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国民党文学《丽人行》

批判国民党文学《丽人行》
南京大学中文系革命大批判小组
1971年4月23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报》

“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长期以来，利用电影戏剧这一舆论武器，紧密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政治路线，向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猖狂进攻。三十年代，他在“国防文学”的黑旗下，炮制了一批“国防戏剧”，为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共产党和篡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摇旗呐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又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为行将崩溃的蒋家王朝打气撑腰的《丽人行》。这株大毒草是“国防戏剧”的继续，是极端反动的“国民党文学”，是田汉从事反革命罪恶活动的又一铁证。

《丽人行》（原名《新三个摩登女性》），一九四七年以话剧形式出笼，一九四八年，由田汉亲自改编成电影。这株大毒草写了抗日期间在上海沦陷区的一段所谓“地下抗日活动”。它通过三个所谓“丽人”（披着进步文化人外衣的李新群，汉奸、买办的姘妇梁若英，从女工沦为妓女的刘金妹）的不同遭遇，突出地歌颂了梁若英的前夫章玉良及其同伙李新群等一批所谓“地下工作者”。

章玉良、李新群之流究竟是哪一家的“地下工作者”？田汉毫不讳言，让他的剧中人物一再点明，他们是一批“重庆分子”。又让日寇在“审讯”章玉良时，说他是“受了英美的欺骗”。这就是说，他们是蒋介石手下的鹰犬，是亲英帝和美帝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娄罗。

《丽人行》就是公然为这样的一批“重庆分子”树碑立传的。田汉凭空编造了一大堆情节，竟把他们打扮成抗日的“英雄”。他把接受了“不再公开发表抗日言论”的条件，从日寇监狱的狗洞里爬出来的章玉良捧上了天，说他“一直参加了中国神圣的抗战”，“总是走在人家前头”。他把一直与汉奸勾勾搭搭，叫嚷“跟日本人来往，或兼点差事不能算是不爱国”的李新群一伙，描绘成在“抗日的孤岛”上海，坚持“对日抗战，自求解放”的唯一力量。

这完全是无耻的捏造！这类所谓“重庆分子”在现实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沦陷区里究竟搞了些什么所谓“地下活动”？我们只要翻看历史，就可一目了然。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所谓陪都重庆，实际上是蒋介石反动派策划内战、阴谋投敌的巢穴；而上海沦陷区，则是国民党反动派派遣的要员和日伪进行勾结的中心。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蒋介石的亲信们暗地里派遣使者，几乎经常不断地在上海等处和日寇保持联系，进行秘密谈判。”蒋介石的亲信们从重庆派往上海的这些娄罗，即所谓“重庆分子”，他们勾结日伪，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他们想方设法出卖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拍卖中国领土，他们是人民的大敌，民族的败类。

为什么田汉如此丧心病狂地颠倒历史？为什么他要把痈疽吹成宝贝？这是为了给国民党“领导抗战”的无耻谎言作伪证的。抗日战争期间，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田汉，一直在无耻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说什么“全国军民都在贤明领袖领导下与敌寇抗战到底”。在《丽人行》中，田汉美化这批“重庆分子”，目的就是为了美化他们的主子蒋介石，为蒋贼的所谓“领导抗战”制造反革命舆论。他公然在剧本中把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吹嘘成领导全国抗日的“中央”的喉舌。这正是田汉的心声，是《丽人行》的反革命要害所在。

为什么田汉又要编造出三个“身世不同生活悬殊”的“丽人”，并且捏造了她们殊途同归的结局呢？原来在这三个“丽人”中，田汉树立了一个“典范”，那就是“重庆分子”李新群。梁若英因被汉奸王仲原遗弃而企图自杀，刘金妹因受不起“苦难”的“熬炼”，几次寻死。这两个不同阶级的女人，最后都在李新群一伙的“启发教育”下，统统变成了“民族的女战士”、“时代的新丽人”，“紧紧抱在一起”，走上了“李新群的道路”，也就是“重庆分子”的道路。这就是要在他们的主子蒋介石的“领导”下，走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反动道路。

