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再生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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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以前,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我的师长,曾经函邀南来讲学,抱歉得很,当时因为个人在北方事务纷繁,一时未易分离,现在得一个机会到此,并且承马先生命讲题,就是“中国再生时期”,在今天得和诸位谈谈。

  什么叫做“再生时期”呢?我们知道,人类的个体生命历程,是从少壮而衰老而死亡,人类的个体生命到了“衰老”的时期,必然遇到“死亡”,决没有“返老还童”,所谓“再生”时期的到临。那走江湖的人和报纸上的广告,竟有什么“返老还童药”发胃,那是欺人之谈,没有科学根据的诞言。但是人类集团的生活和国家民族的文化之演进,虽也是由少壮而衰老而死亡;但是在衰老时期如何注射“返老还童”针,使变得了新的血脉,那么一朝涣发新的精神,从老态龙钟转变而振作有为,于是,国家的各方面都表现了新的活动,这个时期,历史家称为“再生时期”。

  我们一读西欧的近代史,就知道西欧在中古时代曾经有过八百年到一千年的黑暗时代(Dark Age)。那时,欧洲一切的文物俱已荒废,民族达于“衰老”的程度;但是到了黑暗时代的末期,因为获得了新的刺激,灌输了新的血液,于是老大颓衰的欧州民族,到了十四、十五世纪便发生新的运动,返老还童,死里复活,成为欧西近几百年一切文物发扬光大的基础,这便是“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代。我国向来翻译为“文艺复兴”,实在有些欠当,应该是叫做复苏或再生时期,十四十五世纪是欧洲的再生时期,那么何时是中国的再生时期?试观近三四十年来——尤其是最近的二十年来,我国的一切文物无论是社会制度,政治体系,经济组织,学术思想……皆掀起了极大的变革,所以我相信,将来的历史家就要目这个时代为中国的“再生时期”。因为我国具有几千年的文化,然而,历史演进到了现在,已经表现中华民族的老大衰颓。过去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多次的再生运动,交织起伏,希望促老大的中国返老还童;但是新的刺激奄弱,新的血液贫乏,终于未能成功。可是从历史的观点,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再生时期”的到临。

  我国在中古时代,为宗教的迷信势力,和社会遗留的法制所蒙蔽,但知尊重个人的生命,不理解做人的意义;《孝经》中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可毁伤”,当时一般的人们,不但是尊重自己的身体,并且求所以扬名显亲,光宗耀祖,最低限度也要做到“无辱”的地步,使自身和父母在社会上有尊荣的地位,要不是,生不如死!到战国的时候,社会上表现了武士道的精神,许多人不但尊重人生的名誉,并且形成社会的侠义风尚和爱国牺牲的精神!民族渐渐有了复活的趋向。

  但是不多久,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侠义牺牲的精神,潜藏于无形,民族日渐衰老,怕死,念佛,求仙,遍寻返老还童药丹以期长生不死,为着将来自身得入浮图,不惜以指甲或手臂紫布浸油,在佛前燃烧作佛灯,表示信佛的虔诚,于是群起仿行,甚至竟以身殉,有的将整个身体缚布涂油,并且张贴布告:“在于某月某日在某某地方某某大和尚献身佛前”云云,使得万人空巷,争往观看;大和尚一面焚身,一面念佛,一面行礼,于是大家异口同声赞美,因为大和尚从此已经成佛升天,达到人生最高的目的。这种个体的牺牲,为想达到个人入浮图的梦想,与民族,国家,和人群没有丝毫的关系;和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生观大相违背,到了这个时候,民族复回到了衰老时期。一直中国给这种黑暗的潮流荡漾了好几百年!

