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的收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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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云五〕先生告诉我说,众位在这里研究图书馆学,每星期请专家来讲演。我这个人,可以说是不名一家。白话文是大家做的,不能说专家;整理国故,实在说不上家。所以我今天来讲,并不是以专家的资格。并且我今天所讲的,是书的问题。书这样东西,没有人可以说是专家的,是图书馆范围非常广博,尤其更不配说专家。我家里书很多,可是乱七八糟,没有方法去整理。当我要书的时候,我写信去说:我要的书是在进门左手第三行第三格。我的书只是凭记忆所及,胡乱的放着。但是近来几次的搬家,这个进门左手第几行第几格的方法,已经不适用了。现在我的书,有的在北平,有的在上海,有的在箱子里,有的在书架上。将来生活安定了,把所有的书集在一处布置起来,还须请众位替我帮忙整理。因为我是完全不懂方法的。

  近来我在国内国外走走,同一些中国图书馆家谈谈,每每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学图书馆的人很多,但是懂得书的人很少,学图书馆的人,学了分类管理就够了,于是大家研究分类,你有一个新的分类法,他有一个新的分类法,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很重要的。尤其是小规模的图书馆。在小图书馆里,不得已的时候,只须用两种方法来分类:一是人名,一是书名就够了。图书馆的中心问题,是要懂得书。图书馆学中的检字方法,分类方法,管理方法,比较起来是很容易的。一个星期学几个星期练习就可以毕业。但是必定要懂得书,才可以说是图书馆专家。叫化子弄猴子,有了猴子,才可以弄;舞棍,有了棍,才可以舞。分类法的本身是很抽象的。书很少,自然没有地方逞本事;有了书也要知道它的内容。这本Pasteur的传,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是化学家呢?还是生物学家,医学或卫生学,就彷徨无措。无论你的方法是如何周全精密,不懂得内容,是无从分类起的。图书馆学者,学了一个星期,实习了几个星期,这不过是门径。如果要把他做终身的事业,就要懂得书。懂得书,才可以买书、收书、鉴定书、分类书。众位将来去到各地服务的时候,我要提出一个警告,就是但懂得方法而不懂书是没有用的。你们的地位,只能做馆员,而不能做馆长的。

  今天我所要讲的,是怎样去收集书。收书是图书馆很重要的事。可是要收的,实在不少,有旧书,有新书,有外国书,有中国书。外国书自然是懂得外国文字的,才有收的方法。如果不懂得外国文字,便是讲也没有用处的,要懂书,有三个重要的办法:(一)爱书,把书当做心爱的东西,和守财奴爱钱一样。(二)读书,时时刻刻的读,继续不断的读。唯有读书才能懂书。最低的限度也要常常去看。(三)多开生路。生路多了自然会活泛。因此外国语不能不懂。一日语,二英语,三法语,四德语,五俄语,能多懂了一种,便多了一种的好处。生路开的多了,才能讲收书,无论旧的,新的,中国的,外国的,都得知道他的内容,这样,便是分类也有了办法。

  我今天的题目是“中国书的收集法”。吴稚晖先生这几年来常说中国的线装书,都应该丢到毛厕里去。这句话在精神上是很可赞成的。因为在现在的中国,的确应该提倡些物质文明,无用的书可以丢掉,但是他安顿线装书的法子,实在不好。毛厕不是摆书的好地方,而且太不卫生。所以我提议把线装书一起收集起来,放到图书馆里去。所谓束之高阁。整理好了,备而不用,随时由专门学者去研究参考。那么中国书当如何收集呢?从前收集中国书,最容易犯两个大毛病:一是古董家的收集法,一是理学家的收集法。