究竟是谁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历史早已作出了结论，决不是田汉等反革命小丑用谎言所能改变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取得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屠杀革命人民，分明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

田汉硬要颠倒历史，把卖国贼打扮成“抗日领导”，他的反革命用心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丽人行》出笼时，抗日战争已经取得胜利，中国正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抗战期间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卖国贼蒋介石，在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帮助下，发动了全面内战，妄图夺取抗战胜利果实，重新骑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同时向全国人民发出庄严号召：抗战胜利的果实“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正在这个阶级大搏斗的时刻，叛徒田汉抛出了《丽人行》，力图通过艺术形象表明：抗战胜利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胜利，而是国民党领导和国民党反动分子“英勇奋斗”得来的。其目的就是为蒋介石摘取抗战胜利果实、继续疯狂地反共反人民而大造反革命舆论。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走什么道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阶级，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走光明的道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却要维持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走黑暗的道路，使中国继续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在《丽人行》中，田汉追随他的主子蒋介石，大肆鼓吹的“李新群道路”，就是国民党这条黑暗的道路。在卖力地作了这番鼓吹之后，田汉让李新群叫嚣：“我们离天亮也不远了。只要天亮了就什么都有了。”请看，叛徒田汉的反革命愿望多么强烈！按照他们这伙“重庆分子”的反革命逻辑，只要坚持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走下去，“就什么都有了”，“梦就一定会实现”。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炮火传来，使他们不能不胆战心惊。田汉这条蜷伏在国民党反动派脚下的走狗，在一九四七年《丽人行》演出时曾写了一首黑诗：“举世争和战，全民迫死生，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这是一张绝妙的自供状。田汉就是在国民党行将崩溃的时候，这样大“忧”国民党之“国”，大洒反革命之“泪”的。这正好说明他的《丽人行》是不折不扣的国民党文学。 田汉的反革命迷梦破灭了。蒋介石的反革命王朝被人民解放战争的铁拳打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胜利中诞生了。然而，失败的阶级并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周扬、田汉等一伙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断变换着手法，积极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田汉以为复辟时机已到，立即破门而出，一面打着“为民请命”的破旗，充当了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一面再次抛出话剧《丽人行》，替国民党反动派扬幡招魂。富于反革命经验的田汉，深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原封不动地把《丽人行》抛出来是不行的。于是，采用了伪装的手法，把《丽人行》作了一番改动。田汉把章玉良之流由“重庆分子”改为“左翼分子”，让他们脱掉反动服装，穿上革命外衣，妄想通过这一阴谋手法，蒙蔽人们的视线。但是，国民党文学绝不会变成革命文学。章玉良、李新群一伙虽然换上“左翼分子”的外衣，但他们干的仍然是国民党的勾当。《丽人行》尽管贴上了“进步”的标签，贩卖的仍然是国民党的黑货。田汉不仅原封未动地仍把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吹捧为领导抗日的“中央”喉舌，还特意增加了国民党的飞机散发抗战胜利传单的情节，进一步暗示，是国民党领导抗战取得胜利。这是田汉对其主子念念不忘的反革命表演，是他公然在社会主义舞台上为蒋介石匪帮招魂的严重罪行。把“重庆分子”改成“左翼分子”，恰恰是他做贼心虚的表现，只能是欲盖弥彰。三十年代，田汉之流正是挂着“左翼”的招牌，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的；解放以后，田汉之流又窃取 “共产党员”的称号，干了一系列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活动。这一改，正好暴露了田汉一类的政治骗子，改头换面，钻进共产党内，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代理人，从内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嘴脸。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他们这伙政治骗子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国民党文学《丽人行》的多次出笼，从反面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课。它深刻地教育了我们，刘少奇、周扬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是怎样利用文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换手法与我们作长期斗争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休战”，每当阶级斗争激烈的关键时刻，他们就跳出来，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

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把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