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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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政府主義” 「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作者:魯迅
“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本作品收錄於《二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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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惟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殖民地人民非盡不可的任務:一面靠著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面利用 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寵兒,——不,寵犬,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 的。上海當然也不會不在這例子裏。巡警不進幫,小販雖自有小資本,但倘不另尋一個流氓來做債主,付以重利,就很難立足。到去年,在文藝界上,竟也出現了“拜老頭” 的“文學家”。

但這不過是一個最露骨的事實。其實是,即使並非幫友,他們所謂“文藝家”的許多人,是一向在盡“寵犬”的職分的,雖然所標的口號,種種不同,藝術至上主義呀,國粹 主義呀,民族主義呀,為人類的藝術呀,但這僅如巡警手裏拿著前膛槍或後膛槍,來福槍,毛瑟槍的不同,那終極的目的卻只一個:就是打死反帝國主義即反政府,亦即“反 革命”,或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寵犬派文學之中,鑼鼓敲得最起勁的,是所謂“民族主義文學”。但比起偵探,巡捕,劊子手們的顯著的勛勞來,卻還有很多的遜色。這緣故,就因為他們還只在叫,未 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沒有流氓的剽悍,不過是飄飄蕩蕩的流屍。然而這又正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寵”的。

翻一本他們的刊物來看罷,先前標榜過各種主義的各種人,居然湊合在一起了。這是“民族主義”的巨人的手,將他們抓過來的麽?並不,這些原是上海灘上久已沈沈浮浮的 流屍,本來散見於各處的,但經風浪一吹,就漂集一處,形成一個堆積,又因為各個本身的腐爛,就發出較濃厚的惡臭來了。

這“叫”和“惡臭”有能夠較為遠聞的特色,於帝國主義是有益的,這叫做“為王前驅”,所以流屍文學仍將與流氓政治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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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文所說的風浪是什麽呢?這是因無產階級的勃興而卷起的小風浪。先前的有些所謂文藝家,本未嘗沒有半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覺得自身的潰敗,於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種種美 名來掩飾,曰高逸,曰放達(用新式話來說就是“頹廢”),畫的是裸女,靜物,死,寫的是花月,聖地,失眠,酒,女人。一到舊社會的崩潰愈加分明,階級的鬥爭愈加鋒 利的時候,他們也就看見了自己的死敵,將創造新的文化,一掃舊來的汙穢的無產階級,並且覺到了自己就是這汙穢,將與在上的統治者同其運命,於是就必然漂集於為帝國 主義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順民所豎起的“民族主義文學”的旗幟之下,來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後的掙紮了。

所以,雖然是雜碎的流屍,那目標卻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樣,用一切手段,來壓迫無產階級,以茍延殘喘。不過究竟是雜碎,而且多帶著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從發出宣言 以來,看不見一點鮮明的作品,宣言是一小群雜碎胡亂湊成的雜碎,不足為據的。

但在《前鋒月刊》第五號上,卻給了我們一篇明白的作品,據編輯者說,這是“參加討伐閻馮軍事的實際描寫”。描寫軍事的小說並不足奇,奇特的是這位“青年軍人”的作 者所自述的在戰場上的心緒,這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的自畫像,極有鄭重引用的價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閃爍的群星之下,手裏執著馬槍,耳中聽著蟲鳴,四周飛動著 無數的蚊子,那樣都使人想到法國‘客軍’在菲洲沙漠裏與阿剌伯人爭鬥流血的生活。”(黃震遐:《隴海線上》)

