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再生時期

中國再生時期
作者：胡適

　　

幾年以前，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我的師長，曾經函邀南來講學，抱歉得很，當時因為個人在北方事務紛繁，一時未易分離，現在得一個機會到此，並且承馬先生命講題，就是「中國再生時期」，在今天得和諸位談談。

　　什麼叫做「再生時期」呢？我們知道，人類的個體生命歷程，是從少壯而衰老而死亡，人類的個體生命到了「衰老」的時期，必然遇到「死亡」，決沒有「返老還童」，所謂「再生」時期的到臨。那走江湖的人和報紙上的廣告，竟有什麼「返老還童藥」發胃，那是欺人之談，沒有科學根據的誕言。但是人類集團的生活和國家民族的文化之演進，雖也是由少壯而衰老而死亡；但是在衰老時期如何注射「返老還童」針，使變得了新的血脈，那麼一朝渙發新的精神，從老態龍鍾轉變而振作有為，於是，國家的各方面都表現了新的活動，這個時期，歷史家稱為「再生時期」。

　　我們一讀西歐的近代史，就知道西歐在中古時代曾經有過八百年到一千年的黑暗時代（Dark Age）。那時，歐洲一切的文物俱已荒廢，民族達於「衰老」的程度；但是到了黑暗時代的末期，因為獲得了新的刺激，灌輸了新的血液，於是老大頹衰的歐州民族，到了十四、十五世紀便發生新的運動，返老還童，死里復活，成為歐西近幾百年一切文物發揚光大的基礎，這便是「文藝復興」（Renaissance）時代。我國向來翻譯為「文藝復興」，實在有些欠當，應該是叫做復甦或再生時期，十四十五世紀是歐洲的再生時期，那麼何時是中國的再生時期？試觀近三四十年來——尤其是最近的二十年來，我國的一切文物無論是社會制度，政治體系，經濟組織，學術思想……皆掀起了極大的變革，所以我相信，將來的歷史家就要目這個時代為中國的「再生時期」。因為我國具有幾千年的文化，然而，歷史演進到了現在，已經表現中華民族的老大衰頹。過去中國的歷史上，發生了多次的再生運動，交織起伏，希望促老大的中國返老還童；但是新的刺激奄弱，新的血液貧乏，終於未能成功。可是從歷史的觀點，我們知道現在中國「再生時期」的到臨。

　　我國在中古時代，為宗教的迷信勢力，和社會遺留的法制所蒙蔽，但知尊重個人的生命，不理解做人的意義；《孝經》中云：「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不可毀傷」，當時一般的人們，不但是尊重自己的身體，並且求所以揚名顯親，光宗耀祖，最低限度也要做到「無辱」的地步，使自身和父母在社會上有尊榮的地位，要不是，生不如死！到戰國的時候，社會上表現了武士道的精神，許多人不但尊重人生的名譽，並且形成社會的俠義風尚和愛國犧牲的精神！民族漸漸有了復活的趨向。

　　但是不多久，受佛教和道教的影響，俠義犧牲的精神，潛藏於無形，民族日漸衰老，怕死，念佛，求仙，遍尋返老還童藥丹以期長生不死，為着將來自身得入浮圖，不惜以指甲或手臂紫布浸油，在佛前燃燒作佛燈，表示信佛的虔誠，於是群起仿行，甚至竟以身殉，有的將整個身體縛布塗油，並且張貼布告：「在於某月某日在某某地方某某大和尚獻身佛前」云云，使得萬人空巷，爭往觀看；大和尚一面焚身，一面念佛，一面行禮，於是大家異口同聲讚美，因為大和尚從此已經成佛升天，達到人生最高的目的。這種個體的犧牲，為想達到個人入浮圖的夢想，與民族，國家，和人群沒有絲毫的關係；和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人生觀大相違背，到了這個時候，民族復回到了衰老時期。一直中國給這種黑暗的潮流盪漾了好幾百年！

