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衍義補/卷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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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糴之令

《易》：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卦名）〉。

臣按：此後世為市之始。先儒謂《易》之十二卦製器尚象，始《離》，次《蓋》，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民之於食貨有此者無彼，蓋以其所居異其處而所食所用者不能以皆有，故當日中之時致其人於一處、聚其貨於一所，所致所聚之處是即所謂市也。人各持其所有於市之中而相交相易焉，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各求得其所欲而後退，則人無不足之用，民用既足則國用有餘也。

《周禮》：司市〈（市官之長）〉掌市之治〈（治以理之）〉教〈（教以化之）〉、政〈（政以正之）〉刑〈（刑以製之）〉、量〈（量多寡）〉度〈（度長短）〉、禁〈（使勿為）〉令〈（使之為）〉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所居之次為敘，分地以掌之）〉，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物於市肆，使各以類相從）〉。大市〈（交易眾多）〉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時而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物之無者常使之有）〉，利者使阜〈（有利益者使之阜盛）〉，害者使亡〈（物之害財者賤之使至於亡）〉，靡者使微〈（侈靡者抑之使微少）〉。

葉時曰：「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製商以市廛，通貨也。大宰阜財之職而與農穀並任，司徒通財之事而與稼穡同頒，誠以食足貨通而後教化可成也，是以匠人營國則前朝而後市，內宰建國則佐後而立市，市者所以通商賈而阜財也。」

胥師〈（市中群胥之長）〉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平其價不得擅為高下）〉，憲刑禁焉。

賈師〈（知物價者）〉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視也）〉其成〈（物之成者）〉而奠〈（定也）〉其賈〈（使之有常）〉，然後令市。

臣按：《周官》於市肆一事設官如此之詳，所以使民懋遷其有無也，有者得以售，無者得以濟，斯民之各遂其所欲，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泉府〈（泉布委積之府）〉掌以市之征布〈（征布廛人所斂之五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市貨有積滯不售者則以征布買而收之）〉以其賈買之〈（使民不喪其本）〉，物揭而書之〈（逐物表揭而書其價）〉，以待不時而買者〈（以待民之乏用）〉。買者各從其抵〈（抵音帝，本也）〉，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主與有司即所謂抵也）〉，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借用也）〉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國服，謂民於國所服之業，如農圃之類也。民貸物不取其息，俾其出力以服國事以代出息也）〉。

葉適曰：「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蓋當是時民皆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上之人不之與則誰與之？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事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疾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馬端臨曰：「泉府一官最為便民，滯則官買之，民不時而欲買者官則賣之，無力者則賒貸與之。蓋先王視民如子，洞察其隱微而多方濟其缺乏，仁政莫尚於此，初非專為謀利取息設也。王安石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剿鄭注『國服為息』一語，行青苗以誤天下，可乎？」

臣按：泉府之設以泉為名，蓋主泉布〈（泉，古「錢」字）〉之官也。古者以泉布流通天下之物，無非以便民而已。泉布出於上，貨物生於民，民之貨物不能以皆有也，欲通其有無必資錢以易物，然後無者各有焉。然其物之聚也有多有少，時之用物也有急有緩，少而急於用則通，多而不急於用則滯，上之人因其滯也則以泉布收之，俾其少而通焉，所以厚民生也。上既收之矣，下之人或有所急而需焉，則隨其原價而賣之，所以濟民之用也。然買物必以價，彼民之貧者無價以買，官則或賒或貸，與之賒則取償而不取息，貸則按本以計其息，所以不取息者，應其喪祭之急而必取息者，限其浮浪之費也。然其取息也則又不以錢而以力焉，所謂國服為之息者，償本之後以服役公家為息，服如國中七十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征之以供服役之服也。凡若此者，無非以阜民之財、濟民之急而上之人無分毫利焉，豈若王莽、王安石之所為哉？

《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奸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

李覯曰：「理財之道去偽為先，民之詐偽蓋其常心，矧茲市井，飾行儥慝何所不至哉？奸偽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矣。豈惟愚民見欺耶？使人妨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下去本而上失實，禍自此始也。」

臣按：市肆所陳雖商賈之事，然而風俗之奢儉、人情之華實、國用之盈縮皆由於斯焉。

漢武帝元封元年，用桑弘羊言，置均輸官於郡國，盡籠天下之貨，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而物價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桑弘羊曰：「往者郡縣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

文學曰：「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獲，工女效其職。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奸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人並收，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奸，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奸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

臣按：桑弘羊作均輸法以為平準，觀其與賢良文學之士所辨論者，大略盡之矣。然理之在天下，公與私、義與利而已矣，義則公、利則私，公則為人而有餘、私則自為而不足，堂堂朝廷而為商賈貿易之事，且曰欲商賈無所牟利。噫，商賈且不可牟利，乃以萬乘之尊而牟商賈之利，可乎？

