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短篇小說

論短篇小說
作者：胡适
1918年5月15日

本作品收錄於《新青年/卷4》

《新青年》第四卷第5号

　　這一篇乃是三月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國文研究所小說科講演的材料。原稿由研究員傅斯年君記出、載於北京大學日刊。今就傅君所記，略為更易，作為此文。

一、什麽叫做“短篇小說？”

　　中國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短篇小說’是什麽東西，現在的報紙雜誌裏面，凡是筆記雜篡，不成長篇的小說，都可叫做“短篇小說”。所以現在那些“某生，某處人，幼負異才……一日，遊某園，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一派的爛調小說，居然都稱為“短篇小說”！其實這是大錯的。西方的‘短篇小說’，（英文叫做Short story）在文學上有一定的範圍，有特別的性質，不是單靠篇幅不長便可稱為‘短篇小說’的。

　　我如今且下一個‘短篇小說’的界說：

　　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

　　這條界說中，有兩個條件最宜特別註意。今且把這兩個條件分說如下：

　　（一）“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 譬如把大樹的樹身鋸斷，懂植物學的人看了樹身的“橫截面”，數了樹的“年輪”，便可知道這樹的年紀。一人的生活，一國的歷史，一個社會的變遷，都有一個“縱剖面”和無數“橫截面”。縱面看去，須從頭看到尾，才可看見全部。橫面截開一段，若截在要緊的所在，便可把這個“橫截面”代表這一人，或這一國，或這一個社會。這種可以代表全邦的部分，便是我所謂“最精彩”的部分。又譬如西洋照相術未發明之前，有一種“側面剪影”（siahouette），用紙剪下人的側面便可知道是某人（此種剪像曾風行一時，今雖有照相術，尚有人為之）。這種可以代表全形的一面，便是我所謂“最精彩”的方面。若不是“最精彩的”所在，決不能用一段代表全體，決不能用一面代表全形。

　　（二）“最經濟的文學手段”，形容‘經濟’兩個字，最好是借用宋玉的話：“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須要不可增減，不可塗飾，處處恰到好處，方可當‘經濟’二字。因此凡可以拉長演作章回小說的短篇，不是真正“短篇小說”，凡敘事不能暢盡，寫情不能飽滿的短篇，也不是真正“短篇小說”。

　　能合我所下的界說的，便是理想上完全的“短篇小說”。世間所稱“短篇小說”，雖未能處處都與這界說相合，但是那些可傳世不朽的“短篇小說”，絕沒有不具上文所說兩個條件的。

　　如今且舉幾個例。西歷一八七○年，法蘭西和普魯士開戰，後來法國大敗，巴黎被攻破，出了極大的賠款，還割了兩省地，才能講和。這一次戰爭，在歷史上，就叫做普法之戰，是一件極大的事。若是歷史家記載這事，必定要上溯兩國開釁的遠因中記載戰爭的詳請，下尋戰與和的影響，這樣記去，可滿幾十本大冊子。這種大事到了“短篇小說家”的手裏，便用最經濟的手腕去寫這件大事的最精彩的一段或一面。我且不舉別人，單舉Daudet和Maupassant兩個人為例。Daudet所做普法之戰的小說，有許多種。我曾譯出一種叫做《最後一課》（《La derniěre classe》，初譯名《割地》，登上海《大共和日報》，後改用今名，登《留美學生季報》第三年），全篇用法國割給普國兩省中一省的一個小學生的口氣，寫割地之後，普國政府下令，不許再教法文法語。所寫的乃是一個小學教師教法的 “最後一課”。一切割地的慘狀，都從這個小學生眼中看出，口中寫出，還有一種叫做《柏林之圍》（《Le siege de Berlin》，曾載甲寅第四號），寫的是法皇拿破侖第三出兵攻普魯士時，有一個曾在拿破侖第一麾下的老兵官，以為這一次法兵一定要大勝了，所以特地搬到巴黎，住在凱旋門邊，準備著看法兵“凱旋”的大典。後來這老兵官病了，他的孫女兒天天假造法兵得勝的新聞去哄他。那時普國的兵已打破巴黎普兵進城之日，他老人家聽見軍樂聲，還以為是法兵打破了柏林奏凱班師呢！這是借一個法國極強時代的老兵，來反照當日法國大敗的大恥，兩兩相形，真可動人。

