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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再生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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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再生時期
作者:胡適

  

幾年以前,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我的師長,曾經函邀南來講學,抱歉得很,當時因為個人在北方事務紛繁,一時未易分離,現在得一個機會到此,並且承馬先生命講題,就是「中國再生時期」,在今天得和諸位談談。

  什麼叫做「再生時期」呢?我們知道,人類的個體生命歷程,是從少壯而衰老而死亡,人類的個體生命到了「衰老」的時期,必然遇到「死亡」,決沒有「返老還童」,所謂「再生」時期的到臨。那走江湖的人和報紙上的廣告,竟有什麼「返老還童藥」發胃,那是欺人之談,沒有科學根據的誕言。但是人類集團的生活和國家民族的文化之演進,雖也是由少壯而衰老而死亡;但是在衰老時期如何注射「返老還童」針,使變得了新的血脈,那麼一朝渙發新的精神,從老態龍鍾轉變而振作有為,於是,國家的各方面都表現了新的活動,這個時期,歷史家稱為「再生時期」。

  我們一讀西歐的近代史,就知道西歐在中古時代曾經有過八百年到一千年的黑暗時代(Dark Age)。那時,歐洲一切的文物俱已荒廢,民族達於「衰老」的程度;但是到了黑暗時代的末期,因為獲得了新的刺激,灌輸了新的血液,於是老大頹衰的歐州民族,到了十四、十五世紀便發生新的運動,返老還童,死里復活,成為歐西近幾百年一切文物發揚光大的基礎,這便是「文藝復興」(Renaissance)時代。我國向來翻譯為「文藝復興」,實在有些欠當,應該是叫做復甦或再生時期,十四十五世紀是歐洲的再生時期,那麼何時是中國的再生時期?試觀近三四十年來——尤其是最近的二十年來,我國的一切文物無論是社會制度,政治體系,經濟組織,學術思想……皆掀起了極大的變革,所以我相信,將來的歷史家就要目這個時代為中國的「再生時期」。因為我國具有幾千年的文化,然而,歷史演進到了現在,已經表現中華民族的老大衰頹。過去中國的歷史上,發生了多次的再生運動,交織起伏,希望促老大的中國返老還童;但是新的刺激奄弱,新的血液貧乏,終於未能成功。可是從歷史的觀點,我們知道現在中國「再生時期」的到臨。

  我國在中古時代,為宗教的迷信勢力,和社會遺留的法制所蒙蔽,但知尊重個人的生命,不理解做人的意義;《孝經》中云:「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不可毀傷」,當時一般的人們,不但是尊重自己的身體,並且求所以揚名顯親,光宗耀祖,最低限度也要做到「無辱」的地步,使自身和父母在社會上有尊榮的地位,要不是,生不如死!到戰國的時候,社會上表現了武士道的精神,許多人不但尊重人生的名譽,並且形成社會的俠義風尚和愛國犧牲的精神!民族漸漸有了復活的趨向。

  但是不多久,受佛教和道教的影響,俠義犧牲的精神,潛藏於無形,民族日漸衰老,怕死,念佛,求仙,遍尋返老還童藥丹以期長生不死,為着將來自身得入浮圖,不惜以指甲或手臂紫布浸油,在佛前燃燒作佛燈,表示信佛的虔誠,於是群起仿行,甚至竟以身殉,有的將整個身體縛布塗油,並且張貼布告:「在於某月某日在某某地方某某大和尚獻身佛前」云云,使得萬人空巷,爭往觀看;大和尚一面焚身,一面念佛,一面行禮,於是大家異口同聲讚美,因為大和尚從此已經成佛升天,達到人生最高的目的。這種個體的犧牲,為想達到個人入浮圖的夢想,與民族,國家,和人群沒有絲毫的關係;和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人生觀大相違背,到了這個時候,民族復回到了衰老時期。一直中國給這種黑暗的潮流盪漾了好幾百年!