原來中國軍閥的混戰,從“青年軍人”,從“民族主義文學者”看來,是並非驅同國人民互相殘殺,卻是外國人在打別一外國人,兩個國度,兩個民族,在戰地上一到夜裏, 自己就飄飄然覺得皮色變白,鼻梁加高,成為臘丁民族的戰士,站在野蠻的菲洲了。那就無怪乎看得周圍的老百姓都是敵人,要一個一個的打死。法國人對於菲洲的阿剌伯人 ,就民族主義而論,原是不必愛惜的。僅僅這一節,大一點,則說明了中國軍閥為什麽做了帝國主義的爪牙,來毒害屠殺中國的人民,那是因為他們自己以為是“法國的客軍 ”的緣故;小一點,就說明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學家”根本上只同外國主子休戚相關,為什麽倒稱“民族主義”,來朦混讀者,那是因為他們自己覺得有時好像臘丁民族,條 頓民族了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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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震遐先生寫得如此坦白,所說的心境當然是真實的,不過據他小說中所顯示的智識推測起來,卻還有並非不知而故意不說的一點諱飾。這,是他將“法國的安南兵”含糊的 改作“法國的客軍”了,因此就較遠於“實際描寫”,而且也招來了上節所說的是非。

但作者是聰明的,他聽過“友人傅彥長君平時許多談論……許多地方不可諱地是受了他的熏陶”,並且考據中外史傳之後,接著又寫了一篇較切“民族主義”這個題目的劇詩 ,這回不用法蘭西人了,是《黃人之血》(《前鋒月刊》七號)。

這劇詩的事跡,是黃色人種的西征,主將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元帥,真正的黃色種。所征的是歐洲,其實專在斡羅斯(俄羅斯)——這是作者的目標;聯軍的構成是漢,韃 靼,女真,契丹人——這是作者的計劃;一路勝下去,可惜後來四種人不知“友誼”的要緊和“團結的力量”,自相殘殺,竟為白種武士所乘了——這是作者的諷喻,也是作 者的悲哀。

但我們且看這黃色軍的威猛和惡辣罷——

…………

恐怖呀,煎著屍體的沸油;

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兇醜;

死神捉著白姑娘拚命地摟;

美人螓首變成獰猛的髑髏;

野獸般的生番在故宮裏蠻爭惡鬥;

十字軍戰士的臉上充滿了哀愁;

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兇穢的惡臭;

鐵蹄踐著斷骨,駱駝的鳴聲變成怪吼;

上帝已逃,魔鬼揚起了火鞭復仇;

黃禍來了!黃禍來了!

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

這德皇威廉因為要鼓吹“德國德國,高於一切”而大叫的“黃禍”,這一張“亞細亞勇士們張大”的“吃人的血口”,我們的詩人卻是對著“斡羅斯”,就是現在無產者專政 的第一個國度,以消滅無產階級的模範——這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目標;但究竟因為是殖民地順民的“民族主義文學”,所以我們的詩人所奉為首領的,是蒙古人拔都,不 是中華人趙構,張開“吃人的血口”的是“亞細亞勇士們”,不是中國勇士們,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統馭之下的“友誼”,不是各民族間的平等的友愛——這就是露骨的所謂“ 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但也是青年軍人的作者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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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都死了;在亞細亞的黃人中,現在可以擬為那時的蒙古的只有一個日本。日本的勇士們雖然也痛恨蘇俄,但也不愛撫中華的勇士,大唱“日支親善”雖然也和主張“友誼” 一致,但事實又和口頭不符,從中國“民族主義文學者”的立場上,在己覺得悲哀,對他加以諷喻,原是勢所必至,不足詫異的。

果然,詩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證實了,而且還壞得遠。當“揚起火鞭”焚燒“斡羅斯”將要開頭的時候,就像拔都那時的結局一樣,朝鮮人亂殺中國人,日本人“張大吃人的 血口”,吞了東三省了。莫非他們因為未受傅彥長先生的熏陶,不知“團結的力量”之重要,竟將中國的“勇士們”也看成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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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實在是一個大打擊。軍人的作者還未喊出他勇壯的聲音,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是“民族主義”旗下的報章上所載的小勇士們的憤激和絕望。這也是勢所必至,無足詫異的。理 想和現實本來易於沖突,理想時已經含了悲哀,現實起來當然就會絕望。於是小勇士們要打仗了——

戰啊,下個最後的決心,

殺盡我們的敵人,

你看敵人的槍炮都響了,

快上前,把我們的肉體築一座長城。

雷電在頭上咆哮,

浪濤在腳下吼叫,

熱血在心頭燃燒,

我們向前線奔跑。

(蘇鳳:《戰歌》。《民國日報》載。)