  到了唐代,渐渐地萌发了一点生机,爬出了这个黑暗的圈子,一般不再幻想升天成佛。首先在文学上,我们看到有了良好的改革,许多诗人如杜甫,白居易等不再从事去赞美自然,吟风弄月,开始描写社会的疾苦,出现了新的文学,达到了一个解放的时代。不但唐诗为我国历代最著名的,柳公权,颜真卿的书法,皆甚有名;就是散文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在唐朝以前,六朝的文学形成,一般人作起文章,讲求对偶,造成四六句的骈体文,走上了荒昏的文学道上,当时的文学已经失掉了作用,而表达晋人的感情,感觉,和思想,还不完全。直到唐朝的韩退之、柳宗元出来,才将这种不合文法的骈文废弃,主用“散文”,当时的“散文”,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古文”。其结果,唐朝成为诗文最盛的一个时代,此外,在宗教方面,唐代也有相当的改革,就前所述,独善其身的佛教,渐进而成禅宗,从印度的佛教转变而为中国的禅宗,不立文字,不再打坐念经,见性成佛。所以唐代是中国一个再生的时期。但是,毕竟因为这时所遭受的刺激太小,新血液的灌输不足,过后,又回到了衰老的时期。

  到了宋时,离现在九百余年,中国又渐渐表露复活的趋势,无论是在文学上,思想上,政治上等各方面宋朝都充分表现勃兴的气象。文学方面继续出现了几个新人物,如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他们继起对于文字的努力,亦有了新的收获,造成文学革命,“古文”的格式于是形成,后人合唐之韩愈、柳宗元称为唐宋八大家,其中宋代占了六位,所以宋时在文学上又是一个再生时期。同时,在思想方面也有了极大的改观,从前的人生观为拜神求佛,但望个人延年益寿,避祸得福。在北宋时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物范仲淹氏。提出了一个新人生观,尝言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是思想上表现了一个新时代,由个人主义走到利他主义的道上,要在人人还未曾有忧虑的时候,而自己去忧虑;但是快乐就是要到个个都享受了然后才到自己,这是宋代思想界一大革新。不到三十年,熙宁年间,王安石出来实行政治的大改革,但是恶势力强固,改革没有成功,继有程灏,程颐,朱熹一般人出来,主敬存诚穷理为本,另成了一个学派,他们不再希望做道士和尚,而且要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于是确立了一种理想的人生观,如《大学》首章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但是这里的“修身”和中古时候所希望为神仙成佛祖的一种自私的,出世的观念不同,而是积极的,为社会的人生观,所以“修身”的后面,就是“齐家”,“治国”,和“平天下”,这一种新人生观的焕发,于是代替了中古时代宗教迷信的人生观。从目的上说,由期望个人的超度推广而期望社会的改进,因此在思想方面宋朝的理学派不愧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再生时期。

  然而,毕竟因为社会传统的旧势力膨胀,而新加入的血液不足,“治国”,“平天下”,又是那样的艰深难行;不久,中国又回到了过去的时代,踏上从前的老路,文字方面从此跑上一个“做八股”的形式道上,体裁更坏。在思想方面,又回到静坐,拜佛,欲成神仙的圈里。一向积极的活动的人生现,转变而消极的死样的人生观,无所为而为;因着要做圣贤便要做到“格物致知”和“治国平天下”,小民何敢奢望?“格物致知”的意义,原来正与近代的科学家理想相符,“物”的范围既然是这样广泛,包罗万有,单是要“格物”,以穷究天地万物的道理,在那个时候,既没有客观的环境,生活上并没有感觉到切肤的需要,而科学研究上的设备,好像显微镜,望远镜等等都一样也没有的;而大家既不了解科学实验的方法,一般读书人但知琅琅念书;文质彬彬,长袍大袖又不用手足,那里说得科学的学习,因了这个缘故,“格物致知”,只是讲讲而没有方法去实行。到明朝,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但是“格物致知”做不到,于是想从自身下手,由静坐而提倡“良知”。初时,王阳明对于“格物穷理”等宋哲所提倡的思想,也愿笃信力行,只是行而不知其法。为着“格物”,王阳明和他们的门弟,先试“格”庭前“竹”,解开“竹子为什么中空?”的道理,他的门徒坐守三天三夜,仍旧不获其理;王阳明不相信,自己亲身去守望沉思,也弄了七天七夜,仍旧,“竹子为什么中空?”的道理没有“穷”了出来,反弄得病体支离,于是认为“格物致知”,那是干不通的;就改而提倡“良知良能”,以个人的知觉为做学问的出发点,我们晓得,思想方面这又回到了沉没错误的途上,宋哲所提倡那积极的人生观和“格物穷理”的道理,为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研究的遗风,和科学的背景设备等,于是昙花一现,思想上又返到了过去的时代!