　　Maupassant所做普法之戰的小說也有多種。我曾譯他的《二漁夫》（《Deux amis》），寫巴黎被圍的情形，卻都從兩個酒鬼身上著想（此篇曾成本報，故不更細述），還有許多篇如，《Mlle Fifi》之類（皆未譯出），或寫一個妓女被普國兵士擄去的情形！或寫法國內地村鄉裏面的光棍，乘著國亂，設立“軍政分府”，作威作福的怪狀……都可使人因此推想那時法國兵敗以後的種種狀態。這都是我所說的“用最經濟的手腕，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片段，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短篇小說。

二、中國短篇小說的略史

　　“短篇小說”的定義既已說明了，如今且略述中國短篇小說的小史。

　　中國最早的短篇小說，自然要數先秦諸子的寓言了。《莊子》《列子》《韓非子》《呂覽》諸書所載的“寓言”，往往有用心結構可當“短篇小說”之稱的。今舉二例，第一例見於《列子•湯問》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猶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穩土之北！” 

   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余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有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 

   河曲智叟亡以應。 

   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誇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座朔東，一座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這篇大有小說風味。第一，因為他要說“至誠可動天地”，卻平空假造一段太行王屋兩山的歷史。

　　第二，這段歷史之中處處用人名地名，用直接會話，寫細事小物，即寫天神也用“操蛇之神”，“誇娥氏二子”等私名，所以寫來好像真有此事。這兩層都是小說家的家數。現在的人一開口便是“某生”、“某甲”，真是不曾懂得做小說的。

　　第二例見於《莊子•徐無鬼》篇：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斫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斫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斫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謂惠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這一篇寫“知己之感”，從古至今，無人能及。看他寫‘堊漫其鼻端，若蠅翼’，寫‘匠石運斤成風’，都好像真有此事，所以有文學的價值。看他寥寥七十個字，看盡無限感慨，是何等‘經濟的’手腕！Maupassant有一篇短篇，叫做“An Artist”與莊子這一篇的用意有點相像。但他用了幾千字，寫來還不如莊子的七十個字。這可見“經濟”之中也還有個高下的分別。

　　自漢到唐這幾百年中，出了許多‘雜記’體的書，卻都不配稱做‘短篇小說’。最下流的如《神仙傳》和《搜神記》之類，不用說了。最高的如《世說新語》，其中所記，有許多很有“短篇小說”的意味，卻沒有“短篇小說”的體裁。如下舉的例：

　　（1）桓公（溫）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2）王子獻（徽之）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例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此等記載，都是揀取人生極精彩的一小段，用來代表那人的性情品格，所以我說《世說》很有“短篇小說”的意味。只是《世說》所記都是事實，或是傳聞的事實，雖有剪裁，卻無結構，故不能稱做“短篇小說”。

　　比較說來，這個時代的散文短篇小說還該數到陶潛的《桃花源記》。這篇文字，命意也好，布局也好，可以算得一篇用心結構的“短篇小說”。此外，便須到韻文中去找短篇小說了。韻文中《孔雀東南飛》，一篇是很好的短篇小說，記事言情，面面都到。但是比較起來，還不如《木蘭辭》更為“經濟”，《木蘭辭》，記木蘭的戰功，只用“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十個字，記木蘭歸家的那一天，卻用了一百多字。十個字記十年的事，不為少。一百多字記一天的事不為多。這便是文學的“經濟”，但是比較起來，《木蘭辭》還不如古詩《上山采蘼蕪》更為神妙。那詩道：