　　到了唐代，漸漸地萌發了一點生機，爬出了這個黑暗的圈子，一般不再幻想升天成佛。首先在文學上，我們看到有了良好的改革，許多詩人如杜甫，白居易等不再從事去讚美自然，吟風弄月，開始描寫社會的疾苦，出現了新的文學，達到了一個解放的時代。不但唐詩為我國歷代最著名的，柳公權，顏真卿的書法，皆甚有名；就是散文方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革。在唐朝以前，六朝的文學形成，一般人作起文章，講求對偶，造成四六句的駢體文，走上了荒昏的文學道上，當時的文學已經失掉了作用，而表達晉人的感情，感覺，和思想，還不完全。直到唐朝的韓退之、柳宗元出來，才將這種不合文法的駢文廢棄，主用「散文」，當時的「散文」，這就是現在我們所謂的「古文」。其結果，唐朝成為詩文最盛的一個時代，此外，在宗教方面，唐代也有相當的改革，就前所述，獨善其身的佛教，漸進而成禪宗，從印度的佛教轉變而為中國的禪宗，不立文字，不再打坐念經，見性成佛。所以唐代是中國一個再生的時期。但是，畢竟因為這時所遭受的刺激太小，新血液的灌輸不足，過後，又回到了衰老的時期。

　　到了宋時，離現在九百餘年，中國又漸漸表露復活的趨勢，無論是在文學上，思想上，政治上等各方面宋朝都充分表現勃興的氣象。文學方面繼續出現了幾個新人物，如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他們繼起對於文字的努力，亦有了新的收穫，造成文學革命，「古文」的格式於是形成，後人合唐之韓愈、柳宗元稱為唐宋八大家，其中宋代占了六位，所以宋時在文學上又是一個再生時期。同時，在思想方面也有了極大的改觀，從前的人生觀為拜神求佛，但望個人延年益壽，避禍得福。在北宋時出了一個偉大的人物范仲淹氏。提出了一個新人生觀，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於是思想上表現了一個新時代，由個人主義走到利他主義的道上，要在人人還未曾有憂慮的時候，而自己去憂慮；但是快樂就是要到個個都享受了然後才到自己，這是宋代思想界一大革新。不到三十年，熙寧年間，王安石出來實行政治的大改革，但是惡勢力強固，改革沒有成功，繼有程灝，程頤，朱熹一般人出來，主敬存誠窮理為本，另成了一個學派，他們不再希望做道士和尚，而且要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人」，於是確立了一種理想的人生觀，如《大學》首章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但是這裡的「修身」和中古時候所希望為神仙成佛祖的一種自私的，出世的觀念不同，而是積極的，為社會的人生觀，所以「修身」的後面，就是「齊家」，「治國」，和「平天下」，這一種新人生觀的煥發，於是代替了中古時代宗教迷信的人生觀。從目的上說，由期望個人的超度推廣而期望社會的改進，因此在思想方面宋朝的理學派不愧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再生時期。

　　然而，畢竟因為社會傳統的舊勢力膨脹，而新加入的血液不足，「治國」，「平天下」，又是那樣的艱深難行；不久，中國又回到了過去的時代，踏上從前的老路，文字方面從此跑上一個「做八股」的形式道上，體裁更壞。在思想方面，又回到靜坐，拜佛，欲成神仙的圈裡。一向積極的活動的人生現，轉變而消極的死樣的人生觀，無所為而為；因着要做聖賢便要做到「格物致知」和「治國平天下」，小民何敢奢望？「格物致知」的意義，原來正與近代的科學家理想相符，「物」的範圍既然是這樣廣泛，包羅萬有，單是要「格物」，以窮究天地萬物的道理，在那個時候，既沒有客觀的環境，生活上並沒有感覺到切膚的需要，而科學研究上的設備，好像顯微鏡，望遠鏡等等都一樣也沒有的；而大家既不了解科學實驗的方法，一般讀書人但知琅琅念書；文質彬彬，長袍大袖又不用手足，那裡說得科學的學習，因了這個緣故，「格物致知」，只是講講而沒有方法去實行。到明朝，王守仁主張「知行合一」，但是「格物致知」做不到，於是想從自身下手，由靜坐而提倡「良知」。初時，王陽明對於「格物窮理」等宋哲所提倡的思想，也願篤信力行，只是行而不知其法。為着「格物」，王陽明和他們的門弟，先試「格」庭前「竹」，解開「竹子為什麼中空？」的道理，他的門徒坐守三天三夜，仍舊不獲其理；王陽明不相信，自己親身去守望沉思，也弄了七天七夜，仍舊，「竹子為什麼中空？」的道理沒有「窮」了出來，反弄得病體支離，於是認為「格物致知」，那是干不通的；就改而提倡「良知良能」，以個人的知覺為做學問的出發點，我們曉得，思想方面這又回到了沉沒錯誤的途上，宋哲所提倡那積極的人生觀和「格物窮理」的道理，為了歷史上從來沒有研究的遺風，和科學的背景設備等，於是曇花一現，思想上又返到了過去的時代！

