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简编/编1/章6

中國通史簡編
第六章 周代思想概况
作者：范文瀾
1948年

第一节 孔子

中国文化的起源，向来从夏商说起，也就是从私有财产制度确立的时候说起。不过夏商两代，尤其是盘庚以前，可信史料太缺乏，无法论证当时的真相，只能在先秦传说里，约略推见些稀疏的影子。

夏代社会已有阶级，但是原始公社制度还保有很大的成分。孔子说，夏人尊天命，事鬼敬神，赋税政令比较宽，刑罚威势比较轻，人民蠢愚朴野，对统治者没有什么怨恨。殷代奴隶占有制度发展了，统治阶级尊天命，敬鬼神，借重天命鬼神的威权，掠夺财富，对被统治者施行严厉的刑罚，不讲什么道理和恩义，所以社会“荡而不静，胜而无耻”。换句话说，是阶级斗争非常剧烈。周代开始了封建制度，周公制礼治民，规定尊卑、亲疏、贵贱、长幼、男女、君臣、父子等等无数差别。每一等人有他一定的义务和权利。尊贵人权利大，义务小。卑贱人义务大，权利小。

夏、商、周政教不同，绝非如儒家所说“三代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实际上是社会向前发展的不同现象。

春秋后期，贵族领主的土地所有制，向着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变革。这一变革的过程，经过战国时代，完成于秦之统一。这种制度与阶级的激剧变化，在当时思想上的反映，有主张保守的一派，梦想恢复周公时代的领主制；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为孔子。战国时代，地主势力较春秋时强大，传儒家之学的孟、荀，都放弃尊周的主张，特别是荀子，要求秦朝式的统一。有主张打破贵族领主制，尽量使地主得到发展的；这一派思想的代表人物为商鞅、韩非。没落了的贵族领主，因为陷入绝望地位，所以情绪消极，主张极端的复古守旧；这一派思想的代表是老子。上述各派之外，还有许多思想派别，其中最显著的，是主张劳苦庶民利益的墨子。

孔子赞美尧舜（原始公社社会），认为是大同之世、太平的社会；同时对现实社会，希望造成固定的、巩固的、不变动的封建制度，就是说想恢复周公时代的制度。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人。先世是宋贵族，曾祖父逃难到鲁国。父叔梁纥，曾做鲁陬邑（山东泗水县东南）宰。宋是殷朝的后代，鲁是周公的旧封，春秋时代，宋、鲁是文化国，给孔子学术上很大的影响。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五五一年），卒于哀公十六年（前四七九年），年七十二岁。这正当春秋后半期，公室卑弱，大夫争权，所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表示出旧制度不能维持现社会的时代。当时士大夫间，流行着“善之代不善，天命也”，“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已然”，带些革命性质的理论。这在旧统治者看来，是多么危险的思想。孔子立在复古的观点上，严格批评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但对鲁国的乱臣贼子，却替他们讳莫如深，说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

士处在社会中间阶层，看不起老农老圃，当然不愿意吃苦劳动，但贵族阶层里又没有士的地位，士很少机会取得大官。因此他们憎恶世卿把持，要求登进贤才，唯一希望是做官食禄，最好得做国君的宰相。周公相成王，是他们理想的幸运。如果做不到，替世卿当家臣也可以。孔子正是这个阶层的代表。

想维持旧统治者的地位，可是正在摇摇欲坠；想反对世卿大臣，可是他们仍有实际权力；想做大官，可是被贵族压抑；想安贫贱，可是委曲了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士的生活是烦恼、矛盾的。信天命而不信鬼神，正是这种矛盾生活的反映。因为天是至尊无上、独断独行、高深莫测的东西，“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定下的命，谁能反对呢？鬼神应该福善祸淫，事实却不然，所以鬼神是不可信的。孔子所谓天命就是君主专制，鬼神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不得分君主的威权，不得有独立的地位，犹之有了天，不必再信鬼神，犹之君主有权，不必向卿大夫要官做。