  古董家的收集法,是专讲版本的,比方藏书,大家知道北平的藏书大家傅沅叔先生。他收书,就不收明朝嘉靖以后的书。清朝的书,虽也收一点,但只限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精刻本。亦有些人更进一步非宋不收,而且只限于北宋;他们以为北宋版是初刻本,当然更好。不论是那一种书,只要是宋版,便要收藏。因此这一类书,价钱就很贵。譬如《资治通鉴》,是一部极平常的史书,什么地方都可以买,好古的收藏家,如果遇见宋刻的《资治通鉴》,都千方百计的要弄到他,就是化三千五千一万两万而得到一部不完整的本子,也是愿意的。现在刚刻出来的一本《宋刑统》这一部书,包括宋朝一代的政治法令,本来没有人注意到。大理院刻了这部书,在历史上很占重要的地位,可是古董式的收藏家,他不肯化数十块钱去买一部《宋刑统》却肯化三千五千一万两万买不完整的宋刻《资治通鉴》。拿这种态度收书,有许多毛病:(一)太奢侈,用极贵的价钱收极平常的书,太不合算,诸位将来都是到各地去办小规模的图书馆的,这种图书馆当然没有钱做这样的事情。便是有钱我以为也不必的。(二)范围太窄。譬如说,明朝嘉靖以后的书,一概不收。清朝本子刻得好的,才收一点。他们收的书,都是破铜烂铁,用处实在很少,只有古董的价值,完全没有历史的眼光。惟有给学者作校刊旧本之用。比方一部宋版的《资治通鉴》,他因为刻得最早,比较的错误的可能性少一点。如果用他去校刊旁的版本,当然有许多利益。诸位写一篇千字的文章,自己初抄的时候,抄错一个字,可是给人家第二次抄录的时候,就错了两个字。这样以讹传讹,也许会错到五六字十余字的。如果把原本对照,就可以改正好多。所以买旧本的用处,至多只有供校刊学者的校刊而已。如果要使人知道古书是怎么样子的,那么说句干脆话,还不如交给博物院去保存的好,而且严格的说一句,宋本古本不一定是好的。我们一百年来晓得校刊本子不在乎古而在乎精。比方ABC三个本子。在宋朝时候据A本校刊成为D本便称宋版。而E本呢,是收ABC三本参考校刊而成的可说是明本,这样看来,明本也许比宋本精粹些,说明如左(下):

  

  

  理学家的收集法,是完全用理学家的眼光来收书的,这一种收集法比古董家还不好。古董家的眼光,如果这本书是古的他就收去,比方《四部丛刊》中的太平乐府是刻得很坏的,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元朝堂子里的姑娘所唱的小曲子,经杨朝云编在一处,才保存到现在。如果撞在道学家手里,早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古董家因为看见他难得,所以把他收进去,使我们晓得元朝的小曲子,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东西。董康先生翻刻的《五代史平话》,原是极破烂的一本书,但是因为古的关系,居然有人把他刻出来保全了这个书,这是第一种比第二种好的地方。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古董家虽然不懂这破烂的书,可是放着也好,要是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有很大的毛病。《四库全书》是一个很大的收集(collection)。但是清乾隆皇帝所颁的上谕,和提要中,口口声声说是要搜集有关世道人心的书。这我们查书的几篇上谕,就可以知道。所以他小曲子不要,小学不要。他所收的,都是他认为与世道人心无妨碍的。拿这个标准收书,就去掉了不少不少有用的书。他的弊端很大:(一)门类太窄。《四库全书》是大半根据《永乐大典》集出来的。《永乐大典》的收集法,乱七八糟,什么书都收在里面。戏也有,词曲也有,小学也有,他的收法,是按韵排列的。譬如这部戏曲是微韵,就收入微韵里。可是到了清朝,那些学者的大臣,学者的皇帝,带上了道学家的幌子,把《永乐大典》中保存的许多有用的书,都丢掉了。自此用道学的眼光收书,门类未免太狭。(二)因人废言。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常常因人的关系,去掉许多有用的书。比方明朝的严嵩,是当初很有名的文学家,诗文词赋,都占极高的地位,可是在道学家的眼光看来,他是一个大奸臣,因此《四库全书》中,便不收他的东西。又如姚广孝,是永乐皇帝——明成祖的功臣。他是一个和尚,诗文都好。但是他因为帮永乐篡位,所以他的作品也不被收,又像明末清初的吴梅村等,都是了不得的人材。三百年来,他的文字,要占极高的地位。不过因为他在明朝做了官,又在清朝做官,便叫他贰臣。他的作品,也就不能存在。(三)因辞废言。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对于人往往有成见。其实这是很可笑的,往往因文字上忌讳的缘故,把他的作品去掉,这是很不对的。譬如用国民党的眼光去排斥书,是有成见的。用共产党的眼光去排斥书,也是有成见的。同为某种事实而排斥某种书,都讲不过去的。《四库全书》中有许多书不予收入,而且另外刊入禁书目录,有些明朝末叶的书,有诋毁清朝的,都在销毁之列。因此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是很不对的。(四)门户之见太深。门户之见,道学家最免不掉。程朱之学与陆王之学,是互相排斥的,两者便格格不入。所以程朱的一流对于王学每认为异端拒而不收;王阳明的东西尚不肯收,那么等而下之,自然不必说了。王派对于朱派,也积口诋毁。至于佛家道家,也在排斥之列。《四库全书》关于道家的,完全没有放进去。在中国这学派门户之见实在很多,总而言之,门类太窄,因人废言,因辞废言,或者为了学派门户的成见,以批评人的眼光抹煞他的书,这样收书,就冤抑了许多有价值的书。如果在一百余年以前,他们的眼光,能放得大些,不要说把销毁的书保留起来,如能将禁书收进去,也可为我们保留了不少的材料。在那个时候,没有遭大乱,太平天国的乱事没有起,圆明园也没有烧毁,假如能放大眼光,是何等的好。可是因为中了这种种的毒,所以永远办不到。

