了。



最明顯且最普遍的錯誤,需要最冷漠的德行來維持它。愛國之德通常易受的微不足道的指責,也是高尚者極有可能招惹的。那些不喜歡政府的品質和措施,同時卻把忠誠與支持交給它的人,無庸置疑,是它最有良心的支持者,如此也往往是對改革最嚴重的障礙。有些人正在向州請願解散聯邦,不去理會總統的請求。他們為何不自己解散它——他們自己與州之間的聯邦——並拒絕向它的國庫支付他們的配額?他們跟州所處的關係,難道同州跟聯邦的不一樣?阻止他們抵抗州的同樣理由難道阻止不了州抵抗聯邦?

一個人怎麼能夠滿足於僅僅持有一項見解,並享受?如果他的見解是他受侵犯了,其中享有什麼樂趣嗎?如果你被鄰居騙去唯一的一美元,你不會心滿意足於知道你被騙了,或聲稱你被騙了,乃至向他請願付給你應得的錢;你卻一定會立即採取有效手段,以得到全部金額,並確保你決不再被騙。出於原則的行動、正確的認識與實施會改變事物與關係;它實質上是革命性的,完全不與任何既存者相一致。它不僅分裂州和教會們,還分裂家庭們;是的,它分裂個人,使其中魔性的同神性的分離開。

存在着非正義的法律:我們應否甘願服從它們,或者,我們應否盡力改善它們,並直到我們成功才服從它們,或者,我們應否立即違背它們?在這樣的政府統治下,人們通常認為,他們應當等待,直到他們已說服多數派去修改它們。他們認為,要是他們抵抗的話,糾正會比罪惡更糟。但是,糾正罪惡更糟,是政府本身的過錯。使之更糟。它為何不更善於預料到改革,並為之作準備?它為何不愛護它明智的少數派?它為何在受傷之前叫喊和反抗?它為何不鼓勵其公民們時刻警惕以指出它的缺陷,並得比有缺陷時更好?它為何總是把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並把哥白尼路德逐出教會,還宣稱華盛頓富蘭克林是反叛者?

有人會想,故意而實際地否定政府的權力,是它唯一從未考慮過的犯罪行為;否則,它為何沒有指定過明確、合宜且適當的刑罰?如果一個沒有財產的人僅僅有一回拒絕為州掙得九先令,他就會被投入監獄,期限不受我所知的任何法律的制約,而只由那些使他在那兒的人自行決定;但是,如果他有九十回從州偷走九先令,他不久就被允許再次逍遙法外。

如果不正義是政府機器無法避免的部分摩擦,則讓它去,讓它去:恐怕它將磨得光滑——當然機器必將磨壞。如果不正義本身有專門的彈簧、滑輪、繩索或曲柄,那麼,你也許可以考慮,糾正是否不會比罪惡更糟;但是,如果它的本性是這樣的,竟要求你對另一個人做個不正義的行動者,那麼,我說,違反那法律。讓你的生命做剎住機器的反摩擦力。我必須做的是確保,我無論如何不幫助我所譴責的錯誤。

至於接受州為糾正罪惡而提供的途徑,我可不知道這等途徑。它們太費時間,一個人的一生就過去了。我有其他事務要關心。我來到這個世界,主要不是為了使這成為生活的好地方,而是為了在其中生活的,無論它好還是壞。一個人不會什麼都做,而是做一些;因為他不可能什麼都做,他就不會必定做錯一些。向州長或議會請願不是我的分內事,正如他們向我請願也不是一樣;如果他們萬一不容許我請願,那麼我該做什麼呢?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州已提供不了途徑:它的憲法恰恰是罪惡。這似乎可能是刺耳且難對付且毫不調和的;但是,極度的善意與體諒,只用於款待能感激或配享有它的獨一無二的好心靈。一次趨向好轉的變化就是如此,正像衝擊震撼身體的出生和死亡一樣。

我毫不猶豫地說,那些自稱廢奴主義者的人應當立刻既在人力方面又在財力方面,有力地撤回他們對馬薩諸塞州政府的支持,不應等到他們在政府中構成了多數派,否則他們將任憑正義靠他們而獲勝。我想,他們有上帝與之同在,足矣,不用等待那另一個。此外,任何一個比鄰居更正義的人早已構成了一個人的多數派。