据说，孔子五十岁才知天命。他没有被桓司马杀死，说是有天命，冉伯牛病死，也说有天命。这样，统治者未被推倒，当然是天命未改，应该“仍旧贯，何必改作”。等到统治者既被推倒，那是天命已改，可以拿“仍旧贯”的理论去拥护新受命者。照《春秋经》大义说来，魏文侯是篡逆之臣，文侯的老师，却是传《春秋经》大义的卜子夏，这也许就是孔子天命论的实践。

天命是固定不变的，所以道德、政治等等都是固定不变的。政治的根本是礼乐，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是礼乐的真义。那些疏者、卑者、幼者、女人等被压迫、被轻贱是合理的。道德的根本是仁义。仁就是爱，义是等次。爱有等次，对父母谓之孝，对君主谓之忠。人臣事君之礼是“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人子事亲之礼是“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并立，士不必拘束在一个国家做官，所以君臣关系固然比不上父子，也不像秦汉统一以后“君天也，天可逃乎”那样严厉。

孔子教人立身处世的大道理，可说是中庸主义和家族主义。处世以中庸为主，庸言庸行，寡悔寡尤，就是不要说固执的话，不要做特异的事，免得招祸受辱。天下有道，出来做官，无道，快点隐藏，和不分是非、唯利是图的“乡原”（伪君子），区别就在这里。立身以家族为主。孝为仁之本，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自然不会犯上，更不会作乱。

历史证明统治者在未得政权、已得政权，以及政权将要崩溃的时候，对孔子的态度是不同的。汉高帝，侮辱儒生，夺下他们的帽子撒尿，这是何等的无赖行为；后来做了皇帝，用太牢（牛、羊、猪）祭孔子。金兵攻破曲阜，指着孔子像骂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是你说的么？”一把火烧毁孔子庙；后来统治中原，赶快修庙尊孔。宋徽宗大封孔子弟子做什么公什么侯什么伯，连仅见姓名的人物，如公夏首封钜平侯，公坚定封梁父侯。不多几年，北宋灭亡，徽宗当降虏，被金人封做昏德公。统治阶级不从改善政治着手，却一味大尊圣人，正是说明自己政权的动摇和危险。

中国是长期的封建社会，所以孔子学说的影响也是长期的。他是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教育方面的成功比政治要大得多。他那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是应该学习的。他那种繁富的学说，在一定的批判之下，加以选择继承发扬，是非常必须的。他有些概念，只要改换阶级内容，也还适用的。至于失去时代意义的理论，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最喜欢拿来利用，企图阻挠新兴的力量，企图挽救崩溃的危局，不过这种企图无例外地会得到失望。

第二节 儒家及其所传经典

孔子一派的学者，称为儒家。他们学习的书籍称为六经，六经就是《周易》、《尚书》、《诗》、《礼》、《乐》、《春秋》。

孔子死了以后，弟子们想推选一个像教主身份的人继承孔子，有些人推选有若，被曾参反对，没有做成，弟子们也就离散了。离散以后，他们自以为得孔子的真传，聚徒讲学，互相菲薄，成立许多派别。这种分裂现象，说明儒家不能有统一的思想。因为士依靠统治阶级才能生活。统治阶级好恶不同，必须有多样的方式迎合他们，如果议论行动是统一的，活动范围势必缩小，也就不容易成为显学了。

墨子攻击儒家，还可以说是学派不同，未必可信。荀子自己是儒者，他所痛斥的贱儒，并不比墨子说的好一点，可见一般的儒者是卑鄙无耻的。

齐王田辟疆问儒者匡倩说：“儒者赌博么？”匡倩说，不赌博。因为赌博以枭为贵，杀枭才能胜利，杀枭是不合理的，所以不赌博。又问：“儒者射鸟么？”匡倩说，不射鸟。因为鸟在上，射者在下，下害上，是不合理的，所以不射鸟。又问：“儒者弹瑟么？”匡倩说，不弹瑟。因为瑟小弦发大声，大弦发小声，大小、贵贱变乱位次，是不合理的，所以不弹瑟。田辟疆听了喜欢道：“很好。”这匡倩真是典型的贱儒。

