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者:正心得自由
作者-吳思/編輯-正心得自由
評價施琅應以多民族國家為前提
在評價涉及民族關係問題的歷史人物時，應該以多民族國家為前提。以多民族國家為前提，是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除漢族外，還有許多少數民族。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都是同胞兄弟。從歷史角度看，這些民族同漢族一樣，一旦強盛起來，也曾在中國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建立過政權。仔細研讀施琅的奏稿及今人有關的研究論著，不難發現施琅不僅不是中華民族的罪人，而且是一個有大功於國家、民族的傑出的愛國者。 施琅（1621—1696年），在清王朝中歷任廣東提督、福建水師提督等職。 三百多年來，由於「忠君」的道德觀念和正統的大漢族主義觀念的作祟，不論是民間還是史學界對施琅的評價大多是貶多於褒，抑多於揚。大量有關施琅原始記錄中那些熠熠生輝的史料，長期為這種錯誤的歷史觀所障蔽、所曲解。一個對中華民族有過重大歷史貢獻的施琅，變成了「漢jian」、「歷史罪人」。令人欣慰的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史學界經過幾次學術討論，一致肯定了施琅靖海寧疆、統一台灣的豐功偉績，指出他是一位值得讚頌的歷史人物。但是，最近海峽兩岸還有一些學者撰文斥責施琅是一個「叛國」的罪人，必須和投降日寇的大漢奸汪精衛一樣「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遺臭萬年」，等等。這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分歧。 那麼，今天我們該如何對施琅作出歷史評價呢？ 應以多民族國家為前提 施琅活動於明末清初，曾經是鄭成功的部將，文韜武略俱佳。後因反對鄭氏舍水就陸的戰略方針和強征百姓糧餉的做法，和鄭氏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最後導致其父施大宣、弟施顯因受株連而被殺。施琅在爭取和鄭氏和好無望的情況下被迫降清。是年為順治八年（1651年），其時清政府已建都北京，且已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建立起它的統治。這裡且不說施琅降清是事出有因，屬於逼上梁山，僅就降清此舉本身來說，也不能斥之為「叛國」。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對此，不僅史學界的泰斗范文瀾、翦伯贊諸位先生已闡述得清清楚楚，而且中學的歷史課本也講得明明白白。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歷史上漢族所建立的政權是中國政權，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政權也是中國政權。在歷史上明朝之後有一個清朝，滿族建立的清政權是中國政權，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既然清政權不是外國，那麼，就不能斥施琅降清為「叛國」。因此事將他和背叛中華民族、充當日寇走狗的汪精衛相提並論，更是毫無根據，錯上加錯。這種錯誤觀點實質上是民族偏見、民族情緒的宣泄，談不上學術研究。 在評價涉及民族關係問題的歷史人物時，應該從多民族國家的前提出發進行評價。以多民族國家為前提，是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除漢族外，還有許多少數民族。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都是同胞兄弟。從歷史角度看，這些民族同漢族一樣，一旦強盛起來，也曾在中國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建立過政權。不容置疑，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王朝，建立清朝的滿族，早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個重要成員。對這些人物的評價，很重要的一條標準，就是看這個歷史人物是否順應歷史的潮流，他們的主張是否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離開這個前提，用民族主義的情緒或者站在大漢族主義的立場上去褒貶歷史人物，必然得出不利於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共同利益的結論。對明末清初這段歷史有關人物的評價尤其應當冷靜和客觀。我們贊成施偉青先生在《施琅年譜考略》一書中指出的：「明清鼎革之際，包括滿族在內的中華民族，是在血與火的痛苦衝突中推動中國前進的。在這個過程中，各族人民既都有犧牲，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貢獻。」清軍入關初期，實行過諸如剃髮、圈地以及屠城等民族壓迫政策，一部分漢人起而反對民族壓迫，自然是正義之舉。當清軍統一中國已成大勢所趨，而且由於大量漢人參政以及清統治者接受漢文化的影響，已逐步放棄上述野蠻的民族壓迫政策時，統一便成為發展生產力的需要，成為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繼續堅持抗清，並提出「反清復明」的口號，已經失去任何積極意義了。鄭成功之所以被稱為民族英雄，其功績在於從荷蘭殖民主義者手中收復台灣，而不在堅持抗清；施琅之所以得到後人垂青，也正是他統一了台灣，鞏固了東南沿海的疆域。 那麼，怎樣從總體上看待明末清初這段歷史呢？正如施偉青先生所指出的「十六世紀後期，明政權已是腐敗透頂，自身又不具備調節能力，其覆滅是勢所必然。」而李自成的農民軍一進入北京就「內部矛盾加劇」、「紀律敗壞」，遂鑄成無可挽回的敗局；只有「生氣勃勃」的清王朝，能建立「一個穩定的、勵精圖治」的政權，並統一中國，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如果承認這個事實，那麼，一大批明王朝的舊臣走到清王朝，為清王朝的安邦定國效力，就不應該受到非議。無論這些人是來自明政權還是來自抗清隊伍，只要他們確實為發展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作出過貢獻，就應當肯定他們。施琅為統一台灣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有些人在無法否認這個事實的同時，卻說什麼施琅「叛鄭」違背了傳統的道德規範。眾所周知，「忠君」是封建社會最高的道德規範，時人以此看待施琅「叛鄭」，尚屬情有可原。今人還堅持三百年前的這種看法，並津津樂道，就未必妥當了。人們是否想到：如果承認滿族是中華民族的重要人員之一，清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王朝，那麼，以反對清朝入關和反對明臣事清，並把後者稱為「漢奸」來標榜自己「愛國主義立場」，就值得懷疑了。因為，從本質上看，他們愛的不過是腐敗的明王朝，而不是發展着的中國。 事實上，這種觀念不僅陳腐，而且很值得我們深思，那就是來自國外的一些別有用心的學者的觀點。自近代以來，日、俄、美等國的一些學者為配合本國統治者侵略中國的政策，提出了一系列謬論，說什麼「中國人僅指漢族」、「中國東北除漢族外的各民族不是中國人」；「中國的範圍僅指長城以南，以北的土地不是中國領土」等等。 從這些言論中不難看出，我們一些學者的陳腐觀念已經為別有用心的外國學者所利用。 施琅是一位傑出的愛國者