去,戰場上去,

我們的熱血在沸騰,

我們的肉身好像瘋人,

我們去把熱血銹住賊子的槍頭,

我們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戰場上去,

憑著我們一股勇氣,

憑著我們一點純愛的精靈,去把仇人驅逐,

不,去把仇人殺盡。

(甘豫慶:《去上戰場去》。《申報》載。)

同胞,醒起來罷,

踢開了弱者的心,

踢開了弱者的腦。

看,看,看,

看同胞們的血噴出來了,

看同胞們的肉割開來了,

看同胞們的屍體掛起來了。

(邵冠華:《醒起來罷同胞》。同上。)

這些詩裏很明顯的是作者都知道沒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體”,用“純愛的精靈”,用“屍體”。這正是《黃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隨拔都元帥之後, 主張“友誼”的緣故。武器是主子那裏買來的,無產者已都是自己的敵人,倘主子又不諒其衷,要加以“懲膺”,那麽,惟一的路也實在只有一個死了——

我們是初訓練的一隊,

有堅卓的誌願,

有沸騰的熱血,

來掃除強暴的歹類。

同胞們,親愛的同胞們,

快起來準備去戰,

快起來奮鬥,

戰死是我們生路。

(沙珊:《學生軍》。同上。)

天在嘯,

地在震,

人在沖,獸在吼,

宇宙間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喲,

準備著我們的頭顱去給敵人砍掉。

(徐之津:《偉大的死》。同上。)

一群是發揚踔厲,一群是慷慨悲歌,寫寫固然無妨,但倘若真要這樣,卻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義文學”的精義了,然而,卻也盡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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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鋒月刊》上用大號字題目的《黃人之血》的作者黃震遐詩人,不是早已告訴我們過理想的元帥拔都了嗎?這詩人受過傅彥長先生的熏陶,查過中外的史傳,還知道“中世 紀的東歐是三種思想的沖突點”,豈就會偏不知道趙家末葉的中國,是蒙古人的淫掠場?拔都元帥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國時,所至淫掠婦女,焚燒廬舍,到山東曲阜看見 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著罵道:“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的,不就是你嗎?”夾臉就給他一箭。這是宋人的筆記裏垂涕而道的,正如現在常見於報章上的流 淚文章一樣。黃詩人所描寫的“斡羅斯”那“死神捉著白姑娘拚命地摟……”那些妙文,其實就是那時出現於中國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孫子,他們不就攜手“西征”了嗎?現 在日本兵“東征”了東三省,正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的開場。不過先得在中國咬一口。因為那時成吉思皇帝 也像對於“斡羅斯”一樣,先使中國人變成奴才,然後趕他打仗,並非用了“友誼”,送柬帖來敦請的。所以,這沈陽事件,不但和“民族主義文學”毫無沖突,而且還實現 了他們的理想境,倘若不明這精義,要去硬送頭顱,使“亞細亞勇士”減少,那實在是很可惜的。

那麽,“民族主義文學”無須有那些嗚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調子嗎?謹對曰:要有的,他們也一定有的。否則不抵抗主義,城下之盟,斷送土地這些勾當,在沈靜中就顯得更加 露骨。必須痛哭怒號,摩拳擦掌,令人被這擾攘嘈雜所惑亂,聞悲歌而淚垂,聽壯歌而憤泄,於是那“東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隱隱的跨過去了。落葬的行列 裏有悲哀的哭聲,有壯大的軍樂,那任務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熱鬧來掩過了這“死”,給大家接著就得到“忘卻”。現在“民族主義文學”的發揚踔厲,或慷慨悲歌的文 章,便是正在盡著同一的任務的。

但這之後,“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為有一個問題,更加臨近,就是將來主子是否不至於再蹈拔都元帥的覆轍,肯信用而且優待忠勇的奴才,不,勇 士們呢?這實在是一個很要緊,很可怕的問題,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榮”的大關鍵。

歷史告訴我們:不能的。這,正如連“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已經知道一樣,不會有這一回事。他們將只盡些送喪的任務,永含著戀主的哀愁,須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 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才能脫出這沈滯猥劣和腐爛的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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