  今天我讲的,是第三种方法。这个方法,还没有相当的有名字,我叫他杂货店的收书法。明白的说,就是无书不收的收书法。不论什么东西,如果是书,就一律都要。这个办法,并不是杜撰的,上次顾颉刚先生代表广州中山大学,拿了几万块钱出来收书,就是这样办法。人家笑话他,他还刊了一本小册说明他的方法。这书,王先生也许看见过。他到杭州、上海、苏州等处,到了一处,就通知旧书铺,叫他把所有的书,统统开个单子,就尽量的收下来。什么三字经,千字文,医书,和从前的朱卷都要。秀才的八股卷子也要,账簿也要,老太太写的不通的信稿子也要,小热昏,滩簧,算命书,看相书,甚至人家的押契,女儿的礼单,和丧事人家账房先生所开的单子和杠夫多少,旗伞多少,如何排场等的东西都要。摊头上印的很恶劣的唱本,画册,一应都收了来。人家以为宝贝的书,他却不收。他怕人家不了解,印了一个册子去说明,可是人家总当他是外行,是大傻子,被人笑煞。不过我今天和诸位谈谈,收集旧书,这个方法最好。他的好处在那里呢?(一)把收书的范围扩大所谓无所不收。不管他是古,是今,是好版本,是坏版本,有价值,没有价值,统统收来,材料非常丰富。(二)可免得自己来去取。不懂得书,要去选择,是多么麻烦的事。照这样子的收书,不管他阿猫阿狗,有价值,没有价值,一概都要。如果用主观来去取书,选择书,还是免不掉用新的道学家的眼光,来替代老的道学家的眼光。是最不妥当的事。(三)保存无数的史料。比方人家大出丧,这个出丧单子,好像没有用处。但是你如果保存起来,也有不少的用途,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很好的记载。像虞洽卿先生的夫人死了,就有大规模的出丧,仪仗很盛。那时人家只看见了这样的出丧,却没有人去照相去详细记载。如果找到了虞先生的账房先生,要了那张单子,就知道他这次出丧多少排场,多少费用,给社会学者留下很好的材料。将来的人,也可以知道在中华民国十七年〇月〇日,上海〇〇人家,还有这样的大出丧。这种史料是再好不过的。(四)所费少而所收多,譬如八股文现在看来是最没用的东西,简直和破纸一样,可以称斤的卖去;可是八股文这种东西,在中国五百年的历史上来占极重要的地位。几百万最高的阶级——所谓第一类人材的智识阶级,把他全部的精神,都放在里面,我们想想,这与五百年来学者极有关系的东西,是不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材料;而且这个东西,再过十年八年,也许要没有了。现在费很少的钱,把他收了,将来价格一贵,就可不收。而且还可以一集二集的印出来卖钱,什么成化啊,宏治啊,嘉靖啊式式都有。到没有的时候,也许会利市三倍呢。(五)偶然发现极好的材料。这种称斤的东西,里面常有不少的好材料。如果在几十斤几百斤破烂东西中,得到了一本好材料,所费的钱,已经很值得了。