保存古代文化，流传后世的，不是匡倩那样的儒者，而是朴素的传经之儒。

殷周两代用竹简（竹制片子）写字，史官就是拿竹简记事的人。周朝有记言记事的史官，国君和贵族们说话做事以及典章制度都被写下来，子孙世代相传，成为专门的学问。春秋时代，史官的学问，逐渐流传到民间，孔子从各方面学习了专门知识，再加整理选择的功夫，订定所谓六经，教授弟子们。从此儒家得到“继往开来”的地位，传统的中国文化和儒家发生不可分离的联系。

六经的内容，大抵是这样：

《周易》——卜筮用的书。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画，一画叫作一爻。《易经》原有的文辞，全是神秘难懂的话。孔子讲授《易经》，弟子们记载下来，叫作《易传》。其实《易传》杂凑而成，不一定全出孔子之口。《易传》里很有近乎辩证法的见解，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流动变化、不固定的。可是它又认为有一种不变的本质存在，就是天一定在上，地一定在下，在上者一定尊，在下者一定卑，绝对不能变动的，这种思想应用到人事方面，制度、名号、器械、正朔等等可变，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礼的真义）不可变。换句话说，就是在不破坏封建制度大前提下，枝节问题是可以变动改革的。这是孔子的哲学，也是一切儒家的哲学。

《尚书》——政治方面重要言论的记载。主要是西周初年周公说的几篇话。

《诗》——西周东周的诗歌，可以考见当时的社会情状，因为容易记忆，所以几乎全数保存下来。从文字意义说，《诗》三百篇，是中国文学的源泉。

《礼》——有《周礼》、《仪礼》、《礼记》三部，都是记载制度礼节的文辞。孔子教弟子学礼，大概是学《仪礼》。

《乐》——乐经早亡失，不能知道它的内容。

《春秋》——春秋原来是一种编年史，各国都有，所以墨子说见过百国春秋。孔子根据鲁国《春秋》，亲手写定这一部历史，宗旨在严格辨明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等次名分。汉以后儒者发挥《春秋》大义，在拥护统治者意义上，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解释《春秋经》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

六经以外，记载孔子言语的《论语》也很重要。

这几部主要经典，流传到现在，已经二千多年，经学本身有了无数变化和派别，每一变化和派别，都是适应当时政治上的需要而发生的。所以不了解经学，很不容易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柢。

第三节 墨子及墨家

儒、墨两家在战国并称显学。秦汉以来，儒学大盛，墨学被统治阶级深恶痛绝，传授中断。

儒家主张守旧复古，按照固定的等级分配生产资料。庶民只准着粗布或草制的衣冠，食藜藿之羹，渡河用木筏，不许坐船，祭神只许祭户神或灶神，祭鬼只许祭父母，照儒家的理想，庶民应该永远过牛马生活，甘心服事尊贵的长上。

儒家重礼，墨家猛烈反对这个所谓礼。

墨子名翟，鲁国人，生在孔子以后，死在春秋战国之际，正当兼并益趋剧烈，儒家声势兴盛的时代。墨子创造新学派，代表下层社会农工奴隶要求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他首先向儒家作理论上的攻击。

