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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批評史/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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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與「文章」及其批評 中國文學批評史·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
第五章 對於辭賦及辭賦作家的評論
作者:羅根澤
1943年
第七章 王充的文學批評

一 辭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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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自言作詩的動機與目的,一是言志,一是美刺的功用(詳言一篇二章一節)。辭人自言作辭的動機與目的,則在發憤抒情。就以屈原作例吧。他的《離騷》云: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又《抽思》云:

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 道思作頌,聊以自求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惜誦》云: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垂著以自明。

《思美人》云:

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


類此的話,在屈原的作品裡舉不勝舉,與詩人的自述比而觀之,主志主情的區別,便益發顯然。《詩經》中的詩並不是沒有文學之美,但我們不能名之為唯美的文學。辭賦則的確是唯美的文學。屈原云: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離騷》)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同上)

文質疏內兮,眾不知余之異采。(《懷沙》)

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鬱郁其遠承兮,滿內而溢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思美人》)

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縕宜修,姱而不醜兮。(《橘頌》)

這本來不是指文學而言,我們似不應據此謂其文學為唯美的文學;但事實是這樣:唯美的文學,大半產生於唯美論的作家。屈原既如此的提倡唯美,對文學亦自然主張唯美,其作品亦自然走入唯美的路上了。

我們知道了辭賦作家有抒情與唯美的傾向,則後來的辭賦評論容易了解了。

二 劉安司馬遷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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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文帝時候已有賈誼作《吊屈原賦》,不過僅是傷悼他的身世,並沒有批評他的作品。對屈原的作品加以批評者,以今所知,莫早於劉安。班固《離騷序》云:

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楚辭》——原始的《楚辭》——是楚越民族的創作文學,與《詩經》的淵源關係,並沒有後人所想象的深切具體。屈原是愛好文學的,他的《離騷》和《天問》,徵引了很多的古代神話故事,但見不到《詩經》的蹤跡。《惜往日》云:「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悲迴風》云:「介眇志之所感兮,竊賦詩之為明。」不知是否指《詩經》而言。宋玉的《九辨》云:「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托志乎素餐。」當然是引用的《詩經·魏風》所謂「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較北方學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詩經》,相差遠甚。但漢代的評論家,偏要說《楚辭》完全源出《詩經》。劉安以《國風》的「好色而不淫」,和《小雅》的「怨誹而不亂」,解贊《離騷》,雖是就性質而言,不是就淵源而言,但總是將對於《詩經》的觀點,移用於《楚辭》,而後來的《楚辭》源於《詩經》之說,當然受其影響。

司馬遷的《史記》有《屈原賈生列傳》,將劉安此言,完全載入,並且說:

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旨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以《國風》、《小雅》釋《離騷》,仍是繼承劉安之說;至於這種稱讚其芳潔的批評,一方面固然是讀了《離騷》所得到的印象,一方面也是受了屈原的唯美論的提示。這雖然是幾句抽象的贊語,而後來的批評《楚辭》者,差不多皆未能越此範圍,不過更加邃密或具體而已。

在屈原的自述里,除有唯美的傾向以外,便是發憤抒情。關於這一層,到了司馬遷的評贊,特別的偏重發憤一點。他說楚懷王因了上官大夫的讒毀而疏遠屈原,由是屈原:

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論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此種論調,固是受了屈原所說「發憤以抒情」的影響,而所以特別的偏重「發憤」一點者,大概緣於司馬遷的發憤著書,「借他人酒杯,澆自家塊壘。」所以不惟以「離憂」釋《離騷》,對於古今的一切著作,皆釋以「抒其憤思」。《報任安書》云:「西伯拘而演《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明;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也。」(《太史公自序》亦云)其實,屈原的賦《離騷》,固確在放逐之後;其他諸人的著書,則與司馬遷所言未必盡合。《周易》是否文王所演,《春秋》是否孔子所作,姑置不論。有人說《國語》與《左氏春秋》原為一書。司馬遷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懼弟子(孔子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則左丘明之作《春秋》、《國語》,並不是「抒其憤思」。《呂覽》的編著,司馬遷於《呂不韋傳》云:「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孤憤》的著作,司馬遷於《老莊申韓列傳》繫於入秦之前,說「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云云。凡此皆司馬遷自己之說,而《報任安書》全與相反。實因他的著作《史記》,確是在「舒其憤思」,思所以張大其軍,由是對古人的著作,亦遂予以「抒其憤思」的解釋。至屈原,其自述已謂在「發憤以抒情」,則對其所作之《離騷》,更可以說是「抒其憤思」了。「離騷」的意義是不是「猶離憂也」,苦於沒有屈原自己的話作證。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六云:「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案《國語·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雖亦無確證,而據此知解為「離憂」,不無司馬遷的主觀成分在內。其《太史公序自序》云:「作辭以風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則屈原作《離騷》的動機,似乎又不全在「憂愁幽思」。蓋「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和「"離騷'者,猶離憂也」,固未必不對,但司馬遷所以必要如此說者,其自己之發憤著書,實為主因;恰好屈原又有「發憤以抒情」的話,更觸動了他的內心的悲哀,故益發引為同調了。