我接觸這個美國政府,或它的代表,州政府,直接地,且面對面地,每年一次——不再多了——通過其稅務官這個人;這是像我這種境地的人必定接觸它的的唯一方式;它隨後清晰地說,認可我;而這時候對待它,並表達你對它的丁點滿意和熱愛的最簡單、最有效,且在當前的事態情形下最不可避免的方式,是當時就否認它。我毗鄰的公民,稅務官,恰恰是我不得不對付的人——因為畢竟,與我爭論的是人而非羊皮紙——且他已自願決定要做政府的代理人。他怎麼會清楚地知道,作為政府官員或人,他是什麼和做什麼,除非直到他被迫去考慮,他應該把我、他的鄰居、他尊敬的人,當作鄰居和好人,還是當作瘋子和擾亂治安的人,並看看,若沒有與他的行為相應的更粗魯且更輕率的想法或言辭,他能否克服對睦鄰友好的這個障礙。我清楚地知道,在馬薩諸塞州里,如果有一千人,如果有一百人,如果我能列舉出十個人——如果只有十個正直的人——是的,如果有一個正直的人,停止蓄奴,真的退出這一合作關係,並為此被關進縣級監獄,它就會是美國奴隸制的廢除。因為,無論開端似乎多麼微不足道,都無關緊要:有一回做得好,就將永遠做下去。但是,我們更喜愛談論它:說話是我們的使命。改革讓許許多多的報紙為它服務,卻無法用一個人。我尊敬的鄰居、州的使者將把他的日子專用於在議事廳里解決人權問題,而沒有受到卡羅萊納州監獄的威脅,如果他讓馬薩諸塞州的囚犯坐下來商討,那州如此渴望把奴隸制的罪過強加於她的姐妹——雖然她目前只找到一次冷淡的行為,可作為與她爭吵的理由——議會就不會在隨後的冬天徹底擱置該議題了。

在非正義地監禁無論哪個人的政府的統治之下,正義人士的真正去處也就是監獄。馬薩諸塞州為她較自由且較不消沉的心靈所提供的今日恰當之所、唯一的處所,是她的監獄,她自己的行為把他們惹惱並拒之州外,正如他們的原則已經惹惱了他們自己。在那兒找得到逃亡的奴隸,還有獲假釋的墨西哥囚犯,還有來為其種族的冤屈辯護的印第安人;在那與世隔絕、卻更自由高尚的場地上——在蓄奴州里,自由人士能夠光榮而居的唯一住處——州安置了那些不贊成她、而是反對她的人。如果有人認為,他們的影響力將在那兒喪失,且他們的聲音將不再折磨州的耳朵,他們在高牆之內將做不了敵人,那麼他們既不知道真理多麼強於錯誤,也不知道有些親身體驗的人能夠更為雄辯而有效地與不正義作鬥爭。投出你完整的一票,不僅僅是一張紙片,而是你完全的影響力。少數派順從多數派時,它是無能為力的;它甚至就不是個少數派;但是,當它傾全力阻礙時,它是不可抵擋的。如果供選擇的是要麼監禁所有正義人士,要麼放棄戰爭和奴隸制,則州將毫不猶豫地做出選擇。如果有一千人今年不納稅,那大概不是像納稅一樣暴力而血腥的辦法,因為納稅使州得以實施暴力並使人無辜地流血。事實上,這闡釋了和平革命,如果這樣有可能的話。如果稅務官,或其他任何一個公職人員,問我,正如已有人問道:「可我該做什麼呢?」我的回答是:「如果你真的希望做些事,就辭職。」若國民已拒絕效忠,而官員已辭職,則革命就大功告成。但即使假設萬一流血了。當良心受傷時,難道沒有流着一種血?通過這傷口湧出的是一個人真正的氣概與不朽,而他失血以致永恆的死亡。我現在看到這血正在涌流。

