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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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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与“文章”及其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
第五章 对于辞赋及辞赋作家的评论
作者:罗根泽
1943年
第七章 王充的文学批评

一 辞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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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自言作诗的动机与目的,一是言志,一是美刺的功用(详言一篇二章一节)。辞人自言作辞的动机与目的,则在发愤抒情。就以屈原作例吧。他的《离骚》云:

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又《抽思》云:

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 道思作颂,聊以自求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


《惜诵》云:

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恐情质之不信兮,故垂著以自明。

《思美人》云:

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达。


类此的话,在屈原的作品里举不胜举,与诗人的自述比而观之,主志主情的区别,便益发显然。《诗经》中的诗并不是没有文学之美,但我们不能名之为唯美的文学。辞赋则的确是唯美的文学。屈原云: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同上)

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怀沙》)

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纷郁郁其远承兮,满内而溢外扬;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思美人》)

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可任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橘颂》)

这本来不是指文学而言,我们似不应据此谓其文学为唯美的文学;但事实是这样:唯美的文学,大半产生于唯美论的作家。屈原既如此的提倡唯美,对文学亦自然主张唯美,其作品亦自然走入唯美的路上了。

我们知道了辞赋作家有抒情与唯美的倾向,则后来的辞赋评论容易了解了。

二 刘安司马迁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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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文帝时候已有贾谊作《吊屈原赋》,不过仅是伤悼他的身世,并没有批评他的作品。对屈原的作品加以批评者,以今所知,莫早于刘安。班固《离骚序》云:

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楚辞》——原始的《楚辞》——是楚越民族的创作文学,与《诗经》的渊源关系,并没有后人所想象的深切具体。屈原是爱好文学的,他的《离骚》和《天问》,征引了很多的古代神话故事,但见不到《诗经》的踪迹。《惜往日》云:“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诗。”《悲回风》云:“介眇志之所感兮,窃赋诗之为明。”不知是否指《诗经》而言。宋玉的《九辨》云:“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当然是引用的《诗经·魏风》所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较北方学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诗经》,相差远甚。但汉代的评论家,偏要说《楚辞》完全源出《诗经》。刘安以《国风》的“好色而不淫”,和《小雅》的“怨诽而不乱”,解赞《离骚》,虽是就性质而言,不是就渊源而言,但总是将对于《诗经》的观点,移用于《楚辞》,而后来的《楚辞》源于《诗经》之说,当然受其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有《屈原贾生列传》,将刘安此言,完全载入,并且说: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以《国风》、《小雅》释《离骚》,仍是继承刘安之说;至于这种称赞其芳洁的批评,一方面固然是读了《离骚》所得到的印象,一方面也是受了屈原的唯美论的提示。这虽然是几句抽象的赞语,而后来的批评《楚辞》者,差不多皆未能越此范围,不过更加邃密或具体而已。

在屈原的自述里,除有唯美的倾向以外,便是发愤抒情。关于这一层,到了司马迁的评赞,特别的偏重发愤一点。他说楚怀王因了上官大夫的谗毁而疏远屈原,由是屈原:

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论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病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此种论调,固是受了屈原所说“发愤以抒情”的影响,而所以特别的偏重“发愤”一点者,大概缘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所以不惟以“离忧”释《离骚》,对于古今的一切著作,皆释以“抒其愤思”。《报任安书》云:“西伯拘而演《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明;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太史公自序》亦云)其实,屈原的赋《离骚》,固确在放逐之后;其他诸人的著书,则与司马迁所言未必尽合。《周易》是否文王所演,《春秋》是否孔子所作,姑置不论。有人说《国语》与《左氏春秋》原为一书。司马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惧弟子(孔子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则左丘明之作《春秋》、《国语》,并不是“抒其愤思”。《吕览》的编著,司马迁于《吕不韦传》云:“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孤愤》的著作,司马迁于《老庄申韩列传》系于入秦之前,说“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云云。凡此皆司马迁自己之说,而《报任安书》全与相反。实因他的著作《史记》,确是在“舒其愤思”,思所以张大其军,由是对古人的著作,亦遂予以“抒其愤思”的解释。至屈原,其自述已谓在“发愤以抒情”,则对其所作之《离骚》,更可以说是“抒其愤思”了。“离骚”的意义是不是“犹离忧也”,苦于没有屈原自己的话作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云:“伍举所谓"骚离',屈平所谓“离骚',皆楚言也。”(案《国语·楚语》:“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虽亦无确证,而据此知解为“离忧”,不无司马迁的主观成分在内。其《太史公序自序》云:“作辞以风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则屈原作《离骚》的动机,似乎又不全在“忧愁幽思”。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和“"离骚'者,犹离忧也”,固未必不对,但司马迁所以必要如此说者,其自己之发愤著书,实为主因;恰好屈原又有“发愤以抒情”的话,更触动了他的内心的悲哀,故益发引为同调了。

