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簡編/編1/章6

中國通史簡編
第六章 周代思想概況
作者：范文瀾
1948年

第一節 孔子

中國文化的起源，向來從夏商說起，也就是從私有財產制度確立的時候說起。不過夏商兩代，尤其是盤庚以前，可信史料太缺乏，無法論證當時的真相，只能在先秦傳說里，約略推見些稀疏的影子。

夏代社會已有階級，但是原始公社制度還保有很大的成分。孔子說，夏人尊天命，事鬼敬神，賦稅政令比較寬，刑罰威勢比較輕，人民蠢愚樸野，對統治者沒有什麼怨恨。殷代奴隸占有制度發展了，統治階級尊天命，敬鬼神，借重天命鬼神的威權，掠奪財富，對被統治者施行嚴厲的刑罰，不講什麼道理和恩義，所以社會「蕩而不靜，勝而無恥」。換句話說，是階級鬥爭非常劇烈。周代開始了封建制度，周公制禮治民，規定尊卑、親疏、貴賤、長幼、男女、君臣、父子等等無數差別。每一等人有他一定的義務和權利。尊貴人權利大，義務小。卑賤人義務大，權利小。

夏、商、周政教不同，絕非如儒家所說「三代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實際上是社會向前發展的不同現象。

春秋後期，貴族領主的土地所有制，向着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變革。這一變革的過程，經過戰國時代，完成於秦之統一。這種制度與階級的激劇變化，在當時思想上的反映，有主張保守的一派，夢想恢復周公時代的領主制；這一派的代表人物為孔子。戰國時代，地主勢力較春秋時強大，傳儒家之學的孟、荀，都放棄尊周的主張，特別是荀子，要求秦朝式的統一。有主張打破貴族領主制，儘量使地主得到發展的；這一派思想的代表人物為商鞅、韓非。沒落了的貴族領主，因為陷入絕望地位，所以情緒消極，主張極端的復古守舊；這一派思想的代表是老子。上述各派之外，還有許多思想派別，其中最顯著的，是主張勞苦庶民利益的墨子。

孔子讚美堯舜（原始公社社會），認為是大同之世、太平的社會；同時對現實社會，希望造成固定的、鞏固的、不變動的封建制度，就是說想恢復周公時代的制度。

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曲阜人。先世是宋貴族，曾祖父逃難到魯國。父叔梁紇，曾做魯陬邑（山東泗水縣東南）宰。宋是殷朝的後代，魯是周公的舊封，春秋時代，宋、魯是文化國，給孔子學術上很大的影響。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前五五一年），卒於哀公十六年（前四七九年），年七十二歲。這正當春秋後半期，公室卑弱，大夫爭權，所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表示出舊制度不能維持現社會的時代。當時士大夫間，流行着「善之代不善，天命也」，「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帶些革命性質的理論。這在舊統治者看來，是多麼危險的思想。孔子立在復古的觀點上，嚴格批評犯上作亂的亂臣賊子，但對魯國的亂臣賊子，卻替他們諱莫如深，說是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

士處在社會中間階層，看不起老農老圃，當然不願意吃苦勞動，但貴族階層里又沒有士的地位，士很少機會取得大官。因此他們憎惡世卿把持，要求登進賢才，唯一希望是做官食祿，最好得做國君的宰相。周公相成王，是他們理想的幸運。如果做不到，替世卿當家臣也可以。孔子正是這個階層的代表。

想維持舊統治者的地位，可是正在搖搖欲墜；想反對世卿大臣，可是他們仍有實際權力；想做大官，可是被貴族壓抑；想安貧賤，可是委曲了治國平天下的大學問。士的生活是煩惱、矛盾的。信天命而不信鬼神，正是這種矛盾生活的反映。因為天是至尊無上、獨斷獨行、高深莫測的東西，「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定下的命，誰能反對呢？鬼神應該福善禍淫，事實卻不然，所以鬼神是不可信的。孔子所謂天命就是君主專制，鬼神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不得分君主的威權，不得有獨立的地位，猶之有了天，不必再信鬼神，猶之君主有權，不必向卿大夫要官做。

