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問題與主義

再論問題與主義
作者：李大釗
1919年8月17日

本作品收錄於《每週評論》

這是“問題與主義”討論的一部分

適之先生：

　　我出京的時候，讀了先生在本報三十一號發表的那篇論文，題目是《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發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與先生的主張互相發明，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告白。現在把他一一寫出，請先生指正。

　　（一）「主義」與「問題」 我覺得「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十分分離的關係。因為一個社會的解決，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那麼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設法，使他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了社會上多數的共同的問題，應該使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尺度（即是一種工具）。有那共同感覺生活上不滿意的事實，才能一個一個的成了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不然，你儘管研究你的社會問題，社會上多數人卻一點不生關係。那個社會問題，是仍然永沒有解決的希望：那個社會問題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響於實際。所以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並行不悖的。不過談主義的人，高談雖沒有什麼不可，也須求一個實驗。這個實驗，無論失敗與成功，在人類的精神裡，終能留下個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滅。從前信奉英國的Owen主義的人，和信奉法國的Fourier主義的人，在美洲新大陸上都組織過一種新村落新團體。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組織了個「新村」。這都是世人指為空想家的實驗；都是他們的實際運動中最有興昧的事實；都是他們同志中有志者或繼承者，集合起來，組織一個團體，在那裡實現他們所理想的社會組織，作一個關於理想社會的標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這新社會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實現世界的改造的計劃。 Owen派與Fourier派在美洲的運動，雖然因為離開了多數人民，去傳播他們的理想，就像在那沒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佈種子的一樣，歸於失敗了。而Noeyes作《美國社會主義史》，卻批評他們，說：Owen主義的新村落，Fourier主義的新團體，差不多生下來就死掉了。現在人都把他們忘了。可是社會主義的精神，永遠存留在國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幾百萬不曾參加他們的實驗生活，又不是Owen主義者，又不是Fourier主義者，只是沒有理論的社會主義者，只信社會有科學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還有方在待曉的一個希望猶尚儼存。這日向的「新村」，有許多點像那在美洲新大陸上已成舊夢的新村。而日本的學者及社會，卻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說，他們的企畫中，所含的社會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曉的一個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來信，也說「此次東行，在日向頗覺愉快」。可見就是這種高談的理想，只要能尋一個地方去實驗，不把他作了紙上的空談，也能發生些工具的效用，也會在人類社會中有相當的價值。不論高揭什麼主義，只要你肯竭力向實際運動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對的，都是有效果的。這一點我的意見稍與先生不同。但也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於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後誓向實際的方面去作。這是讀先生那篇論文後發生的覺悟。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際兩方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社會主義，亦復如是。他那互助友誼的精神，不論是科學派，空想派，都拿他來作基礎。把這個精神適用到實際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在清朝時，我們可用民主主義作工具去推翻愛新覺羅家的皇統。在今日，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軍閥的勢力。在別的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在我們這不事生產的官僚強盜橫行的國家，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般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樣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在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勢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這可以證明主義的本性，原有適用實際的可能性。不過被專事空談的人用了，就變成空的罷了。那麼先生所說主義的危險，只怕不是主義的本身帶來的，是空談他的人給他的。

　　（二）假冒牌號的危險一個學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恆至不為人讀，而其學說，卻如通貨一樣，因為不斷的流通傳播，漸漸磨滅，乃至發行人的形像印章，都難分清。亞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書，人人都稱讚他，卻沒有人讀他。馬查士留下了一部書，沒有一個人讀他，大家卻都來濫用他。英人邦納氏（Bonar）早已發過這種感慨。況在今日群眾運動的時代，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多半是群眾運動的隱語旗幟，多半帶著些招牌的性質。既然帶著招牌的性質，就難免假冒招牌的危險。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眾的讚許，就有旺麻子等來混用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葉，得了群眾的照顧，就有汪正大等來混用他的招牌。今日社會主義的名詞，很在社會上流行，就有安福部的社會主義跟著發現。這種假冒招牌的現象，討厭誠然討厭，危險誠然危險，淆亂真實也誠然淆亂真實。可是這種現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開荒的時候，有些雜草毒草，夾雜在善良的穀物花草里長出，也是當然應有的現象。王麻子不能因為旺麻子等也來賣刀剪，就閉了他的剪鋪。王正大不能因為汪正大等也來販茶葉，就歇了他的茶莊。開荒的人，不能因為長了雜草毒草，就並善良的穀物花草一齊都收拾了。我們又何能因為安福派也來講社會主義，就停止了我們正義的宣傳。因為有假冒牌號的人，我們越發應該一面宣傳我們的正義，一面就種種問題研究實用的方法，好去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免得阿貓，阿狗，鸚鵡，留聲機來混我們，騙大家。