但这种的文学产生说,便演为桓谭的“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彩不发”(详下章二节)及韩愈的“不平则鸣”(详四篇七章四节)的学说。就是现在的一部分人所说的“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其详略的程度,自然相差远甚,但究其极至的结核的意义,也实是“小异”而“大同”了。

三 司马相如的“赋心”与扬雄的“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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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杂记》卷二载盛览向司马相如问作赋的方法,相如云:

合纂组以成文,列锦锈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由此知道司马相如之赋的方法论,是特别注重“赋心”。固然《西京杂记》乃小说家者流,未必可信,但司马相如之提倡“赋心”,并非不可能。司马迁谓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已有一点略迹重心的倾向。西汉本来是道家有相当势力的时代,道家的文论本来有神秘的味道,而“赋心”更是极鲜明的神秘主义的文论。

我们相信司马相如可能有“赋心”的提倡,还有一个证据,就是司马相如以后的扬雄有“赋神”的方法论。《西京杂记》卷三云:

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其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扬子云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子云学相如为赋而弗逮,故雅服焉。


读者或许要说这是以《西京杂记》证《西京杂记》,根本不能成立。还有桓谭《新论》云:

杨子云工于赋,······余欲从······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指海》本页十、十一)


这固然有所谓“熟”的理由在内,但也是神秘主义的方法论了。他的《法言》里特辟《问神》一篇,发端便混合“神”与“心”云:

神心惚恍,经纬万方。


又云:

或问神,曰“心”。······昔仲尼潜心于文王矣,达之;颜渊亦潜心于仲尼矣,未达一间耳。神在所潜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万物作类;人心其神矣乎!(《法言》卷五)


这虽不是对赋而言,然若以适用于赋,亦当然是“赋神”了。

“神”的方法论之视“心”的方法论,从一方面讲更神秘一些,从另一方面讲却又较具体一些,就是“心”是不传之秘,“神”则“潜心”可得,能“潜心”“读千赋则善赋”了。

四 《汉书·艺文志》的辞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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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引见下节),已隐分辞赋为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两类。至班固取刘歆《七略》为《汉书·艺文志》,其《诗赋》一略,分为五类;诗一类,辞赋四类。诗一类今可不论;辞赋四类是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和杂赋。章学诚云:

《汉志》分艺文为六略。……每略各有总叙,论辨流别,义至善也。惟《诗赋》一略,区为五种,而每种之后,更无叙论,不知刘班之所遗耶?抑流传之脱简耶?今观屈原赋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一家为一种;孙卿赋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为一种;各类相同,而区种有别,当日必有其义例。今诸家之赋,十逸八九,而叙论之说,阙焉无闻,非著录之遗憾欤!(《校雠通义》卷三《汉志·诗赋》第十三之十)


又云:

诗赋前三种之分家,不可考矣;其与后二种之别类,则晓然也。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歌诗一种,则诗之与赋,固当分体者也。(同上第十五之四)


杂赋为赋总集,余三种为赋别集,自无疑义。至三种的区别如何,章氏谓无法考索。刘师培《论文杂记》谓屈原赋为述怀之赋,陆贾赋为骋词之赋,孙卿赋为阐理之赋,似乎合理,而并无根据,所以只可算为刘氏的意见,不能认作刘班的义例。刘班的义例,现已无法知道;所可知道的,他们分辞赋为三类,为辞赋分类之祖而已。

五 “爱美”“尚用”的冲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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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和《诗经》的关系较浅,赋则是“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的文学。《楚辞》的作者,意欲以美好的形式,表达内心的情愤。《诗经》的作者,则对形式不十分考究,只是很质实的“言志”,或者还有“美刺”的企图。由战国至汉代,“言志”已成了“志德之理而明其指”,“美刺”更涂上了浓厚的道德色彩。赋秉承了这两种不同的遗志,造成“爱美”与“尚用”的内在矛盾。加上汉代所演唱的本来就是一幕“南北合”的滑稽剧,而滑稽剧的急须演唱,就是在调解南北不合。因此批评辞赋者,有的站在北方的“尚用”的立场,有的站在南方的“爱美”的立场。这种矛盾现象,竟会显现于西汉殿军之扬雄的一人意识。他的《法言·吾子》篇云:

或曰,“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矣。”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或曰,“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经,德之藻矣。”(《法言》卷二)


很显然的在以“尚用”的观点,非斥辞赋。“尚辞”之“辞”当然指“辞藻”,非指“辞赋”,然谓“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显见是重“经”,轻“赋”。又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则就赋而言,又显见是更轻视“辞人之赋”。但《汉书·扬雄传》云:

尝好辞赋。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尝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


《法言·吾子》篇亦云:

或曰,“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则又以“爱美”的观点,赞羡辞赋。他斥赋为“童子雕虫篆刻”,说是“壮夫不为也”,似童年好赋,壮年卑赋。但他所作的赋姑不一一详考,最有名的《甘泉》、《羽猎》、《长扬》三赋,宋祁谓前二赋奏于元延元年(引见《汉书》本传注);刘歆谓《羽猎》奏于永始三年,《长扬》奏于绥和元年(引见《文选·羽猎赋注》及《长扬赋注》);班固谓校猎长扬在元始二年(《汉书·成帝纪》)。扬雄生于甘露元年,至永始三年四十岁,元延元年四十二岁,元延二年四十三岁,绥和元年四十六岁,已经是壮年,不是童年了。就算他的好赋卑赋由于年岁关系,而好卑的矛盾心理,也不能不说是由于当时的“爱美”与“尚用”的冲突使然。

根据辩证法则,矛盾的对立,可以产生统一的融合。“爱美”与“尚用”的冲突,既交战于扬雄意识,则扬雄不能不设法调解。调解的方法就是使赋同于诗;诗有“美刺”之用,赋亦有“讽谏”之功。《法言·吾子》篇云:

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这样,则辞赋不止是美丽,且有功用,“爱美”与“尚用”的矛盾,可以得到融合了。

六 讽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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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理论上虽得到融合,事实上仍是失败。《汉书·扬雄传》云:

雄以赋者将以风(同讽)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止,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


观此,知扬雄自己也认为是一败涂地。王充《论衡·谴告》篇云:“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由此知不但司马相如的赋欲讽反谀,扬雄的赋也一样的欲讽反谀。本来辞赋是一种唯美的文艺,无奈汉人虽赏识它的优美,而又薄弃它的无用,所以不得不承受“美刺”的领导,装上“讽谏”的作用。但唯美文艺装上“讽谏”,很容易使人“览其文而忘其用”,所以“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扬雄“上《甘泉颂》”,“若曰非人力所能为”,“皇帝不觉,为之不止”。既“览其文而忘其用”,则一班人的观感,仍然是美而无用。汉宣帝云:“辞赋,大者与诗同义,小者辞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娱耳目;辞赋比之,为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倡优博弈多矣。”(《汉书·王褒传》)以之与绮縠郑卫倡优博弈相比,其爱玩而轻贱的态度,可以代表一代的辞赋观念。无怪汉武帝对东方朔、枚皋,都“俳优畜之”(《汉书·严助传》),东方朔、枚皋也便止有“诙啁而已”(同上《东方朔传》),而枚乘更很悲愤的“自悔类倡”(同上《枚乘传》)了。

不过失败尽管失败,“讽谏”政策却仍然为后人承用,这是因为除了使有“讽谏”作用以外,则辞赋更无法满足时人的“尚用”的要求。所以班固《离骚赞序》云:

《离骚》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是时周室已灭,七国竞争,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同讽)襄王。终不觉寤,信反间之说,西朝于秦,秦人拘之,客死不还。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卒不见纳,不忍浊世,自投汨罗。


又于《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云:

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典终而奏雅,不已戏乎?


同书《艺文志·诗赋略》亦云: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也。”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意。其后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雄,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


东汉初年的班固持此论调,东汉末年的王逸仍然持此论调。他的《楚辞章句叙》,首先抬出孔子的“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又慨叹“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然后才说到“屈原履忠被谗,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风谏,下以自慰”。又云: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扬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龙潜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骂”,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士也。


又谓《离骚》“独依道德,以讽谏君也”(《离骚经序》);《九歌》“上陈事神之敬,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九歌序》);《九章》“风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九章序》);《招魂》“外崇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风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招魂序》)。总之是合乎经义的风谏。