我考慮過對違犯者的監禁,而不是對他物品的沒收——雖然兩者用於同一目的——因為,維護最純粹的正義的人們,也因此對墮落的州而言是最危險的,他們一般不會花很多時間積攢財產。對此,州出的力相當小,而極少的稅款也往往顯得過分,尤其是如果他們被迫用雙手的特殊勞動來掙得它的話。如果有人完全不靠錢過活,則州本身會猶豫是否向他要錢。但是富人——不做任何招人不快的對比——總是把自己出賣給使他富有的機構。絕對地說,錢越多;德越少;因為,錢位於人與其目標之間,並使人得到它們;當然,得到它也不是什麼偉大的美德。它使許多問題被擱置,否則他將承受回答它們的重壓;同時,它提出的唯一的新問題,是個困難卻多餘的問題,如何花掉它。這樣,他的道德根基被從他腳下取走了。生存的機會隨着所謂「手段」的增加而成比例地縮減。富有的人能為其文化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努力按照他貧窮時所懷揣的那些計劃行事。基督根據希律黨人的條件來回答他們。「拿上稅的錢給我看,」他說;——有個人從口袋裡取出一枚銀錢;——如果你用的錢上面有凱撒的像,且他已使之流通並帶有價值,即,如果你們是州的人,且樂意享有凱撒政府的好處,那麼當他要錢時,付還一些他自己的給他。「這樣,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讓他們對於哪個歸給哪個之類的智慧不比過去更高;因為他們不想要知道。

當我與最自由的鄰居交談時,我意識到,無論他們如何評價該問題的重要性與嚴重性,也無論他們如何注重公眾的安寧,總而言之,他們捨不得現存政府的保護,且他們懼怕因不服從它而對他們的財產和家庭造成的後果。就我自己來說,我倒願意認為,我從不依賴於州的保護。但是,如果當州出示稅款清單時我否認其權力,它馬上就會拿走且糟蹋掉我的所有財物,並如此無止境地騷擾我和我的孩子。這是冷酷無情的。這使人不可能誠實地,同時在外在方面也不可能安逸地生活。積攢財產將是不值得的;那必定會再次消失。你必須租借或占用某個地方,只種少許莊稼,並立刻吃掉。你必須生活在自己內部,靠把自己永遠裹好並準備從頭開始,也別事務纏身。如果一個人在所有方面都做土耳其政府的好國民,則他即使在土耳其都可以變富。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不:我能做得到拒絕效忠於馬薩諸塞州,且不接受她對我的財產和生命享有的權利,直到我的自由在某個遙遠的南部港口面臨危險,需要馬薩諸塞州向我給予保護,或者直到我決心要單單通過和平的努力在家裡積累起一份資產。在任何一點上,因不服從州而招致的刑罰,使我付出的代價比順從它更少。假如那樣的話,我可能會覺得我好像掉了價。

幾年前,州代表教會方面會見了我,命令我付一筆錢來供養一個牧師,我父親參加過他的布道,可我自己從沒有。「要麼付錢,」它說,「要麼鎖進監獄。」我婉拒了,沒有付。但不幸的是,另一個人認為付錢是恰當。我不明白為何應當對校長徵稅以供養牧師,而非牧師供養校長;因為我不是州的校長,但是我靠自願的捐款來養活自己。我不明白為何學園不應當出示它的稅款清單,並讓州同支持教會一樣支持它的要求。然而,應市政委員們的要求,我屈尊用書面形式作出這樣的聲明:——「根據本文件知會所有人,我,亨利·梭羅,不希望被視為我未加入的任一法定團體的成員。」我把這交給了鎮書記;他現在還拿着它。這樣,州認識到,我不希望被視為那教會的成員,此後再未對我提出類似要求;雖然它說,那時它必須堅持它最初的假定。假使我知道怎樣列舉它們的話,我當時就會詳細地登記退出所有我從未登記加入過的團體;但是我不知道哪裡找得到完整的名單。