　　每個時代都有一個再生時期，不在這方面或者就在那方面具有返老還童的趨勢。古文改革到了明朝，一方面，文學是走到形式的死路上；一方面是在蘊蓄着蓬勃的生機。在明朝以前的元代，已經有了白話戲曲，明朝以來，白話的詞曲，雖然仍舊存在，可是明代在文學上最偉大的傑作，是用白話寫的小說，好像《三國志》，《西廂記》，《水滸傳》等都是歷史上白話文長篇小說中不可多得的佳本，迄清時，又有《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小說出現，因此，這五百年來，文學上可以說是由古典的文學到了市民文學，為文學歷史上一個新的階段。但是，在這個時候，文學就分成了兩個部位，像《三國志》，《水滸》這一類的文學作品，在當時目為低級文學，為社會中一般下層階級的民眾，像賣豆腐的，拉車的，縫紉的作為茶餘飯後的讀物；而一般士大夫階級，仍舊在跑其「求功名」的道路，大做典試的八股文章。

　　總括來說，在歷史我國是發生了好幾次的再生運動，從各方面表露復甦的精神，唐代可謂是我們文學上的大改革，民族也表現一些生機；但是一會兒又轉到了衰老時期。迄宋朝，文學又煥發了新生，並且思想上表露復活的氣象，但是因為舊勢力雄厚，新刺激，新血液貧乏，不久又朝八股文學的路兒跑。明代以後，白話文的興勃，文學上又表現了一種生機；然而一般士大夫階級仍在做古典應試的文學。所以我國歷史上雖然有了好幾次的「再生時期」交迭起伏，然而返老還童的目的，仍是沒有達到。不過，歷史演進到了現在，試現最近之數十年中國各方面的活躍，我們覺得中國並沒有死亡，過去的「再生運動」也不是完全失敗，並且這依舊在繼續的進行。我們從歷史的觀點來作一個比較，更證明現在中國所感應的刺激，所增加的新血液之強大，為歷來所未有，這種新刺激新血液，有促中國復活的趨向，所以現在是中國的再生時期，恐怕也就是最末一次的再生運動。因為現在關於政治改革已經大功告成，而在文學改革，社會改革，學術改革諸端也就如狂風怒潮逐波而來，在在都充滿了新的希望。現在分別說來：

　　一，政治改革：前者我國歷史上的各種改革不容易求得實現，這原因思想，文學，宗教的改革不敵政治上的壓抑，往往思想和文學的改革，在政治上稍稍加以壓力，即將一筆勾銷，好像三十年前，光緒二十四年（即1898年）廣東一般領袖如梁啓超、康有為所領導戊戌維新運動，全國震動，思想為之一新，那時恭親王亦立意變法，並頒布了關於政治，軍事，教育等等數百件改革案，但是，還不夠三個月，頑固的慈禧太后復垂簾聽政，不贊成變法，於是，將皇帝幽禁，一般維新的黨人，捉的捉，殺的殺，如火如荼的改革運動，就給這一位老太太輕輕地一筆勾銷，這是給一般人的一個大教訓，皇帝或一般謀臣想圖改革，尚且還沒有成功的希望，在個人方面或是沒有地位的人更因着畏縮而消減了改革的念頭，倘若一不小心，給御史探悉，那麼自己的身家性命，立刻不能保障；想在文學方面努力改革運動，更是沒有辦法，政治上的壓力，立刻將加以取締，或封報館或停辦書店，歷史以來的文字獄，都是言論被鉗制的結果。所以，政治的改革在再生時期，實在占着重要的地位，但自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掃蕩了幾千年專制政治的積污，使中國開放蘇生的時代，而一切的革新運動，無論是在文學上，思想上，學術上的，才能夠發芽滋長。因此，若果沒有了辛亥的政治改革，那麼中國一切再生運動都不能成立。所以中國政體的改革，實在是一切改革的惟一條件。