據說，孔子五十歲才知天命。他沒有被桓司馬殺死，說是有天命，冉伯牛病死，也說有天命。這樣，統治者未被推倒，當然是天命未改，應該「仍舊貫，何必改作」。等到統治者既被推倒，那是天命已改，可以拿「仍舊貫」的理論去擁護新受命者。照《春秋經》大義說來，魏文侯是篡逆之臣，文侯的老師，卻是傳《春秋經》大義的卜子夏，這也許就是孔子天命論的實踐。

天命是固定不變的，所以道德、政治等等都是固定不變的。政治的根本是禮樂，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禮樂的真義。那些疏者、卑者、幼者、女人等被壓迫、被輕賤是合理的。道德的根本是仁義。仁就是愛，義是等次。愛有等次，對父母謂之孝，對君主謂之忠。人臣事君之禮是「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人子事親之禮是「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春秋戰國時代，諸侯並立，士不必拘束在一個國家做官，所以君臣關係固然比不上父子，也不像秦漢統一以後「君天也，天可逃乎」那樣嚴厲。

孔子教人立身處世的大道理，可說是中庸主義和家族主義。處世以中庸為主，庸言庸行，寡悔寡尤，就是不要說固執的話，不要做特異的事，免得招禍受辱。天下有道，出來做官，無道，快點隱藏，和不分是非、唯利是圖的「鄉原」（偽君子），區別就在這裡。立身以家族為主。孝為仁之本，身體膚發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自然不會犯上，更不會作亂。

歷史證明統治者在未得政權、已得政權，以及政權將要崩潰的時候，對孔子的態度是不同的。漢高帝，侮辱儒生，奪下他們的帽子撒尿，這是何等的無賴行為；後來做了皇帝，用太牢（牛、羊、豬）祭孔子。金兵攻破曲阜，指着孔子像罵道：「『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是你說的麼？」一把火燒毀孔子廟；後來統治中原，趕快修廟尊孔。宋徽宗大封孔子弟子做什麼公什麼侯什麼伯，連僅見姓名的人物，如公夏首封鉅平侯，公堅定封梁父侯。不多幾年，北宋滅亡，徽宗當降虜，被金人封做昏德公。統治階級不從改善政治着手，卻一味大尊聖人，正是說明自己政權的動搖和危險。

中國是長期的封建社會，所以孔子學說的影響也是長期的。他是歷史上偉大的教育家、政治家，教育方面的成功比政治要大得多。他那種「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知老之將至」的精神，是應該學習的。他那種繁富的學說，在一定的批判之下，加以選擇繼承發揚，是非常必須的。他有些概念，只要改換階級內容，也還適用的。至於失去時代意義的理論，腐朽沒落的統治階級最喜歡拿來利用，企圖阻撓新興的力量，企圖挽救崩潰的危局，不過這種企圖無例外地會得到失望。

第二節 儒家及其所傳經典

孔子一派的學者，稱為儒家。他們學習的書籍稱為六經，六經就是《周易》、《尚書》、《詩》、《禮》、《樂》、《春秋》。

孔子死了以後，弟子們想推選一個像教主身份的人繼承孔子，有些人推選有若，被曾參反對，沒有做成，弟子們也就離散了。離散以後，他們自以為得孔子的真傳，聚徒講學，互相菲薄，成立許多派別。這種分裂現象，說明儒家不能有統一的思想。因為士依靠統治階級才能生活。統治階級好惡不同，必須有多樣的方式迎合他們，如果議論行動是統一的，活動範圍勢必縮小，也就不容易成為顯學了。

墨子攻擊儒家，還可以說是學派不同，未必可信。荀子自己是儒者，他所痛斥的賤儒，並不比墨子說的好一點，可見一般的儒者是卑鄙無恥的。

齊王田辟疆問儒者匡倩說：「儒者賭博麼？」匡倩說，不賭博。因為賭博以梟為貴，殺梟才能勝利，殺梟是不合理的，所以不賭博。又問：「儒者射鳥麼？」匡倩說，不射鳥。因為鳥在上，射者在下，下害上，是不合理的，所以不射鳥。又問：「儒者彈瑟麼？」匡倩說，不彈瑟。因為瑟小弦發大聲，大弦發小聲，大小、貴賤變亂位次，是不合理的，所以不彈瑟。田辟疆聽了喜歡道：「很好。」這匡倩真是典型的賤儒。

