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介亭雜文/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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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是應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寫的，原是日文，即於是年三月，登在《改造》上，改題為《火，王道，監獄》。記得中國北方，曾有一種期刊譯載過這三篇，但在南方，卻只有林語堂，邵洵美，章克標三位所主編的雜誌《人言》上，曾用這為攻擊作者之具，其詳見於《准風月談》的後記中，茲不贅。
《草鞋腳》是現代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應伊羅生（H.Isaacs）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選出，他更加選擇，譯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還沒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們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會月報》上登出來了，這一登可是禍事非小，我就成為「替楊村人氏打開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的文章為證——
調和紹伯——讀《社會月報》八月號「中國人是善於調和的民族」——這話我從前還不大相信，因為那時我年紀還輕，閱歷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調和的，我就以為別人也和我一樣的不肯調和。
這觀念後來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個親戚，在我故鄉兩個軍閥的政權爭奪戰中做了犧牲，我那時對於某軍閥雖無好感，卻因親戚之故也感著一種同仇敵愾，及至後來兩軍閥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調和了，彼此過從頗密，我不覺為之呆然，覺得我們親戚假使僅僅是為著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後來又聽得廣東A君告訴我在兩廣戰爭後戰士們白骨在野碧血還腥的時候，兩軍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樓時常一道打牌，親翱逾常，這更使我大徹大悟。
現在，我們更明白了，這是當然的事，不單是軍閥戰爭如此，帝國主義的分贓戰爭也作如是觀。老百姓整千整萬地做了炮灰，各國資本家卻可以聚首一堂舉著香檳相視而笑。什麼「軍閥主義」「民主主義」都成了騙人的話。
然而這是指那些軍閥資本家們「無原則的爭鬥」，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則的爭鬥」應該不是這樣！
最近這幾年，青年們追隨著思想界的領袖們之後做了許多慘淡的努力，有的為著這還犧牲了寶貴的生命。個人的生命是可寶貴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寶貴，生命犧牲了而真理昭然於天下，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渾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後者的例子可求之於《社會月報》。這月刊真可以說是當今最完備的「雜」志了。而最「雜」得有趣的是題為「大眾語特輯」的八月號。讀者試唸唸這一期的目錄罷，第一位打開場鑼鼓的是魯迅先生（關於大眾語的意見），而「壓軸子」的是《赤區歸來記》作者楊村人氏。就是健忘的讀者想也記得魯迅先生和楊村人氏有過不小的一點「原則上」的爭執罷。魯迅先生似乎還「噓」過楊村人氏，然而他卻可以替楊村人氏打開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只是讀者，讀了魯迅先生的信，我們知道「漢字和大眾不兩立」，我們知道應把「交通繁盛言語混雜的地方」的「『大眾語』的雛形，它的字彙和語法輸進窮鄉僻壤去」。我們知道「先驅者的任務」是在給大眾許多話「發表更明確的意思」，同時「明白更精確的意義」；我們知道現在所能實行的是以「進步的」思想寫「向大眾語去的作品」。但讀了最後楊村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眾去根本是一條死路，那裡在水災與敵人圍攻之下，破產無餘，……「維持已經困難，建設更不要空談。」還是「歸」到都會裡「來」揚起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旗更靠得住。
於是，我們所得的知識前後相銷，昏昏沉沉，莫名其妙。
這恐怕也表示中國民族善於調和吧，但是太調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爭鬥也漸漸沒有原則了。變成「戟門壩上的兒戲」了。照這樣的陣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關於開鑼以後「壓軸」以前的那些「中間作家」的文章特別是大眾語問題的一些宏論，本想略抒鄙見，但這只好改日再談了。
關於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戲〉週刊編者信》裡，這才回答了幾句。
《門外文談》是用了「華圉」的筆名，向《自由談》投稿的，每天登一節。但不知道為什麼，第一節被刪去了末一行，第十節開頭又被刪去了二百餘字，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寫給《太白》的，登出來時，後半篇都不見了，我看這是「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的政績。那時有人看了《太白》上的這一篇，當面問我道：「你在說什麼呀？」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使讀者可以知道我其實是在說什麼。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也是寫給《太白》的。凡是對於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處，都被刪除，可見這時我們的「上峰」正在主張求神拜佛。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聊以存一時之風尚耳。
《臉譜臆測》是寫給《生生月刊》的，奉官諭：不准發表。我當初很覺得奇怪，待到領回原稿，看見用紅鉛筆打著槓子的處所，才明白原來是因為得罪了「第三種人」老爺們了。現仍加上黑槓子，以代紅槓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答〈戲〉週刊編者信》的末尾，是對於紹伯先生那篇《調和》的答覆。聽說當時我們有一位姓沈的「戰友」看了就呵呵大笑道：「這老頭子又發牢騷了！」「頭子」而「老」，「牢騷」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認真的。
不過向《戲》週刊編者去「發牢騷」，別人也許會覺得奇怪。然而並不，因為編者之一是田漢同志，而田漢同志也就是紹伯先生。
《中國文壇上的鬼魅》是寫給《現代中國》（China Today）的，不知由何人所譯，登在第一卷第五期，後來又由英文轉譯，載在德文和法文的《國際文學》上。
《病後雜談》是向《文學》的投稿，共五段；待到四卷二號上登了出來時，只剩下第一段了。後有一位作家，根據了這一段評論我道：魯迅是贊成生病的。他竟毫不想到檢查官的刪削。可見文藝上的暗殺政策，有時也還有一些效力的。
《病後雜談之餘》也是向《文學》的投稿，但不知道為什麼，檢查官這回卻古裡古怪了，不說不准登，也不說可登，也不動貴手刪削，就是一個支支吾吾。發行人沒有法，來找我自己刪改了一些，然而聽說還是不行，終於由發行人執筆，檢查官動口，再刪一通，這才能在四卷三號上登出。題目必須改為《病後余談》，小注「關於舒憤懣」這一句也不准有；改動的兩處，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刪掉的五處，則仍以黑點為記，讀者試一想這些諱忌，是會覺得很有趣的。只有不准說「言行一致」云云，也許莫名其妙，現在我應該指明，這是因為又觸犯了「第三種人」了。
《阿金》是寫給《漫畫生活》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載，聽說還送到南京中央宣傳會裡去了。這真是不過一篇漫談，毫無深意，怎麼會惹出這樣大問題來的呢，自己總是參不透。後來索回原稿，先看見第一頁上有兩顆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約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則必須「抽去」，已無疑義了。再看下去，就又發見了許多紅槓子，現在改為黑槓，仍留在本文的旁邊。
看了槓子，有幾處是可以悟出道理來的。例如「主子是外國人」，「炸彈」，「巷戰」之類，自然也以不提為是。但是我總不懂為什麼不能說我死了「未必能夠弄到開起同鄉會」的緣由，莫非官意是以為我死了會開同鄉會的麼？
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編訖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