   上山彩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合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余。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這首詩有許多妙處。第一，他用八十個字，寫出那家夫婦三口的情形，使人可憐那被逐的“故人”，又使人痛恨那沒有心肝，想靠著老婆發財的“故夫”。第二，他寫那人棄妻娶妻的事，卻不用從頭說起，不用說”某某，某處人，娶妻某氏，甚賢，已而別有所欲，遂棄前妻而娶新歡……”。他只從這三個人的歷史中挑出那日從山上采野菜回來遇著故夫的幾分鐘，是何等，“經濟的手腕！”是何等“精彩的片段！”第三，他只用“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十字個，便可寫出這婦人是一個棄婦，被棄之後，非常貧苦，只得挑野菜度日。這是何等神妙手段！懂得這首詩的好處，方才可談“短篇小說”的好處。

　　到了唐朝，韻文散文中都有很妙的短篇小說。韻文中杜甫的《石壕吏》是絕妙的例。那詩道：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生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這首詩寫天寶之亂，只寫一個過路投宿的客人夜裏偷聽得的事，不插一句議論，能使人覺得那時代征兵之制的大害，百姓的痛苦，丁壯死亡的多，差役捉人的橫行，一一都在眼前。捉人捉到生了孫兒的祖老太太，別的更可想而知了。

　　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中，盡有很好的短篇小說。最妙的是《新豐折臂翁》一首。看他寫“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搥折臂”，使人不得不發生“苛政猛於虎”的思想。白居易的《琵琶行》也可算得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說。白居易的短處，只因為他有點迂腐氣，所以處處要把做詩的“本意”來做結尾，即如《新豐折臂翁》篇末加上“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一段，便沒有趣味了。又如《長恨歌》一篇，本用道士見楊貴妃，帶來信物一件事作主體。白居易雖做了這詩，心中卻不信道士見楊妃的神話，所以他不但說楊妃所在的仙山“在虛無縹渺，中”，還要先說楊妃死時“金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這竟直說後來“天上”帶來的“鈿合金釵”是馬嵬坡拾起的了！自己不信所以說來便不能叫人深信。人說趙子昂畫馬，先要伏地作種種馬相。做小的說人，也要如此，也要用全副精神替書中人物設身處地，體貼入微。做“短篇小說”的人，格外應該如此。為什麽呢？因為“短篇小說”要把所挑出的“最精彩的一段”作主體才可有全神貫註的妙處。若帶點迂氣，處處把“本意”點破，便是把書中事實作一種假設的附屬品，便沒有趣味了。