　　（三）所謂過激主義《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同人，談俄國布爾札維克主義的議論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運動，文學運動，據日本《日日新聞》的批評，且說是支那民主主義的正統思想。一方要與舊式的頑迷思想奮戰，一方要防遏俄國布爾札維克主義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札維克主義的。當那舉世若狂，慶祝協約國戰勝的時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勝利》的論文，登在《新青年》上。當時聽說孟和先生因為對於布爾札維克主義不滿意，對於我的對於布爾札維克的態度，也很不滿意（孟和先生遊歐歸來，思想有無變動，此時不敢斷定） 。或者因為我這篇論文，給《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煩，仲甫先生今猶幽閉獄中，而先生又橫被過激黨的誣名，這真是我的罪過了。不過我總覺得布爾札維克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佈在人類社會；不可一味聽信人家為他們造的謠言，就拿凶暴殘忍的話抹煞他們的一切。所以一聽人說他們實行「婦女國有」，就按情理斷定是人家給他們造的謠言。後來看見美國「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這話果然是種謠言，原是布爾札維克政府給俄國某城的無政府黨的人造的。以後展轉傳訛，人又給他們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報發表的俄國的新憲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幾篇論文，很可以供我們研究俄事的參考，更可以證明婦女國有的話，全然無根了。後來又聽人說，他們把克魯泡脫金氏槍斃了，又疑這話也是謠言。據近來歐美各報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無恙。在我們這盲目的社會，他們那裡知道Bolshevism是什麼東西，這個名詞怎麼解釋？不過因為迷信資本主義，軍國主義的日本人，把他譯作「過激主義」，他們看「過激」這兩個字，很帶著些危險，所以順手拿來亂給人戴。看見先生們文學改革論激烈一點，他們就說先生是過激黨。看見章太炎、孫伯蘭政治論激烈一點，他們又說這兩位先生是過激黨。這個口吻，是根據我們四千年先聖先賢道統的薪傳。那「楊子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的邏輯，就是他們唯一的經典。現在就沒有「過激黨」這個新名詞，他們也不難把那舊武器拿出來攻擊我們。什麼「邪說異端」哪，「洪水猛獸」哪，也都可以給我們隨便戴上。若說這是談主義的不是，我們就談貞操問題，他們又來說我們主張處女應該與人私通。我們譯了一篇社會問題的小說，他們又來說我們提倡私生子可以殺他父母。在這種淺薄無知的社會裡，發言論事，簡直的是萬難，東也不是，西也不是。我們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為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那些貓，狗，鸚鵡，留聲機，儘管他們在旁邊亂響；過激主義哪，洪水猛獸哪，邪說異端哪，儘管他們亂給我們頭銜。那有閒工夫去理他！

　　　（四）根本解決 「根本解決」這個話，很容易使人閒卻了現在，不去努力，這實在是一個危險。但這也不可一概而論。若在有組織，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個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機會，馬上就可以用這工具作起工來。若在沒有組織、沒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已閉止，任你有什麼工具，都沒有你使用作工的機會。這個時候，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就以俄國而論，羅曼諾夫家沒有顛覆，經濟組織沒有改造以前，一切問題，絲毫不能解決。今則全都解決了。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可是專取這唯物史觀（又稱歷史的唯物主義）的第一說，只信這經濟的變動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於他的第二說——就是階級競爭說，— —了不注意，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為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就能實現，也不知遲了多少時期。有許多馬克思派社會主義者，很吃了這個觀念的虧。天下只是在群眾里傳布那集產制必然的降臨的福音，結果除去等著集產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點的預備也沒有作。這實在是現在各國社會黨遭了很大危機的主要原因。我們應該承認：遇著時機，因著情形，或須取一個根本解決的方法；而在根本解決以前還須有相當的準備活動才是。

　　以上拉雜寫來，有的和先生的意見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異，已經佔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當，請賜指教。以後再談罷。

李大釗寄自昌黎五峰

1919年8月17日

《每週評論》第3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