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的收集法

　　王〔雲五〕先生告訴我說，眾位在這裡研究圖書館學，每星期請專家來講演。我這個人，可以說是不名一家。白話文是大家做的，不能說專家；整理國故，實在說不上家。所以我今天來講，並不是以專家的資格。並且我今天所講的，是書的問題。書這樣東西，沒有人可以說是專家的，是圖書館範圍非常廣博，尤其更不配說專家。我家裡書很多，可是亂七八糟，沒有方法去整理。當我要書的時候，我寫信去說：我要的書是在進門左手第三行第三格。我的書只是憑記憶所及，胡亂的放着。但是近來幾次的搬家，這個進門左手第幾行第幾格的方法，已經不適用了。現在我的書，有的在北平，有的在上海，有的在箱子裡，有的在書架上。將來生活安定了，把所有的書集在一處布置起來，還須請眾位替我幫忙整理。因為我是完全不懂方法的。

　　近來我在國內國外走走，同一些中國圖書館家談談，每每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學圖書館的人很多，但是懂得書的人很少，學圖書館的人，學了分類管理就夠了，於是大家研究分類，你有一個新的分類法，他有一個新的分類法，其實這個東西是不很重要的。尤其是小規模的圖書館。在小圖書館裡，不得已的時候，只須用兩種方法來分類：一是人名，一是書名就夠了。圖書館的中心問題，是要懂得書。圖書館學中的檢字方法，分類方法，管理方法，比較起來是很容易的。一個星期學幾個星期練習就可以畢業。但是必定要懂得書，才可以說是圖書館專家。叫化子弄猴子，有了猴子，才可以弄；舞棍，有了棍，才可以舞。分類法的本身是很抽象的。書很少，自然沒有地方逞本事；有了書也要知道它的內容。這本Pasteur的傳，應該放在什麼地方？是化學家呢？還是生物學家，醫學或衛生學，就彷徨無措。無論你的方法是如何周全精密，不懂得內容，是無從分類起的。圖書館學者，學了一個星期，實習了幾個星期，這不過是門徑。如果要把他做終身的事業，就要懂得書。懂得書，才可以買書、收書、鑑定書、分類書。眾位將來去到各地服務的時候，我要提出一個警告，就是但懂得方法而不懂書是沒有用的。你們的地位，只能做館員，而不能做館長的。

　　今天我所要講的，是怎樣去收集書。收書是圖書館很重要的事。可是要收的，實在不少，有舊書，有新書，有外國書，有中國書。外國書自然是懂得外國文字的，才有收的方法。如果不懂得外國文字，便是講也沒有用處的，要懂書，有三個重要的辦法：（一）愛書，把書當做心愛的東西，和守財奴愛錢一樣。（二）讀書，時時刻刻的讀，繼續不斷的讀。唯有讀書才能懂書。最低的限度也要常常去看。（三）多開生路。生路多了自然會活泛。因此外國語不能不懂。一日語，二英語，三法語，四德語，五俄語，能多懂了一種，便多了一種的好處。生路開的多了，才能講收書，無論舊的，新的，中國的，外國的，都得知道他的內容，這樣，便是分類也有了辦法。

　　我今天的題目是「中國書的收集法」。吳稚暉先生這幾年來常說中國的線裝書，都應該丟到毛廁里去。這句話在精神上是很可贊成的。因為在現在的中國，的確應該提倡些物質文明，無用的書可以丟掉，但是他安頓線裝書的法子，實在不好。毛廁不是擺書的好地方，而且太不衛生。所以我提議把線裝書一起收集起來，放到圖書館裡去。所謂束之高閣。整理好了，備而不用，隨時由專門學者去研究參考。那麼中國書當如何收集呢？從前收集中國書，最容易犯兩個大毛病：一是古董家的收集法，一是理學家的收集法。