  有人问我,你不赞成古董家的收书法,又不赞成道学家的收书法,那么这个杂货店的收书法,原则是什么呢?当然杂货店不能称是原则,他的原则是用历史家的眼光来收书。从前绍兴人章学诚,(实斋)他说:“六经皆史也。”人家当初,都不相信他,以为是谬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句话,其实还幼稚得很。我们可以说:“一切的书籍,都是历史的材料。”中国书向来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经不过是总集而已。章学诚已认他是史。史当然是历史。所谓集,是个人思想的集体,究其实,也渊源于史,所以是一种史料。子和集,性质相同,譬如《庄子》、《墨子》,就是庄子、墨子的文集,亦是史料。所以大概研究哲学史,就到子书里去找。这样看来,一切的书,的确是历史的材料。

  虞洽卿家里的礼单是历史,算命单也是历史。某某人到某某地方算命,就表示在民国〇年〇月〇日还有人算命。是很好的一种社会历史和思想史料,《三字经》和《百家姓》,好像没有用了,其实都是史料。假如我做一部中国教育史,《三字经》和《百家姓》,就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必须研究他从什么时候起的,他的势力是怎么样。又像描红的小格子,从前卖一个小钱一张,他在什么时候起的,什么时候止的,都是教育史上的好材料,因为从前读书,差不多都写这种字的。从前有某某图书馆征求民国以前的《三字经》刻本,都没有征求到,可知道这种东西到了没有的时候,是极可贵的。我小时候读书,把南京李广明记的很熟,因为所读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和《学而》——《论语》首章等。都是从李广明来的。李广明在教育史上,也有一个相当的地位,此外如《幼学琼林》啊,《神童诗》啊,《千家诗》啊,都是教育史料。至于八股文乃是最重要的文学史料,教育史料,思想史料,哲学史料。所谓滩簧、唱本、小热昏,也是文学史料,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平民文字。诸位要知道文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乃是大多数人最喜欢唱,喜欢念,喜欢做的东西。还有看相的书,同道士先生画的符,念的咒,都是极好的社会史料,和宗教史料,思想史料。婚姻礼单,又是经济史料和社会史料。讲到账簿可以说是经济史料。比方你们要研究一个时代的生计,如果有这种东西做参考,才能有所根据,得到正确的答案。英国有人(Rojers)专门研究麦价,便是到各地去专找账簿。麦子在某年是多少钱一担?价格的变迁如何?农家的出产多少如何?他是专门搜集农家教堂和公共机关的账簿来比较研究的。这种种的东西,都是极有价值的社会经济史料。我记得我十岁十一岁时记账,豆腐只是三个小钱一块。现在拿账簿一看,总得三个铜板一块,在这短短的时期中,竟增加到十倍。数十年后,如果没有这种材料,那里还会知道当时经济的情况。倘使你有关于和尚庙尼姑庵等上吊的材料,你也可收集起来。因为这是社会风俗史的一部。人能用这种眼光来看书,无论他是有无道理。都一概收集,才是真正收书家的态度,我们研究历史,高明的固然要研究;就是认为下流的,也要研究;才能确切知道一时代的真象。高明到什么地步?下流到什么地步?都要切切实实的研究一下。

  谈到文学,杜工部李太白的诗,固然是历史上的重要文学,应该懂的;然而当时老百姓的文学,也占同一的地位,所以也必懂得。李杜的东西,只能代表一般贵族的历史,并不能说含有充分的平民历史;老百姓自己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平民历史。《金瓶梅》这一部书,大家以为淫书,在禁止之列,其实也是极好的历史材料。日本的佛教大学,还把他当做课本呢,这个就可见他有历史的眼光。《金瓶梅》是代表明代中叶到晚年一个小小的贵族的一种情形,譬如书中的主人,有一个大老婆五个小老婆,还有许多姘头,一家的内幕,是如此如此,如果没有这种书,怎么能知道当时社会上一般的情况。此外如《醒世姻缘》小说,不但可以做当时家庭生活的材料,还可知道从前小孩子怎样上学堂,如何开笔做八股文,都是应该知道的事;要有种种材料给我们参考,我们才能了然于胸中。因此我们的确应该知道,王阳明讲些什么学说,而同时《金瓶梅》中的东西亦应当知道的。因为王阳明和《金瓶梅》同是代表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一般的情形,在历史上,有同样的价值。无论是破铜烂铁,竹头木屑,好的坏的,一起都收,要知道历史是整个的,无论那一方面缺了,便不成整个。少了《金瓶梅》,知道王阳明,不能说是知道十六世纪的历史;知道《金瓶梅》,去掉王阳明,也不能说是知道十六世纪的历史。因此《圣谕广训》是史料,《品花宝鉴》也是史料,因为他讲清朝一种男娼的风气,两者缺了一点,就不能算完全。我们还要知道历史是继续不断的变迁的,要懂的他变迁的痕迹,更不能不晓得整个的历史是怎样。拿最近的事情说,国民党容共时代所出的公文布告标语,他的重要与分共时代所出的标语公文布告占同一的地位。而且你们如果不懂容共时代的东西,也断不能懂得现在的东西。

