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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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平日喜欢做历史的研究,所以今天讲演的题目,是《中国哲学的线索》。这个线索可分两层讲。一时代政治社会状态变迁之后,发生了种种弊端,则哲学思想也就自然发生,自然变迁,以求改良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弊端。所谓时势生思潮,这是外的线索。外的线索是很不容易找出来的。内的线索,是一种方法——哲学方法,外国名叫逻辑Logic(吾国原把逻辑翻作论理学或名学。逻辑原意不是名学和论理学所能包含的,故不如直译原字的音为逻辑)。外的线索只管变,而内的线索变来变去,终是逃不出一定的径路的。今天要讲的,就专在这内的方法。

  中国哲学到了老子和孔子时候,才可当得“哲学”两个字。老子以前,不是没有思想,没有系统的思想;大概多是对于社会上不安宁的情形,发些牢骚语罢了。如《诗经》上说:“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这种语是表示对于时势不满意的意思。到了西历前第六世纪时,思想家才对于社会上和政治上,求根本弊端所在。而他的的学说议论终是带有破坏的、批评的、革命的性质。老子根本上不满意当时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原来人人多信“天”是仁的,而他偏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是没有意思的,不为人类做好事的。他又主张废弃仁义,入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这种极破坏的思想,自然要引起许多反抗。孔子是老子的门徒或是朋友。他虽不满意于当时风俗制度以及事事物物,可是不取破坏的手段,不主张革命。他对于第一派是调和的、修正的、保守的。老子一派对于社会上无论什么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都不要了,都要推翻他,取消他。孔子一派和平一点,只求修正当时的制度。中国哲学的起点,有了这两个系统出来之后,内的线索——就是方法——继续变迁,却逃不出这两种。

  老子的方法是无名的方法。《老子》第一句话就说:“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他知道“名”的重要,亦知道“名”的坏处,所以主张“无名”。名实二字在东西各国哲学史上都很重要。“名”是共相(Universal),亦就是普通性。“实”是“自相”,亦就是个性。名实两观念代表两大问题。从思想上研究社会的人,一定研究先从社会下手呢,还从个人下手?换句话讲,是先决个性,还是先决普遍之问题?“名”的重要可以举例明之。譬如诸君现在听讲,忽然门房跑来说——张先生,你的哥哥来了。这些代表思想的语言文字就是“名”。——倘使没有这些“名”,他不能传达他的意思,诸君也无从领会他的意思,彼此就很觉困难了。简单的知识,非“名”无从表他,复杂的格外要借“名”来表示他。“名”是知识上的问题,没有“名”便没有“共相”。而老子反时知识,便反对“名”,反对言语文字,都要一个个的毁灭他。毁灭之后,一切人都无知无识,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则没有欲望。没欲望,则不“为非作恶”,返于太古时代浑朴状态了。这第一派的思想,注重个性而毁弃普遍。所以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美和不美都是相对的,有了这个,便有那个。这个那个都不要,都取消,便是最好。这叫做“无名”的方法。

  孔子出世之后,亦看得“名”很重要。不过他以为与其“无名”,不如“正名”。《论语·子路》篇说: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孔子以为“名”——语言文字——是不可少的,只要把一切文字、制度,都回复到他本来的理想标准,例如:“政者,正也。”“仁者,人也。”他的理想的社会,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父亲的要做到父亲的理想标准,做儿子的亦要做到儿子的理想标准。社会上事事物物,都要做到这一步境地。倘使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则君、臣、父、子都失掉本来的意义了。怎样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呢?“言”是“名”组成的,名字的意义,没有正当的标准,便连话都说不通了。孔子说:“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是有角的形,故有角的酒器,叫做“觚”。后来把觚字用泛了,没有角的酒器亦叫做“觚”。所以孔子说:“现在觚没有角了,这还是觚吗?这还是觚吗?”不是觚的都叫做觚,这就是“言不顺”。现在通用的小洋角子,明明是圆的,偏叫他“角”,也是同样的道理。语言文字(名)是代表思想的符号。语吉文字没有正确的意义,便没有公认的是非真假的标准。要建设一种公认的是非真假的标准,所以他主张“正名”。老子主“无名”,孔子主“正名”。此后思想,凡属老子一派的,便要推翻一切制度,便要讲究制度文物,压抑个人。

  第三派的墨子,见于前两派太趋于极端了,一个注重“名”,一个不注重“名”,都在“名”上面用功夫。“名”是实用的,不是空虚的,口头的。他说:

  今瞽者曰:“巨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者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取”就是实际上的去取,辨别。瞎子虽不曾见过白黑,亦会说白黑的界限。要到了实际上应用的时候,才知道口头的界说,是没有用的。许多高谈仁义道德的人也是如此。分别义利,辨入毫末,及事到临头,则便手足无措。所以墨子不主张空虚的“名”,而注重实际的应用。墨子这一派,不久就灭了。而他的思想和主义则影响及于各家。遗存下来的,却算孔子一派是正宗。老子一派亦是继续不断。如杨朱有“名无实,实无名。名者伪而已”等话,亦很重要。到了三国魏晋时代,便有嵇康那一般人,提倡个人,推翻礼法。宋明陆象山和王阳明那班人,无形中都要取消“名”。就是清朝的谭嗣同等思想,亦是这样,亦都有无名的趋向。正统派的孔子重“名”,重礼制,所以后来的孟子、荀子和董仲舒这一班人,亦是要讲礼法、制度。内部的线索有这两大系统。

  还有一派近代的思想。九百多年前,宋朝的儒家,想把历代的儒家相传的学说加上了佛家、禅宗和道家的思想,另成一种哲学。他们表面上要挂孔子的招牌,不得不在儒家的书里头找些方法出来。他们就找出来一本《大学》。《大学》是本简单的书,但讲的是方法。他上面说:“致知在格物”。格物二字就变为中国近世思想的大问题。程朱一派解“格物”是到物上去研究物理。物必有理,要明物理,须得亲自到物的本身上去研究。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今天格一事,明天格一事,天下的事物,都要一个个的去格他。等到后来,知识多了,物的理积得多了,便一旦豁然贯通。陆象山一派反对这种办法,以为这种办法很笨。只要把自己弄好了,就是“格物”。所以他主张:“吾心即是万物,万物即是吾心。”物的理都在吾的心中,能明吾心,就是明万物。吾心是万物的权衡,不必要像朱子那么样支支离离的格物。这种重视个性自我发展的思想,到了王阳明格外的明了。阳明说:他自己本来信格物是到物上去格的。他有一位朋友去格一枝竹,格了五天,病起来了。他就对这位朋友讲:你不能格,我自己去格。格了七天,也病了。因此,他不信格物是到物上去格。物的理在心中,所以他特别地揭出“良知”二字来教人。把良知弄好了,弄明白了,善的就是善,恶的就是恶,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天下事物都自然明白了。程朱和陆王这两派支配九百余年的思想,中间“格物”的解说有七八十种;而实际上还是“名”和“实”的嫡派,不过改变他们的方向罢了——格物还是从内起呢,还是从外起?

  思想必依环境而发生,环境变迁了,思想一定亦要变迁。无论什么方法,倘不能适应新的要求,便有一种新方法发生,或是调和以前的种种方法,来适应新的要求。找出方法的变迁,则可得思想的线索。思想是承前启后,有一定线索,不是东奔西走,全无纪律的。

(王伯明记录,原载1921年10月17日《时事新报·学灯》,又载1921年11月20日《教育杂志》第13卷第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