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章6

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
第五章 对于辞赋及辞赋作家的评论
作者：罗根泽
1943年

一 辞人的意见

诗人自言作诗的动机与目的，一是言志，一是美刺的功用（详言一篇二章一节）。辞人自言作辞的动机与目的，则在发愤抒情。就以屈原作例吧。他的《离骚》云：

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又《抽思》云：

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 道思作颂，聊以自求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

《惜诵》云：

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恐情质之不信兮，故垂著以自明。

《思美人》云：

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达。

类此的话，在屈原的作品里举不胜举，与诗人的自述比而观之，主志主情的区别，便益发显然。《诗经》中的诗并不是没有文学之美，但我们不能名之为唯美的文学。辞赋则的确是唯美的文学。屈原云：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同上）

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怀沙》）

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纷郁郁其远承兮，满内而溢外扬；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思美人》）

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可任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橘颂》）

这本来不是指文学而言，我们似不应据此谓其文学为唯美的文学；但事实是这样：唯美的文学，大半产生于唯美论的作家。屈原既如此的提倡唯美，对文学亦自然主张唯美，其作品亦自然走入唯美的路上了。

我们知道了辞赋作家有抒情与唯美的倾向，则后来的辞赋评论容易了解了。

二 刘安司马迁的批评

在汉文帝时候已有贾谊作《吊屈原赋》，不过仅是伤悼他的身世，并没有批评他的作品。对屈原的作品加以批评者，以今所知，莫早于刘安。班固《离骚序》云：

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楚辞》——原始的《楚辞》——是楚越民族的创作文学，与《诗经》的渊源关系，并没有后人所想象的深切具体。屈原是爱好文学的，他的《离骚》和《天问》，征引了很多的古代神话故事，但见不到《诗经》的踪迹。《惜往日》云：“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诗。”《悲回风》云：“介眇志之所感兮，窃赋诗之为明。”不知是否指《诗经》而言。宋玉的《九辨》云：“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当然是引用的《诗经·魏风》所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较北方学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诗经》，相差远甚。但汉代的评论家，偏要说《楚辞》完全源出《诗经》。刘安以《国风》的“好色而不淫”，和《小雅》的“怨诽而不乱”，解赞《离骚》，虽是就性质而言，不是就渊源而言，但总是将对于《诗经》的观点，移用于《楚辞》，而后来的《楚辞》源于《诗经》之说，当然受其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有《屈原贾生列传》，将刘安此言，完全载入，并且说：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以《国风》、《小雅》释《离骚》，仍是继承刘安之说；至于这种称赞其芳洁的批评，一方面固然是读了《离骚》所得到的印象，一方面也是受了屈原的唯美论的提示。这虽然是几句抽象的赞语，而后来的批评《楚辞》者，差不多皆未能越此范围，不过更加邃密或具体而已。

在屈原的自述里，除有唯美的倾向以外，便是发愤抒情。关于这一层，到了司马迁的评赞，特别的偏重发愤一点。他说楚怀王因了上官大夫的谗毁而疏远屈原，由是屈原：

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论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病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此种论调，固是受了屈原所说“发愤以抒情”的影响，而所以特别的偏重“发愤”一点者，大概缘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所以不惟以“离忧”释《离骚》，对于古今的一切著作，皆释以“抒其愤思”。《报任安书》云：“西伯拘而演《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明；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太史公自序》亦云）其实，屈原的赋《离骚》，固确在放逐之后；其他诸人的著书，则与司马迁所言未必尽合。《周易》是否文王所演，《春秋》是否孔子所作，姑置不论。有人说《国语》与《左氏春秋》原为一书。司马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惧弟子（孔子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则左丘明之作《春秋》、《国语》，并不是“抒其愤思”。《吕览》的编著，司马迁于《吕不韦传》云：“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孤愤》的著作，司马迁于《老庄申韩列传》系于入秦之前，说“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云云。凡此皆司马迁自己之说，而《报任安书》全与相反。实因他的著作《史记》，确是在“舒其愤思”，思所以张大其军，由是对古人的著作，亦遂予以“抒其愤思”的解释。至屈原，其自述已谓在“发愤以抒情”，则对其所作之《离骚》，更可以说是“抒其愤思”了。“离骚”的意义是不是“犹离忧也”，苦于没有屈原自己的话作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云：“伍举所谓＂骚离＇，屈平所谓“离骚＇，皆楚言也。”（案《国语·楚语》：“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虽亦无确证，而据此知解为“离忧”，不无司马迁的主观成分在内。其《太史公序自序》云：“作辞以风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则屈原作《离骚》的动机，似乎又不全在“忧愁幽思”。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和“＂离骚＇者，犹离忧也”，固未必不对，但司马迁所以必要如此说者，其自己之发愤著书，实为主因；恰好屈原又有“发愤以抒情”的话，更触动了他的内心的悲哀，故益发引为同调了。