  材料不在乎好坏,只要肯收集,总是有用处的。比方甘肃敦煌石室里的破烂东西,都是零落不全的,现在大家都当他宝贝,用照像版珂罗版印了几页,要卖八元,九元,二十元的价钱。我们到北京去,也得看见一点敦煌石室中的东西。敦煌石室中的东西,是甘肃敦煌县东南的一个石窟(叫做莫高窟)里所藏的书。敦煌那个地方有一个千佛洞,在佛教最盛的时候,有二三百座庙,石室里都是壁画,大概是唐人的手笔;亦有六朝晋朝时候的壁画。因为北方天气干燥,所以都没有坏。有一个庙是专门藏书用的。当初没有刻本,只有写本。有的是蝇头细楷,有的是草字,差不多式式都有。其中佛经最多,亦有雕本,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了。这里面有和尚教徒弟的经卷,有和尚念的经咒,女人们剌血写的符箓,和尚的伙食账簿,小和尚的写字本子,和唱本小调,就是敦煌的公文,也留在里面。有许多书,有年代可考,大概在西历五百年起,到一千一百十年的光景——东晋到宋真宗时。这许多年代中,有很多的材料,都不断的保存在这个和尚庙里。到了北宋初年,那里起了战乱,和尚们恐怕烧掉,就筑了墙,把一应文件都封在中间。大概打仗很久,和尚们死的死,逃的逃,从宋真宗时封起,一直到清末庚子年,墙坏了,就修理修理,也不知道中间有什么东西。直到庚子年——西历1900年,一个道士偶然发现石室中的藏书,才破了这个秘密。可是这个道士也不当他是宝贝,把他当符箓来卖钱,说是可以治病的。什么人头痛就买一张烧了灰吃下去,说是可以医头痛;什么人脚痛,也买一张烧了灰吃下去,说是可以医脚痛。这样卖了七八年,到了1907年,才有洋鬼子来了。那是英国的史坦因(Stein),他从中亚西亚来,是往北探险去的。他并没有中国的学问,据说他有一个助手王世庭,学问也并不高明,不过他曾听见在敦煌发现了许多东西,就去看看,随便给他多少钱买了大半去。因为不好拿,就捆了几大捆,装着走了。过了半年那是1908年,法国学者伯希和(Pelliot)来了,他是有名的学问家,他的中国学问,恐怕中国学者,也不能及他。不过伯希和(Pelliot)很穷,只能够在敦煌选了二千多卷,拿到北京,他是很诚实的,还去问问人家,请教人家,于是大家就知道了敦煌有这个东西。清朝的学部也得了这个消息,就打电报给陕甘总都,叫他把所有石室里的东西,统统封好了,送到京师图书馆里去。那些官员,到这个时候,才知道他是宝贝;因为外人都买了装回本国去,朝廷又要他封送晋京,于是拣完整的字迹端秀的几卷,大家偷了去送人,所以偷掉的也不少,现在存在北京的,还有八千余卷。从东晋到宋朝初年,六百年间,许多史料,都保存在里头,真是无价之宝,现在六千余卷在英国伦敦,二千余卷在法国巴黎,八千余卷在北平,一共在一万八千卷左右,我都去看过,在英国、法国的数千卷,那真可爱。他们都用极薄极薄的纸,把他裱起来,装订成册;便是残破了的一角,或是扯下的一个字,也统统裱好了,藏在一处。他的内容说来很可笑,我刚才说过,小和尚的写字本子,老和尚念的经卷,和女师太刺血写的东西,样样都有。有些和尚们,在念经的时候忽然春心发动,便胡乱写一首十八摸,哼几句情诗,也都丢在里面。各种材料,差不多都有一点。此外如七字的唱本,像《天雨花》,《笔生花》一类的东西,唐朝已经有了。我们只知后代才有,那里知道敦煌石室里面,已有这个东西,可以说是唱本的老祖宗。这在文学史上,是多么重要的好材料。这不但使我们知道六百年前的宗教史事;就是我们要研究佛家哲学经济思想之等等许多史料,都可到里面去找,在那时很不经意的,乱七八糟杂货店式的把东西丢在一处,不料到九百年后,成了你争我夺的宝贝,这是此种收书的很好的证据。