　　古董家的收集法，是專講版本的，比方藏書，大家知道北平的藏書大家傅沅叔先生。他收書，就不收明朝嘉靖以後的書。清朝的書，雖也收一點，但只限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精刻本。亦有些人更進一步非宋不收，而且只限於北宋；他們以為北宋版是初刻本，當然更好。不論是那一種書，只要是宋版，便要收藏。因此這一類書，價錢就很貴。譬如《資治通鑑》，是一部極平常的史書，什麼地方都可以買，好古的收藏家，如果遇見宋刻的《資治通鑑》，都千方百計的要弄到他，就是化三千五千一萬兩萬而得到一部不完整的本子，也是願意的。現在剛刻出來的一本《宋刑統》這一部書，包括宋朝一代的政治法令，本來沒有人注意到。大理院刻了這部書，在歷史上很占重要的地位，可是古董式的收藏家，他不肯化數十塊錢去買一部《宋刑統》卻肯化三千五千一萬兩萬買不完整的宋刻《資治通鑑》。拿這種態度收書，有許多毛病：（一）太奢侈，用極貴的價錢收極平常的書，太不合算，諸位將來都是到各地去辦小規模的圖書館的，這種圖書館當然沒有錢做這樣的事情。便是有錢我以為也不必的。（二）範圍太窄。譬如說，明朝嘉靖以後的書，一概不收。清朝本子刻得好的，才收一點。他們收的書，都是破銅爛鐵，用處實在很少，只有古董的價值，完全沒有歷史的眼光。惟有給學者作校刊舊本之用。比方一部宋版的《資治通鑑》，他因為刻得最早，比較的錯誤的可能性少一點。如果用他去校刊旁的版本，當然有許多利益。諸位寫一篇千字的文章，自己初抄的時候，抄錯一個字，可是給人家第二次抄錄的時候，就錯了兩個字。這樣以訛傳訛，也許會錯到五六字十餘字的。如果把原本對照，就可以改正好多。所以買舊本的用處，至多只有供校刊學者的校刊而已。如果要使人知道古書是怎麼樣子的，那麼說句乾脆話，還不如交給博物院去保存的好，而且嚴格的說一句，宋本古本不一定是好的。我們一百年來曉得校刊本子不在乎古而在乎精。比方ABC三個本子。在宋朝時候據A本校刊成為D本便稱宋版。而E本呢，是收ABC三本參考校刊而成的可說是明本，這樣看來，明本也許比宋本精粹些，說明如左（下）：

　　

　　

