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未定」草（一至三）

「題未定」草（一至三）
作者：魯迅
1935年9月

本作品收錄於《且介亭雜文二集》和《文學理論》

一

極平常的豫想，也往往會給實驗打破。我向來總以為翻譯比創作容易，因為至少是無須構想。但到真的一譯，就會遇著難關，譬如一個名詞或動詞，寫不出，創作時候可以回避，翻譯上卻不成，也還得想，一直弄到頭昏眼花，好像在腦子裡面摸一個急於要開箱子的鑰匙，卻沒有。嚴又陵說，「一名之立，旬月躊躕」，是他的經驗之談，的的確確的。

新近就因為豫想的不對，自己找了一個苦吃。《世界文庫》的編者要我譯果戈理的《死魂靈》，沒有細想，一口答應了。這書我不過曾經草草的看過一遍，覺得寫法平直，沒有現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時的人們還在蠟燭光下跳舞，可見也不會有什麼摩登名詞，為中國所未有，非譯者來閉門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樣的名詞，譬如電燈，其實也不算新花樣了，一個電燈的另件，我叫得出六樣：花線，燈泡，燈罩，沙袋，撲落，開關。但這是上海話，那後三個，在別處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裡有一篇短篇，講到鐵廠，後來有一位在北方鐵廠裡的讀者給我一封信，說其中的機件名目，沒有一個能夠使他知道實物是什麼的。嗚呼，——這裡只好嗚呼了——其實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紀末我在江南學習挖礦時，得之老師的傳授。不知是古今異時，還是南北異地之故呢，隔膜了。在青年文學家靠它修養的《莊子》和《文選》或者明人小品裡，也找不出那些名目來。沒有法子。「三十六著，走為上著」，最沒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可恨我還太自大，竟又小覷了《死魂靈》，以為這倒不算什麼，擔當回來，真的又要翻譯了。於是「苦」字上頭。仔細一讀，不錯，寫法的確不過平鋪直敘，但到處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卻隱藏，要感得到；雖然重譯，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鋒頭。裡面確沒有電燈和汽車，然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菜單，賭具，服裝，也都是陌生傢伙。這就勢必至於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語學程度的不夠格。但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罰酒是應該喝幹的：硬著頭皮譯下去。到得煩厭，疲倦了的時候，就隨便拉本新出的雜誌來翻翻，算是休息。這是我的老脾氣，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災樂禍之意，其意若曰：這回是輪到我舒舒服服的來看你們在鬧什麼花樣了。

好像華蓋運還沒有交完，仍舊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學》四卷六號，一翻開來，卷頭就有一幅紅印的大廣告，其中說是下一號裡，要有我的散文了，題目叫作「未定」。往回一想，編輯先生的確曾經給我一封信，叫我寄一點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謂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於要做，其苦可知。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面又登出廣告來了，情同綁票，令我為難。但同時又想到這也許還是自己錯，我曾經發表過，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乃是擠出來的。他大約正抓住了這弱點，在用擠出法；而且我遇見編輯先生們時，也間或覺得他們有想擠之狀，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說：「我的文章，是擠也擠不出來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談自己，以及有些文豪們的專講別人。

但是，積習還未盡除，稿費又究竟可以換米，寫一點也還不算什麼「冤沉海底」。筆，是有點古怪的，它有編輯先生一樣的「擠」的本領。袖手坐著，想打盹，筆一在手，面前放一張稿子紙，就往往會莫名其妙的寫出些什麼來。自然，要好，可不見得。

二

還是翻譯《死魂靈》的事情。躲在書房裡，是只有這類事情的。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它歸化，還是儘量保存洋氣呢？日本文的譯者上田進君，是主張用前一法的。他以為諷刺傳品的翻譯，第一當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廣大。所以他的譯文，有時就化一句為數句，很近於解釋。我的意見卻兩樣的。只求易懂，不如創作，或者改作，將事改為中國事，人也化為中國人。如果還是翻譯，那麼，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它必須有異國情調，就是所謂洋氣。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它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丰姿，但這保存，卻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慣了。不過它原是洋鬼子，當然誰也看不慣，為比較的順眼起見，只能改換他的衣裳，卻不該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張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寧可譯得不順口。只是文句的組織，無須科學理論似的精密了，就隨隨便便，但副詞的「地」字，卻還是使用的，因為我覺得現在看慣了這字的讀者已經很不少。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發見我的新職業了：做西崽。

還是當作休息的翻雜誌，這回是在《人間世》二十八期上遇見了林語堂先生的大文，摘錄會損精神，還是抄一段——「……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稱摩登，甚至不問中國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歷史地』為形容詞，『歷史地的』為狀詞，以模仿英文之historic-al-ly，拖一西洋辮子，然則『快來』何不因『快』字是狀詞而改為『快地的來』？此類把戲，只是洋場孽少怪相，談文學雖不足，當西崽頗有才。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於思。」（《今文八弊》中）

其實是「地」字之類的採用，並非一定從高等華人所擅長的英文而來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況且看上文的反問語氣，似乎「一味仿效西洋」的「今人」，實際上也並不將「快來」改為「快地的來」，這僅是作者的虛構，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即所謂「保得自身為主，則圓通自在，大暢無比」之例了。不過不切實，倘是「自稱摩登」的「今人」所說，就是「其弊在浮」。