保存古代文化，流傳後世的，不是匡倩那樣的儒者，而是樸素的傳經之儒。

殷周兩代用竹簡（竹製片子）寫字，史官就是拿竹簡記事的人。周朝有記言記事的史官，國君和貴族們說話做事以及典章制度都被寫下來，子孫世代相傳，成為專門的學問。春秋時代，史官的學問，逐漸流傳到民間，孔子從各方面學習了專門知識，再加整理選擇的功夫，訂定所謂六經，教授弟子們。從此儒家得到「繼往開來」的地位，傳統的中國文化和儒家發生不可分離的聯繫。

六經的內容，大抵是這樣：

《周易》——卜筮用的書。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畫，一畫叫作一爻。《易經》原有的文辭，全是神秘難懂的話。孔子講授《易經》，弟子們記載下來，叫作《易傳》。其實《易傳》雜湊而成，不一定全出孔子之口。《易傳》裡很有近乎辯證法的見解，認為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是流動變化、不固定的。可是它又認為有一種不變的本質存在，就是天一定在上，地一定在下，在上者一定尊，在下者一定卑，絕對不能變動的，這種思想應用到人事方面，制度、名號、器械、正朔等等可變，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禮的真義）不可變。換句話說，就是在不破壞封建制度大前提下，枝節問題是可以變動改革的。這是孔子的哲學，也是一切儒家的哲學。

《尚書》——政治方面重要言論的記載。主要是西周初年周公說的幾篇話。

《詩》——西周東周的詩歌，可以考見當時的社會情狀，因為容易記憶，所以幾乎全數保存下來。從文字意義說，《詩》三百篇，是中國文學的源泉。

《禮》——有《周禮》、《儀禮》、《禮記》三部，都是記載制度禮節的文辭。孔子教弟子學禮，大概是學《儀禮》。

《樂》——樂經早亡失，不能知道它的內容。

《春秋》——春秋原來是一種編年史，各國都有，所以墨子說見過百國春秋。孔子根據魯國《春秋》，親手寫定這一部歷史，宗旨在嚴格辨明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等次名分。漢以後儒者發揮《春秋》大義，在擁護統治者意義上，的確起了很大的作用，解釋《春秋經》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稱為春秋三傳。

六經以外，記載孔子言語的《論語》也很重要。

這幾部主要經典，流傳到現在，已經二千多年，經學本身有了無數變化和派別，每一變化和派別，都是適應當時政治上的需要而發生的。所以不了解經學，很不容易了解中國文化的根柢。

第三節 墨子及墨家

儒、墨兩家在戰國並稱顯學。秦漢以來，儒學大盛，墨學被統治階級深惡痛絕，傳授中斷。

儒家主張守舊復古，按照固定的等級分配生產資料。庶民只准着粗布或草制的衣冠，食藜藿之羹，渡河用木筏，不許坐船，祭神只許祭戶神或灶神，祭鬼只許祭父母，照儒家的理想，庶民應該永遠過牛馬生活，甘心服事尊貴的長上。

儒家重禮，墨家猛烈反對這個所謂禮。

墨子名翟，魯國人，生在孔子以後，死在春秋戰國之際，正當兼併益趨劇烈，儒家聲勢興盛的時代。墨子創造新學派，代表下層社會農工奴隸要求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他首先向儒家作理論上的攻擊。