　　理學家的收集法，是完全用理學家的眼光來收書的，這一種收集法比古董家還不好。古董家的眼光，如果這本書是古的他就收去，比方《四部叢刊》中的太平樂府是刻得很壞的，這裡面的東西，都是元朝堂子裡的姑娘所唱的小曲子，經楊朝雲編在一處，才保存到現在。如果撞在道學家手裡，早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古董家因為看見他難得，所以把他收進去，使我們曉得元朝的小曲子，是一種什麼樣子的東西。董康先生翻刻的《五代史平話》，原是極破爛的一本書，但是因為古的關係，居然有人把他刻出來保全了這個書，這是第一種比第二種好的地方。還有一種好處，就是古董家雖然不懂這破爛的書，可是放着也好，要是用道學家的眼光收書，有很大的毛病。《四庫全書》是一個很大的收集（collection）。但是清乾隆皇帝所頒的上諭，和提要中，口口聲聲說是要搜集有關世道人心的書。這我們查書的幾篇上諭，就可以知道。所以他小曲子不要，小學不要。他所收的，都是他認為與世道人心無妨礙的。拿這個標準收書，就去掉了不少不少有用的書。他的弊端很大：（一）門類太窄。《四庫全書》是大半根據《永樂大典》集出來的。《永樂大典》的收集法，亂七八糟，什麼書都收在裡面。戲也有，詞曲也有，小學也有，他的收法，是按韻排列的。譬如這部戲曲是微韻，就收入微韻里。可是到了清朝，那些學者的大臣，學者的皇帝，帶上了道學家的幌子，把《永樂大典》中保存的許多有用的書，都丟掉了。自此用道學的眼光收書，門類未免太狹。（二）因人廢言。用道學家的眼光收書，常常因人的關係，去掉許多有用的書。比方明朝的嚴嵩，是當初很有名的文學家，詩文詞賦，都占極高的地位，可是在道學家的眼光看來，他是一個大奸臣，因此《四庫全書》中，便不收他的東西。又如姚廣孝，是永樂皇帝——明成祖的功臣。他是一個和尚，詩文都好。但是他因為幫永樂篡位，所以他的作品也不被收，又像明末清初的吳梅村等，都是了不得的人材。三百年來，他的文字，要占極高的地位。不過因為他在明朝做了官，又在清朝做官，便叫他貳臣。他的作品，也就不能存在。（三）因辭廢言。用道學家的眼光收書，對於人往往有成見。其實這是很可笑的，往往因文字上忌諱的緣故，把他的作品去掉，這是很不對的。譬如用國民黨的眼光去排斥書，是有成見的。用共產黨的眼光去排斥書，也是有成見的。同為某種事實而排斥某種書，都講不過去的。《四庫全書》中有許多書不予收入，而且另外刊入禁書目錄，有些明朝末葉的書，有詆毀清朝的，都在銷毀之列。因此用道學家的眼光收書，是很不對的。（四）門戶之見太深。門戶之見，道學家最免不掉。程朱之學與陸王之學，是互相排斥的，兩者便格格不入。所以程朱的一流對於王學每認為異端拒而不收；王陽明的東西尚不肯收，那麼等而下之，自然不必說了。王派對於朱派，也積口詆毀。至於佛家道家，也在排斥之列。《四庫全書》關於道家的，完全沒有放進去。在中國這學派門戶之見實在很多，總而言之，門類太窄，因人廢言，因辭廢言，或者為了學派門戶的成見，以批評人的眼光抹煞他的書，這樣收書，就冤抑了許多有價值的書。如果在一百餘年以前，他們的眼光，能放得大些，不要說把銷毀的書保留起來，如能將禁書收進去，也可為我們保留了不少的材料。在那個時候，沒有遭大亂，太平天國的亂事沒有起，圓明園也沒有燒毀，假如能放大眼光，是何等的好。可是因為中了這種種的毒，所以永遠辦不到。

