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者:正心得自由
作者-吳思/編輯-正心得自由
評價施琅應以多民族國家為前提
在評價涉及民族關係問題的歷史人物時,應該以多民族國家為前提。以多民族國家為前提,是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除漢族外,還有許多少數民族。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都是同胞兄弟。從歷史角度看,這些民族同漢族一樣,一旦強盛起來,也曾在中國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建立過政權。仔細研讀施琅的奏稿及今人有關的研究論著,不難發現施琅不僅不是中華民族的罪人,而且是一個有大功於國家、民族的傑出的愛國者。 施琅(1621—1696年),在清王朝中歷任廣東提督、福建水師提督等職。 三百多年來,由於「忠君」的道德觀念和正統的大漢族主義觀念的作祟,不論是民間還是史學界對施琅的評價大多是貶多於褒,抑多於揚。大量有關施琅原始記錄中那些熠熠生輝的史料,長期為這種錯誤的歷史觀所障蔽、所曲解。一個對中華民族有過重大歷史貢獻的施琅,變成了「漢jian」、「歷史罪人」。令人欣慰的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史學界經過幾次學術討論,一致肯定了施琅靖海寧疆、統一台灣的豐功偉績,指出他是一位值得讚頌的歷史人物。但是,最近海峽兩岸還有一些學者撰文斥責施琅是一個「叛國」的罪人,必須和投降日寇的大漢奸汪精衛一樣「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遺臭萬年」,等等。這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分歧。 那麼,今天我們該如何對施琅作出歷史評價呢? 應以多民族國家為前提 施琅活動於明末清初,曾經是鄭成功的部將,文韜武略俱佳。後因反對鄭氏舍水就陸的戰略方針和強征百姓糧餉的做法,和鄭氏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最後導致其父施大宣、弟施顯因受株連而被殺。施琅在爭取和鄭氏和好無望的情況下被迫降清。是年為順治八年(1651年),其時清政府已建都北京,且已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建立起它的統治。這裡且不說施琅降清是事出有因,屬於逼上梁山,僅就降清此舉本身來說,也不能斥之為「叛國」。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對此,不僅史學界的泰斗范文瀾、翦伯贊諸位先生已闡述得清清楚楚,而且中學的歷史課本也講得明明白白。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歷史上漢族所建立的政權是中國政權,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政權也是中國政權。在歷史上明朝之後有一個清朝,滿族建立的清政權是中國政權,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既然清政權不是外國,那麼,就不能斥施琅降清為「叛國」。因此事將他和背叛中華民族、充當日寇走狗的汪精衛相提並論,更是毫無根據,錯上加錯。這種錯誤觀點實質上是民族偏見、民族情緒的宣泄,談不上學術研究。 在評價涉及民族關係問題的歷史人物時,應該從多民族國家的前提出發進行評價。以多民族國家為前提,是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除漢族外,還有許多少數民族。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都是同胞兄弟。從歷史角度看,這些民族同漢族一樣,一旦強盛起來,也曾在中國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建立過政權。不容置疑,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王朝,建立清朝的滿族,早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個重要成員。對這些人物的評價,很重要的一條標準,就是看這個歷史人物是否順應歷史的潮流,他們的主張是否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離開這個前提,用民族主義的情緒或者站在大漢族主義的立場上去褒貶歷史人物,必然得出不利於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共同利益的結論。對明末清初這段歷史有關人物的評價尤其應當冷靜和客觀。我們贊成施偉青先生在《施琅年譜考略》一書中指出的:「明清鼎革之際,包括滿族在內的中華民族,是在血與火的痛苦衝突中推動中國前進的。在這個過程中,各族人民既都有犧牲,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貢獻。」清軍入關初期,實行過諸如剃髮、圈地以及屠城等民族壓迫政策,一部分漢人起而反對民族壓迫,自然是正義之舉。當清軍統一中國已成大勢所趨,而且由於大量漢人參政以及清統治者接受漢文化的影響,已逐步放棄上述野蠻的民族壓迫政策時,統一便成為發展生產力的需要,成為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繼續堅持抗清,並提出「反清復明」的口號,已經失去任何積極意義了。鄭成功之所以被稱為民族英雄,其功績在於從荷蘭殖民主義者手中收復台灣,而不在堅持抗清;施琅之所以得到後人垂青,也正是他統一了台灣,鞏固了東南沿海的疆域。 那麼,怎樣從總體上看待明末清初這段歷史呢?正如施偉青先生所指出的「十六世紀後期,明政權已是腐敗透頂,自身又不具備調節能力,其覆滅是勢所必然。」而李自成的農民軍一進入北京就「內部矛盾加劇」、「紀律敗壞」,遂鑄成無可挽回的敗局;只有「生氣勃勃」的清王朝,能建立「一個穩定的、勵精圖治」的政權,並統一中國,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如果承認這個事實,那麼,一大批明王朝的舊臣走到清王朝,為清王朝的安邦定國效力,就不應該受到非議。無論這些人是來自明政權還是來自抗清隊伍,只要他們確實為發展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作出過貢獻,就應當肯定他們。施琅為統一台灣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有些人在無法否認這個事實的同時,卻說什麼施琅「叛鄭」違背了傳統的道德規範。眾所周知,「忠君」是封建社會最高的道德規範,時人以此看待施琅「叛鄭」,尚屬情有可原。今人還堅持三百年前的這種看法,並津津樂道,就未必妥當了。人們是否想到:如果承認滿族是中華民族的重要人員之一,清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王朝,那麼,以反對清朝入關和反對明臣事清,並把後者稱為「漢奸」來標榜自己「愛國主義立場」,就值得懷疑了。因為,從本質上看,他們愛的不過是腐敗的明王朝,而不是發展着的中國。 事實上,這種觀念不僅陳腐,而且很值得我們深思,那就是來自國外的一些別有用心的學者的觀點。自近代以來,日、俄、美等國的一些學者為配合本國統治者侵略中國的政策,提出了一系列謬論,說什麼「中國人僅指漢族」、「中國東北除漢族外的各民族不是中國人」;「中國的範圍僅指長城以南,以北的土地不是中國領土」等等。 從這些言論中不難看出,我們一些學者的陳腐觀念已經為別有用心的外國學者所利用。 施琅是一位傑出的愛國者