仔細研讀施琅的奏稿及今人有關的研究論著，不難發現施琅不僅不是中華民族的罪人，而且是一個有大功於國家、民族的傑出的愛國者。
施琅降清後所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奉旨專征台灣。當時的台灣被鄭氏割據政權所占據，鄭氏政權無力統一全國，但又不甘心歸降清朝，與大陸保持着軍事對峙，給兩岸人民帶來很大的災難。康熙平定三藩叛亂後，為消滅鄭氏勢力，寧海靖疆，任命內大臣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令其統領福建水師征台。施琅充分發揮其軍事才能，於六月二十二日經鏖戰一舉攻克澎湖。接着他利用兵臨台島的有利態勢，積極開展招撫，促使鄭氏集團率眾降清，台灣本島不戰而下。施琅入台後，冷靜地處理國事和家仇的關係，沒有誅殺一人，而且刑牲奉幣祭告鄭成功廟，肯定鄭成功開發台灣的貢獻。
他還疏請減輕台民的賦稅負擔，妥善安置歸降的鄭氏官兵，這表現了他以國事為重，心存民族大義。 特別應該提到的是他那篇《恭陳台灣棄留疏》（見《靖海紀事》卷下）。鄭氏集團降清後，清政府內部有人主張放棄台灣，甚至認為可以把台灣送給荷蘭人。康熙起初對台灣的棄留問題也不夠重視，認為「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康熙起居注》二十二年十月一日條）。施琅見狀，遂題呈著名的《恭陳台灣棄留疏》，他首先指出台灣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處於大陸東南海中，「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荷蘭人對台灣無時不在「涎貪」，如果一旦讓其占有台灣，他們必定會以台灣作為基地，利用「精壯堅大」的戰艦進犯大陸沿海。「此乃種禍後來，沿海諸省，斷難晏然無虞」，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將會受到嚴重威脅。其次，施琅指出，台灣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交通發達，棄之未免可惜。「耕桑並耦，魚鹽滋生」，滿山遍野種植有各種竹木，「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還盛產木棉，「經織不乏」，「舟帆四達，絲縷踵至」，這樣的寶島，怎麼能棄之不顧或拱手送人呢？複次，他指出，守衛台灣不會增加清政府的財政負擔，可以採用汰減「內地溢設之官兵」以分防台灣的辦法，以做到「無添兵增餉之費」。最後，施琅再次強調，由於「台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因此，不要說因其物產豐富，「固當議留」，即使是「不毛荒壤，必藉內地挽運，亦斷斷乎其不可棄」！真是擲地有聲。如果沒有熾熱的愛國熱忱，維護國家一統的強烈願望，怎麼可能題呈這樣的奏疏，提出這樣的真知灼見呢？這豈是一個叛國的漢奸罪人所能為？ 施琅力主留台的意見終於被清政府所採納，清政府在台灣設府管理，屯兵戌守，從此台灣正式投入祖國的懷抱，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筆者認為，與其說是施琅陳述的理由折服了康熙和朝中大臣，不如說是他的冷靜、熱情和對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深切關懷打動了康熙與朝中大臣。試想，如果沒有施琅的率師征台和疏請留台，今天的台灣恐怕早已不在中國的版圖之內了，掌握台灣命運的也不可能是中國人了。 施琅一貫堅定地主張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他就上疏反對清政府為對付鄭氏而採取的遷界政策，他心情沉重地說：「伏思天下一統，胡為一鄭經殘孽盤踞海島，而拆五省邊海地方，畫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則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復割棄？」（《靖海紀事》卷上，《盡陳所見疏》）15年後他力主留台，可以視為是其「安可以既得封疆而復割棄」的思想主張的再現。 《靖海紀事》收有施琅族叔施德馨所撰施琅傳記《襄壯公傳》，書中記載施琅在兒童時代曾就塾讀經，中年後調入京任內大臣13年期間則攻讀史籍不已，「嘗於朝退休閒，翻閱歷代二十一史，鑑古今成敗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諸胸中」。可見施琅雖為武將，卻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其憂國憂民的情懷和追求大一統的理想，都可以從中找到根源。 目前，我們也有實現統一台灣的重大使命。大概是出於這個原因吧，施琅———這位曾經為統一兩岸作出重大貢獻的愛國者，近年來備受「台獨」的仇視。翻開台灣出版的一些報刊，經常可以看到把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東山針對「台獨」所進行的軍事演習和施琅從東山渡海征台兩件事聯繫在一起，加以肆意詆毀的文章。我們不難從這些文章的背面悟出施琅屢遭無端誣衊的現實緣由。 已故著名明清史專家傅衣凌先生指出：「鄭成功的復台和施琅的復台雖各有具體原因，但是都隱藏着中華民族的大義。」「兩人的處境不同，征台的出發點不同，但是他們對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則有同樣的認識，都堅定地主張保衛台灣。從他們兩人對台灣的認識來說，我們說施琅不是鄭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繼承者。」傅先生對施琅的評價是很中肯的，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