  到了唐代,漸漸地萌發了一點生機,爬出了這個黑暗的圈子,一般不再幻想升天成佛。首先在文學上,我們看到有了良好的改革,許多詩人如杜甫,白居易等不再從事去讚美自然,吟風弄月,開始描寫社會的疾苦,出現了新的文學,達到了一個解放的時代。不但唐詩為我國歷代最著名的,柳公權,顏真卿的書法,皆甚有名;就是散文方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革。在唐朝以前,六朝的文學形成,一般人作起文章,講求對偶,造成四六句的駢體文,走上了荒昏的文學道上,當時的文學已經失掉了作用,而表達晉人的感情,感覺,和思想,還不完全。直到唐朝的韓退之、柳宗元出來,才將這種不合文法的駢文廢棄,主用「散文」,當時的「散文」,這就是現在我們所謂的「古文」。其結果,唐朝成為詩文最盛的一個時代,此外,在宗教方面,唐代也有相當的改革,就前所述,獨善其身的佛教,漸進而成禪宗,從印度的佛教轉變而為中國的禪宗,不立文字,不再打坐念經,見性成佛。所以唐代是中國一個再生的時期。但是,畢竟因為這時所遭受的刺激太小,新血液的灌輸不足,過後,又回到了衰老的時期。

  到了宋時,離現在九百餘年,中國又漸漸表露復活的趨勢,無論是在文學上,思想上,政治上等各方面宋朝都充分表現勃興的氣象。文學方面繼續出現了幾個新人物,如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他們繼起對於文字的努力,亦有了新的收穫,造成文學革命,「古文」的格式於是形成,後人合唐之韓愈、柳宗元稱為唐宋八大家,其中宋代占了六位,所以宋時在文學上又是一個再生時期。同時,在思想方面也有了極大的改觀,從前的人生觀為拜神求佛,但望個人延年益壽,避禍得福。在北宋時出了一個偉大的人物范仲淹氏。提出了一個新人生觀,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於是思想上表現了一個新時代,由個人主義走到利他主義的道上,要在人人還未曾有憂慮的時候,而自己去憂慮;但是快樂就是要到個個都享受了然後才到自己,這是宋代思想界一大革新。不到三十年,熙寧年間,王安石出來實行政治的大改革,但是惡勢力強固,改革沒有成功,繼有程灝,程頤,朱熹一般人出來,主敬存誠窮理為本,另成了一個學派,他們不再希望做道士和尚,而且要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人」,於是確立了一種理想的人生觀,如《大學》首章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但是這裡的「修身」和中古時候所希望為神仙成佛祖的一種自私的,出世的觀念不同,而是積極的,為社會的人生觀,所以「修身」的後面,就是「齊家」,「治國」,和「平天下」,這一種新人生觀的煥發,於是代替了中古時代宗教迷信的人生觀。從目的上說,由期望個人的超度推廣而期望社會的改進,因此在思想方面宋朝的理學派不愧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再生時期。

  然而,畢竟因為社會傳統的舊勢力膨脹,而新加入的血液不足,「治國」,「平天下」,又是那樣的艱深難行;不久,中國又回到了過去的時代,踏上從前的老路,文字方面從此跑上一個「做八股」的形式道上,體裁更壞。在思想方面,又回到靜坐,拜佛,欲成神仙的圈裡。一向積極的活動的人生現,轉變而消極的死樣的人生觀,無所為而為;因着要做聖賢便要做到「格物致知」和「治國平天下」,小民何敢奢望?「格物致知」的意義,原來正與近代的科學家理想相符,「物」的範圍既然是這樣廣泛,包羅萬有,單是要「格物」,以窮究天地萬物的道理,在那個時候,既沒有客觀的環境,生活上並沒有感覺到切膚的需要,而科學研究上的設備,好像顯微鏡,望遠鏡等等都一樣也沒有的;而大家既不了解科學實驗的方法,一般讀書人但知琅琅念書;文質彬彬,長袍大袖又不用手足,那裡說得科學的學習,因了這個緣故,「格物致知」,只是講講而沒有方法去實行。到明朝,王守仁主張「知行合一」,但是「格物致知」做不到,於是想從自身下手,由靜坐而提倡「良知」。初時,王陽明對於「格物窮理」等宋哲所提倡的思想,也願篤信力行,只是行而不知其法。為着「格物」,王陽明和他們的門弟,先試「格」庭前「竹」,解開「竹子為什麼中空?」的道理,他的門徒坐守三天三夜,仍舊不獲其理;王陽明不相信,自己親身去守望沉思,也弄了七天七夜,仍舊,「竹子為什麼中空?」的道理沒有「窮」了出來,反弄得病體支離,於是認為「格物致知」,那是干不通的;就改而提倡「良知良能」,以個人的知覺為做學問的出發點,我們曉得,思想方面這又回到了沉沒錯誤的途上,宋哲所提倡那積極的人生觀和「格物窮理」的道理,為了歷史上從來沒有研究的遺風,和科學的背景設備等,於是曇花一現,思想上又返到了過去的時代!