但这种的文学产生说，便演为桓谭的“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彩不发”（详下章二节）及韩愈的“不平则鸣”（详四篇七章四节）的学说。就是现在的一部分人所说的“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其详略的程度，自然相差远甚，但究其极至的结核的意义，也实是“小异”而“大同”了。

三 司马相如的“赋心”与扬雄的“赋神”

《西京杂记》卷二载盛览向司马相如问作赋的方法，相如云：

合纂组以成文，列锦锈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由此知道司马相如之赋的方法论，是特别注重“赋心”。固然《西京杂记》乃小说家者流，未必可信，但司马相如之提倡“赋心”，并非不可能。司马迁谓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已有一点略迹重心的倾向。西汉本来是道家有相当势力的时代，道家的文论本来有神秘的味道，而“赋心”更是极鲜明的神秘主义的文论。

我们相信司马相如可能有“赋心”的提倡，还有一个证据，就是司马相如以后的扬雄有“赋神”的方法论。《西京杂记》卷三云：

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其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扬子云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子云学相如为赋而弗逮，故雅服焉。

读者或许要说这是以《西京杂记》证《西京杂记》，根本不能成立。还有桓谭《新论》云：

杨子云工于赋，······余欲从······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指海》本页十、十一）

这固然有所谓“熟”的理由在内，但也是神秘主义的方法论了。他的《法言》里特辟《问神》一篇，发端便混合“神”与“心”云：

神心惚恍，经纬万方。

又云：

或问神，曰“心”。······昔仲尼潜心于文王矣，达之；颜渊亦潜心于仲尼矣，未达一间耳。神在所潜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万物作类；人心其神矣乎！（《法言》卷五）

这虽不是对赋而言，然若以适用于赋，亦当然是“赋神”了。

“神”的方法论之视“心”的方法论，从一方面讲更神秘一些，从另一方面讲却又较具体一些，就是“心”是不传之秘，“神”则“潜心”可得，能“潜心”“读千赋则善赋”了。

四 《汉书·艺文志》的辞赋分类

扬雄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引见下节），已隐分辞赋为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两类。至班固取刘歆《七略》为《汉书·艺文志》，其《诗赋》一略，分为五类；诗一类，辞赋四类。诗一类今可不论；辞赋四类是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和杂赋。章学诚云：

《汉志》分艺文为六略。……每略各有总叙，论辨流别，义至善也。惟《诗赋》一略，区为五种，而每种之后，更无叙论，不知刘班之所遗耶？抑流传之脱简耶？今观屈原赋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一家为一种；孙卿赋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为一种；各类相同，而区种有别，当日必有其义例。今诸家之赋，十逸八九，而叙论之说，阙焉无闻，非著录之遗憾欤！（《校雠通义》卷三《汉志·诗赋》第十三之十）

又云：

诗赋前三种之分家，不可考矣；其与后二种之别类，则晓然也。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歌诗一种，则诗之与赋，固当分体者也。（同上第十五之四）

杂赋为赋总集，余三种为赋别集，自无疑义。至三种的区别如何，章氏谓无法考索。刘师培《论文杂记》谓屈原赋为述怀之赋，陆贾赋为骋词之赋，孙卿赋为阐理之赋，似乎合理，而并无根据，所以只可算为刘氏的意见，不能认作刘班的义例。刘班的义例，现已无法知道；所可知道的，他们分辞赋为三类，为辞赋分类之祖而已。

五 “爱美”“尚用”的冲突与融合

《楚辞》和《诗经》的关系较浅，赋则是“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的文学。《楚辞》的作者，意欲以美好的形式，表达内心的情愤。《诗经》的作者，则对形式不十分考究，只是很质实的“言志”，或者还有“美刺”的企图。由战国至汉代，“言志”已成了“志德之理而明其指”，“美刺”更涂上了浓厚的道德色彩。赋秉承了这两种不同的遗志，造成“爱美”与“尚用”的内在矛盾。加上汉代所演唱的本来就是一幕“南北合”的滑稽剧，而滑稽剧的急须演唱，就是在调解南北不合。因此批评辞赋者，有的站在北方的“尚用”的立场，有的站在南方的“爱美”的立场。这种矛盾现象，竟会显现于西汉殿军之扬雄的一人意识。他的《法言·吾子》篇云：