  每个时代都有一个再生时期,不在这方面或者就在那方面具有返老还童的趋势。古文改革到了明朝,一方面,文学是走到形式的死路上;一方面是在蕴蓄着蓬勃的生机。在明朝以前的元代,已经有了白话戏曲,明朝以来,白话的词曲,虽然仍旧存在,可是明代在文学上最伟大的杰作,是用白话写的小说,好像《三国志》,《西厢记》,《水浒传》等都是历史上白话文长篇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佳本,迄清时,又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出现,因此,这五百年来,文学上可以说是由古典的文学到了市民文学,为文学历史上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在这个时候,文学就分成了两个部位,像《三国志》,《水浒》这一类的文学作品,在当时目为低级文学,为社会中一般下层阶级的民众,像卖豆腐的,拉车的,缝纫的作为茶余饭后的读物;而一般士大夫阶级,仍旧在跑其“求功名”的道路,大做典试的八股文章。

  总括来说,在历史我国是发生了好几次的再生运动,从各方面表露复苏的精神,唐代可谓是我们文学上的大改革,民族也表现一些生机;但是一会儿又转到了衰老时期。迄宋朝,文学又焕发了新生,并且思想上表露复活的气象,但是因为旧势力雄厚,新刺激,新血液贫乏,不久又朝八股文学的路儿跑。明代以后,白话文的兴勃,文学上又表现了一种生机;然而一般士大夫阶级仍在做古典应试的文学。所以我国历史上虽然有了好几次的“再生时期”交迭起伏,然而返老还童的目的,仍是没有达到。不过,历史演进到了现在,试现最近之数十年中国各方面的活跃,我们觉得中国并没有死亡,过去的“再生运动”也不是完全失败,并且这依旧在继续的进行。我们从历史的观点来作一个比较,更证明现在中国所感应的刺激,所增加的新血液之强大,为历来所未有,这种新刺激新血液,有促中国复活的趋向,所以现在是中国的再生时期,恐怕也就是最末一次的再生运动。因为现在关于政治改革已经大功告成,而在文学改革,社会改革,学术改革诸端也就如狂风怒潮逐波而来,在在都充满了新的希望。现在分别说来:

  一,政治改革:前者我国历史上的各种改革不容易求得实现,这原因思想,文学,宗教的改革不敌政治上的压抑,往往思想和文学的改革,在政治上稍稍加以压力,即将一笔勾销,好像三十年前,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广东一般领袖如梁启超、康有为所领导戊戌维新运动,全国震动,思想为之一新,那时恭亲王亦立意变法,并颁布了关于政治,军事,教育等等数百件改革案,但是,还不够三个月,顽固的慈禧太后复垂帘听政,不赞成变法,于是,将皇帝幽禁,一般维新的党人,捉的捉,杀的杀,如火如荼的改革运动,就给这一位老太太轻轻地一笔勾销,这是给一般人的一个大教训,皇帝或一般谋臣想图改革,尚且还没有成功的希望,在个人方面或是没有地位的人更因着畏缩而消减了改革的念头,倘若一不小心,给御史探悉,那么自己的身家性命,立刻不能保障;想在文学方面努力改革运动,更是没有办法,政治上的压力,立刻将加以取缔,或封报馆或停办书店,历史以来的文字狱,都是言论被钳制的结果。所以,政治的改革在再生时期,实在占着重要的地位,但自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扫荡了几千年专制政治的积污,使中国开放苏生的时代,而一切的革新运动,无论是在文学上,思想上,学术上的,才能够发芽滋长。因此,若果没有了辛亥的政治改革,那么中国一切再生运动都不能成立。所以中国政体的改革,实在是一切改革的惟一条件。