但這種的文學產生說,便演為桓譚的「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詳下章二節)及韓愈的「不平則鳴」(詳四篇七章四節)的學說。就是現在的一部分人所說的「文學是苦悶的象徵」,其詳略的程度,自然相差遠甚,但究其極至的結核的意義,也實是「小異」而「大同」了。

三 司馬相如的「賦心」與揚雄的「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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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雜記》卷二載盛覽向司馬相如問作賦的方法,相如云:

合纂組以成文,列錦鏽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由此知道司馬相如之賦的方法論,是特別注重「賦心」。固然《西京雜記》乃小說家者流,未必可信,但司馬相如之提倡「賦心」,並非不可能。司馬遷謂屈原「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已有一點略跡重心的傾向。西漢本來是道家有相當勢力的時代,道家的文論本來有神秘的味道,而「賦心」更是極鮮明的神秘主義的文論。

我們相信司馬相如可能有「賦心」的提倡,還有一個證據,就是司馬相如以後的揚雄有「賦神」的方法論。《西京雜記》卷三云: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其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云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子云學相如為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讀者或許要說這是以《西京雜記》證《西京雜記》,根本不能成立。還有桓譚《新論》云:

楊子云工於賦,······余欲從······學,子云曰,「能讀千賦則善賦」。(《指海》本頁十、十一)


這固然有所謂「熟」的理由在內,但也是神秘主義的方法論了。他的《法言》裡特辟《問神》一篇,發端便混合「神」與「心」云: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


又云:

或問神,曰「心」。······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法言》卷五)


這雖不是對賦而言,然若以適用於賦,亦當然是「賦神」了。

「神」的方法論之視「心」的方法論,從一方面講更神秘一些,從另一方面講卻又較具體一些,就是「心」是不傳之秘,「神」則「潛心」可得,能「潛心」「讀千賦則善賦」了。

四 《漢書·藝文志》的辭賦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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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雄謂「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引見下節),已隱分辭賦為詩人之賦與辭人之賦兩類。至班固取劉歆《七略》為《漢書·藝文志》,其《詩賦》一略,分為五類;詩一類,辭賦四類。詩一類今可不論;辭賦四類是屈原賦、陸賈賦、孫卿賦和雜賦。章學誠云:

《漢志》分藝文為六略。……每略各有總敘,論辨流別,義至善也。惟《詩賦》一略,區為五種,而每種之後,更無敘論,不知劉班之所遺耶?抑流傳之脫簡耶?今觀屈原賦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一家為一種;孫卿賦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為一種;各類相同,而區種有別,當日必有其義例。今諸家之賦,十逸八九,而敘論之說,闕焉無聞,非著錄之遺憾歟!(《校讎通義》卷三《漢志·詩賦》第十三之十)


又云:

詩賦前三種之分家,不可考矣;其與後二種之別類,則曉然也。三種之賦,人自為篇,後世別集之體也;雜賦一種,不列專名,而類敘為篇,後世總集之體也。歌詩一種,則詩之與賦,固當分體者也。(同上第十五之四)


雜賦為賦總集,餘三種為賦別集,自無疑義。至三種的區別如何,章氏謂無法考索。劉師培《論文雜記》謂屈原賦為述懷之賦,陸賈賦為騁詞之賦,孫卿賦為闡理之賦,似乎合理,而並無根據,所以只可算為劉氏的意見,不能認作劉班的義例。劉班的義例,現已無法知道;所可知道的,他們分辭賦為三類,為辭賦分類之祖而已。

五 「愛美」「尚用」的衝突與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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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和《詩經》的關係較淺,賦則是「受命於詩人,而拓宇於《楚辭》」的文學。《楚辭》的作者,意欲以美好的形式,表達內心的情憤。《詩經》的作者,則對形式不十分考究,只是很質實的「言志」,或者還有「美刺」的企圖。由戰國至漢代,「言志」已成了「志德之理而明其指」,「美刺」更塗上了濃厚的道德色彩。賦秉承了這兩種不同的遺志,造成「愛美」與「尚用」的內在矛盾。加上漢代所演唱的本來就是一幕「南北合」的滑稽劇,而滑稽劇的急須演唱,就是在調解南北不合。因此批評辭賦者,有的站在北方的「尚用」的立場,有的站在南方的「愛美」的立場。這種矛盾現象,竟會顯現於西漢殿軍之揚雄的一人意識。他的《法言·吾子》篇云:

或曰,「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經,德之藻矣。」(《法言》卷二)


很顯然的在以「尚用」的觀點,非斥辭賦。「尚辭」之「辭」當然指「辭藻」,非指「辭賦」,然謂「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顯見是重「經」,輕「賦」。又謂「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則就賦而言,又顯見是更輕視「辭人之賦」。但《漢書·揚雄傳》云:

嘗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嘗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


《法言·吾子》篇亦云:

或曰,「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則又以「愛美」的觀點,讚羨辭賦。他斥賦為「童子雕蟲篆刻」,說是「壯夫不為也」,似童年好賦,壯年卑賦。但他所作的賦姑不一一詳考,最有名的《甘泉》、《羽獵》、《長揚》三賦,宋祁謂前二賦奏於元延元年(引見《漢書》本傳注);劉歆謂《羽獵》奏於永始三年,《長揚》奏於綏和元年(引見《文選·羽獵賦注》及《長揚賦注》);班固謂校獵長揚在元始二年(《漢書·成帝紀》)。揚雄生於甘露元年,至永始三年四十歲,元延元年四十二歲,元延二年四十三歲,綏和元年四十六歲,已經是壯年,不是童年了。就算他的好賦卑賦由於年歲關係,而好卑的矛盾心理,也不能不說是由於當時的「愛美」與「尚用」的衝突使然。

根據辯證法則,矛盾的對立,可以產生統一的融合。「愛美」與「尚用」的衝突,既交戰於揚雄意識,則揚雄不能不設法調解。調解的方法就是使賦同於詩;詩有「美刺」之用,賦亦有「諷諫」之功。《法言·吾子》篇云:

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


這樣,則辭賦不止是美麗,且有功用,「愛美」與「尚用」的矛盾,可以得到融合了。

六 諷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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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理論上雖得到融合,事實上仍是失敗。《漢書·揚雄傳》云:

雄以賦者將以風(同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竟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止,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


觀此,知揚雄自己也認為是一敗塗地。王充《論衡·譴告》篇云:「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仙仙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揚子云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為之不止。」由此知不但司馬相如的賦欲諷反諛,揚雄的賦也一樣的欲諷反諛。本來辭賦是一種唯美的文藝,無奈漢人雖賞識它的優美,而又薄棄它的無用,所以不得不承受「美刺」的領導,裝上「諷諫」的作用。但唯美文藝裝上「諷諫」,很容易使人「覽其文而忘其用」,所以「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揚雄「上《甘泉頌》」,「若曰非人力所能為」,「皇帝不覺,為之不止」。既「覽其文而忘其用」,則一班人的觀感,仍然是美而無用。漢宣帝云:「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辭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娛耳目;辭賦比之,為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倡優博弈多矣。」(《漢書·王褒傳》)以之與綺縠鄭衛倡優博弈相比,其愛玩而輕賤的態度,可以代表一代的辭賦觀念。無怪漢武帝對東方朔、枚皋,都「俳優畜之」(《漢書·嚴助傳》),東方朔、枚皋也便止有「詼啁而已」(同上《東方朔傳》),而枚乘更很悲憤的「自悔類倡」(同上《枚乘傳》)了。

不過失敗儘管失敗,「諷諫」政策卻仍然為後人承用,這是因為除了使有「諷諫」作用以外,則辭賦更無法滿足時人的「尚用」的要求。所以班固《離騷贊序》云: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競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同諷)襄王。終不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


又於《漢書·司馬相如傳贊》云:

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歸引之於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典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同書《藝文志·詩賦略》亦云: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也。」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意。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雄,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


東漢初年的班固持此論調,東漢末年的王逸仍然持此論調。他的《楚辭章句敘》,首先抬出孔子的「定經術,刪《詩》、《書》,正《禮》、《樂》,製作《春秋》,以為後王法」。又慨嘆「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然後才說到「屈原履忠被讒,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風諫,下以自慰」。又云:

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揚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龍潛勿用」也;「駟玉虬而乘罵」,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士也。


又謂《離騷》「獨依道德,以諷諫君也」(《離騷經序》);《九歌》「上陳事神之敬,見己之冤結,托之以風諫」(《九歌序》);《九章》「風諫懷王,明己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九章序》);《招魂》「外崇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風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招魂序》)。總之是合乎經義的風諫。