儒家只许天子祭天，墨子主张人无贵贱，都有权祭天。天子代天牧民，儒、墨意见略同，可是儒家说天命既定之后，人应该服从，不许怨恨。墨子以为天鉴临下民，随时行施公平的赏罚，绝无不变的命运。儒家信命，所以鬼神不灵。墨子不信命，所以鬼神也能赐福降祸。儒家认为庶民最贱，奴隶不算人类。墨子以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臧获（奴婢）也是人，在上天看来，凡是人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儒家替统治阶级制定衣食、娱乐、丧葬等等奢侈排场，墨子知道这只是加重庶民负担的借口，根本予以否定。归根到底，儒家企图等级制度巩固，自己分享富贵；墨家要求人类平等，反对统治阶级任意剥削和压迫。

墨子的主张，流行在下层庶民之间，墨家如禽滑釐、跌鼻、田系索、彭轻生、腹 、苦获等，从姓名看来，也像是下层庶民。墨家组织带宗教色彩的政治性的团体，首领叫作“钜子”。墨家的团体有许多特点：

刻苦生活——墨子教弟子着短衣草鞋，昼夜工作，不避劳苦。如果不能刻苦，就不配称为墨者。

自我牺牲——墨子有一百八十个弟子，都能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孟子说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就是说只要对大众有利益，即使把墨子全身从头到脚磨成细屑，他也愿意。

严格的纪律——一个墨者住在秦国，儿子杀人。秦王说：“先生年老，只有一子，我已免他的死罪。”墨者说：“墨家的规矩，杀人者处死，为的禁止人杀人。大王虽有好意，我不能反背墨子定的规矩。”最终把儿子杀死。

言行一致——墨子弟子胜绰，分配到齐国做官。他跟从主人作战很勇敢，墨子责备他违背非攻（反战）的理论，教他辞官回来。

分财互助——有余力余财的应该扶助贫乏。弟子做官得禄，一部分送墨子作费用。

这种组织，可说是中国劳苦人民最早的结社。

墨子主张“兼爱”，反对战争，反对奢侈浪费，是表现了庶民当时的要求。但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实际上是叫庶民片面地去爱王公大人。反对一切战争，没有看到战争里边有诛灭独夫民贼的“义战”；甚至率领弟子替国君去守城，直接给统治者效劳。他又把庶民的公意，幻化成为天和鬼神，想借天鬼去说服王公大人，王公大人绝不会听从，却把庶民的斗志麻痹了。

由于时代的限制，墨家的思想，纵然有这些缺点，但始终是为庶民利益着想的，因此遭受统治阶级的弃绝。秦汉统一以后，重儒灭墨，有组织的墨家变为单独活动的侠客。后世农民反抗，提出“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一类的口号，成立宗教色彩的组织，很有当初墨家思想的痕迹。统治阶级能扑灭墨家，但是农民、工人依时代发展的革命力量，却永远不能扑灭。

墨家对自然科学，有许多研究，为当时其他学派所不及，在研究方法上，含有朴素的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的因素。它的支流成为名家。

第四节 老子及道家

道家学派的创始者李耳，楚苦县人（河南鹿邑县），著《道德经》五千多字，号称老子。儿子名宗，魏圉时做魏将，有功封于段干，称段干子，或称段干宗。魏圉四年，秦大破魏军，段干宗请魏王献地求和。宗子名注，注子名宫，宫玄孙名假。假子名解，汉刘恒时做胶西国太傅（前一六四年—前一五四年）。李耳的学生，一传河上丈人，再传安期生，三传毛翕公，四传药瑕公，五传乐巨公，六传盖公，盖公汉初为齐相曹参师（前二〇一年）。司马迁父子尊信黄（道家假托黄帝是本学派的创始者）老之术，所记应该可信。

李耳生在孔子死后一百多年，当然不会是孔子的老师，道家伪造老子教训孔子的话，这等于道士说释迦是老子的儿子，又说老子是释迦的丈夫。梁武帝说老子、周公、孔子都是释迦的学生。《清净法行经》说，孔子是儒童菩萨，颜渊是净光菩萨，老子是摩诃迦叶，三人受释迦命来东方传道。我们只能说这都是为了抬高自己，不惜捏造事实。