　　今天我講的，是第三種方法。這個方法，還沒有相當的有名字，我叫他雜貨店的收書法。明白的說，就是無書不收的收書法。不論什麼東西，如果是書，就一律都要。這個辦法，並不是杜撰的，上次顧頡剛先生代表廣州中山大學，拿了幾萬塊錢出來收書，就是這樣辦法。人家笑話他，他還刊了一本小冊說明他的方法。這書，王先生也許看見過。他到杭州、上海、蘇州等處，到了一處，就通知舊書鋪，叫他把所有的書，統統開個單子，就儘量的收下來。什麼三字經，千字文，醫書，和從前的硃卷都要。秀才的八股卷子也要，賬簿也要，老太太寫的不通的信稿子也要，小熱昏，灘簧，算命書，看相書，甚至人家的押契，女兒的禮單，和喪事人家賬房先生所開的單子和槓夫多少，旗傘多少，如何排場等的東西都要。攤頭上印的很惡劣的唱本，畫冊，一應都收了來。人家以為寶貝的書，他卻不收。他怕人家不了解，印了一個冊子去說明，可是人家總當他是外行，是大傻子，被人笑煞。不過我今天和諸位談談，收集舊書，這個方法最好。他的好處在那裡呢？（一）把收書的範圍擴大所謂無所不收。不管他是古，是今，是好版本，是壞版本，有價值，沒有價值，統統收來，材料非常豐富。（二）可免得自己來去取。不懂得書，要去選擇，是多麼麻煩的事。照這樣子的收書，不管他阿貓阿狗，有價值，沒有價值，一概都要。如果用主觀來去取書，選擇書，還是免不掉用新的道學家的眼光，來替代老的道學家的眼光。是最不妥當的事。（三）保存無數的史料。比方人家大出喪，這個出喪單子，好像沒有用處。但是你如果保存起來，也有不少的用途，在歷史上，留下一個很好的記載。像虞洽卿先生的夫人死了，就有大規模的出喪，儀仗很盛。那時人家只看見了這樣的出喪，卻沒有人去照相去詳細記載。如果找到了虞先生的賬房先生，要了那張單子，就知道他這次出喪多少排場，多少費用，給社會學者留下很好的材料。將來的人，也可以知道在中華民國十七年〇月〇日，上海〇〇人家，還有這樣的大出喪。這種史料是再好不過的。（四）所費少而所收多，譬如八股文現在看來是最沒用的東西，簡直和破紙一樣，可以稱斤的賣去；可是八股文這種東西，在中國五百年的歷史上來占極重要的地位。幾百萬最高的階級——所謂第一類人材的智識階級，把他全部的精神，都放在裡面，我們想想，這與五百年來學者極有關係的東西，是不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材料；而且這個東西，再過十年八年，也許要沒有了。現在費很少的錢，把他收了，將來價格一貴，就可不收。而且還可以一集二集的印出來賣錢，什麼成化啊，宏治啊，嘉靖啊式式都有。到沒有的時候，也許會利市三倍呢。（五）偶然發現極好的材料。這種稱斤的東西，裡面常有不少的好材料。如果在幾十斤幾百斤破爛東西中，得到了一本好材料，所費的錢，已經很值得了。

　　有人問我，你不贊成古董家的收書法，又不贊成道學家的收書法，那麼這個雜貨店的收書法，原則是什麼呢？當然雜貨店不能稱是原則，他的原則是用歷史家的眼光來收書。從前紹興人章學誠，（實齋）他說：「六經皆史也。」人家當初，都不相信他，以為是謬論。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這句話，其實還幼稚得很。我們可以說：「一切的書籍，都是歷史的材料。」中國書向來分為經史子集四類，經不過是總集而已。章學誠已認他是史。史當然是歷史。所謂集，是個人思想的集體，究其實，也淵源於史，所以是一種史料。子和集，性質相同，譬如《莊子》、《墨子》，就是莊子、墨子的文集，亦是史料。所以大概研究哲學史，就到子書裡去找。這樣看來，一切的書，的確是歷史的材料。

　　虞洽卿家裡的禮單是歷史，算命單也是歷史。某某人到某某地方算命，就表示在民國〇年〇月〇日還有人算命。是很好的一種社會歷史和思想史料，《三字經》和《百家姓》，好像沒有用了，其實都是史料。假如我做一部中國教育史，《三字經》和《百家姓》，就占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必須研究他從什麼時候起的，他的勢力是怎麼樣。又像描紅的小格子，從前賣一個小錢一張，他在什麼時候起的，什麼時候止的，都是教育史上的好材料，因為從前讀書，差不多都寫這種字的。從前有某某圖書館徵求民國以前的《三字經》刻本，都沒有徵求到，可知道這種東西到了沒有的時候，是極可貴的。我小時候讀書，把南京李廣明記的很熟，因為所讀的《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和《學而》——《論語》首章等。都是從李廣明來的。李廣明在教育史上，也有一個相當的地位，此外如《幼學瓊林》啊，《神童詩》啊，《千家詩》啊，都是教育史料。至於八股文乃是最重要的文學史料，教育史料，思想史料，哲學史料。所謂灘簧、唱本、小熱昏，也是文學史料，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平民文字。諸位要知道文學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乃是大多數人最喜歡唱，喜歡念，喜歡做的東西。還有看相的書，同道士先生畫的符，念的咒，都是極好的社會史料，和宗教史料，思想史料。婚姻禮單，又是經濟史料和社會史料。講到賬簿可以說是經濟史料。比方你們要研究一個時代的生計，如果有這種東西做參考，才能有所根據，得到正確的答案。英國有人（Rojers）專門研究麥價，便是到各地去專找賬簿。麥子在某年是多少錢一擔？價格的變遷如何？農家的出產多少如何？他是專門搜集農家教堂和公共機關的賬簿來比較研究的。這種種的東西，都是極有價值的社會經濟史料。我記得我十歲十一歲時記賬，豆腐只是三個小錢一塊。現在拿賬簿一看，總得三個銅板一塊，在這短短的時期中，竟增加到十倍。數十年後，如果沒有這種材料，那裡還會知道當時經濟的情況。倘使你有關於和尚廟尼姑庵等上吊的材料，你也可收集起來。因為這是社會風俗史的一部。人能用這種眼光來看書，無論他是有無道理。都一概收集，才是真正收書家的態度，我們研究歷史，高明的固然要研究；就是認為下流的，也要研究；才能確切知道一時代的真象。高明到什麼地步？下流到什麼地步？都要切切實實的研究一下。