儒家只許天子祭天，墨子主張人無貴賤，都有權祭天。天子代天牧民，儒、墨意見略同，可是儒家說天命既定之後，人應該服從，不許怨恨。墨子以為天鑒臨下民，隨時行施公平的賞罰，絕無不變的命運。儒家信命，所以鬼神不靈。墨子不信命，所以鬼神也能賜福降禍。儒家認為庶民最賤，奴隸不算人類。墨子以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臧獲（奴婢）也是人，在上天看來，凡是人都應該兼相愛、交相利。儒家替統治階級制定衣食、娛樂、喪葬等等奢侈排場，墨子知道這只是加重庶民負擔的藉口，根本予以否定。歸根到底，儒家企圖等級制度鞏固，自己分享富貴；墨家要求人類平等，反對統治階級任意剝削和壓迫。

墨子的主張，流行在下層庶民之間，墨家如禽滑釐、跌鼻、田系索、彭輕生、腹 、苦獲等，從姓名看來，也像是下層庶民。墨家組織帶宗教色彩的政治性的團體，首領叫作「鉅子」。墨家的團體有許多特點：

刻苦生活——墨子教弟子着短衣草鞋，晝夜工作，不避勞苦。如果不能刻苦，就不配稱為墨者。

自我犧牲——墨子有一百八十個弟子，都能赴湯蹈火，視死如歸。孟子說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就是說只要對大眾有利益，即使把墨子全身從頭到腳磨成細屑，他也願意。

嚴格的紀律——一個墨者住在秦國，兒子殺人。秦王說：「先生年老，只有一子，我已免他的死罪。」墨者說：「墨家的規矩，殺人者處死，為的禁止人殺人。大王雖有好意，我不能反背墨子定的規矩。」最終把兒子殺死。

言行一致——墨子弟子勝綽，分配到齊國做官。他跟從主人作戰很勇敢，墨子責備他違背非攻（反戰）的理論，教他辭官回來。

分財互助——有餘力余財的應該扶助貧乏。弟子做官得祿，一部分送墨子作費用。

這種組織，可說是中國勞苦人民最早的結社。

墨子主張「兼愛」，反對戰爭，反對奢侈浪費，是表現了庶民當時的要求。但是兼相愛、交相利的學說，實際上是叫庶民片面地去愛王公大人。反對一切戰爭，沒有看到戰爭裡邊有誅滅獨夫民賊的「義戰」；甚至率領弟子替國君去守城，直接給統治者效勞。他又把庶民的公意，幻化成為天和鬼神，想借天鬼去說服王公大人，王公大人絕不會聽從，卻把庶民的鬥志麻痹了。

由於時代的限制，墨家的思想，縱然有這些缺點，但始終是為庶民利益着想的，因此遭受統治階級的棄絕。秦漢統一以後，重儒滅墨，有組織的墨家變為單獨活動的俠客。後世農民反抗，提出「替天行道，劫富濟貧」一類的口號，成立宗教色彩的組織，很有當初墨家思想的痕跡。統治階級能撲滅墨家，但是農民、工人依時代發展的革命力量，卻永遠不能撲滅。

墨家對自然科學，有許多研究，為當時其他學派所不及，在研究方法上，含有樸素的唯物論和原始辯證法的因素。它的支流成為名家。

第四節 老子及道家

道家學派的創始者李耳，楚苦縣人（河南鹿邑縣），著《道德經》五千多字，號稱老子。兒子名宗，魏圉時做魏將，有功封於段干，稱段乾子，或稱段干宗。魏圉四年，秦大破魏軍，段干宗請魏王獻地求和。宗子名注，注子名宮，宮玄孫名假。假子名解，漢劉恆時做膠西國太傅（前一六四年—前一五四年）。李耳的學生，一傳河上丈人，再傳安期生，三傳毛翕公，四傳藥瑕公，五傳樂巨公，六傳蓋公，蓋公漢初為齊相曹參師（前二〇一年）。司馬遷父子尊信黃（道家假託黃帝是本學派的創始者）老之術，所記應該可信。

李耳生在孔子死後一百多年，當然不會是孔子的老師，道家偽造老子教訓孔子的話，這等於道士說釋迦是老子的兒子，又說老子是釋迦的丈夫。梁武帝說老子、周公、孔子都是釋迦的學生。《清淨法行經》說，孔子是儒童菩薩，顏淵是淨光菩薩，老子是摩訶迦葉，三人受釋迦命來東方傳道。我們只能說這都是為了抬高自己，不惜捏造事實。