　　其次為文學改革：大多數稍能涉獵西洋文學的，必能理解我國的文字，尚不足以應付生活上的需要，我國的古文為兩千年前所形成的文字，這種文字到現在來如果要讀通，最少要花費一個極長的時間，倘若要能夠寫作，那麼需要更長期的訓練，可是做的文章和講的話，畢竟又是兩件事體，念着文章，普通一般人們聽不懂，所以這種文字實在是一種「死的語言」，如果是用來教育兒童，或是用來宣傳大眾，那是毫無用處的工具，尚在專制時代，早已經有人感覺到改革的需要，可是這種改革並沒有成功。

　　何以在過去這種文字的改革不能成功？最大的原因是當時社會環境還實行科舉制度，將社會劃分了兩個階級，一方面是上層階級，有智識的，做官的；而又一方面是下層階級的民眾，拉車的，賣豆腐的，縫紉的……。這種「我」和「他」的界限劃分以後，於是形成彼此的觀念。但是環境是這樣，如果要做人上人，你得學做八股文章，寫端正的小楷，讀古文；至於白話文雖然和普通言語音義相同，寫語體文是一種實用的文章；可是上層階級的智識分子，大家目為那是下等社會人們的讀物，要想閱報，做官，絲毫沒有幫助，因此改革的結果，遂遭失敗。白話文雖然提倡，但是做八股的還是做八股。又因為，白話文為一般看不起，所以連下層階級的勞苦民眾，如果自己有了兒孫，還是要送去學做八股的文章，而白話文的改革，其結局，沒有方法不歸於失敗的。

　　近十餘年來，白話文的提倡，所以先從這一點下手，打破「我們」和「他們」的區分，彼此合一。我們覺得中國須有「新文學」，我們覺得白話文是「活的語言」，我們為要打破社會的歧視，所以無論是詩歌，小說，戲劇，傳記，……都用白話文來寫，而過去有價值的白話作品，更使在社會有機會發揚光大，無論社會的上下層，大家都對白話文發生好感，並且在生活上去應用，是這樣，文學才可以改革。而近十餘年以來，我們都在從事這種工作。

　　白話文的「白話」，和在兩粵通俗所謂「白話」的意義，頗有不同，在兩廣說到「白話」，意思就是指「廣話」而言，這裡面也有一個來源的；因為在從前表演粵戲的時候，舞台上表演的人，一方面是「唱」，一方面是「白」，所謂「白」就是「道白」，「道白」都是用「廣話」，這在大眾聽起來，「唱」的有時不會懂得，卻是「道白」的，往往聽得清清白白，所以「廣話」又叫做「白話」，但是在白話文所謂的「白話」，其意合「普通話（或叫官話）」相同，我國全國為同一的民族，是應該有同一的語言，這就是所謂「國語」。至於凡是可稱做「國語文」的，必須具有兩種條件：第一是全國流行最廣，大家最容易懂得的方言，第二，要有寫作的形式之標準，使大眾易學易教。這幾乎是全世界相同的道理，好象從前歐洲西部多用拉丁文字，但到現在，意大利就用意大利的語言文字，法蘭西有法語法文，英國和德國也有其國語國文。但是意大利、法蘭西、英、德等國，其國語的成文，也不外上述這兩個條件，即要在全國流行最廣和有其寫作的形式。

　　在中國，語言方面流行最廣的就是「白話」或叫「官話」，又叫「普通話」，我們試一看丁文江和翁文灝所制的《中國語言分布圖》，我們就知道「普通話」在中國流行範圍的廣大，從北到俄邊哈爾濱，山東三省而萬里長城，長江一帶，南到與安南毗連的雲、貴；從東邊南京起到西邊的四川止，我們統觀中國東南西北這一個大區域，那麼包括了東三省，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江蘇一部），雲南，貴州和廣西的一部，所以「普通話」流行的地方，在我國本部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各處流行的「普通話」，雖然未嘗沒有多少出入，但是大同小異，都可以說是「普通話」，因此用「普通話」求做「國語」的標準，已經具備了第一個資格，至於第二個資格，也就頗有把握，近五百年以來，民間流行的有唱戲的戲本或說書的曲譜，都是由「普通話」而變成寫作的形式，裡面有淺顯的人人可懂的，好像父母子女的歡態，愛情的，訴苦的描寫；有歌唱有罵語，……的表述，這些在古典的文學裡是找不着，戀愛的詩歌，聽了以後令到個個會動情，倘若是要用古典的文學來表達，那麼值得要先下一番苦功，專心研究了二十年以後才讀得到。