　　談到文學，杜工部李太白的詩，固然是歷史上的重要文學，應該懂的；然而當時老百姓的文學，也占同一的地位，所以也必懂得。李杜的東西，只能代表一般貴族的歷史，並不能說含有充分的平民歷史；老百姓自己的東西才是真正的平民歷史。《金瓶梅》這一部書，大家以為淫書，在禁止之列，其實也是極好的歷史材料。日本的佛教大學，還把他當做課本呢，這個就可見他有歷史的眼光。《金瓶梅》是代表明代中葉到晚年一個小小的貴族的一種情形，譬如書中的主人，有一個大老婆五個小老婆，還有許多姘頭，一家的內幕，是如此如此，如果沒有這種書，怎麼能知道當時社會上一般的情況。此外如《醒世姻緣》小說，不但可以做當時家庭生活的材料，還可知道從前小孩子怎樣上學堂，如何開筆做八股文，都是應該知道的事；要有種種材料給我們參考，我們才能瞭然於胸中。因此我們的確應該知道，王陽明講些什麼學說，而同時《金瓶梅》中的東西亦應當知道的。因為王陽明和《金瓶梅》同是代表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一般的情形，在歷史上，有同樣的價值。無論是破銅爛鐵，竹頭木屑，好的壞的，一起都收，要知道歷史是整個的，無論那一方面缺了，便不成整個。少了《金瓶梅》，知道王陽明，不能說是知道十六世紀的歷史；知道《金瓶梅》，去掉王陽明，也不能說是知道十六世紀的歷史。因此《聖諭廣訓》是史料，《品花寶鑑》也是史料，因為他講清朝一種男娼的風氣，兩者缺了一點，就不能算完全。我們還要知道歷史是繼續不斷的變遷的，要懂的他變遷的痕跡，更不能不曉得整個的歷史是怎樣。拿最近的事情說，國民黨容共時代所出的公文布告標語，他的重要與分共時代所出的標語公文布告占同一的地位。而且你們如果不懂容共時代的東西，也斷不能懂得現在的東西。