我已六年未交人頭稅了。為了這個緣故,我曾被投入監獄,拘留了一晚;當我站着端詳兩三英尺厚的硬石牆、木和鐵製的一英尺厚的門,以及濾光的鐵柵欄時,我禁不住猛地意識到那機構的愚蠢,它把我僅僅當作是被鎖起來的肉和血和骨。我納悶,它最終竟斷定這是它能派我做的最佳用途,且從未想到過在某個方面利用我的服務。我明白,如果在我與同鄉們之間有一堵石牆,則在他們變得像我一樣自由之前,還有一堵更難攀爬或突破的牆。我片刻也沒有感到受限制,而牆似乎是對石頭和砂漿的巨大浪費。我覺得,在所有同鄉們中,好像獨有我納過了稅。他們顯然不知道如何對待我,卻表現得像沒教養的人。在每一次恐嚇與每一次恭維中,都有個大錯誤;因為他們認為,我主要的願望是站到石牆的另一側。我不由地笑看他們在我沉思時多麼勤勞地鎖門,我的思緒毫無阻礙地又隨他們出去了,而它們才真正是所有的危險。由於他們觸及不到我,他們就決心懲罰我的身體;正像男孩一樣,要是他們無法襲擊他們怨恨的某個人,就會虐待他的狗。我明白,州是呆傻的,它像一個帶着銀匙的孤零零的婦女一樣膽怯,它也不區分敵友,而我對它失去了所有尚存的敬意,並可憐它。

因此,州從未有意正視一個人的感知、智識或道德,而僅僅面對他的身體、他的感官。它裝備的不是出眾的智慧或正直,而是出眾的物質實力。我並不天生是受強制的。我將按照自己的方式呼吸。讓我們看看誰最強。什麼力量擁有多數?他們只能強迫我,而我服從高於的法則。他們強迫我變得像他們自己一樣。我沒有聽說有被民眾強迫着這樣或那樣做。哪種生活是用來活着的?當我遇到政府對我說:「你的錢還是你的命」時,我為何應當慌張地給它錢?它也許陷入了重重困境,並不知所措:我莫能助也。它必須自助;像我一樣做。不值得為它痛哭流涕。我不對社會機器的順利運作負責。我不是工程師之子。我意識到,當一顆橡子與一顆栗子並肩而落時,它們不會保持一動不動地互相讓路,而是都服從各自的法則,並儘可能充分地爆裂和生長和繁盛,直到有一個,恐怕,遮蔽和消滅了另一個。如果植物不能按照其本性生活,它就死去;人也是這樣。



在監獄的那晚夠新奇有趣的了。我進去時,身穿襯衫的囚犯們正在享受着聊天閒談與夜晚門口的空氣。但獄卒說:「來,小伙子們,該鎖起來了」;他們於是就散開了,我接着聽見他們的腳步聲回到空蕩蕩的房間裡。據獄卒向我的介紹,我的同屋是「一流的的傢伙和聰明人」。當門被鎖上時,他指給我看哪裡去掛我的帽子,還有他是如何處理那裡的事情的。房間每月刷白一次;而這間,至少是鎮上最白的、布置最簡樸的,可能也是最整潔的房間。他自然地想知道我從哪裡來,以及什麼使我來到那兒的;我告訴他以後,輪到我問他是怎麼來那兒的,當然,假定他是個誠實的人;一般來說,我相信他就是。「為什麼,」他說,「他們指控我燒穀倉;可我從沒做過。」依我的發現,他可能喝醉了,睡在穀倉里,又在那兒抽他的煙斗;穀倉就這樣被燒了。他享有聰明人的美譽,在那兒呆了大約三個月,等待對他的審訊開始,且得等更久;但是,他相當戀家和滿足,因為伙食免費,他也認為待遇不錯。

他佔據一扇窗,而我是另一扇;我還領會到,如果一個人在那兒呆久了,他的首要事務就會是看窗外。我很快讀完了所有留在那兒的小冊子,並仔細考察了從前的囚犯在哪裡逃脫過,還有壁爐的哪裡被鋸掉過,又聽了那房間各種各樣住戶的經歷;因為我發現,即使在這裡,都有獄牆之外從未傳播的歷史經歷與流言蜚語。這大概是鎮上唯一作詩的屋子,詩後來被以傳單形式印出,但沒有出版。我被展示了很長一串詩,是被發覺企圖逃跑的一些年輕人作的,他們通過吟唱詩來為自己雪恥。

