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劳动使干部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下放劳动使干部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江西分宜县革命委员会
1968年10月6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的新时期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发出了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这一光辉指示下达得多么及时啊！完全说出了我们广大干部的心里话。它是照耀广大干部前进的光辉灯塔，是全面搞好斗、批、改的最新武器，也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我们全县广大干部听了以后，万分激动。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当天晚上，县革委会和县直机关的干部就敲锣打鼓，向正在这里召开的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送喜报。已经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干部，也纷纷向革委会表决心，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自觉地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一辈子和工农兵结合，一辈子为工农兵服务。

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精兵简政”的伟大教导，我们县在精简机构、下放干部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县革委会的机构设置已经由刚成立时的三部十七个组，精简为政治部和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两个部，工作人员由一百二十四名减少到四十名，比原县委、县人委的工作人员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七。县属五十一个企业、事业单位，也合并成了十四个，人员精简了百分之四十。我们采取边精简、边撤并、边下放的“三边”办法，把精简下来的三百八十多名干部，除老弱病残和少数充实基层领导外，都已分批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和那里的贫下中农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留在革委会工作的干部，也实行了“三三制”，三分之一的人员在家主持工作，三分之一的人员跑面，三分之一的人员蹲点劳动。

分宜县大批干部下放劳动，时间虽然不长，干部的面貌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旧机构的影响下，长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劳动的“三脱离”干部，一接触到群众，就发现自己的确变了。有个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过去在农村，生活朴实，热爱劳动，到了机关由于长期脱离劳动，和贫下中农的感情越来越淡薄了。这次下放以后，他深有体会地说：“过去高高在上怕蹲点，生活要求好一点，工作要求少一点，任务要求轻一点，职务要求高一点，权力要求大一点，要不是这次下得快，革命气味就慢慢地没有了。”有些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的没有或很少接近工农群众的“三门”干部，这次下到农村，走进了贫下中农的门，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热情帮助。许多社员拉着他们的手，教他们扶犁、掌耙，他们对比自己过去对待贫下中农的冷淡态度，感慨万分地说：“由三门迈进了贫下中农的门，这回真正摸到了革命化的门”。原县人委有两个犯了错误的干部，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下农村，一个说：“我的大字报上了街，威信扫了地，这回下农村，作一个时期干干净净的农民。”另一个说：“我发狠干，当一个时期‘老老实实’的社员。”他们抱着试试看的思想，根本没有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打算。可是，当他们一到公社、大队、生产队，社员们就敲锣打鼓欢迎，生产队贫下中农还特地给他们组织了谈心会，诚恳地对他们说，犯错误有什么要紧，只要认真改了，我们贫下中农就欢迎。他们万万没想到贫下中农会这样热情地关怀他们，帮助他们，这两个干部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第二天，他们步行九十里赶回县城，把全家都迁到了这个生产队，安家落户。他们表示：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不辜负贫下中农的期望，决心在集体生产劳动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努力改造思想，为人民立新功。

精兵简政，下放干部，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要和阶级敌人斗，和旧的习惯势力斗，和头脑里的私字斗。不斗倒这些拦路虎，机构简不了，干部下不去，下去也放不下“官”架子。我们在干部下放劳动工作中，遇到了阶级敌人的疯狂破坏，他们看到我们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加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就千方百计地从各个方面来挑拨干部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挑拨干部和广大贫下中农的关系，妄图阻拦干部下放劳动锻炼。正当大批干部要求到农村去时，一小撮阶级敌人就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干部下放是革委会要卸‘包袱’，是打击一大片，推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农村，一小撮阶级敌人还挑拨说：“下放，下放，不犯错误的不会放”。洋江公社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一些机关、单位干部下放工作迟迟进展不了。后来，把那些破坏精兵简政的敌人揪了出来，干部提高了政治觉悟，工作才顺利地开展起来。实践证明，干部下放工作，是一场尖锐的公与私的斗争，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大革命，这个斗争集中表现在是做官当老爷，还是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上。有的认为：精简机构后，“留在机关不好办，下到农村不好看”。有的不是自觉地要求下放，而是感到“大势所趋，不能不随”。个别人甚至认为：“干部下放当农民不如干脆回家”。我们在解决干部这些思想问题时，曾经走过一些弯路。开始我们采取了干部“关门斗私”的办法。原县委、县人委的干部，先后办了四期精兵简政学习班，由于是“关门斗私”，因此往往出现“会上讲得好听，会后思想返生”。后来，我们把精兵简政学习班搬到农村去办，让干部和贫下中农在一起，共同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在政权建设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听取贫下中农对精兵简政的呼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大贫下中农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最深，对旧的机构最痛恨，对干部脱离劳动、脱离群众最不满。这些对干部触动很大，有些干部深有体会地说：“关门斗私，斗不彻底；开门斗私，才能斗彻底。”与此同时，我们还采取了大批判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狠批干部能“官”不能民，能上不能下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方面把长期没有下乡的干部放到农村去蹲点，使他们在和贫下中农接触的过程中，尝到深入实际的甜头，这就为干部大批下放劳动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我们县下放干部的工作所以能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一定成绩，是由于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毛主席教导说：“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广大贫下中农的力量在促进干部下放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开始我们也搞了几次小规模的下放，声势不大，热气不高，进展不快。最近，我们在全县大讲特讲了干部下放的伟大意义，很快在干部中形成了一个争下放、争到最艰苦的地方、争当一辈子农民，为贫下中农服务一辈子的“三争”热潮，在广大贫下中农中，也出现了一个热烈欢迎下放干部的热潮。许多公社、大队派人到县里来，要求把干部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有的写信到革委会来请求，有的还敲锣打鼓来迎接，全县社社队队贫下中农都为下放干部准备了安家落户的房子。这些都给干部极大的鼓舞。

我们在实践中还深深体会到，干部下放是机关斗、批、改的重要关键之一。抓住了这个关键，突破了这个口子，对机关的革命化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县有些企业、事业单位的斗、批、改，为什么进展得比县革委会慢，就是因为只裁并了机构却没有下放干部。比如商业系统的五大公司，有个时期虽然合并了，但因为精简的人员还没有下放，结果，逍遥派增多了，扯皮的事增多了，正常的营业时间都不能保证。贫下中农批评说：“菩萨不搬走，破庙拆不了，你们的干部早该下放了！”后来，这些单位边精简、边下放，下去的人员在群众中受到教育，又迅速地把群众对本单位的意见、要求反映上来，这样，就大大促进了这些单位的斗、批、改。事实证明：狠抓干部下放这一环，不仅有利于加速干部思想革命化，也有利于促进机关革命化，是推进整个斗、批、改的关键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