仔細研讀施琅的奏稿及今人有關的研究論著,不難發現施琅不僅不是中華民族的罪人,而且是一個有大功於國家、民族的傑出的愛國者。
施琅降清後所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奉旨專征台灣。當時的台灣被鄭氏割據政權所占據,鄭氏政權無力統一全國,但又不甘心歸降清朝,與大陸保持着軍事對峙,給兩岸人民帶來很大的災難。康熙平定三藩叛亂後,為消滅鄭氏勢力,寧海靖疆,任命內大臣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令其統領福建水師征台。施琅充分發揮其軍事才能,於六月二十二日經鏖戰一舉攻克澎湖。接着他利用兵臨台島的有利態勢,積極開展招撫,促使鄭氏集團率眾降清,台灣本島不戰而下。施琅入台後,冷靜地處理國事和家仇的關係,沒有誅殺一人,而且刑牲奉幣祭告鄭成功廟,肯定鄭成功開發台灣的貢獻。
他還疏請減輕台民的賦稅負擔,妥善安置歸降的鄭氏官兵,這表現了他以國事為重,心存民族大義。 特別應該提到的是他那篇《恭陳台灣棄留疏》(見《靖海紀事》卷下)。鄭氏集團降清後,清政府內部有人主張放棄台灣,甚至認為可以把台灣送給荷蘭人。康熙起初對台灣的棄留問題也不夠重視,認為「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康熙起居注》二十二年十月一日條)。施琅見狀,遂題呈著名的《恭陳台灣棄留疏》,他首先指出台灣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處於大陸東南海中,「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荷蘭人對台灣無時不在「涎貪」,如果一旦讓其占有台灣,他們必定會以台灣作為基地,利用「精壯堅大」的戰艦進犯大陸沿海。「此乃種禍後來,沿海諸省,斷難晏然無虞」,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將會受到嚴重威脅。其次,施琅指出,台灣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交通發達,棄之未免可惜。「耕桑並耦,魚鹽滋生」,滿山遍野種植有各種竹木,「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還盛產木棉,「經織不乏」,「舟帆四達,絲縷踵至」,這樣的寶島,怎麼能棄之不顧或拱手送人呢?複次,他指出,守衛台灣不會增加清政府的財政負擔,可以採用汰減「內地溢設之官兵」以分防台灣的辦法,以做到「無添兵增餉之費」。最後,施琅再次強調,由於「台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因此,不要說因其物產豐富,「固當議留」,即使是「不毛荒壤,必藉內地挽運,亦斷斷乎其不可棄」!真是擲地有聲。如果沒有熾熱的愛國熱忱,維護國家一統的強烈願望,怎麼可能題呈這樣的奏疏,提出這樣的真知灼見呢?這豈是一個叛國的漢奸罪人所能為? 施琅力主留台的意見終於被清政府所採納,清政府在台灣設府管理,屯兵戌守,從此台灣正式投入祖國的懷抱,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筆者認為,與其說是施琅陳述的理由折服了康熙和朝中大臣,不如說是他的冷靜、熱情和對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深切關懷打動了康熙與朝中大臣。試想,如果沒有施琅的率師征台和疏請留台,今天的台灣恐怕早已不在中國的版圖之內了,掌握台灣命運的也不可能是中國人了。 施琅一貫堅定地主張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他就上疏反對清政府為對付鄭氏而採取的遷界政策,他心情沉重地說:「伏思天下一統,胡為一鄭經殘孽盤踞海島,而拆五省邊海地方,畫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則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復割棄?」(《靖海紀事》卷上,《盡陳所見疏》)15年後他力主留台,可以視為是其「安可以既得封疆而復割棄」的思想主張的再現。 《靖海紀事》收有施琅族叔施德馨所撰施琅傳記《襄壯公傳》,書中記載施琅在兒童時代曾就塾讀經,中年後調入京任內大臣13年期間則攻讀史籍不已,「嘗於朝退休閒,翻閱歷代二十一史,鑑古今成敗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諸胸中」。可見施琅雖為武將,卻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其憂國憂民的情懷和追求大一統的理想,都可以從中找到根源。 目前,我們也有實現統一台灣的重大使命。大概是出於這個原因吧,施琅———這位曾經為統一兩岸作出重大貢獻的愛國者,近年來備受「台獨」的仇視。翻開台灣出版的一些報刊,經常可以看到把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東山針對「台獨」所進行的軍事演習和施琅從東山渡海征台兩件事聯繫在一起,加以肆意詆毀的文章。我們不難從這些文章的背面悟出施琅屢遭無端誣衊的現實緣由。 已故著名明清史專家傅衣凌先生指出:「鄭成功的復台和施琅的復台雖各有具體原因,但是都隱藏着中華民族的大義。」「兩人的處境不同,征台的出發點不同,但是他們對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則有同樣的認識,都堅定地主張保衛台灣。從他們兩人對台灣的認識來說,我們說施琅不是鄭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繼承者。」傅先生對施琅的評價是很中肯的,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