  其次为文学改革:大多数稍能涉猎西洋文学的,必能理解我国的文字,尚不足以应付生活上的需要,我国的古文为两千年前所形成的文字,这种文字到现在来如果要读通,最少要花费一个极长的时间,倘若要能够写作,那么需要更长期的训练,可是做的文章和讲的话,毕竟又是两件事体,念着文章,普通一般人们听不懂,所以这种文字实在是一种“死的语言”,如果是用来教育儿童,或是用来宣传大众,那是毫无用处的工具,尚在专制时代,早已经有人感觉到改革的需要,可是这种改革并没有成功。

  何以在过去这种文字的改革不能成功?最大的原因是当时社会环境还实行科举制度,将社会划分了两个阶级,一方面是上层阶级,有智识的,做官的;而又一方面是下层阶级的民众,拉车的,卖豆腐的,缝纫的……。这种“我”和“他”的界限划分以后,于是形成彼此的观念。但是环境是这样,如果要做人上人,你得学做八股文章,写端正的小楷,读古文;至于白话文虽然和普通言语音义相同,写语体文是一种实用的文章;可是上层阶级的智识分子,大家目为那是下等社会人们的读物,要想阅报,做官,丝毫没有帮助,因此改革的结果,遂遭失败。白话文虽然提倡,但是做八股的还是做八股。又因为,白话文为一般看不起,所以连下层阶级的劳苦民众,如果自己有了儿孙,还是要送去学做八股的文章,而白话文的改革,其结局,没有方法不归于失败的。

  近十余年来,白话文的提倡,所以先从这一点下手,打破“我们”和“他们”的区分,彼此合一。我们觉得中国须有“新文学”,我们觉得白话文是“活的语言”,我们为要打破社会的歧视,所以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传记,……都用白话文来写,而过去有价值的白话作品,更使在社会有机会发扬光大,无论社会的上下层,大家都对白话文发生好感,并且在生活上去应用,是这样,文学才可以改革。而近十余年以来,我们都在从事这种工作。

  白话文的“白话”,和在两粤通俗所谓“白话”的意义,颇有不同,在两广说到“白话”,意思就是指“广话”而言,这里面也有一个来源的;因为在从前表演粤戏的时候,舞台上表演的人,一方面是“唱”,一方面是“白”,所谓“白”就是“道白”,“道白”都是用“广话”,这在大众听起来,“唱”的有时不会懂得,却是“道白”的,往往听得清清白白,所以“广话”又叫做“白话”,但是在白话文所谓的“白话”,其意合“普通话(或叫官话)”相同,我国全国为同一的民族,是应该有同一的语言,这就是所谓“国语”。至于凡是可称做“国语文”的,必须具有两种条件:第一是全国流行最广,大家最容易懂得的方言,第二,要有写作的形式之标准,使大众易学易教。这几乎是全世界相同的道理,好象从前欧洲西部多用拉丁文字,但到现在,意大利就用意大利的语言文字,法兰西有法语法文,英国和德国也有其国语国文。但是意大利、法兰西、英、德等国,其国语的成文,也不外上述这两个条件,即要在全国流行最广和有其写作的形式。

  在中国,语言方面流行最广的就是“白话”或叫“官话”,又叫“普通话”,我们试一看丁文江和翁文灏所制的《中国语言分布图》,我们就知道“普通话”在中国流行范围的广大,从北到俄边哈尔滨,山东三省而万里长城,长江一带,南到与安南毗连的云、贵;从东边南京起到西边的四川止,我们统观中国东南西北这一个大区域,那么包括了东三省,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江苏一部),云南,贵州和广西的一部,所以“普通话”流行的地方,在我国本部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各处流行的“普通话”,虽然未尝没有多少出入,但是大同小异,都可以说是“普通话”,因此用“普通话”求做“国语”的标准,已经具备了第一个资格,至于第二个资格,也就颇有把握,近五百年以来,民间流行的有唱戏的戏本或说书的曲谱,都是由“普通话”而变成写作的形式,里面有浅显的人人可懂的,好像父母子女的欢态,爱情的,诉苦的描写;有歌唱有骂语,……的表述,这些在古典的文学里是找不着,恋爱的诗歌,听了以后令到个个会动情,倘若是要用古典的文学来表达,那么值得要先下一番苦功,专心研究了二十年以后才读得到。