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馬端臨曰：「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其買賣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為息者，乃以官物賒貸與民則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說，令民采山澤者、畜牧者、紡織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所為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為貢，則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

臣按：《樂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貳價，四民常均。此王莽五均之說所自出也。莽借古人良法以罔市利無足道者，姑錄之以示世戒。

漢章帝時尚書張林言：「縣官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商販無異，非明王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臣按：均輸之法謂郡國租賦並雇運之直官總取之而為之轉輸於京，此非但商賈之事，蓋貧民無產者為人傭雇之事也，不但非明主所宜行，雖鄉里之名為士大夫者亦不宜行也。章帝為漢七製主之一而亦為此，豈非武帝詒謀之不善哉？

唐德宗以宦者為宮市，使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胡寅曰：「百姓豪奪，縣令得而治之；縣令強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倚法以削，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人斂，天子得而逐之。天子而兼是數者，不恤谘怨、不畏非議、不納諫說則無如何矣。匹夫交易，價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廉者愧恥，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永監哉？」

臣按：萬乘之主而有四海之富，乃白奪貧人之物以為食用，無以異於盜賊之白日行劫。然方其未知也而為左右之人所蒙蔽，其責猶有可諉者，幸而農夫以驢負柴者毆宦者得以上聞，諫官、御史又數言之，而方鎮來朝者又以言，是可以罷之矣。夫以眾人所言者皆不信而區區信一人之言，謂京師遊手萬家仰宮市以取給。嗟夫，人君聽言當揆之於理，吾取物於市而遊手何預焉，而賴此以給乎？盍遣親信不欺者往偵其實，則情偽見矣。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詔宮中買物，有原不出產處毋得抑配擾民。

宋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以主禁中貿易，仁宗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內侍參主之，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務一切收市，擾人甚矣，及申舊令，使皆給實直。」其間內東門市民間物或累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宜以見錢售之。

臣按：宮中有所用度或有所闕，不能不求之於市肆，要之不必設場務、專官使、過有所用，遣廉謹之人齎見錢隨時價兩平交易而不折以他物，不限以異時、不易以壞幣，則官府有實用而小民無怨聲矣。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與其直。

臣按：宋朝預買絹謂之和買絹，夫買而謂之和，必兩無虧損、上下同欲而無抑配之謂也。宋朝所謂和買，猶是民以乏錢而須賣，官以先期而便民，其後之弊且至與夏稅並輸，而民家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而為民無窮之害。今所謂和買者，非止於絹，凡宮闈、官府有所匱乏，一切取之於州郡，州郡取之於民，然後計其直，俾其詣官庫給價償之。名曰和買，其實非民間所有，而欲以出賣者亦是州郡於民常賦之外斂錢收買，以應官司之求，及其領價之際，文移上下，展轉伺候，動經旬月，所得不償所費。嗚呼，官府所為如此，九重之上何由而知其詳哉？

神宗熙寧二年，製置三司條例司始製均輸之法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斂散之法，使富商大賈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權，假發運使以錢貨資其用度，俾周知財賦有無，而移用之得以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所當供辦者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時議多以為非，後迄不能成。

蘇軾曰：「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臣按：此桑弘羊之故智，然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猶有其弊，況後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輩，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為市則物之良惡、錢之多少易以通融準折取舍，官與民為市，物必以其良，價必有定數，又有私心詭計百出其間，而欲行之有利而無弊，難矣。政不若不為之為愈也。

熙寧五年，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並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

臣按：先是，草澤魏繼宗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於是下此詔。嗚呼，天生眾民，有貧有富，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稅斂、平物價，使富者安其富，貧者不至於貧，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乃欲奪富與貧以為天下，烏有是理哉？奪富之所有以與貧人且猶不可，況奪之而歸之於公上哉？籲，以人君而爭商賈之利，可醜之甚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絹，計綱赴京。」

陳瓘曰：「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為苦，何謂願請？今復增創，雖名濟乏，實聚斂之術。」

臣按：上之取下有常賦、有定制，凡於常賦定制之外有所建請，必是欲行己私趨時好，以希爵祿、幹恩典者。其所以建請者，必曰不益賦而國用饒，又曰民所願請而非強迫之者，又曰其行之上下俱便益而永遠無弊。人君聽其言非不美，及其施行之際不徒不能如其言，而損國課、戕民生、促國脈以貽後世羞者多矣，人主於此不可不察。

孝宗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初創立市〈（交易也）〉舶〈（海舟）〉以通貨物，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納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寓焉。」

