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批評史/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章4

中國文學批評史·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
第四章 詩的祟高與汩沒
作者：羅根澤
1943年

以《韓詩》推《齊》、《魯》二家，大概也有此種解說。不過各家的解說不見得一致，尤其《毛詩》與《韓詩》更顯然不同。如《芣苜》，《韓》認為是興；《毛》認為是賦；《雞鳴》，《韓》認為是比，《毛》也認為是賦；《伐檀》，《韓》認為是賦，《毛》卻認為是興。但賦比興的說法，總是各家所同的。可見不始於衛宏，也不始於毛公。至再早的淵源，我們不大知道。孔子曾說，「詩可以興」。但那只是泛論詩對讀者感發興起的力量，與賦比興之就方法而分者，實大相徑庭。

《毛詩序》只解釋「風」、「雅」、「頌」，未解釋賦、比、興，齊、魯、韓有無解釋不可考。鄭玄注《周禮》云：「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勸喻之。」又引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這是否合《毛詩》的意思不可知，是否合齊、魯、韓三家更不可知，可知者這是漢人的說法而已。依鄭司農的說法，比是比方，興是託事；依鄭玄的說法，則比用於刺惡，興用於勸善，二鄭已經不同。至後世的解說，無價值的不必談，有價值的大抵都是一種「以述為作」，換言之，就是一種文學新說，都當各還作主，所以俟後分述，茲不征論。

四 鄭玄《詩譜序》

鄭玄的《詩譜》，也是這種空氣下的產物。《詩譜》的本書只見譜「南」、「風」、「雅」、「頌」的古地理。如《周南召南譜》云：「＇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魯頌譜》云：「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至對於詩的意見，都表現於序：

（一）詩的起源—《詩譜序》云：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雲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這自是錯的，但注意到這個問題的，要算鄭玄為最早，則他的功績亦不可磨滅了。

（二）詩的功能—《詩譜序》云：

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

鄭玄的這種論調，又見於他的《六藝論》：

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面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奸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稀，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惡。（引見孔穎達《毛詩譜序正義》）。

漢初的美刺說，已經使詩有了文學以外的美刺作用，鄭玄更進而說：「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共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則美刺的作用，不僅在美刺過去的事實，而要順匡未來的行動，詩之功用的價值更崇高，詩之文學的旨趣更汩沒了。

（三）詩的正變—《毛詩序》已說到詩的正變，《詩譜序》說的更為詳明：

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有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繇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盪》，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勿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知吉凶之所繇，憂娛之漸萌，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鑑，於是止矣。

這也是說的詩與政教的關係。不過《毛詩序》側重詩的產生，謂政有治亂及亡國之別，由是詩亦有安樂怨怒及哀思之分。此側重詩的作用，謂為上者「勤民恤政，昭事上帝」，則有正風、正雅及頌聲的讚美；「若違而勿用」，則有變風、變雅的譏刺。所以仍是美刺的另一說法。這是文學鑑賞上的一個強有力的障礙物，但這個障礙物便遮住了數千年來的一部分的創作家與批評家，由此你不能不頌揚它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偉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