　　唐朝的散文短篇小說很多，好的卻實在不多。我看來看去，只有張說的《虬髯客傳》可算得上品的“短篇小說”。《虬髯客》傳的本旨只是要說“真人之興，非英雄所冀”。他卻平空造出虬髯客一段故事，插入李靖紅拂一段情史，寫到正熱鬧處，忽然寫“太原公子裼裘而來”，遂使那位野心豪傑絕心於事國，另去海外開辟新國。這種立意布局，都是小說家的上等工夫。這是第一層長處。這篇是“歷史小說”，凡做 “歷史小說”，不可全用歷史上的事實卻又不可違背歷史上的事實，全用歷史的事實，便成了“演義”體，如《三國演義》和《東周列國誌》，沒有真正“小說”的價值（三國所以稍有小說價值者，全靠其能於歷史事實之外加入許多小說的材料耳）。若違背了歷史的事實，如說嶽傳使岳飛的兒子掛帥印打平金國，雖可使一班愚人快意，卻又不成“歷史的”小說了。最好是能於歷史事實之外，造成一些“似歷史又非歷史”的事實，到結果卻又不違背歷史的事實。如法國大仲馬的《俠隱記》 （商務出版，譯者君朔，不知是何人，吾以為近年譯四洋小說，當以君朔所譯諸書為第一，君朔所用白話，全非抄襲舊小說的白話，乃是一種特創的白話，最能傳達原書的神氣，其價值高出林紓百倍，可惜世人不會賞識。）寫英國暴君，查爾第一世為克林威爾所囚時，有幾個俠士出了死力百計想把他救出來，每次都到將成功時忽又失敗，寫來極鬧熱動人，令人急煞，卻終不能救免查理第一世斷頭之刑，故不違背歷史的事實。又如《水滸傳》所記宋江等三十六人是正史所有的事實。水滸傳所寫宋江在潯陽江上吟反詩，寫武松打虎殺嫂，寫魯智深大鬧和尚寺等事，處處鬧熱煞，卻終不違歷史的事實（《蕩寇誌》便違背歷史的事實了）。《虬髯客》傳的長處正在他寫了許多動人的人物事實，把“歷史的”人物（如李靖、劉文靜、唐太宗之類），和“非歷史的”人物（如虬髯客、紅拂是）穿插夾混，叫人看了竟像那時真有這些人物事實。但寫到後來，虬髯客飄然去了，依舊是唐太宗得了天下一毫不違背歷史的事實。這是“歷史小說”的方法，便是《虬髯客》傳的第二層長處。此外還有一層好處，唐以前的小說，無論散文韻文，都只能敘事，不能用全文副氣力描寫人物。《虬髯客》傳寫虬髯客極有神氣，目不用說了。就是寫紅拂李靖等“配角”，也都有自性的神情風度。這種“寫生”手段，是這篇的第三層長處。有這三層長處，所以我敢斷定這篇《虬髯客》傳是唐代第一篇“短篇小說”。

　　宋朝是“章回小說”發生的時代。如《宣和遺事》和《五代史平話》等書，都是後世“章回小說”的始祖。《宣和遺事》中記楊誌賣力殺人，晁蓋等八人路劫生辰綱，宋江殺閻婆惜，諸段，便是施耐庵《水滸傳》的稿本。從《宣和遺事》變成《水滸傳》，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大進步。但宋朝是“雜記水上說”極盛的時代，故《宣和遺事》等書，總脫不了“雜記體”的性質，都是上段不接下段，沒有結構布局的。宋朝的“雜記小說”頗多好的，但都不配稱做“短篇小說”。“短篇小說”是有結構局勢的，是用全副精神氣力貫註到一段最精彩的事實上的。“雜記小說”是東記一段，西記一段，如一盤散沙，如一篇零用賬，全無局勢結構的。這個區別，不可忘記。

　　明清兩朝的“短篇小說”，可分白話與文言兩種。白話的“短篇小說”可用《今古奇觀》作代表。

　　《今古奇觀》是明末的書，大概不全是一人的手筆（如《杜十娘》一篇，用文言極多，這不如《賣油郎》，似出兩人手筆）。書中共有四十篇小說，大要可分兩派：一是演述舊作的，一是自己創作的。如《吳保安棄家贖友》一篇，全是演唐人的《吳保安傳》，不過添了一些瑣屑節目罷了。但是這些加添的瑣屑節目便是文學的進步。《水滸》所以比史記更好，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水滸》所以比《宣和遺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從唐人的吳保安，變成《今古奇觀》的吳保安，從唐人的李汧公，變成《今古奇觀》的李汧公，從漢人的伯牙子期，變成《今古奇觀》的伯牙子期——這都是文學由略而詳，由粗枝大葉而瑣屑細節的進步。此外那些明人自己創造的小說，如《賣油郎》，如《洞庭紅》，如《喬太守》，如《念親恩孝女藏兒》，都可稱很好的“短篇小說”，依我看來，《今古奇觀》的四十篇之中，布局以《喬太守》為最工，寫生以《賣油郎》為最工。《喬太守》一篇，用一個李都管做全篇的線索，是有意安排的結構。《賣油郞》一篇寫秦重，花魁娘子，九媽，四媽，各到好處。