我儘可能一再追問我的獄友直到抽乾他,唯恐我再也見不到他;但終於,他指給我看哪張是我的床,並讓我熄燈。

就好像進入遙遠國度去旅行,像我從未期望看到的那樣,在那兒躺一晚上。我似乎覺得,我以前從未聽過鎮上的鐘聲,也未聽過村莊夜晚的聲音;因為我們睡覺時敞着柵欄內的窗。於中世紀之光中看到我的故鄉,而我們的康科德河變成了萊茵河的一條溪流,騎士與城堡的夢影在我面前經過。它們是我在街上聽到的老鎮民的聲音。對於毗鄰的鄉村客棧的廚房裡所做和說的任何事情,我是個無意識的觀眾與聽眾——對我而言是全新而罕有的體驗。它是湊近我的家鄉小鎮的一次端詳。我簡直是在它裡面。我以前從未見過它的機構。這是它的特有機構之一;因為它是個縣治。我開始理解,它的居民在做什麼。

早上,我們的早餐被放在門上的洞裡,長方形的小錫盤,做得大小合適,盛裝着一品脫巧克力,加上黑麵包,還有一把鐵匙。當他們又來要容器時,我幼稚到歸還我剩下的麵包;但是我的夥伴奪過它,並說我應該把那儲備起來當作午餐或晚餐。他被放出去在附近的田地里制乾草,他每天都去,到中午才回來,這不久之後;他就這樣祝我日安,說他懷疑可不可能再見到我。

當我從監獄出來時——因為某個人介入,並付了那稅——我沒有察覺到普通人身上已發生了巨大變化,就像觀察到年輕時離去的人成為蹣跚的白髮老人露面這樣的變化;可是我眼中,卻已有一個變化來自場景——鎮,以及州,以及國——比純粹的時間所能產生的任何變化都大。我還更清楚地理解了我所生活的州。我明白,在多大程度上,我所生活於其中的人民能被當作好鄰友來信任;他們的友誼只適用於夏日的天氣;他們並不非常打算為善;由於他們的偏見與迷信,他們是與我截然不同的種族,像中國佬和馬來人一樣;他們毫無風險地犧牲人性,甚至連他們的財產都不冒危險;畢竟他們並不多麼高尚,而是像賊對待他們一樣對待賊,並期盼着,通過特定的外在儀式和幾聲禱告,還有不時沿一條筆直卻無用的特殊路線走,來拯救他們的靈魂。這也是在刺耳地評價我的鄰居;因為我相信,他們中有許多人並沒意識到,在他們的村莊里有像監獄這樣的機構。

我們村莊從前的風俗是,當貧窮的債務人出獄時,迎接他的熟人們通過交叉的手指看他,代表監獄窗戶的柵欄,「汝怎麼樣?」我的鄰居沒有這樣迎接我,而是先看看我,再互相看看,就好像我長途旅行歸來了。我被投入監獄時,我正在去鞋匠鋪取一隻修好的鞋。當我次日早上被放出來時,我繼續完成我的差事,並穿上修好的鞋,加入了一支越橘團,他們迫不及待地要讓我引路;半個小時以內——因為馬很快備好了——就在一片越橘地中間了,在我們最高的一座山丘上面,兩英里遠,於是連州的影子也見不到。

這是「我的監獄」的完整經歷。



我從未拒付公路稅,因為我像渴望做個壞國民一樣渴望做個好鄰居;至於支持學校,我目前正在為教育我的同胞們盡一份力。我拒絕支付稅款清單,並不是由於其中的特定款項。我只不過希望拒絕效忠於州,有效地離開它,站得離它遠遠的。即使我能的話,我也不願意追查我的美元的去向,以至於到它買了一個人還是一條射殺人的步槍——美元是無辜的——但是,我想追查我的忠誠招致的結果。事實上,我按照自己的方式,暗中對州宣戰,可是我仍將儘可能地利用她並得到好處,就像這種情況中通常的一樣。

如果別人出於對州的同情,而支付了向我要的稅款,他們只是做了他們在自己的情況下早已做過的事,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們慫恿不正義達到了更甚於州所要求的程度。如果他們納稅是出於對被徵稅的個人的錯誤關心,為了保全他的財產,或者防止他入獄,正因為他們沒有明智地考慮到,他們允許其私人感情多麼大地妨害了公共利益。

那麼,這就是我目前的立場。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人不可太警惕,以免因固執或過分注重人們的評價,而使他的行為有偏失。讓他明白,他只會做己合而時順的事。