  每個時代都有一個再生時期,不在這方面或者就在那方面具有返老還童的趨勢。古文改革到了明朝,一方面,文學是走到形式的死路上;一方面是在蘊蓄着蓬勃的生機。在明朝以前的元代,已經有了白話戲曲,明朝以來,白話的詞曲,雖然仍舊存在,可是明代在文學上最偉大的傑作,是用白話寫的小說,好像《三國志》,《西廂記》,《水滸傳》等都是歷史上白話文長篇小說中不可多得的佳本,迄清時,又有《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小說出現,因此,這五百年來,文學上可以說是由古典的文學到了市民文學,為文學歷史上一個新的階段。但是,在這個時候,文學就分成了兩個部位,像《三國志》,《水滸》這一類的文學作品,在當時目為低級文學,為社會中一般下層階級的民眾,像賣豆腐的,拉車的,縫紉的作為茶餘飯後的讀物;而一般士大夫階級,仍舊在跑其「求功名」的道路,大做典試的八股文章。

  總括來說,在歷史我國是發生了好幾次的再生運動,從各方面表露復甦的精神,唐代可謂是我們文學上的大改革,民族也表現一些生機;但是一會兒又轉到了衰老時期。迄宋朝,文學又煥發了新生,並且思想上表露復活的氣象,但是因為舊勢力雄厚,新刺激,新血液貧乏,不久又朝八股文學的路兒跑。明代以後,白話文的興勃,文學上又表現了一種生機;然而一般士大夫階級仍在做古典應試的文學。所以我國歷史上雖然有了好幾次的「再生時期」交迭起伏,然而返老還童的目的,仍是沒有達到。不過,歷史演進到了現在,試現最近之數十年中國各方面的活躍,我們覺得中國並沒有死亡,過去的「再生運動」也不是完全失敗,並且這依舊在繼續的進行。我們從歷史的觀點來作一個比較,更證明現在中國所感應的刺激,所增加的新血液之強大,為歷來所未有,這種新刺激新血液,有促中國復活的趨向,所以現在是中國的再生時期,恐怕也就是最末一次的再生運動。因為現在關於政治改革已經大功告成,而在文學改革,社會改革,學術改革諸端也就如狂風怒潮逐波而來,在在都充滿了新的希望。現在分別說來:

  一,政治改革:前者我國歷史上的各種改革不容易求得實現,這原因思想,文學,宗教的改革不敵政治上的壓抑,往往思想和文學的改革,在政治上稍稍加以壓力,即將一筆勾銷,好像三十年前,光緒二十四年(即1898年)廣東一般領袖如梁啓超、康有為所領導戊戌維新運動,全國震動,思想為之一新,那時恭親王亦立意變法,並頒布了關於政治,軍事,教育等等數百件改革案,但是,還不夠三個月,頑固的慈禧太后復垂簾聽政,不贊成變法,於是,將皇帝幽禁,一般維新的黨人,捉的捉,殺的殺,如火如荼的改革運動,就給這一位老太太輕輕地一筆勾銷,這是給一般人的一個大教訓,皇帝或一般謀臣想圖改革,尚且還沒有成功的希望,在個人方面或是沒有地位的人更因着畏縮而消減了改革的念頭,倘若一不小心,給御史探悉,那麼自己的身家性命,立刻不能保障;想在文學方面努力改革運動,更是沒有辦法,政治上的壓力,立刻將加以取締,或封報館或停辦書店,歷史以來的文字獄,都是言論被鉗制的結果。所以,政治的改革在再生時期,實在占着重要的地位,但自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掃蕩了幾千年專制政治的積污,使中國開放蘇生的時代,而一切的革新運動,無論是在文學上,思想上,學術上的,才能夠發芽滋長。因此,若果沒有了辛亥的政治改革,那麼中國一切再生運動都不能成立。所以中國政體的改革,實在是一切改革的惟一條件。