李耳是個隱居者，所以孟子批評當時學派，沒有說到他。荀子書裡才見老子，韓非子才替《道德經》做解釋。足見他的學說廣泛傳播，是在戰國後半期。

老子看到歷史上的成與敗、存與亡、禍與福，古今的關係變化，以及戰國時代的紛爭繁擾，總結出一些含有樸素的唯物論的辯證法的思想。但是，他所代表的沒落了的貴族領主階級的地位，使他不僅不能隨着歷史的發展前進，反而憎恨發展，主張清靜無為，純任自然。他所說的自然，就是事物的原始狀態，因此主張倒退復古。

道家學說比儒家更反動。儒家復古，只復到西周，道家卻想復到「結繩而治」，「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太古。社會向前發展，在道家看來，是不可容忍的罪惡。《莊子》載一段故事，說，子貢（孔子弟子）路見種菜老人抱瓮入井，汲水灌園。用力多，見功少。子貢勸他用桔槔。老人憤怒道：「誰不曉得那個東西，我不能無恥到用桔槔的地步。」這個種菜老人未必實有，不過是道家虛構的有道人物，對這種人物的崇尚，正說明道家思想的反動。

李耳以為，天下大亂，由於人民不肯安分。他竭力主張愚民政策，說：「聖人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又說：「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李耳貢獻了這樣兇惡的學說，統治階級自然心悅誠服，很巧妙地來應用它。

戰國是一個動盪競爭的時代，李耳知道這是不利於統治階級的，因此反覆說明清靜無為的必要。後來秦朝兵役不休，很快就崩潰，漢朝用黃老術，果然鞏固了政權。

老子認為，天地萬物的運行生滅，純循自然規律，不受個人愛憎情感的干涉。人們只能消極地服從，打破了天為「人格的」掌握人類禍福、神秘莫測的看法。這種脫離情感、服從外在規律的主張，被韓非採去，發揮成為破除私情、純任法治的學說。

老子又是一個大權謀家。他懂得歷史發展和人情世事關聯轉變的辯證關係，例如他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等等，因此主張柔、靜、下……看見事物的辯證關係，是他的成就；但他那沒落階級的特性，使他只能誇大事物柔弱的一面，而抹煞了另外的一面。法家所說的「術」，兵家所說的「奇」，都是老子學說的應用。

儒、道兩家，都是封建社會最出色的政論家。儒家替統治者制定貴賤尊卑的秩序，使他安富尊榮；道家替統治者發明駕馭臣民的方法，使他地位鞏固。漢劉詢教訓兒子劉奭說：「我們漢家自有制度，雜用儒、道兩家，你偏重儒學，非把漢朝弄壞不可。」後來劉奭果然把漢朝弄壞。

中國士大夫處世的秘訣，也是外儒內道，就是說，披着仁義禮樂的外套，內藏陰謀權術的骨幹。

第五節 孟子與荀子

戰國時代兩個大儒，就是孟軻與荀況，孟軻在思想上、荀況在傳經事業上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孟子，鄒人（山東鄒縣）。魏䓨三十五年（前三三六年）孟子被稱為老叟，年齡當在五十以上，可以代表戰國前半期的儒者。荀子，趙國人，楚熊元代二十五年（前二三八年）還生存着，可以代表戰國後半期的儒者。孔子講仁義禮樂，孟子偏重仁義，荀子偏重禮樂。孟、荀是儒學分化和發展以後的大派別。

孟子主張性善，仁義是人性，因之人人可以做堯舜。荀子主張性惡，要勉強學習，行為合於法禮，才能成為善人。性善，所以應該心悅誠服地順從聖人規定的道理，不順從就是非人。性惡，所以應該虛心克己地學習聖人規定的道理，不學習就是怙惡。他們所謂善惡，完全據聖人做標準，而聖人乃是統治階級典型的代表人物。孟、荀主張，好像相反，本質並無二致，就是說，人民應該服從統治階級。