或曰，“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矣。”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或曰，“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经，德之藻矣。”（《法言》卷二）

很显然的在以“尚用”的观点，非斥辞赋。“尚辞”之“辞”当然指“辞藻”，非指“辞赋”，然谓“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显见是重“经”，轻“赋”。又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则就赋而言，又显见是更轻视“辞人之赋”。但《汉书·扬雄传》云：

尝好辞赋。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尝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

《法言·吾子》篇亦云：

或曰，“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则又以“爱美”的观点，赞羡辞赋。他斥赋为“童子雕虫篆刻”，说是“壮夫不为也”，似童年好赋，壮年卑赋。但他所作的赋姑不一一详考，最有名的《甘泉》、《羽猎》、《长扬》三赋，宋祁谓前二赋奏于元延元年（引见《汉书》本传注）；刘歆谓《羽猎》奏于永始三年，《长扬》奏于绥和元年（引见《文选·羽猎赋注》及《长扬赋注》）；班固谓校猎长扬在元始二年（《汉书·成帝纪》）。扬雄生于甘露元年，至永始三年四十岁，元延元年四十二岁，元延二年四十三岁，绥和元年四十六岁，已经是壮年，不是童年了。就算他的好赋卑赋由于年岁关系，而好卑的矛盾心理，也不能不说是由于当时的“爱美”与“尚用”的冲突使然。

根据辩证法则，矛盾的对立，可以产生统一的融合。“爱美”与“尚用”的冲突，既交战于扬雄意识，则扬雄不能不设法调解。调解的方法就是使赋同于诗；诗有“美刺”之用，赋亦有“讽谏”之功。《法言·吾子》篇云：

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这样，则辞赋不止是美丽，且有功用，“爱美”与“尚用”的矛盾，可以得到融合了。

六 讽谏说

不过理论上虽得到融合，事实上仍是失败。《汉书·扬雄传》云：

雄以赋者将以风（同讽）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止，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

观此，知扬雄自己也认为是一败涂地。王充《论衡·谴告》篇云：“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由此知不但司马相如的赋欲讽反谀，扬雄的赋也一样的欲讽反谀。本来辞赋是一种唯美的文艺，无奈汉人虽赏识它的优美，而又薄弃它的无用，所以不得不承受“美刺”的领导，装上“讽谏”的作用。但唯美文艺装上“讽谏”，很容易使人“览其文而忘其用”，所以“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扬雄“上《甘泉颂》”，“若曰非人力所能为”，“皇帝不觉，为之不止”。既“览其文而忘其用”，则一班人的观感，仍然是美而无用。汉宣帝云：“辞赋，大者与诗同义，小者辞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娱耳目；辞赋比之，为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倡优博弈多矣。”（《汉书·王褒传》）以之与绮縠郑卫倡优博弈相比，其爱玩而轻贱的态度，可以代表一代的辞赋观念。无怪汉武帝对东方朔、枚皋，都“俳优畜之”（《汉书·严助传》），东方朔、枚皋也便止有“诙啁而已”（同上《东方朔传》），而枚乘更很悲愤的“自悔类倡”（同上《枚乘传》）了。

不过失败尽管失败，“讽谏”政策却仍然为后人承用，这是因为除了使有“讽谏”作用以外，则辞赋更无法满足时人的“尚用”的要求。所以班固《离骚赞序》云：

《离骚》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是时周室已灭，七国竞争，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同讽）襄王。终不觉寤，信反间之说，西朝于秦，秦人拘之，客死不还。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卒不见纳，不忍浊世，自投汨罗。

又于《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云：

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典终而奏雅，不已戏乎？

同书《艺文志·诗赋略》亦云：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也。”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意。其后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雄，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

东汉初年的班固持此论调，东汉末年的王逸仍然持此论调。他的《楚辞章句叙》，首先抬出孔子的“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又慨叹“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然后才说到“屈原履忠被谗，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风谏，下以自慰”。又云：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扬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龙潜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骂”，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士也。

又谓《离骚》“独依道德，以讽谏君也”（《离骚经序》）；《九歌》“上陈事神之敬，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九歌序》）；《九章》“风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九章序》）；《招魂》“外崇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风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招魂序》）。总之是合乎经义的风谏。