臣按：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舶為名則始於宋焉，蓋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每歲招集舶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回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抽分之數，細色於二十五分中取一、粗色於三十分中取一，漏稅者斷沒，仍禁金銀銅鐵、男女不許溢出。本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蕃之進貢者，蓋用以懷柔遠人，實無所利其入也。臣惟國家富有萬國，故無待於海島之利，然中國之物自足其用，固無待於外夷，而外夷所用則不可無中國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斷不能絕，雖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而罪之，罪之而又有犯者，乃因之以罪其應禁之官吏，如此，則吾非徒無其利，而又有其害焉。臣考《大明律》於「戶律」有舶商匿貨之條，則是本朝固許人泛海為商，不知何時始禁，竊以為當如前代互市之法，庶幾置司之名與事相稱。或者若謂恐其招惹邊患，臣請以前代史冊考之，海上諸蕃自古未有為吾邊寇者，且暹羅、爪哇諸番隔越漲海，地勢不接，非西北戎狄比也，惟日本一國號為倭奴，人工巧而國貧窘，屢為沿海之寇，當遵祖訓不與之通。儻以臣言為可采，乞下有司詳議以聞，然後製下濱海去處，有欲經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審勘，果無違礙，許其自陳自造舶舟若干料數、收販貨物若干種數，經行某處等國，於何年月回還，並不敢私帶違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檢抽分之餘，方許變賣，如此則歲計常賦之外未必不得其助。矧今朝廷每歲恒以蕃夷所貢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國用之一端也，其視前代算閒架經總制錢之類濫取於民者，豈不猶賢乎哉？

〈（以上市）〉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遊於市〈（謂賈人多蓄積）〉，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以十收百）〉。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六斛四斗為鍾）〉，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鍾餉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謂輕侮之）〉奪吾民矣。」又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州縣裏蓄積錢幣，即上文萬室、千室所藏者）〉，於是縣州裏受公錢，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裏邑皆籍穀入若干。」

臣按：管仲，伯者之相也，其輔桓公以兵車伯天下，而其治國猶知以守穀為急務，而通輕重之權，為斂散之法。歲穰民有餘則輕穀，因其輕之之時官為斂糴，則輕者重；歲凶民不足則重穀，因其重之之時官為散糶，則重者輕。上之人制其輕重之權而因時以斂散，使米價常平以便人，是雖伯者之政而王道亦在所取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糶甚貴傷人〈（人謂士工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又見「固邦本」）〉

馬端臨曰：「古今言糶糴斂散之法始於齊管仲、魏李悝，管仲之意兼主於富國，李悝之意專主於濟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則畜賈遊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則桑、孔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皆宗此說。然山海天地之藏，關市物貨之聚，而豪強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至於農人服田力穡之贏餘，上之人為制其輕重、時其斂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諉曰國家不取必為兼並者所取，遂斂而不復散而資以富國，誤矣。」

臣按：天生萬物，惟穀於人為最急之物而不可一日無者，有之則生，無之則死，是以自古善為治者莫不重穀。三代以前，世無不耕之民，人無不給之家，後世田不井授，人不皆農，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資糴以食者什七八矣。農民無遠慮，一有收熟，視米穀如糞土，變穀以為錢，又變錢以為服食日用之需，曾未幾時，隨即罄盡，不幸而有荒年，則伐桑棗、賣子女，流離失所，草芽木皮無不食者，天下之民莫不皆然，而淮北、山東為甚。臣願朝廷舉李悝平糴之法，於此二處各立一常平司，每司注戶部屬官三員，量地大小借與官錢為本，每歲親臨所分屬縣，驗其所種之穀，麥熟幾分、粟熟幾分，與夫大小豆之類皆定分數，申達戶部，因種類之豐荒、隨時價之多少，收糴在官，其所收者不分是何米穀，逐月驗其地之所收、市之所售，粟少則發粟，麥少則發麥，諸穀俱不收然後盡發之〈（若易朽腐者又在臨時斟酌）〉，隨處立倉通融，般運分散，量時取直，凡貨物可用者皆售之，不必專取銀與錢也，其所得貨物可資國用者其數送官，其餘聽從隨時變賣以為糴本。臣言儻有可采，乞下有司計議，先行此二處試其可否，由是推之天下州郡可行之處，仍乞敕諭奉行之。臣俾其體李悝立法之心，必使農與人兩不傷、豐與歉兩俱足，其法雖不盡合於古人，是亦足以為今日養民足食之一助也。

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

司馬光曰：「常平倉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為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取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