倘使我至今還住在故鄉，看了這一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們那裡只有幾個洋教堂，裡面想必各有幾位西崽，然而很難得遇見。要研究西崽，只能用自己做標本，雖不過「頗」，也夠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後來竟到了上海，上海住著許多洋人，因此有著許多西崽，因此也給了我許多相見的機會；不但相見，我還得了和他們中的幾位談天的光榮。不錯，他們懂洋話，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這是他們的吃飯傢伙，專用於服事洋東家的，他們決不將洋辮子拖進中國話裡來，自然更沒有搗亂中國文法的意思，有時也用幾個音譯字，如「那摩溫」，「土司」之類，但這也是向來用慣的話，並非標新立異，來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們倒是國粹家，一有餘閒，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制服，下工換華裝，間或請假出遊，有錢的就是緞鞋綢衫子。不過要戴草帽，眼鏡也不用玳瑁邊的老樣式，倘用華洋的「門戶之見」看起來，這兩樣卻不免是缺點。

又倘使我要另找職業，能說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為我以為用工作換錢，西崽和華僕在人格上也並無高下，正如用勞力在外資工廠或華資工廠換得工資，或用學費在外國大學或中國大學取得資格，都沒有卑賤和清高之分一樣。西崽之可厭不在他的職業，而在他的「西崽相」。這裡之所謂「相」，非說相貌，乃是「誠於中而形於外」的，包括著「形式」和「內容」而言。這「相」，是覺得洋人勢力，高於群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於群華人；但自己又系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於勢力高於群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勝於還在洋人之下的群華人。租界上的中國巡捕，也常常有這一種「相」。

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這就是現在洋場上的「西崽相」。但又並不是騎牆，因為他是流動的，較為「圓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樂，除非你掃了他的興頭。

三

由前所說，「西崽相」就該和他的職業有關了，但又不全和職業相關，一部份卻來自未有西崽以前的傳統。所以這一種相，有時是連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歷史上有過的，「自大」，事實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雖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卻又為實際上所常見——他足以傲視一切連「事大」也不配的人們。有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眾人之上」的文素臣，就是這標本。他是崇華，抑夷，其實卻是「滿崽」；古之「滿崽」，正猶今之「西崽」也。

所以雖是我們讀書人，自以為勝西崽遠甚，而洗伐未淨，說話一多，也常常會露出尾巴來的。再抄一段名文在這裡——「……其在文學，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為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與婦女新裝求入時一樣，總是媚字一字不是，自歎女兒身，事人以顏色，其苦不堪言。

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於學。」（《今文八弊》中）

但是，這種「新裝」的開始，想起來卻長久了，「紹介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於我的《摩羅詩力說》。那時滿清宰華，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於心心相印，不但無事大之意，也不存獻媚之心。後來上海的《小說月報》，還曾為弱小民族作品出過專號，這種風氣，現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過一脈的餘波。但生長於民國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於附勢奴才，拜金崽子，當然更不會知道。但即使現在紹介波蘭詩人，捷克文豪，怎麼便是「媚」呢？他們就沒有「已經聞名」的文人嗎？況且「已經聞名」，是誰聞其「名」，又何從而「聞」的呢？誠然，「英美法德」，在中國有宣教師，在中國現有或曾有租界，幾處有駐軍，幾處有軍艦，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於使一般人僅知有「大英」，「花旗」，「法蘭西」和「茄門」，而不知世界上還有波蘭和捷克。但世界文學史，是用了文學的眼睛看，而不用勢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學無須用金錢和槍炮作掩護，波蘭捷克，雖然未曾加入八國聯軍來打過北京，那文學卻在，不過有一些人，並未「已經聞名」而已。外國的文人，要在中國聞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夠的，他反要得到輕薄。

所以一樣的沒有打過中國的國度的文學，如希臘的史詩，印度的寓言，亞剌伯的《天方夜談》，西班牙的《堂•吉訶德》，縱使在別國「已經聞名」，不下於「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國卻被忘記了，他們或則國度已滅，或則無能，再也用不著「媚」字。

對於這情形，我看可以先把上章所引的林語堂先生的訓詞移到這裡來的——

「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於思。」

不過後兩句不合用，既然「奴」了，「思」亦何益，思來思去，不過「奴」得巧妙一點而已。中國寧可有未「思」的西崽，將來的文學倒較為有望。

但「已經聞名的英美法德文人」，在中國卻確是不遇的。中國的立學校來學這四國語，為時已久，開初雖不過意在養成使館的譯員，但後來卻展開，盛大了。學德語盛於清末的改革軍操，學法語盛於民國的「勤工儉學」。學英語最早，一為了商務，二為了海軍，而學英語的人數也最多，為學英語而作的教科書和參考書也最多，由英語起家的學士文人也不少。然而海軍不過將軍艦送人，紹介「已經聞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漢文的林紓，連紹介最大的「已經聞名」的莎士比亞的幾篇劇本的，也有待于並不專攻英文的田漢。這緣故，可真是非「在於思」則不可了。

然而現在又到了「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的危機，弱國文人，將聞名于中國，英美法德的文風，竟還不能和他們的財力武力，深入現在的文林，「狗逐尾巴」者既沒有恒心，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動手，但見山林映以電燈，語錄夾些洋話，「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真不知要待何人，至何時，這才來「求一究竟」。那些文人的作品，當然也是好極了的，然甲則曰不佞望洋而興歎，乙則曰汝輩何不潛心而探求。舊笑話云：昔有孝子，遇其父病，聞股肉可療，而自怕痛，執刀出門，執途人臂，悍然割之，途人驚拒，孝子謂曰，割股療父，乃是大孝，汝竟驚拒，豈是人哉！是好比方；林先生云：「說法雖乖，功效實同」，是好辯解。六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