孟子繼承孔子的天命觀，相信五百年必有聖王出世，平治天下。子思、孟子創五行運命的學說，發展到鄒衍，成立迷信怪妄的陰陽五行家。

荀子時代較晚，看出孔子、墨子、老子、莊子、子思、孟子、鄒衍講天都有流弊。墨家的天能賞賢罰暴，含有對統治者的威脅性，其餘各家的天，是依一定不變的運命而表現出無上的權力，人只能靠天任命，絕對服從它，不得發揮人為的積極性。在荀子時代，生產力正當躍進階段（《荀子》富國篇說人力可以增加生產。不愁衣食缺乏），舊說不能再使他滿意。因此他推翻舊說，創造新的天論。

荀子以為天只是客觀存在的自然物，天的功用，只是寒暑風雨，生長萬物。人應該理解天運行的規律，控制它，利用它，使它有益於生產。那些災變怪異，都是不相干的事。所以聖人但改善人事，不推求天意。荀子用人事代替天意，用科學代替迷信，把天命、鬼神一起否認，確是思想上極大的進步。

荀子所謂人事，主要的是法後王。他以為後王斟酌先代制度，訂立新制度一定是比較適合社會實際需要的。他這種主張，承認社會依時代變化，絕不是固定的東西。這比較迂闊、不切事情、開口就是堯舜先王的孟子一派儒者，進步得多了。不過荀子受着時代限制，封建社會可以轉變到別一種社會，他當然不會懂得。

荀子法後王，希望找一個眼前較好的君主，幫助他成功。孟子法先生，看不起當世統治者，所以責罵得很嚴厲。如說暴君是獨夫，是民賊；又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又說民為貴，社稷（國家）次之，君為輕。諸如此類，頗有民主的意味。

孟、荀都主張政治的基礎建築在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上面，這是他們比腐儒高明的地方。

荀子的天論，被儒者唾棄了，只接受他傳授的經義訓詁。孟子的仁義五行和性善，被儒者盛大提倡，而民貴君輕一類見解，卻被輕輕地抹煞。

韓非繼承荀子學派，又批判地集中春秋戰國諸子的學說成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代表新興的地主利益，反對貴族領主，自認為從貴族領主統治下拯救民氓眾庶，決心犧牲自己的生命，去建立新的法術制度。他把荀子所講的禮發展為刑（法律），把一切名（概念）都考查它的實（物質），排斥無實的虛名。他的學說被稱為刑名之學。他把人與人（父子、君臣、夫婦等等）的關係，徹底看作物質交換的利害關係，否認抽象的道德倫理。他懂得鬥爭的必要，他說，木蠹了，不遭猛風不就斷；牆鬆了，不遭大雨不就壞；誰能改善民生和政治，誰就能起風雨的作用，促使其他腐朽的國家加速崩潰。韓非子可說是戰國時代顯著的唯物論者。

簡短的結論

西周是封建社會的開始，周公是封建制度的訂定（所謂制禮作樂）者。典章文物，經過五百多年積累和變動，既極豐富，又極破碎。孔子整理修正舊典籍，教授弟子，於是貴族專有的文化廣泛流傳到民間。

孔子的學問，大體分仁義、禮樂兩部分。孔子死後，儒者很受尊重。貴族有喪事，必須向儒家請教。辦喪禮，成了儒家的專業。

墨子起來猛攻禮樂。他代表下層庶民，借天鬼名義，向統治者說教，希望改善庶民的生活，提高庶民的地位。當然，人民沒有積極的革命行動，絕不會獲得什麼真實利益。

老子生在孔、墨之後，提出比仁義禮樂更高的所謂道德。道家思想很反動，攻擊儒家的仁義，卻切中弊病。這樣，禮樂仁義，先後被攻而動搖了。

孟子發揮仁義，向墨家猛烈反攻。荀子發揮禮樂，批評各學派，主要也是反對墨家。儒家理論的基礎，又堅強起來。

中國是長期封建社會，所以儒家也得長期受統治階級的尊寵和利用。孟子的性善，荀子的傳經，成為後代儒學的骨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