臣按：壽昌於宣帝時上言欲糴三輔及弘農等四郡穀以足京師，可省關中漕卒，至明帝時，劉般已謂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考壽昌初立法時兼請立法於邊郡，臣愚亦竊以為內地行之不能無弊，惟用之邊郡為宜，非獨可以為豐荒斂散之法，亦因之以足邊郡之食、寬內郡之民焉。請於遼東、宣府、大同極邊之處各立一常平司，不必專設官，惟於戶部屬遣官一二員歲往其處蒞其事，每歲於收成之候，不問是何種穀，遇其收獲之時即發官錢收糴貯之於倉，穀不必一種，惟其賤而收之，官不必定價，隨其時而予之，其可久留者儲之以實邊城，其不可久者隨時以給廩食之人。凡諸穀一以粟為則，如粟直八百、豆直四百，則支一石者以二石與之，他皆準此，然後計邊倉之所有，豫行應運邊儲州縣，俾其依價收錢以輸於邊。如此不獨可以足邊郡，而亦可以寬內郡矣。由是推之，則雖關中鹽糧之法亦可以是而漸有更革焉。〈（又見「經制之義下」倉人條）〉

唐都關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歲不登，天子常幸東都以就食。玄宗時，有彭果者獻策，請行和糴於關中，自是京師糧廩溢羨，玄宗不復幸東都。

馬端臨曰：「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諸侯國，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賦稅米粟則未嘗征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稅取之千里之內而自足，不聞其責餉運於畿外之諸侯、糴米粟於畿內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入為出以製國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為法以取之，祗益見其不足耳。」

德宗時，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

貞元四年，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然後收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逾於時價，或先斂而後給直，追集停擁，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忻忭樂輸。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

白居易曰：「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則配戶督限，蹙迫鞭撻，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

臣按：和糴之法始於唐，今若效其法，遇米穀狼戾之秋，遣官齎錢，於豐熟之處開場設法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如白居易之言，是亦足國之一助也。但恐任之不得其人，一切委之吏胥，配戶督限，蹙迫鞭撻，則利未必得於國而害已先及於民，又不若不糴之為愈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俟歲饑即減價糶與貧民。真宗景德元年，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自兵罷後，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即止市糴，其後連歲登稔，乃令河北、河東、陝西增糴。

馬端臨曰：「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於糴也。平糴法始於魏李悝，然豐則取之於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於宋而糴遂為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寄糴〈（元豐二年，王子淵因綱舟利害設寄糴以權輕重）〉俵糴〈（熙寧八年，設傅散於民）〉、均糴〈（政和元年，童貫奏行以人戶家業田土均敷）〉、博糴〈（熙寧七年，以歲用餘糧聽民博買，秋成博糴）〉、兌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及時兌糴）〉、括糴〈（元符元年，章楶括索蓄家，量存其一）〉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故，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闕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致有此弊。後來懲其弊，所以隻取之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為商所虧，終也民又為官所虧，其失一也。」

臣按：馬氏此言唐以前所謂糴者聚米以賑民，宋以後所謂糴者聚米以養兵。所以為民者，今日宜行之內郡，臣向謂置常平司於遼以東、淮以北是也；所以為兵者，今日宜行之邊郡，臣向謂置常平司於遼東、大同等處是也。伏惟堯舜在上，不棄芻蕘之言，下有司究竟其可否以聞，其於國家儲蓄之計未必無助云。

神宗用王安石立製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斂散未得其宜，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預給令隨稅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其青苗法以錢貸民，春散秋斂，取二分息。

蘇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出納之際，吏緣為奸，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

臣按：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出息也，貸與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夏料於正月俵散，秋料於五月俵散，蓋假《周禮》泉府「國服為息」之說，雖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實欲專其利也。昔人謂其所以為民害者三，曰征錢也、取息也、抑配也。條例司初請之時曰隨租納斗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是未嘗征錢；曰凡以為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給者聽，則是未嘗抑配。及其施行之際，實則不然者，建請之初姑為此美言以惑上聽而厭眾論耳。夫奄有四海之大、億兆之眾，所以富國之術義無不可，而取舉貸出息之利，則是萬乘而為匹夫之事也，假令不征錢、不抑配，有利而無害，尚且不可，況無利而有害哉？神宗用王安石而行此法，其流禍至於民離散而國破敗，後世英君碩輔宜鑒宋人覆轍，尚其以義為利而毋專利以貽害哉。

以上市糴之令。

臣按：昔人謂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作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市之說昉於《周官》泉府，糴之說昉於李悝平糴，然其初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焉。後世則爭商賈之利、利民庶之有矣，豈古人立法之初意哉？臣愚就二者觀之，糴之事猶可為，蓋以米粟民食所需，雖收於官亦是為民。若夫市賈之事，乘時貴賤以為斂散，則是以人君而為商賈之為矣，雖曰摧抑商賈居貨待價之謀，然貧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況物貨居之既多，則雖甚乏其價自然不至甚貴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