七 讽谏说的作用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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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的调解方法,只是取法诗之美刺,使辞赋从讽谏着笔。班固却说“讽谏”是诗已有的,辞赋的未可厚非,就在“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王逸也说屈原“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风谏,下以自慰”。我们知道《楚辞》是楚越民族的创作,赋是诗辞的混合体。班固却说辞赋的产生是:“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在《两都赋序》更干脆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春秋时,各国士大夫聘问诸侯,往往赋诗以见意(详一篇二章三节)。但“赋诗”之“赋”,是动词,不是名词,是赋诵之赋,不是辞赋之赋。班固却用来解赞辞赋。以今视之,全出附会。但我们应知一时有一时的学艺权威。学艺权威就是学艺天秤,其他学艺的有无价值,都以此为权衡。因此其他学艺如欲在当时的学艺界占一位置,必由自己的招认或他人的缘附使其做了学艺权威者的产儿。汉初的学艺界,初以南北合一,哲学方面,儒道并重,文学方面,诗辞兼收。但不久便遭了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是儒学成了当时的学艺权威,而其他学艺遂不能不设法托庇于儒学之下。《诗》三百篇是一部古代诗歌总集,和儒学的性质并不相近,但竟能列为经典,成了儒学的中坚,自然不能不感激晚周学者,特别是儒家,送给它的功用主义的外套,但汉代经生之在这件外套上绣上道德的花纹,确是使它得居儒学首席的最大原因(详一章各节)。

文学的《诗》三百篇既列为儒学经典,蔚为学艺权威,文学的辞赋自然也要设法与之接近。所从渊源上言,则说辞赋是古诗之流;从性质上言,则说辞赋的归于节俭,同于诗的讽谏;从作用上言,则说赋就是古代赋诗;无非是以诗的观点批评辞赋,使辞赋不殊于诗而已。以今观之,辞赋的独特价值就是在不同于诗;但他们的称赞辞赋,却要说与诗相同。这犹之中国学艺的独特价值本在不同于西洋学艺,但论述中国学艺者,非比附西洋学艺不可。因为诗是那时的学艺权威,西洋学艺是现在的学艺权威。

这样一来,辞赋的本身品性,当然被他们埋没不少,辞赋的当时地位,却赖他们提高好多。—自然它不能高于《诗经》,因为《诗经》是那时的学艺权威,辞赋不过是依赖《诗经》的提拔而在学艺界站一位置而已。

辞赋的本身品性由他们埋没,可也由他们开拓。《诗》三百篇是有刺诗的,但美刺之成为诗的一种作风,—如白乐天作《新乐府》五十篇,自序说其中的《七德舞》是“美拨乱,陈王业也”;《太行路》是“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西凉使》是“刺封疆之臣也”—则不能不归功于汉儒以降的以美刺说诗。屈原和司马相如的辞赋是否意在“讽谏”不可知,扬雄和班固的辞赋则确寓“讽谏”之意;而讽谏之成为辞赋的一种作风,自然要归功于他们的以“讽谏”解说辞赋了。

八 讽谏说下的作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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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注重“讽谏”之义,则对屈原之浪漫式的作风,自然不甚赞同。班固《离骚序》云:

今若屈原,露才扬已,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


一方面斥其“非法度之政,经义所在”;一方面又称其“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前者由于“尚用”,后者基于“爱美”,两者的冲突,究竟未能十分融合。

班固谓司马迁对于屈原的颂扬过高,王逸又谓班固的贬抑过甚。《楚辞章句叙》云: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竟于群小之间,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沈,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谓复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班固的贬抑是诋其不合经义,不合诗之风雅;王逸的辩护是称其合乎经义,较诗人的怨刺婉顺,抑扬不同,但同是站在儒家的“尚用”的立场,以诗人的观点,衡论辞人。至一抑一扬,则恐与“爱美”的程度差别有关。班固不过称“弘博丽雅,为辞赋宗”;王逸《楚辞章句叙》更谓:

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这一则由于班固虽亦好辞赋,究以史学名家,王逸则是纯粹的辞人。二则“尚用”的观念,与两汉相终始,王逸居东汉之末,“尚用”观念已逐渐薄弱,“爱美”观念又逐渐孳长。惟其如此,所以王逸虽亦以“尚用”的观点评论屈原,而更以“爱美”的观点赞颂屈原的作品。

这是真确的,“尚用”的观念,恰与两汉相终始,所以两汉的评论辞赋,自刘安至王逸,都以之附会儒家化了的《诗经》,至魏文帝曹丕才摆脱了这种羁绊。《北堂书钞》卷一百引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曹丕云:“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丽,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设譬,其意周旋,绰有余矣;长卿子云,意未及也。”只以“爱美”的观点评论技术工拙,不管“尚用”的“讽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