　　材料不在乎好壞，只要肯收集，總是有用處的。比方甘肅敦煌石室里的破爛東西，都是零落不全的，現在大家都當他寶貝，用照像版珂羅版印了幾頁，要賣八元，九元，二十元的價錢。我們到北京去，也得看見一點敦煌石室中的東西。敦煌石室中的東西，是甘肅敦煌縣東南的一個石窟（叫做莫高窟）里所藏的書。敦煌那個地方有一個千佛洞，在佛教最盛的時候，有二三百座廟，石室里都是壁畫，大概是唐人的手筆；亦有六朝晉朝時候的壁畫。因為北方天氣乾燥，所以都沒有壞。有一個廟是專門藏書用的。當初沒有刻本，只有寫本。有的是蠅頭細楷，有的是草字，差不多式式都有。其中佛經最多，亦有雕本，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了。這裡面有和尚教徒弟的經卷，有和尚念的經咒，女人們剌血寫的符籙，和尚的伙食賬簿，小和尚的寫字本子，和唱本小調，就是敦煌的公文，也留在裡面。有許多書，有年代可考，大概在西曆五百年起，到一千一百十年的光景——東晉到宋真宗時。這許多年代中，有很多的材料，都不斷的保存在這個和尚廟裡。到了北宋初年，那裡起了戰亂，和尚們恐怕燒掉，就築了牆，把一應文件都封在中間。大概打仗很久，和尚們死的死，逃的逃，從宋真宗時封起，一直到清末庚子年，牆壞了，就修理修理，也不知道中間有什麼東西。直到庚子年——西曆1900年，一個道士偶然發現石室中的藏書，才破了這個秘密。可是這個道士也不當他是寶貝，把他當符籙來賣錢，說是可以治病的。什麼人頭痛就買一張燒了灰吃下去，說是可以醫頭痛；什麼人腳痛，也買一張燒了灰吃下去，說是可以醫腳痛。這樣賣了七八年，到了1907年，才有洋鬼子來了。那是英國的史坦因（Stein），他從中亞西亞來，是往北探險去的。他並沒有中國的學問，據說他有一個助手王世庭，學問也並不高明，不過他曾聽見在敦煌發現了許多東西，就去看看，隨便給他多少錢買了大半去。因為不好拿，就捆了幾大捆，裝着走了。過了半年那是1908年，法國學者伯希和（Pelliot）來了，他是有名的學問家，他的中國學問，恐怕中國學者，也不能及他。不過伯希和（Pelliot）很窮，只能夠在敦煌選了二千多卷，拿到北京，他是很誠實的，還去問問人家，請教人家，於是大家就知道了敦煌有這個東西。清朝的學部也得了這個消息，就打電報給陝甘總都，叫他把所有石室里的東西，統統封好了，送到京師圖書館裡去。那些官員，到這個時候，才知道他是寶貝；因為外人都買了裝回本國去，朝廷又要他封送晉京，於是揀完整的字跡端秀的幾卷，大家偷了去送人，所以偷掉的也不少，現在存在北京的，還有八千餘卷。從東晉到宋朝初年，六百年間，許多史料，都保存在裡頭，真是無價之寶，現在六千餘卷在英國倫敦，二千餘卷在法國巴黎，八千餘卷在北平，一共在一萬八千卷左右，我都去看過，在英國、法國的數千卷，那真可愛。他們都用極薄極薄的紙，把他裱起來，裝訂成冊；便是殘破了的一角，或是扯下的一個字，也統統裱好了，藏在一處。他的內容說來很可笑，我剛才說過，小和尚的寫字本子，老和尚念的經卷，和女師太刺血寫的東西，樣樣都有。有些和尚們，在念經的時候忽然春心發動，便胡亂寫一首十八摸，哼幾句情詩，也都丟在裡面。各種材料，差不多都有一點。此外如七字的唱本，像《天雨花》，《筆生花》一類的東西，唐朝已經有了。我們只知後代才有，那裡知道敦煌石室裡面，已有這個東西，可以說是唱本的老祖宗。這在文學史上，是多麼重要的好材料。這不但使我們知道六百年前的宗教史事；就是我們要研究佛家哲學經濟思想之等等許多史料，都可到裡面去找，在那時很不經意的，亂七八糟雜貨店式的把東西丟在一處，不料到九百年後，成了你爭我奪的寶貝，這是此種收書的很好的證據。