　　至於我國的方言，口中所講的語言，能夠表現寫作形式的，共有三種：一是廣東話即粵語，在文藝上有相當價值的寫作，就是「粵謳」，二是蘇州話即吳語，吳人常將口中的言語記載而成戲曲，說白，和小說；三是北方官話，這種語言所產生的文學作品很多，好像《紅樓夢》，《三國志》，《西廂記》，《封神》等。是從三四百年以前直流傳到現在，為我國社會上最通俗的小說，幾乎個個都讀，一提起來個個都知道，所以在寫作的形式來講當然也以普通話為最佳。

　　在廣話和吳話的寫作形式，因為有許多地方並不流行，而且在寫作形式中有許多文字缺乏，不敷生活上的應用，後來自行創定，音聲使與方言一致，好象「沒有」粵語寫作「乜」，「□□□□」粵語寫作「咁」，這樣自製的新字，在粵語中很多很多，不下百十個，同時在吳語也是陷於同一的情狀，為使「語」與文一致，也創製了好些新字，好象「不要」吳語寫作「覅」（勿旁），「不曾」，吳語寫作「朆」（勿旁），諸如此類的不少，在官話中，從前「這個」的「這」字是沒有的。初時大家想用「之乎者也」的者字來表示，覺得不大好，後來又想用「太陽」的「陽」字來表示，也覺得麻煩，唐宋以後，用「文」（走之旁）字來表示，到最近才演進而為「這」字。又好象，你看好不好呢的 「呢」字，從前也沒有的，唐宋時代，以「漸」（耳底）字代表，好不費力，後來有些人用「呢」來表示，較為輕便易寫，於是就成立，沿用至今。從上所述，就可見到一字的創成，實在也不容易，而一種語言的成為國語，自然也並不是偶然的。官話的演進到了現在，所以能夠流行很廣，其功效也頗得力於《三國志》，《西廂記》，《紅樓夢》……，種種著名的小說，在數百年長時期深入民間的宣傳。

　　文字的改革能夠徹底，非做到全國普遍的流行，和文學的內容充實不可，現在想要全國一致的以「語體文」為文學上惟一的工具，大家運用它來表達內心所蘊藏的思想、智識……，感情，除了在學校里教科書要採用它外，並且在課外方面的讀物，一切文學上的材料，都用「語體文」來做標準，用它去代替了古典文學的地位，能夠這樣地做到了這些工作使「白話文」成為全國最通行的語言和文字。

　　而且這些語言文字才屬諸大家所有；並且成為全國最良好的宣傳和教育工具，這些應是文學革命的理論所在，文學革命的歷史，在此不贅；但是，從民十一年到現在，這十二年當中，全國刻刻在施行「國語教育」，成績也頗有可觀，這次我在香港，廣州各處演講翻譯，這便是一個例證。我們希望「國語文」成為全國的教育和宣傳的工具，同時它也就是統一全國應該着手的初步工作，記得當我們提倡「白話文」的時候，曾引起了社會上許多的人士反對，但是一種思想、言論、主張，固然恐怕沒有人們贊同，更怕沒有人家反對，最怕人家不聲不響地放到字紙簍去。新的文字，活的語言，在這個時代已經是非常地需要着它，所以從民國八年以來，越是反對和宣傳，就是像廣告一般的越是傳播，喚起了全國的注意，而反時代的舊文學日漸沒落，新文學的內容越漸充實，利用日增，造成了中國文學歷史上的再生時期，給予社會各方面以一種復活的影響。