  其次為文學改革:大多數稍能涉獵西洋文學的,必能理解我國的文字,尚不足以應付生活上的需要,我國的古文為兩千年前所形成的文字,這種文字到現在來如果要讀通,最少要花費一個極長的時間,倘若要能夠寫作,那麼需要更長期的訓練,可是做的文章和講的話,畢竟又是兩件事體,念着文章,普通一般人們聽不懂,所以這種文字實在是一種「死的語言」,如果是用來教育兒童,或是用來宣傳大眾,那是毫無用處的工具,尚在專制時代,早已經有人感覺到改革的需要,可是這種改革並沒有成功。

  何以在過去這種文字的改革不能成功?最大的原因是當時社會環境還實行科舉制度,將社會劃分了兩個階級,一方面是上層階級,有智識的,做官的;而又一方面是下層階級的民眾,拉車的,賣豆腐的,縫紉的……。這種「我」和「他」的界限劃分以後,於是形成彼此的觀念。但是環境是這樣,如果要做人上人,你得學做八股文章,寫端正的小楷,讀古文;至於白話文雖然和普通言語音義相同,寫語體文是一種實用的文章;可是上層階級的智識分子,大家目為那是下等社會人們的讀物,要想閱報,做官,絲毫沒有幫助,因此改革的結果,遂遭失敗。白話文雖然提倡,但是做八股的還是做八股。又因為,白話文為一般看不起,所以連下層階級的勞苦民眾,如果自己有了兒孫,還是要送去學做八股的文章,而白話文的改革,其結局,沒有方法不歸於失敗的。

  近十餘年來,白話文的提倡,所以先從這一點下手,打破「我們」和「他們」的區分,彼此合一。我們覺得中國須有「新文學」,我們覺得白話文是「活的語言」,我們為要打破社會的歧視,所以無論是詩歌,小說,戲劇,傳記,……都用白話文來寫,而過去有價值的白話作品,更使在社會有機會發揚光大,無論社會的上下層,大家都對白話文發生好感,並且在生活上去應用,是這樣,文學才可以改革。而近十餘年以來,我們都在從事這種工作。

  白話文的「白話」,和在兩粵通俗所謂「白話」的意義,頗有不同,在兩廣說到「白話」,意思就是指「廣話」而言,這裡面也有一個來源的;因為在從前表演粵戲的時候,舞台上表演的人,一方面是「唱」,一方面是「白」,所謂「白」就是「道白」,「道白」都是用「廣話」,這在大眾聽起來,「唱」的有時不會懂得,卻是「道白」的,往往聽得清清白白,所以「廣話」又叫做「白話」,但是在白話文所謂的「白話」,其意合「普通話(或叫官話)」相同,我國全國為同一的民族,是應該有同一的語言,這就是所謂「國語」。至於凡是可稱做「國語文」的,必須具有兩種條件:第一是全國流行最廣,大家最容易懂得的方言,第二,要有寫作的形式之標準,使大眾易學易教。這幾乎是全世界相同的道理,好象從前歐洲西部多用拉丁文字,但到現在,意大利就用意大利的語言文字,法蘭西有法語法文,英國和德國也有其國語國文。但是意大利、法蘭西、英、德等國,其國語的成文,也不外上述這兩個條件,即要在全國流行最廣和有其寫作的形式。

  在中國,語言方面流行最廣的就是「白話」或叫「官話」,又叫「普通話」,我們試一看丁文江和翁文灝所制的《中國語言分布圖》,我們就知道「普通話」在中國流行範圍的廣大,從北到俄邊哈爾濱,山東三省而萬里長城,長江一帶,南到與安南毗連的雲、貴;從東邊南京起到西邊的四川止,我們統觀中國東南西北這一個大區域,那麼包括了東三省,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江蘇一部),雲南,貴州和廣西的一部,所以「普通話」流行的地方,在我國本部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各處流行的「普通話」,雖然未嘗沒有多少出入,但是大同小異,都可以說是「普通話」,因此用「普通話」求做「國語」的標準,已經具備了第一個資格,至於第二個資格,也就頗有把握,近五百年以來,民間流行的有唱戲的戲本或說書的曲譜,都是由「普通話」而變成寫作的形式,裡面有淺顯的人人可懂的,好像父母子女的歡態,愛情的,訴苦的描寫;有歌唱有罵語,……的表述,這些在古典的文學裡是找不着,戀愛的詩歌,聽了以後令到個個會動情,倘若是要用古典的文學來表達,那麼值得要先下一番苦功,專心研究了二十年以後才讀得到。