  因此诸位如果有心去收,破铜烂铁,都有用处,我们知道我们凭个人的主观去选择各书是最容易错误的。这个要那个不要,借自己的爱憎来定去取,是最不对的,我们恨滩簧小调,然而滩簧小调在整个的文学上,也占极重要的地位。孔子是道学家,可是他删诗而不删掉极淫乱的作品,正可充分表现他有远大的目光,《诗经》中有两章如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会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淫乱到了极点,像这首诗,他怀想所欢,竟愿渡河以从,并且是人尽可夫。可是孔子并不删去,否则我们现在要得二三千年以上的材料时,试问到那里去找。孔子收书,因为有这种态度,这种眼光,所以为中国,为全世界,保存了最古,最美,最有价值的文学史料,社会史料,宗教史料,政治史料。假如一有成见,还会有这样的成功么?现在流行市面的小报很多,什么叽哩咕罗,噜哩噜苏,《福尔摩斯》,《晶报》,《大晶报》等,五花八门,为一般人所鄙弃的,可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用处。我们如果有心收集起来,都是将来极好的文学史料,社会史料。要是在十年二十年后,再要去找一个叽哩咕罗或是噜哩噜苏也许没法得到。我能把他保存起来,十年二十年后,人家要一个叽哩咕罗,要一个噜哩噜苏,我就可以供给他们,借此能知道民国十七年,上海社会上一般的情形是怎么样。当《申报》五十年纪念的时候,他们出一部纪念册,可是《申报》馆竟没有一份全份的《申报》。于是登报征求。结果全中国只有一个人有这么一份,《申报》馆愿意出很多的钱去收买,结果是二万块钱买了来。照我这样,觉得二十万块钱都值得,以中国之大,或者说是以世界之大,而只有一份不缺之《申报》,你想是多么可贵呢,所以现在看为极平常而可以随手弃掉的东西,你如果有一个思想,觉得他是二十年后二千年后的重要史料,设法保存起来,这些东西,就弥觉可珍了。

  我们收集图书,必须有这种历史的眼光,个人的眼光有限,所有的意见,也许是错误的,人家看为有价值的,我以为无价值;人家看为无价值的,我以为有价值,这种事情很多。我们收书,不能不顾到。所以(一)要认定我们个人的眼光和意见是有限的,有错误的。(二)要知道今天看为平常容易得的东西,明天就没有,后天也许成了古董,假如我们能存这个观念,拿历史的眼光来收书,就是要每天看后的报纸,也都觉得可贵的。

  讲到这里,诸位对我所说的,也许有一点怀疑,以为照这样说来,不是博而寡要了么?可是我觉得图书馆是应当要博的,而且从博这个字上,也会自然而然的走到精密的路上去。收文学书的,他从文学上的重要材料起,一直到滩簧小热昏为止,件件都收。或者竟专力于文学中的一部;从专中求博,也未尝不可。有一位陶兰泉先生,绰号叫陶开化,他收书什么都收。但只限于殿版开化纸的书,因此得了这个陶开化的名称,正是博中寓专。因此第一步是博,第二步是由博而专,这也是自然而然的趋向,大概到专,亦有三个缘故,(一)是天才的发展,(二)是个人嗜好,(三)是环境上的便利。有这三个缘故,自然会走上专门的路,诸位都知道欧洲的北边,有一个小岛,叫冰岛(Iceland),那里许多的文学材料,再不能到冰岛去找,全世界只有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有这完全的冰岛文学史料,康奈尔图书馆所著名的,也就是这一点。因为当初冰岛上有人专门收集这全部的材料,后来捐给康奈尔,并又出资再由康奈尔到冰岛去搜集,因此我的母校,就以冰岛文学著名于全世界。这种无所不收的材料,实在有非常的价值,非常的用处。

  今天我讲书的收集法,是极端主张要博,再从博而专门,古董家和道学家的方法,是绝对要不得的,这不过一个大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详细的办法,还须诸位自己去研究。

(本文为1928年7月31日胡适在上海东方图书馆主办
的图书馆暑期补习班上的演讲,原载1934年4月
30日《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9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