　　三為社會改革：全國在這個時期，舊社會各方面都發生了動搖，而趨向大眾化的途徑。最明顯的因新思想的介紹，而產生了思想上的改新，一方面有十九世紀歐美的民主立憲思想，一方面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又一方面輸入了最近歐洲的獨裁政治思想。在二十世紀世界思潮，從最左傾的如共產主義到最右傾的獨裁政治思想，中國無不應有盡有。非獨思想方面如此，在經濟組織方面，在社會積習方面也引起了莫大的革新，社會改革的範圍很廣，別的且不多講，就是個人的容儀方面也掀起了極大的變動，由剪髮，衣服改革，直到裸體運動，五花八門都象雨後春筍般的勃發，在婦女方面，如女子現在也在社會有相當的地位，可以參政，男女可以同學，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回想提倡男女平權，男女同學到現在已經有十餘年，而這種風習到現在，普及了全國。在民十六七年的時候，全國大學男女同學的仍是很少，但到現在，全國高等教育的機關，男女分校的卻是寥若晨星，如今試統計全國女子大學不過是有兩處，從男女授受不親轉變到現在的情狀，所以實在是社會上一種極大的變革，其他，在民法和刑法上也有了改革，現在女子也可以和男子一樣，有享受承繼財產的權利，在婚姻方面也有了改變，結婚離婚都比較從前容易，此外，一切在社會上足以妨礙進步、不合人生的要求，違反公眾福利的制度和習慣，都漸漸淘汰了許多，而現在中國社會的改革，依舊還在邁步進行着。

　　四為學術改革：我國在歷史上，每一個朝代都有一次再生運動。試觀由唐到宋，由宋到明便是很好的例證；但是每次的再生運動，都不能使中國返老還童，達到再生的時代。而歐洲十五十六世紀的再生運動能夠做到了使歐洲衰老的民族復活，因為西洋再生時期，除了政治，文學，宗教，社會，……的積極改革外，還加上了一種重要的返老還童底藥針，這就是新科學的提倡和發揚。在宗教方面有德國的馬丁路德和法國的加爾文等創行新教，在科學研究方面就有哥白尼，伽利略和英國的牛頓相繼的研究和發明，因為歐洲有了新科學的研究，然後其再生運動不僅限於復古，恢復從前希臘羅馬時代的文物，而運用這個的新的工具，更進而謀創造新的文明，所以到了十八世紀以來，新科學倡明，生產方法改良，新工業得以加速進展，發出了世界新的光芒，造成了社會組織的新基礎，而歐洲的再生運動，才得以開花結果。

　　學術上的改革，新科學的提倡，這實在是返老還童最強而最有效力的藥針，它能加強和充實新生命的血液，可是它不容易使人得以窺見，在政治，文學，社會上的改革，往往有形式的表現，但是學術上的是潛在的，假如我們不是加以注意，那就不容易覺得！可是，在二十三年以前，我國沒有一個自行研究科學的機關，也沒有一間純粹研究科學的大學，但是，到現在來，情形就是不同，各省大學及關於學術研究的機關，紛紛成立，並且從科學智識的接受更進而做創造的研究，過去我國歷史上也曾有過科學的再生時期，一般讀書人致力於「格物窮理」，但是因為沒有科學的背景，行而不通，於是卻步不前，達於學術的沒落時代；但是現在的環境已經不同，我國受到了這個新刺激，一般人們已深深地明了科學的真價值，社會正需要這種新工具，大家正在努力於科學的設備和其方法的應用，所以學術上的發展，得以一日千里。在這二十餘年來，我國在科學最有成績的就是地質學，世界上如歐西各國研究地質學有了兩百年的歷史，我國現在以二十年的努力，竟獲與世界地質學的知識並駕齊驅。在生物學方面，國內一般生物學者的拼命努力，亦已上了正軌，此外在物理，化學，醫藥等科學，我國皆有長足的進步，自然科學以外好象歷史學，音韻學，語言學，考古學皆表現很好的成績，雖然為時較暫，尚不如歐西的進步，但是為中國數千年來所僅見的現象。

　　我們看到近二三十年，中國無論政治，文學，社會，學術各方面積極改革，我們知道中國已是再生時期的到臨。這個復活時代，而現在正在開始萌發，因為外在的新刺激強大，而內在的潛力膨脹，所以這個再生時期為歷來所未有，最少，其前途的進展，可與歐洲的再生時期的洪流相比。

　　中國的再生時期，而現在是開始，將來其創造與改革，必將隨洪流而膨脹增高；而我們一般中年人所能效力的時間已很短促，茲次再生運動是失敗或成功，是在一般青年們如何的努力和前進！

（本文為1935年1月12日胡適在廣西梧州市中山

紀念堂的演講，梁明政筆記，原載1935年

1月22日至25日《梧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