有時我想,為什麼,這民族懷着善意,他們只是無知;如果他們知道怎麼做,就會做得更好:為什麼給你的鄰居帶來這痛苦,雖然他們不想這樣對待你?但是,我又想,這沒有理由,讓我像他們一樣做,或者允許別人遭受另一種大得多的痛苦。再者,我有時對自己說,若千百萬人,不帶激憤,不帶惡意,不帶任何一種個人感情,僅僅向你要幾先令,他們的憲法是如此,沒有可能撤回或變更他們現在的要求,且在你這一邊,沒有可能向任何其他的千百萬人申訴,為何把自己暴露於這勢不可擋的殘暴力量之下呢?你如此地固執,不抵抗寒冷與飢餓、風與浪;你平靜地屈服於一千個類似的必然困境。你不把頭放在火里。但是,正由於我沒有把這全然視作殘暴力量,而部分當作人性力量,並考慮到與我相關的那千百萬中有許許多多是人,而不僅僅是殘暴或無生命的事物,相應地,我認為,申訴是可能的,首先而即刻由他們向他們的造物主申訴,其次,由他們向他們自己申訴。但是,如果我故意把頭放進火里,則不向火或者火的造物主申訴,而我只得責備自己。如果我能使自己相信,我有權對現在這樣的人感到滿意,並相應地對待他們,而不是在某些方面按照我對他們和我應當如何的要求和期望,那麼,就像一個好的穆斯林宿命論者,我應該努力對現在這樣的事物感到滿意,並說,它是神的旨意。而最重要的是,抵抗這與抵抗純粹殘暴或自然的力量之間有區別,即我抵抗這能夠實現某種結果;但是,我不可能像俄耳甫斯一樣,指望改變石和樹和獸的本性。

我不願意同任何人或國家爭吵。我不願意吹毛求疵,作微細的區分,或自命比我的鄰居好。我可以說,我甚至有點兒在尋求一個遵守國家法律的藉口。我絕對是太情願遵守它們了。在這點上,我確實有理由懷疑自己;每年,當稅務官再度來訪時,我發現自己打算回顧各級政府和州政府的行為與立場,還有民族的精神,以找到一則遵從的託辭。

 「我們須感國如親,
  而若我們隨時使
  愛或勤脫離致敬,
  我們須敬果育魂
  良心與宗教之事,
  不願支配或受益。」[喬治·皮爾:《阿爾卡薩之戰》(Battle of Alcazar)]

我相信,州將很快能夠讓我不用管所有這類事,然後我將做個與我的同胞無異的愛國者。從較低層次的角度看,憲法儘管有它的缺點,可還是很好的;法律與法院是非常可敬的;甚至連這個州和這個美國政府,在許多方面,也是非常值得讚美且傑出難得的東西,應被感激,像許許多多人對他們的描述這樣;但是,從稍高些層次的角度看,他們是我描述過的這樣;從更高和最高層次的角度看,誰會說他們是什麼樣,或者他們真的值得一看或一想呢?

然而,政府不太影響到我,我也將給予它儘可能最少的注意。我生活在政府統治之下,甚至在這個世界中的時間都不長。如果一個人自由思考、自由幻想、自由想象,則愚蠢的統治者或改革家對他而言似乎絕不會存在很久,不可能嚴重地妨礙他。