  至於我國的方言,口中所講的語言,能夠表現寫作形式的,共有三種:一是廣東話即粵語,在文藝上有相當價值的寫作,就是「粵謳」,二是蘇州話即吳語,吳人常將口中的言語記載而成戲曲,說白,和小說;三是北方官話,這種語言所產生的文學作品很多,好像《紅樓夢》,《三國志》,《西廂記》,《封神》等。是從三四百年以前直流傳到現在,為我國社會上最通俗的小說,幾乎個個都讀,一提起來個個都知道,所以在寫作的形式來講當然也以普通話為最佳。

  在廣話和吳話的寫作形式,因為有許多地方並不流行,而且在寫作形式中有許多文字缺乏,不敷生活上的應用,後來自行創定,音聲使與方言一致,好象「沒有」粵語寫作「乜」,「□□□□」粵語寫作「咁」,這樣自製的新字,在粵語中很多很多,不下百十個,同時在吳語也是陷於同一的情狀,為使「語」與文一致,也創製了好些新字,好象「不要」吳語寫作「覅」(勿旁),「不曾」,吳語寫作「朆」(勿旁),諸如此類的不少,在官話中,從前「這個」的「這」字是沒有的。初時大家想用「之乎者也」的者字來表示,覺得不大好,後來又想用「太陽」的「陽」字來表示,也覺得麻煩,唐宋以後,用「文」(走之旁)字來表示,到最近才演進而為「這」字。又好象,你看好不好呢的 「呢」字,從前也沒有的,唐宋時代,以「漸」(耳底)字代表,好不費力,後來有些人用「呢」來表示,較為輕便易寫,於是就成立,沿用至今。從上所述,就可見到一字的創成,實在也不容易,而一種語言的成為國語,自然也並不是偶然的。官話的演進到了現在,所以能夠流行很廣,其功效也頗得力於《三國志》,《西廂記》,《紅樓夢》……,種種著名的小說,在數百年長時期深入民間的宣傳。

  文字的改革能夠徹底,非做到全國普遍的流行,和文學的內容充實不可,現在想要全國一致的以「語體文」為文學上惟一的工具,大家運用它來表達內心所蘊藏的思想、智識……,感情,除了在學校里教科書要採用它外,並且在課外方面的讀物,一切文學上的材料,都用「語體文」來做標準,用它去代替了古典文學的地位,能夠這樣地做到了這些工作使「白話文」成為全國最通行的語言和文字。

  而且這些語言文字才屬諸大家所有;並且成為全國最良好的宣傳和教育工具,這些應是文學革命的理論所在,文學革命的歷史,在此不贅;但是,從民十一年到現在,這十二年當中,全國刻刻在施行「國語教育」,成績也頗有可觀,這次我在香港,廣州各處演講翻譯,這便是一個例證。我們希望「國語文」成為全國的教育和宣傳的工具,同時它也就是統一全國應該着手的初步工作,記得當我們提倡「白話文」的時候,曾引起了社會上許多的人士反對,但是一種思想、言論、主張,固然恐怕沒有人們贊同,更怕沒有人家反對,最怕人家不聲不響地放到字紙簍去。新的文字,活的語言,在這個時代已經是非常地需要着它,所以從民國八年以來,越是反對和宣傳,就是像廣告一般的越是傳播,喚起了全國的注意,而反時代的舊文學日漸沒落,新文學的內容越漸充實,利用日增,造成了中國文學歷史上的再生時期,給予社會各方面以一種復活的影響。