　　因此諸位如果有心去收，破銅爛鐵，都有用處，我們知道我們憑個人的主觀去選擇各書是最容易錯誤的。這個要那個不要，借自己的愛憎來定去取，是最不對的，我們恨灘簧小調，然而灘簧小調在整個的文學上，也占極重要的地位。孔子是道學家，可是他刪詩而不刪掉極淫亂的作品，正可充分表現他有遠大的目光，《詩經》中有兩章如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會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淫亂到了極點，像這首詩，他懷想所歡，竟願渡河以從，並且是人盡可夫。可是孔子並不刪去，否則我們現在要得二三千年以上的材料時，試問到那裡去找。孔子收書，因為有這種態度，這種眼光，所以為中國，為全世界，保存了最古，最美，最有價值的文學史料，社會史料，宗教史料，政治史料。假如一有成見，還會有這樣的成功麼？現在流行市面的小報很多，什麼嘰哩咕羅，嚕哩嚕囌，《福爾摩斯》，《晶報》，《大晶報》等，五花八門，為一般人所鄙棄的，可是他們也有他們的用處。我們如果有心收集起來，都是將來極好的文學史料，社會史料。要是在十年二十年後，再要去找一個嘰哩咕羅或是嚕哩嚕囌也許沒法得到。我能把他保存起來，十年二十年後，人家要一個嘰哩咕羅，要一個嚕哩嚕囌，我就可以供給他們，藉此能知道民國十七年，上海社會上一般的情形是怎麼樣。當《申報》五十年紀念的時候，他們出一部紀念冊，可是《申報》館竟沒有一份全份的《申報》。於是登報徵求。結果全中國只有一個人有這麼一份，《申報》館願意出很多的錢去收買，結果是二萬塊錢買了來。照我這樣，覺得二十萬塊錢都值得，以中國之大，或者說是以世界之大，而只有一份不缺之《申報》，你想是多麼可貴呢，所以現在看為極平常而可以隨手棄掉的東西，你如果有一個思想，覺得他是二十年後二千年後的重要史料，設法保存起來，這些東西，就彌覺可珍了。

　　我們收集圖書，必須有這種歷史的眼光，個人的眼光有限，所有的意見，也許是錯誤的，人家看為有價值的，我以為無價值；人家看為無價值的，我以為有價值，這種事情很多。我們收書，不能不顧到。所以（一）要認定我們個人的眼光和意見是有限的，有錯誤的。（二）要知道今天看為平常容易得的東西，明天就沒有，後天也許成了古董，假如我們能存這個觀念，拿歷史的眼光來收書，就是要每天看後的報紙，也都覺得可貴的。

　　講到這裡，諸位對我所說的，也許有一點懷疑，以為照這樣說來，不是博而寡要了麼？可是我覺得圖書館是應當要博的，而且從博這個字上，也會自然而然的走到精密的路上去。收文學書的，他從文學上的重要材料起，一直到灘簧小熱昏為止，件件都收。或者竟專力於文學中的一部；從專中求博，也未嘗不可。有一位陶蘭泉先生，綽號叫陶開化，他收書什麼都收。但只限於殿版開化紙的書，因此得了這個陶開化的名稱，正是博中寓專。因此第一步是博，第二步是由博而專，這也是自然而然的趨向，大概到專，亦有三個緣故，（一）是天才的發展，（二）是個人嗜好，（三）是環境上的便利。有這三個緣故，自然會走上專門的路，諸位都知道歐洲的北邊，有一個小島，叫冰島（Iceland），那裡許多的文學材料，再不能到冰島去找，全世界只有我的母校康奈爾大學有這完全的冰島文學史料，康奈爾圖書館所著名的，也就是這一點。因為當初冰島上有人專門收集這全部的材料，後來捐給康奈爾，並又出資再由康奈爾到冰島去搜集，因此我的母校，就以冰島文學著名於全世界。這種無所不收的材料，實在有非常的價值，非常的用處。

　　今天我講書的收集法，是極端主張要博，再從博而專門，古董家和道學家的方法，是絕對要不得的，這不過一個大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詳細的辦法，還須諸位自己去研究。

(本文為1928年7月31日胡適在上海東方圖書館主辦

的圖書館暑期補習班上的演講，原載1934年4月

30日《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9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