  至于我国的方言,口中所讲的语言,能够表现写作形式的,共有三种:一是广东话即粤语,在文艺上有相当价值的写作,就是“粤讴”,二是苏州话即吴语,吴人常将口中的言语记载而成戏曲,说白,和小说;三是北方官话,这种语言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很多,好像《红楼梦》,《三国志》,《西厢记》,《封神》等。是从三四百年以前直流传到现在,为我国社会上最通俗的小说,几乎个个都读,一提起来个个都知道,所以在写作的形式来讲当然也以普通话为最佳。

  在广话和吴话的写作形式,因为有许多地方并不流行,而且在写作形式中有许多文字缺乏,不敷生活上的应用,后来自行创定,音声使与方言一致,好象“没有”粤语写作“乜”,“□□□□”粤语写作“咁”,这样自制的新字,在粤语中很多很多,不下百十个,同时在吴语也是陷于同一的情状,为使“语”与文一致,也创制了好些新字,好象“不要”吴语写作“覅”(勿旁),“不曾”,吴语写作“朆”(勿旁),诸如此类的不少,在官话中,从前“这个”的“这”字是没有的。初时大家想用“之乎者也”的者字来表示,觉得不大好,后来又想用“太阳”的“阳”字来表示,也觉得麻烦,唐宋以后,用“文”(走之旁)字来表示,到最近才演进而为“這”字。又好象,你看好不好呢的 “呢”字,从前也没有的,唐宋时代,以“渐”(耳底)字代表,好不费力,后来有些人用“呢”来表示,较为轻便易写,于是就成立,沿用至今。从上所述,就可见到一字的创成,实在也不容易,而一种语言的成为国语,自然也并不是偶然的。官话的演进到了现在,所以能够流行很广,其功效也颇得力于《三国志》,《西厢记》,《红楼梦》……,种种著名的小说,在数百年长时期深入民间的宣传。

  文字的改革能够彻底,非做到全国普遍的流行,和文学的内容充实不可,现在想要全国一致的以“语体文”为文学上惟一的工具,大家运用它来表达内心所蕴藏的思想、智识……,感情,除了在学校里教科书要采用它外,并且在课外方面的读物,一切文学上的材料,都用“语体文”来做标准,用它去代替了古典文学的地位,能够这样地做到了这些工作使“白话文”成为全国最通行的语言和文字。

  而且这些语言文字才属诸大家所有;并且成为全国最良好的宣传和教育工具,这些应是文学革命的理论所在,文学革命的历史,在此不赘;但是,从民十一年到现在,这十二年当中,全国刻刻在施行“国语教育”,成绩也颇有可观,这次我在香港,广州各处演讲翻译,这便是一个例证。我们希望“国语文”成为全国的教育和宣传的工具,同时它也就是统一全国应该着手的初步工作,记得当我们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曾引起了社会上许多的人士反对,但是一种思想、言论、主张,固然恐怕没有人们赞同,更怕没有人家反对,最怕人家不声不响地放到字纸篓去。新的文字,活的语言,在这个时代已经是非常地需要着它,所以从民国八年以来,越是反对和宣传,就是像广告一般的越是传播,唤起了全国的注意,而反时代的旧文学日渐没落,新文学的内容越渐充实,利用日增,造成了中国文学历史上的再生时期,给予社会各方面以一种复活的影响。