  三為社會改革:全國在這個時期,舊社會各方面都發生了動搖,而趨向大眾化的途徑。最明顯的因新思想的介紹,而產生了思想上的改新,一方面有十九世紀歐美的民主立憲思想,一方面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又一方面輸入了最近歐洲的獨裁政治思想。在二十世紀世界思潮,從最左傾的如共產主義到最右傾的獨裁政治思想,中國無不應有盡有。非獨思想方面如此,在經濟組織方面,在社會積習方面也引起了莫大的革新,社會改革的範圍很廣,別的且不多講,就是個人的容儀方面也掀起了極大的變動,由剪髮,衣服改革,直到裸體運動,五花八門都象雨後春筍般的勃發,在婦女方面,如女子現在也在社會有相當的地位,可以參政,男女可以同學,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回想提倡男女平權,男女同學到現在已經有十餘年,而這種風習到現在,普及了全國。在民十六七年的時候,全國大學男女同學的仍是很少,但到現在,全國高等教育的機關,男女分校的卻是寥若晨星,如今試統計全國女子大學不過是有兩處,從男女授受不親轉變到現在的情狀,所以實在是社會上一種極大的變革,其他,在民法和刑法上也有了改革,現在女子也可以和男子一樣,有享受承繼財產的權利,在婚姻方面也有了改變,結婚離婚都比較從前容易,此外,一切在社會上足以妨礙進步、不合人生的要求,違反公眾福利的制度和習慣,都漸漸淘汰了許多,而現在中國社會的改革,依舊還在邁步進行着。

  四為學術改革:我國在歷史上,每一個朝代都有一次再生運動。試觀由唐到宋,由宋到明便是很好的例證;但是每次的再生運動,都不能使中國返老還童,達到再生的時代。而歐洲十五十六世紀的再生運動能夠做到了使歐洲衰老的民族復活,因為西洋再生時期,除了政治,文學,宗教,社會,……的積極改革外,還加上了一種重要的返老還童底藥針,這就是新科學的提倡和發揚。在宗教方面有德國的馬丁路德和法國的加爾文等創行新教,在科學研究方面就有哥白尼,伽利略和英國的牛頓相繼的研究和發明,因為歐洲有了新科學的研究,然後其再生運動不僅限於復古,恢復從前希臘羅馬時代的文物,而運用這個的新的工具,更進而謀創造新的文明,所以到了十八世紀以來,新科學倡明,生產方法改良,新工業得以加速進展,發出了世界新的光芒,造成了社會組織的新基礎,而歐洲的再生運動,才得以開花結果。

  學術上的改革,新科學的提倡,這實在是返老還童最強而最有效力的藥針,它能加強和充實新生命的血液,可是它不容易使人得以窺見,在政治,文學,社會上的改革,往往有形式的表現,但是學術上的是潛在的,假如我們不是加以注意,那就不容易覺得!可是,在二十三年以前,我國沒有一個自行研究科學的機關,也沒有一間純粹研究科學的大學,但是,到現在來,情形就是不同,各省大學及關於學術研究的機關,紛紛成立,並且從科學智識的接受更進而做創造的研究,過去我國歷史上也曾有過科學的再生時期,一般讀書人致力於「格物窮理」,但是因為沒有科學的背景,行而不通,於是卻步不前,達於學術的沒落時代;但是現在的環境已經不同,我國受到了這個新刺激,一般人們已深深地明了科學的真價值,社會正需要這種新工具,大家正在努力於科學的設備和其方法的應用,所以學術上的發展,得以一日千里。在這二十餘年來,我國在科學最有成績的就是地質學,世界上如歐西各國研究地質學有了兩百年的歷史,我國現在以二十年的努力,竟獲與世界地質學的知識並駕齊驅。在生物學方面,國內一般生物學者的拼命努力,亦已上了正軌,此外在物理,化學,醫藥等科學,我國皆有長足的進步,自然科學以外好象歷史學,音韻學,語言學,考古學皆表現很好的成績,雖然為時較暫,尚不如歐西的進步,但是為中國數千年來所僅見的現象。

  我們看到近二三十年,中國無論政治,文學,社會,學術各方面積極改革,我們知道中國已是再生時期的到臨。這個復活時代,而現在正在開始萌發,因為外在的新刺激強大,而內在的潛力膨脹,所以這個再生時期為歷來所未有,最少,其前途的進展,可與歐洲的再生時期的洪流相比。

  中國的再生時期,而現在是開始,將來其創造與改革,必將隨洪流而膨脹增高;而我們一般中年人所能效力的時間已很短促,茲次再生運動是失敗或成功,是在一般青年們如何的努力和前進!

(本文為1935年1月12日胡適在廣西梧州市中山
紀念堂的演講,梁明政筆記,原載1935年
1月22日至25日《梧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