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的線索

　　我平日喜歡做歷史的研究，所以今天講演的題目，是《中國哲學的線索》。這個線索可分兩層講。一時代政治社會狀態變遷之後，發生了種種弊端，則哲學思想也就自然發生，自然變遷，以求改良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弊端。所謂時勢生思潮，這是外的線索。外的線索是很不容易找出來的。內的線索，是一種方法——哲學方法，外國名叫邏輯Logic（吾國原把邏輯翻作論理學或名學。邏輯原意不是名學和論理學所能包含的，故不如直譯原字的音為邏輯）。外的線索只管變，而內的線索變來變去，終是逃不出一定的徑路的。今天要講的，就專在這內的方法。

　　中國哲學到了老子和孔子時候，才可當得「哲學」兩個字。老子以前，不是沒有思想，沒有系統的思想；大概多是對於社會上不安寧的情形，發些牢騷語罷了。如《詩經》上說：「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這種語是表示對於時勢不滿意的意思。到了西曆前第六世紀時，思想家才對於社會上和政治上，求根本弊端所在。而他的的學說議論終是帶有破壞的、批評的、革命的性質。老子根本上不滿意當時的社會、政治、倫理、道德。原來人人多信「天」是仁的，而他偏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是沒有意思的，不為人類做好事的。他又主張廢棄仁義，入於「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這種極破壞的思想，自然要引起許多反抗。孔子是老子的門徒或是朋友。他雖不滿意於當時風俗制度以及事事物物，可是不取破壞的手段，不主張革命。他對於第一派是調和的、修正的、保守的。老子一派對於社會上無論什麼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都不要了，都要推翻他，取消他。孔子一派和平一點，只求修正當時的制度。中國哲學的起點，有了這兩個系統出來之後，內的線索——就是方法——繼續變遷，卻逃不出這兩種。

　　老子的方法是無名的方法。《老子》第一句話就說：「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他知道「名」的重要，亦知道「名」的壞處，所以主張「無名」。名實二字在東西各國哲學史上都很重要。「名」是共相（Universal），亦就是普通性。「實」是「自相」，亦就是個性。名實兩觀念代表兩大問題。從思想上研究社會的人，一定研究先從社會下手呢，還從個人下手？換句話講，是先決個性，還是先決普遍之問題？「名」的重要可以舉例明之。譬如諸君現在聽講，忽然門房跑來說——張先生，你的哥哥來了。這些代表思想的語言文字就是「名」。——倘使沒有這些「名」，他不能傳達他的意思，諸君也無從領會他的意思，彼此就很覺困難了。簡單的知識，非「名」無從表他，複雜的格外要借「名」來表示他。「名」是知識上的問題，沒有「名」便沒有「共相」。而老子反時知識，便反對「名」，反對言語文字，都要一個個的毀滅他。毀滅之後，一切人都無知無識，沒有思想。沒有思想，則沒有欲望。沒欲望，則不「為非作惡」，返於太古時代渾樸狀態了。這第一派的思想，注重個性而毀棄普遍。所以他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美和不美都是相對的，有了這個，便有那個。這個那個都不要，都取消，便是最好。這叫做「無名」的方法。

　　孔子出世之後，亦看得「名」很重要。不過他以為與其「無名」，不如「正名」。《論語·子路》篇說：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孔子以為「名」——語言文字——是不可少的，只要把一切文字、制度，都回復到他本來的理想標準，例如：「政者，正也。」「仁者，人也。」他的理想的社會，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父親的要做到父親的理想標準，做兒子的亦要做到兒子的理想標準。社會上事事物物，都要做到這一步境地。倘使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君、臣、父、子都失掉本來的意義了。怎樣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呢？「言」是「名」組成的，名字的意義，沒有正當的標準，便連話都說不通了。孔子說：「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是有角的形，故有角的酒器，叫做「觚」。後來把觚字用泛了，沒有角的酒器亦叫做「觚」。所以孔子說：「現在觚沒有角了，這還是觚嗎？這還是觚嗎？」不是觚的都叫做觚，這就是「言不順」。現在通用的小洋角子，明明是圓的，偏叫他「角」，也是同樣的道理。語言文字（名）是代表思想的符號。語吉文字沒有正確的意義，便沒有公認的是非真假的標準。要建設一種公認的是非真假的標準，所以他主張「正名」。老子主「無名」，孔子主「正名」。此後思想，凡屬老子一派的，便要推翻一切制度，便要講究制度文物，壓抑個人。