七 諷諫說的作用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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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雄的調解方法,只是取法詩之美刺,使辭賦從諷諫着筆。班固卻說「諷諫」是詩已有的,辭賦的未可厚非,就在「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王逸也說屈原「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風諫,下以自慰」。我們知道《楚辭》是楚越民族的創作,賦是詩辭的混合體。班固卻說辭賦的產生是:「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在《兩都賦序》更乾脆說,「賦者,古詩之流也」。春秋時,各國士大夫聘問諸侯,往往賦詩以見意(詳一篇二章三節)。但「賦詩」之「賦」,是動詞,不是名詞,是賦誦之賦,不是辭賦之賦。班固卻用來解讚辭賦。以今視之,全出附會。但我們應知一時有一時的學藝權威。學藝權威就是學藝天秤,其他學藝的有無價值,都以此為權衡。因此其他學藝如欲在當時的學藝界占一位置,必由自己的招認或他人的緣附使其做了學藝權威者的產兒。漢初的學藝界,初以南北合一,哲學方面,儒道並重,文學方面,詩辭兼收。但不久便遭了漢武帝與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由是儒學成了當時的學藝權威,而其他學藝遂不能不設法託庇於儒學之下。《詩》三百篇是一部古代詩歌總集,和儒學的性質並不相近,但竟能列為經典,成了儒學的中堅,自然不能不感激晚周學者,特別是儒家,送給它的功用主義的外套,但漢代經生之在這件外套上繡上道德的花紋,確是使它得居儒學首席的最大原因(詳一章各節)。

文學的《詩》三百篇既列為儒學經典,蔚為學藝權威,文學的辭賦自然也要設法與之接近。所從淵源上言,則說辭賦是古詩之流;從性質上言,則說辭賦的歸於節儉,同於詩的諷諫;從作用上言,則說賦就是古代賦詩;無非是以詩的觀點批評辭賦,使辭賦不殊於詩而已。以今觀之,辭賦的獨特價值就是在不同於詩;但他們的稱讚辭賦,卻要說與詩相同。這猶之中國學藝的獨特價值本在不同於西洋學藝,但論述中國學藝者,非比附西洋學藝不可。因為詩是那時的學藝權威,西洋學藝是現在的學藝權威。

這樣一來,辭賦的本身品性,當然被他們埋沒不少,辭賦的當時地位,卻賴他們提高好多。—自然它不能高於《詩經》,因為《詩經》是那時的學藝權威,辭賦不過是依賴《詩經》的提拔而在學藝界站一位置而已。

辭賦的本身品性由他們埋沒,可也由他們開拓。《詩》三百篇是有刺詩的,但美刺之成為詩的一種作風,—如白樂天作《新樂府》五十篇,自序說其中的《七德舞》是「美撥亂,陳王業也」;《太行路》是「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也」;《西涼使》是「刺封疆之臣也」—則不能不歸功於漢儒以降的以美刺說詩。屈原和司馬相如的辭賦是否意在「諷諫」不可知,揚雄和班固的辭賦則確寓「諷諫」之意;而諷諫之成為辭賦的一種作風,自然要歸功於他們的以「諷諫」解說辭賦了。

八 諷諫說下的作家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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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注重「諷諫」之義,則對屈原之浪漫式的作風,自然不甚贊同。班固《離騷序》云:

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一方面斥其「非法度之政,經義所在」;一方面又稱其「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前者由於「尚用」,後者基於「愛美」,兩者的衝突,究竟未能十分融合。

班固謂司馬遷對於屈原的頌揚過高,王逸又謂班固的貶抑過甚。《楚辭章句敘》云:

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竟於群小之間,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謂復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遊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班固的貶抑是詆其不合經義,不合詩之風雅;王逸的辯護是稱其合乎經義,較詩人的怨刺婉順,抑揚不同,但同是站在儒家的「尚用」的立場,以詩人的觀點,衡論辭人。至一抑一揚,則恐與「愛美」的程度差別有關。班固不過稱「弘博麗雅,為辭賦宗」;王逸《楚辭章句敘》更謂:

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這一則由於班固雖亦好辭賦,究以史學名家,王逸則是純粹的辭人。二則「尚用」的觀念,與兩漢相終始,王逸居東漢之末,「尚用」觀念已逐漸薄弱,「愛美」觀念又逐漸孳長。惟其如此,所以王逸雖亦以「尚用」的觀點評論屈原,而更以「愛美」的觀點讚頌屈原的作品。

這是真確的,「尚用」的觀念,恰與兩漢相終始,所以兩漢的評論辭賦,自劉安至王逸,都以之附會儒家化了的《詩經》,至魏文帝曹丕才擺脫了這種羈絆。《北堂書鈔》卷一百引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曹丕云:「優遊案衍,屈原之尚也;窮侈極麗,相如之長也。然原據托設譬,其意周旋,綽有餘矣;長卿子云,意未及也。」只以「愛美」的觀點評論技術工拙,不管「尚用」的「諷諫」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