李耳是个隐居者，所以孟子批评当时学派，没有说到他。荀子书里才见老子，韩非子才替《道德经》做解释。足见他的学说广泛传播，是在战国后半期。

老子看到历史上的成与败、存与亡、祸与福，古今的关系变化，以及战国时代的纷争繁扰，总结出一些含有朴素的唯物论的辩证法的思想。但是，他所代表的没落了的贵族领主阶级的地位，使他不仅不能随着历史的发展前进，反而憎恨发展，主张清静无为，纯任自然。他所说的自然，就是事物的原始状态，因此主张倒退复古。

道家学说比儒家更反动。儒家复古，只复到西周，道家却想复到“结绳而治”，“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太古。社会向前发展，在道家看来，是不可容忍的罪恶。《庄子》载一段故事，说，子贡（孔子弟子）路见种菜老人抱瓮入井，汲水灌园。用力多，见功少。子贡劝他用桔槔。老人愤怒道：“谁不晓得那个东西，我不能无耻到用桔槔的地步。”这个种菜老人未必实有，不过是道家虚构的有道人物，对这种人物的崇尚，正说明道家思想的反动。

李耳以为，天下大乱，由于人民不肯安分。他竭力主张愚民政策，说：“圣人治民，非以明之，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又说：“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李耳贡献了这样凶恶的学说，统治阶级自然心悦诚服，很巧妙地来应用它。

战国是一个动荡竞争的时代，李耳知道这是不利于统治阶级的，因此反复说明清静无为的必要。后来秦朝兵役不休，很快就崩溃，汉朝用黄老术，果然巩固了政权。

老子认为，天地万物的运行生灭，纯循自然规律，不受个人爱憎情感的干涉。人们只能消极地服从，打破了天为“人格的”掌握人类祸福、神秘莫测的看法。这种脱离情感、服从外在规律的主张，被韩非采去，发挥成为破除私情、纯任法治的学说。

老子又是一个大权谋家。他懂得历史发展和人情世事关联转变的辩证关系，例如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等等，因此主张柔、静、下……看见事物的辩证关系，是他的成就；但他那没落阶级的特性，使他只能夸大事物柔弱的一面，而抹煞了另外的一面。法家所说的“术”，兵家所说的“奇”，都是老子学说的应用。

儒、道两家，都是封建社会最出色的政论家。儒家替统治者制定贵贱尊卑的秩序，使他安富尊荣；道家替统治者发明驾驭臣民的方法，使他地位巩固。汉刘询教训儿子刘奭说：“我们汉家自有制度，杂用儒、道两家，你偏重儒学，非把汉朝弄坏不可。”后来刘奭果然把汉朝弄坏。

中国士大夫处世的秘诀，也是外儒内道，就是说，披着仁义礼乐的外套，内藏阴谋权术的骨干。

第五节 孟子与荀子

战国时代两个大儒，就是孟轲与荀况，孟轲在思想上、荀况在传经事业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孟子，邹人（山东邹县）。魏䓨三十五年（前三三六年）孟子被称为老叟，年龄当在五十以上，可以代表战国前半期的儒者。荀子，赵国人，楚熊元代二十五年（前二三八年）还生存着，可以代表战国后半期的儒者。孔子讲仁义礼乐，孟子偏重仁义，荀子偏重礼乐。孟、荀是儒学分化和发展以后的大派别。

孟子主张性善，仁义是人性，因之人人可以做尧舜。荀子主张性恶，要勉强学习，行为合于法礼，才能成为善人。性善，所以应该心悦诚服地顺从圣人规定的道理，不顺从就是非人。性恶，所以应该虚心克己地学习圣人规定的道理，不学习就是怙恶。他们所谓善恶，完全据圣人做标准，而圣人乃是统治阶级典型的代表人物。孟、荀主张，好像相反，本质并无二致，就是说，人民应该服从统治阶级。