  三为社会改革:全国在这个时期,旧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动摇,而趋向大众化的途径。最明显的因新思想的介绍,而产生了思想上的改新,一方面有十九世纪欧美的民主立宪思想,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又一方面输入了最近欧洲的独裁政治思想。在二十世纪世界思潮,从最左倾的如共产主义到最右倾的独裁政治思想,中国无不应有尽有。非独思想方面如此,在经济组织方面,在社会积习方面也引起了莫大的革新,社会改革的范围很广,别的且不多讲,就是个人的容仪方面也掀起了极大的变动,由剪发,衣服改革,直到裸体运动,五花八门都象雨后春笋般的勃发,在妇女方面,如女子现在也在社会有相当的地位,可以参政,男女可以同学,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回想提倡男女平权,男女同学到现在已经有十余年,而这种风习到现在,普及了全国。在民十六七年的时候,全国大学男女同学的仍是很少,但到现在,全国高等教育的机关,男女分校的却是寥若晨星,如今试统计全国女子大学不过是有两处,从男女授受不亲转变到现在的情状,所以实在是社会上一种极大的变革,其他,在民法和刑法上也有了改革,现在女子也可以和男子一样,有享受承继财产的权利,在婚姻方面也有了改变,结婚离婚都比较从前容易,此外,一切在社会上足以妨碍进步、不合人生的要求,违反公众福利的制度和习惯,都渐渐淘汰了许多,而现在中国社会的改革,依旧还在迈步进行着。

  四为学术改革:我国在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次再生运动。试观由唐到宋,由宋到明便是很好的例证;但是每次的再生运动,都不能使中国返老还童,达到再生的时代。而欧洲十五十六世纪的再生运动能够做到了使欧洲衰老的民族复活,因为西洋再生时期,除了政治,文学,宗教,社会,……的积极改革外,还加上了一种重要的返老还童底药针,这就是新科学的提倡和发扬。在宗教方面有德国的马丁路德和法国的加尔文等创行新教,在科学研究方面就有哥白尼,伽利略和英国的牛顿相继的研究和发明,因为欧洲有了新科学的研究,然后其再生运动不仅限于复古,恢复从前希腊罗马时代的文物,而运用这个的新的工具,更进而谋创造新的文明,所以到了十八世纪以来,新科学倡明,生产方法改良,新工业得以加速进展,发出了世界新的光芒,造成了社会组织的新基础,而欧洲的再生运动,才得以开花结果。

  学术上的改革,新科学的提倡,这实在是返老还童最强而最有效力的药针,它能加强和充实新生命的血液,可是它不容易使人得以窥见,在政治,文学,社会上的改革,往往有形式的表现,但是学术上的是潜在的,假如我们不是加以注意,那就不容易觉得!可是,在二十三年以前,我国没有一个自行研究科学的机关,也没有一间纯粹研究科学的大学,但是,到现在来,情形就是不同,各省大学及关于学术研究的机关,纷纷成立,并且从科学智识的接受更进而做创造的研究,过去我国历史上也曾有过科学的再生时期,一般读书人致力于“格物穷理”,但是因为没有科学的背景,行而不通,于是却步不前,达于学术的没落时代;但是现在的环境已经不同,我国受到了这个新刺激,一般人们已深深地明了科学的真价值,社会正需要这种新工具,大家正在努力于科学的设备和其方法的应用,所以学术上的发展,得以一日千里。在这二十余年来,我国在科学最有成绩的就是地质学,世界上如欧西各国研究地质学有了两百年的历史,我国现在以二十年的努力,竟获与世界地质学的知识并驾齐驱。在生物学方面,国内一般生物学者的拼命努力,亦已上了正轨,此外在物理,化学,医药等科学,我国皆有长足的进步,自然科学以外好象历史学,音韵学,语言学,考古学皆表现很好的成绩,虽然为时较暂,尚不如欧西的进步,但是为中国数千年来所仅见的现象。

  我们看到近二三十年,中国无论政治,文学,社会,学术各方面积极改革,我们知道中国已是再生时期的到临。这个复活时代,而现在正在开始萌发,因为外在的新刺激强大,而内在的潜力膨胀,所以这个再生时期为历来所未有,最少,其前途的进展,可与欧洲的再生时期的洪流相比。

  中国的再生时期,而现在是开始,将来其创造与改革,必将随洪流而膨胀增高;而我们一般中年人所能效力的时间已很短促,兹次再生运动是失败或成功,是在一般青年们如何的努力和前进!

(本文为1935年1月12日胡适在广西梧州市中山
纪念堂的演讲,梁明政笔记,原载1935年
1月22日至25日《梧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