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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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與「文學」 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
第四章 诗的祟高与汩没
作者:罗根泽
1943年
第五章 「文」与「文章」及其批评

以《韩诗》推《齐》、《鲁》二家,大概也有此种解说。不过各家的解说不见得一致,尤其《毛诗》与《韩诗》更显然不同。如《芣苜》,《韩》认为是兴;《毛》认为是赋;《鸡鸣》,《韩》认为是比,《毛》也认为是赋;《伐檀》,《韩》认为是赋,《毛》却认为是兴。但赋比兴的说法,总是各家所同的。可见不始于卫宏,也不始于毛公。至再早的渊源,我们不大知道。孔子曾说,“诗可以兴”。但那只是泛论诗对读者感发兴起的力量,与赋比兴之就方法而分者,实大相径庭。

《毛诗序》只解释“风”、“雅”、“颂”,未解释赋、比、兴,齐、鲁、韩有无解释不可考。郑玄注《周礼》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劝喻之。”又引郑司农云:“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这是否合《毛诗》的意思不可知,是否合齐、鲁、韩三家更不可知,可知者这是汉人的说法而已。依郑司农的说法,比是比方,兴是托事;依郑玄的说法,则比用于刺恶,兴用于劝善,二郑已经不同。至后世的解说,无价值的不必谈,有价值的大抵都是一种“以述为作”,换言之,就是一种文学新说,都当各还作主,所以俟后分述,兹不征论。

四 郑玄《诗谱序》[编辑]

郑玄的《诗谱》,也是这种空气下的产物。《诗谱》的本书只见谱“南”、“风”、“雅”、“颂”的古地理。如《周南召南谱》云:“'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鲁颂谱》云:“鲁者,少昊挚之墟也。国中有大庭氏之库,则大庭氏亦居兹乎。”至对于诗的意见,都表现于序:

(一)诗的起源—《诗谱序》云:

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


这自是错的,但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要算郑玄为最早,则他的功绩亦不可磨灭了。

(二)诗的功能—《诗谱序》云:

迩及商王,不风不雅。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


郑玄的这种论调,又见于他的《六艺论》:

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稀,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恶。(引见孔颖达《毛诗谱序正义》)。


汉初的美刺说,已经使诗有了文学以外的美刺作用,郑玄更进而说:“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共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则美刺的作用,不仅在美刺过去的事实,而要顺匡未来的行动,诗之功用的价值更崇高,诗之文学的旨趣更汩没了。

(三)诗的正变—《毛诗序》已说到诗的正变,《诗谱序》说的更为详明:

周自后稷播种百谷,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财;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有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繇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勿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知吉凶之所繇,忧娱之渐萌,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


这也是说的诗与政教的关系。不过《毛诗序》侧重诗的产生,谓政有治乱及亡国之别,由是诗亦有安乐怨怒及哀思之分。此侧重诗的作用,谓为上者“勤民恤政,昭事上帝”,则有正风、正雅及颂声的赞美;“若违而勿用”,则有变风、变雅的讥刺。所以仍是美刺的另一说法。这是文学鉴赏上的一个强有力的障碍物,但这个障碍物便遮住了数千年来的一部分的创作家与批评家,由此你不能不颂扬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伟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