孟子继承孔子的天命观，相信五百年必有圣王出世，平治天下。子思、孟子创五行运命的学说，发展到邹衍，成立迷信怪妄的阴阳五行家。

荀子时代较晚，看出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子思、孟子、邹衍讲天都有流弊。墨家的天能赏贤罚暴，含有对统治者的威胁性，其余各家的天，是依一定不变的运命而表现出无上的权力，人只能靠天任命，绝对服从它，不得发挥人为的积极性。在荀子时代，生产力正当跃进阶段（《荀子》富国篇说人力可以增加生产。不愁衣食缺乏），旧说不能再使他满意。因此他推翻旧说，创造新的天论。

荀子以为天只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物，天的功用，只是寒暑风雨，生长万物。人应该理解天运行的规律，控制它，利用它，使它有益于生产。那些灾变怪异，都是不相干的事。所以圣人但改善人事，不推求天意。荀子用人事代替天意，用科学代替迷信，把天命、鬼神一起否认，确是思想上极大的进步。

荀子所谓人事，主要的是法后王。他以为后王斟酌先代制度，订立新制度一定是比较适合社会实际需要的。他这种主张，承认社会依时代变化，绝不是固定的东西。这比较迂阔、不切事情、开口就是尧舜先王的孟子一派儒者，进步得多了。不过荀子受着时代限制，封建社会可以转变到别一种社会，他当然不会懂得。

荀子法后王，希望找一个眼前较好的君主，帮助他成功。孟子法先生，看不起当世统治者，所以责骂得很严厉。如说暴君是独夫，是民贼；又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又说民为贵，社稷（国家）次之，君为轻。诸如此类，颇有民主的意味。

孟、荀都主张政治的基础建筑在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上面，这是他们比腐儒高明的地方。

荀子的天论，被儒者唾弃了，只接受他传授的经义训诂。孟子的仁义五行和性善，被儒者盛大提倡，而民贵君轻一类见解，却被轻轻地抹煞。

韩非继承荀子学派，又批判地集中春秋战国诸子的学说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代表新兴的地主利益，反对贵族领主，自认为从贵族领主统治下拯救民氓众庶，决心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建立新的法术制度。他把荀子所讲的礼发展为刑（法律），把一切名（概念）都考查它的实（物质），排斥无实的虚名。他的学说被称为刑名之学。他把人与人（父子、君臣、夫妇等等）的关系，彻底看作物质交换的利害关系，否认抽象的道德伦理。他懂得斗争的必要，他说，木蠹了，不遭猛风不就断；墙松了，不遭大雨不就坏；谁能改善民生和政治，谁就能起风雨的作用，促使其他腐朽的国家加速崩溃。韩非子可说是战国时代显著的唯物论者。

简短的结论

西周是封建社会的开始，周公是封建制度的订定（所谓制礼作乐）者。典章文物，经过五百多年积累和变动，既极丰富，又极破碎。孔子整理修正旧典籍，教授弟子，于是贵族专有的文化广泛流传到民间。

孔子的学问，大体分仁义、礼乐两部分。孔子死后，儒者很受尊重。贵族有丧事，必须向儒家请教。办丧礼，成了儒家的专业。

墨子起来猛攻礼乐。他代表下层庶民，借天鬼名义，向统治者说教，希望改善庶民的生活，提高庶民的地位。当然，人民没有积极的革命行动，绝不会获得什么真实利益。

老子生在孔、墨之后，提出比仁义礼乐更高的所谓道德。道家思想很反动，攻击儒家的仁义，却切中弊病。这样，礼乐仁义，先后被攻而动摇了。

孟子发挥仁义，向墨家猛烈反攻。荀子发挥礼乐，批评各学派，主要也是反对墨家。儒家理论的基础，又坚强起来。

中国是长期封建社会，所以儒家也得长期受统治阶级的尊宠和利用。孟子的性善，荀子的传经，成为后代儒学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