七 讽谏说的作用及价值

扬雄的调解方法，只是取法诗之美刺，使辞赋从讽谏着笔。班固却说“讽谏”是诗已有的，辞赋的未可厚非，就在“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王逸也说屈原“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风谏，下以自慰”。我们知道《楚辞》是楚越民族的创作，赋是诗辞的混合体。班固却说辞赋的产生是：“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在《两都赋序》更干脆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春秋时，各国士大夫聘问诸侯，往往赋诗以见意（详一篇二章三节）。但“赋诗”之“赋”，是动词，不是名词，是赋诵之赋，不是辞赋之赋。班固却用来解赞辞赋。以今视之，全出附会。但我们应知一时有一时的学艺权威。学艺权威就是学艺天秤，其他学艺的有无价值，都以此为权衡。因此其他学艺如欲在当时的学艺界占一位置，必由自己的招认或他人的缘附使其做了学艺权威者的产儿。汉初的学艺界，初以南北合一，哲学方面，儒道并重，文学方面，诗辞兼收。但不久便遭了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是儒学成了当时的学艺权威，而其他学艺遂不能不设法托庇于儒学之下。《诗》三百篇是一部古代诗歌总集，和儒学的性质并不相近，但竟能列为经典，成了儒学的中坚，自然不能不感激晚周学者，特别是儒家，送给它的功用主义的外套，但汉代经生之在这件外套上绣上道德的花纹，确是使它得居儒学首席的最大原因（详一章各节）。

文学的《诗》三百篇既列为儒学经典，蔚为学艺权威，文学的辞赋自然也要设法与之接近。所从渊源上言，则说辞赋是古诗之流；从性质上言，则说辞赋的归于节俭，同于诗的讽谏；从作用上言，则说赋就是古代赋诗；无非是以诗的观点批评辞赋，使辞赋不殊于诗而已。以今观之，辞赋的独特价值就是在不同于诗；但他们的称赞辞赋，却要说与诗相同。这犹之中国学艺的独特价值本在不同于西洋学艺，但论述中国学艺者，非比附西洋学艺不可。因为诗是那时的学艺权威，西洋学艺是现在的学艺权威。

这样一来，辞赋的本身品性，当然被他们埋没不少，辞赋的当时地位，却赖他们提高好多。—自然它不能高于《诗经》，因为《诗经》是那时的学艺权威，辞赋不过是依赖《诗经》的提拔而在学艺界站一位置而已。

辞赋的本身品性由他们埋没，可也由他们开拓。《诗》三百篇是有刺诗的，但美刺之成为诗的一种作风，—如白乐天作《新乐府》五十篇，自序说其中的《七德舞》是“美拨乱，陈王业也”；《太行路》是“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西凉使》是“刺封疆之臣也”—则不能不归功于汉儒以降的以美刺说诗。屈原和司马相如的辞赋是否意在“讽谏”不可知，扬雄和班固的辞赋则确寓“讽谏”之意；而讽谏之成为辞赋的一种作风，自然要归功于他们的以“讽谏”解说辞赋了。

八 讽谏说下的作家批评

既注重“讽谏”之义，则对屈原之浪漫式的作风，自然不甚赞同。班固《离骚序》云：

今若屈原，露才扬已，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

一方面斥其“非法度之政，经义所在”；一方面又称其“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前者由于“尚用”，后者基于“爱美”，两者的冲突，究竟未能十分融合。

班固谓司马迁对于屈原的颂扬过高，王逸又谓班固的贬抑过甚。《楚辞章句叙》云：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竟于群小之间，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沈，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谓复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班固的贬抑是诋其不合经义，不合诗之风雅；王逸的辩护是称其合乎经义，较诗人的怨刺婉顺，抑扬不同，但同是站在儒家的“尚用”的立场，以诗人的观点，衡论辞人。至一抑一扬，则恐与“爱美”的程度差别有关。班固不过称“弘博丽雅，为辞赋宗”；王逸《楚辞章句叙》更谓：

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这一则由于班固虽亦好辞赋，究以史学名家，王逸则是纯粹的辞人。二则“尚用”的观念，与两汉相终始，王逸居东汉之末，“尚用”观念已逐渐薄弱，“爱美”观念又逐渐孳长。惟其如此，所以王逸虽亦以“尚用”的观点评论屈原，而更以“爱美”的观点赞颂屈原的作品。

这是真确的，“尚用”的观念，恰与两汉相终始，所以两汉的评论辞赋，自刘安至王逸，都以之附会儒家化了的《诗经》，至魏文帝曹丕才摆脱了这种羁绊。《北堂书钞》卷一百引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曹丕云：“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丽，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设譬，其意周旋，绰有余矣；长卿子云，意未及也。”只以“爱美”的观点评论技术工拙，不管“尚用”的“讽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