　　第三派的墨子，見於前兩派太趨於極端了，一個注重「名」，一個不注重「名」，都在「名」上面用功夫。「名」是實用的，不是空虛的，口頭的。他說：

　　今瞽者曰：「巨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者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取」就是實際上的去取，辨別。瞎子雖不曾見過白黑，亦會說白黑的界限。要到了實際上應用的時候，才知道口頭的界說，是沒有用的。許多高談仁義道德的人也是如此。分別義利，辨入毫末，及事到臨頭，則便手足無措。所以墨子不主張空虛的「名」，而注重實際的應用。墨子這一派，不久就滅了。而他的思想和主義則影響及於各家。遺存下來的，卻算孔子一派是正宗。老子一派亦是繼續不斷。如楊朱有「名無實，實無名。名者偽而已」等話，亦很重要。到了三國魏晉時代，便有嵇康那一般人，提倡個人，推翻禮法。宋明陸象山和王陽明那班人，無形中都要取消「名」。就是清朝的譚嗣同等思想，亦是這樣，亦都有無名的趨向。正統派的孔子重「名」，重禮制，所以後來的孟子、荀子和董仲舒這一班人，亦是要講禮法、制度。內部的線索有這兩大系統。

　　還有一派近代的思想。九百多年前，宋朝的儒家，想把歷代的儒家相傳的學說加上了佛家、禪宗和道家的思想，另成一種哲學。他們表面上要掛孔子的招牌，不得不在儒家的書裡頭找些方法出來。他們就找出來一本《大學》。《大學》是本簡單的書，但講的是方法。他上面說：「致知在格物」。格物二字就變為中國近世思想的大問題。程朱一派解「格物」是到物上去研究物理。物必有理，要明物理，須得親自到物的本身上去研究。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今天格一事，明天格一事，天下的事物，都要一個個的去格他。等到後來，知識多了，物的理積得多了，便一旦豁然貫通。陸象山一派反對這種辦法，以為這種辦法很笨。只要把自己弄好了，就是「格物」。所以他主張：「吾心即是萬物，萬物即是吾心。」物的理都在吾的心中，能明吾心，就是明萬物。吾心是萬物的權衡，不必要像朱子那麼樣支支離離的格物。這種重視個性自我發展的思想，到了王陽明格外的明了。陽明說：他自己本來信格物是到物上去格的。他有一位朋友去格一枝竹，格了五天，病起來了。他就對這位朋友講：你不能格，我自己去格。格了七天，也病了。因此，他不信格物是到物上去格。物的理在心中，所以他特別地揭出「良知」二字來教人。把良知弄好了，弄明白了，善的就是善，惡的就是惡，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天下事物都自然明白了。程朱和陸王這兩派支配九百餘年的思想，中間「格物」的解說有七八十種；而實際上還是「名」和「實」的嫡派，不過改變他們的方向罷了——格物還是從內起呢，還是從外起？

　　思想必依環境而發生，環境變遷了，思想一定亦要變遷。無論什麼方法，倘不能適應新的要求，便有一種新方法發生，或是調和以前的種種方法，來適應新的要求。找出方法的變遷，則可得思想的線索。思想是承前啟後，有一定線索，不是東奔西走，全無紀律的。

（王伯明記錄，原載1921年10月17日《時事新報·學燈》，又載1921年11月20日《教育雜誌》第13卷第1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