我知道,大多數人與我自己想的不一樣;但是,那些獻身於專門研究這些或同類主題的人,卻像任何人一樣令我不滿。政治家和議員,如此全然地滯留在機構裡面,從未清晰而不經掩飾地注視過它。他們談論推動社會,在它以外卻沒有休息之所。他們或許是有一定程度的經驗與辨別力的人,無疑也發明了精巧甚至有用的體制,我們為之真誠地感謝他們;但是,他們所有的才智與有用性處於特定而不太廣的範圍內。他們往往忽視了,世界不是由政策和權宜治理的。韋伯斯特從未尋究過政府,所以也無法對它作權威性的發言。他的話對那些不打算實質性地改革現有政府的立法者來說是智慧;可對於思想家,還有那些永遠在立法的人來說,他一次也沒有瞥過該主題。我知道那些人,他們對該話題沉靜而明智的思索,很快就會展現出其思想的範圍和理解力的界限。不過,與大多數改革家廉價的聲明,以及政治家大體上更廉價的智慧與口才相比,他的話幾乎是惟一切合情理而有價值的,我們為他而感謝天堂。相對而言,他總是堅決、獨到的,尤其是現實的。不過,他的品質不是智慧,而是審慎。律師的真理不是真理,而是一貫性或一貫的權宜。真理始終是與己和諧的,且主要不是想顯示出也許與壞事相容的正義。他該當之無愧地被叫做,如他已被叫做的那樣,憲法的守衛者。他除了守衛之外,沒有真正打擊過。他不是領導者,而是追隨者。他的領導者是87年的人們——「我從未努力過,」他說,「也未打算去努力;我從未支持過一項努力,也從未意圖去支持一項努力去打亂原先各州加入聯邦所作出和依據的安排。」他還考慮了憲法對奴隸制的認可,說:「因為它是原先協議的一部分——讓它維持原狀。」縱然他有特別的敏銳和能力,他也無法從僅僅是政治上的關係中抽取出事實,並把它視為應由智識來獨立處理的——例如,關於奴隸制,今天美國的一個人在這裡理應去做的事——而是冒險,或被驅使,去作出某個情急之下的回答,像如下的這樣,同時卻自稱作為一個平民獨立地發言——由之可推斷出什麼新穎而非凡的社會義務的法規呢?「這方式,」他說,「那些存在奴隸制的州的政府制訂它,乃出於他們自己的考慮,本着他們對其選民,對適當、博愛與正義的普遍規則,和對上帝的責任。別處組成的協會,源於人道意識或其他任何動機,都沒必要對它做任何事情。它們從未得到過我的任何鼓勵,它們將來也決不會。」

不知道更純淨的真理源泉,沒有向更高處上溯過其水流的人們,站着,且明智地站着,在聖經和憲法旁邊,並懷着崇敬與人性在那兒喝它;但是,注視着它從哪裡涓涓淌入這湖泊或那水塘的人們,再一次束好腰,並向着它的泉源繼續他們的朝聖之旅。

在美國,有立法天賦的人沒有出現過。他們在世界歷史上是罕有的。有演說家、政客和雄辯者,數以千計;但是,說話者還未開口說出,誰有能力解決當代爭議不斷的問題。我們為了口才而喜愛口才,而非因為它可以表達出任何真理,或者激發任何英勇行為的緣故。我們的議員,還沒有意識到自由貿易和自由、聯邦和正直對於國家的相對價值。對於相對低下的稅收與財政、商業與製造業與農業問題,他們沒有天賦或才能。如果單單聽任我們以國會議員口頭上的機智作為我們的指導,不由人民應時的體驗和有效的抱怨來修正,則美國不會長期保持住她的國際地位。離新約的寫就已一千八百年了,雖然我或許無權說它;可是,有足夠的智慧和實踐才能,以利用它傾瀉在立法科學上的光輝的立法者在哪兒?

政府的權威,即使是我所願意屈從的——因為我樂意聽從那些比我懂得多且更能幹的人,在許多事情上甚至是那些懂得不多也不太能幹的人——也依然是不純粹的:要嚴格地正義,它必須得到被治者的認可與同意。除非我容許,它對我的人身和財產不可以享有純粹的權利。從絕對君主制有限君主制的進步,從有限君主制民主制的進步,是朝着真正尊重個人的進步。甚至連中國的哲學家也充分明智地將個人視作帝國的基礎。我們所知的民主制,是不是政府最後可能的改進?難道不可能進一步承認人權並為之作好準備?除非州開始承認個人是更高的獨立權力,它自己的所有權力和權威都得自於之,並相應地對待個人,才會有真正自由而開明的州。我樂於想象一個州,它至少能夠對所有人都正義,並像對鄰居一樣尊敬地對待個人;甚至如果有些人履行了鄰居和同胞的所有義務,對它敬而遠之,不聞不問,也不被它接納,它也不會認為與它自己的寧靜和諧格格不入。一個結出這種果實,且任憑它儘快果熟蒂落的州,將為一個更加完美而榮耀的州鋪平道路,那是我同樣想象過的,可還沒在任何地方見到過。

本譯文與其原文有分別的版權許可。譯文版權狀況僅適用於本版本。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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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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