　　《今古奇觀》中雖有很平常的小說（如《三孝廉》，《吳保安》，《羊角哀》諸篇），比起唐人的散文小說，已大有進步。唐人的小說，最好的莫如《虬髯客傳》。但《虬髯客傳》寫的是英雄豪傑，容易見長。《今古奇觀》中大多數的小說，寫的都是些瑣細的人情世故，不容易寫得好。唐人的小說大都屬於理想主義（如《虬髯客傳》，《紅線》，《聶隱娘》諸篇）， 《今古奇觀》中如《賣油郎》，《徐老仆》，《喬太守》，《孝女藏兒》，便近於寫實主義了。至於由文言的唐人小說，變成白話的《今古奇觀》，寫物寫情，都更能曲折詳盡，那更是一大進步了。

　　只可惜白話的短篇小說發達不久，便中止了。中止的原因，約有兩層。第一，因為白話的“章回小說”發達了，做小說的人往往把許多短篇略加組織，合成長篇。如《儒林外史》和《品花寶鑒》名為長篇的“章回小說”，其實都是許多短篇湊攏來的。這種雜湊的長篇小說的結果，反阻礙了白話短篇小說的發達了。第二，是因為明末清初的文人，很做了一些中上的文言短篇小說。如《虞初新誌》，《虞初續誌》，《聊齋誌異》等書裏面，很有幾篇可讀的小說。比較看來，還該把《聊齋誌異》來代表這兩朝的文言小說。《聊齋》裏面，如《續黃粱》，《胡四相公》《青梅》《促織》，《細柳》……諸篇，都可全面質量管理為“短篇小說”。《聊齋》的小說，平心而論，實在高出唐人的小說。蒲松齡雖喜說鬼狐，但他寫鬼狐卻都是人情世故，於理想主義之中，卻帶幾分寫實的性質。這實在是他的長處。只可惜文言不是能寫人情世故的利器。到了後來，那些學《聊齋》的小說，更不值得提起了。

三、結論

　　最近世界文學的趨勢，都是由長趨短，由繁多趨簡要——“簡”與“略”不同，故這句話與上文說“由略而詳”的進步，並無沖突。詩的一方面，所重的在於“寫情短詩”，Lyrical poerty（或譯“抒憶詩”）。像Homor, Milton, Dante,那些幾十萬字的長篇，幾乎沒有人做了，就有人做（十九世紀尚多此種），也很少人讀了。戲劇一方面，莎士比亞的戲，有時竟長到五出二十幕，此所指乃Hamlet也。後來變到五出五幕又漸漸變成三出三幕，如今最註重的是“獨角戲”了。小說一方面，自十九世紀中段以來，最通行的是“短篇小說”。

　　長篇小說如Tolstoy的《戰爭與平和》，竟是絕無而僅有的了。所以我們簡直可以說，“寫情短詩”，“獨幕戲”，“短篇小說”三項，代表世界文學最近的趨向。這種趨向的原因，不止一種：（一）世界的生活競爭一天忙似一天，時間越寶貴了，文學也不能不講究“經濟”，若不經濟，只配給那些吃了飯沒事做的老爺太太們看，不配給那些在社會上做事的人看了。（二）文學自身的進步，與文學的“經濟”有密切關系。斯賓塞說，論文章的方法，千言萬語，只是“經濟”一件事。文學越進步，自然越講求“經濟”的方法。有此兩種原因，所以世界的文學都趨向這三種“最經濟的”體裁。今日中國的文學，最不講“經濟”。那些古文家和那《聊齋濫調》的小說家，只會記“某時到某地遇某人，作某事”的死賬，毫不懂狀物寫情是全靠鎖屑節目的。那些長篇小說家又只會做那無窮無極，《九尾龜》一類的小說，連體裁布局都不知道，不要說文學的經濟了。若要救這兩種大錯，不可不提倡那最經濟的體裁——不可不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