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學集/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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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百三

《太祖實錄》辨証（三）

洪武元年九月，陶安卒。

黃金諸書，皆稱安追封姑孰郡公。考《實錄》本傳，但追封其祖父、父為姑孰公，祖母、母為夫人。此安為江西參政時事，安固未嘗贈公也。安本集載誥詞甚明。又安妻喻氏追封姑孰郡夫人，繼妻陳氏封姑孰郡夫人，俱有誥文。安之署銜，則止雲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耳。洪武二年追贈劉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妻封永嘉郡夫人。基時官御史中丞。蓋國初推恩之制如此。

洪武三年七月，中書省左丞楊曄伏誅。

按《實錄》；楊憲嗾侍御史劉炳劾奏汪廣洋，又教炳誣奏刑部侍郎左安善。上下炳於獄。太史令劉基盡發憲奸狀及諸陰事，令群臣按問伏誅。然則劾奏楊憲者劉基也。而《開國功臣錄》則以為李善長。按劉辰《國初事墳》云：楊憲為御史中丞，太祖嘗曰：「楊憲可居相位。」數言李善長無大才。胡惟庸謂善長曰：「楊憲為相，我等淮人不得為大官矣。」憲因劾汪廣洋不公不法，李善長奏排陷大臣放肆為奸等事，太祖以極刑處之。又云：楊憲、凌說、高見賢、夏煜嘗言李善長無宰相材。太祖曰：「善長雖無宰相材，與我同里，自我起兵事我，涉歷艱險，勤勞簿書，功亦多矣。我既為君，善長當為相，蓋用勛舊也。今後勿言。」按國初太祖用勛舊相李善長，胡惟庸以鄉曲相依附。而楊憲輩新進喜事，專務搏擊，善長等皆畏之。太祖亦曰：「有此數人，譬如惡犬，則人怕。」則憲等氣焰可知。憲等數言善長無相材，居然有蔡澤欲代應侯之意。故善長乘其排陷廣洋，激上之怒而亟剪之。善長非欲援廣洋也，以自救也。劉誠意則因凌說之彈善長，為善長解於上前，且又嘗言憲不宜相耳。行狀云：公與憲素厚，亦不載發憲奸狀之事。《實錄》誠意本傳云：憲等欲誣陷基，未及發而伏誅。故知盡發憲奸狀及諸陰事者，善長也，非誠意也。此國史之誤，當以《國初事跡》正之。善長與惟庸結黨相比，蓋已有年。庚午之禍，肇於此矣。

洪武三年，詔天寧寺禪僧祖闡、瓦官教僧克勤護送日本僧祖來還國。

宋文憲《送無逸勤公序》與《實錄》記僧祖闡、克勤奉使日本事互相發明。序云：日本疑祖來乞師中國，欲拘辱之。無逸力爭得免。據《實錄》，祖來為良懷所遣。良懷方以竊據被逐，日本疑祖來，因疑護送祖來歸國者，此其情也。序又云：王欲延闡住持天龍寺，先遣無逸還，無逸再三以死爭之。日本既以祖來疑中國，其請住持，雖曰延之，實則拘留耳。此即聖諭所謂拘留二載，及十四年遺書所謂加以無禮者也。無逸歸，見上端門，備陳其故。闡亦附奏島夷不知禮義，微勤，臣不能再睹天顏矣。此《實錄》所載今年五月，去舟才還，備陳本國事體云云也。所載白金文綺之賜，皆與《實錄》同。上顧侍臣言：「勤一沙門，乃能不辱君命。」諭其父華毅，使冠巾出仕。則日本之於闡、勤，以拘留始，以慚服終，蓋克勤之力居多，安得謂二僧攘趙秩奉使之功？洪武六年，克勤官考功監丞，見《實錄》。十年，高皇帝手詔諭山西布政司華克勤，見御制文集。《皇明馭倭錄》謂野史之言皆僧徒粉飾，誤也。《實錄》主存大體，故紀載頗略。賴《文憲集》稍志一二。高皇帝御制詩見於文憲跋，甚確。文憲身在禁林，豈肯附會僧徒，與國史抵牾耶？日本之崇佛，自唐已然。臨濟一宗，流傳最盛。聖祖遣僧化導，有微權焉。萬歷初，虜王求僧及經，江陵命宣大巡撫勿拒，且云經必有高皇御制序文，方可與之。嗚呼！知聖祖之微權者，江陵也。

洪武四年十二月，追贈汪興祖為東勝侯。

按黃金《開國功臣錄》，興祖以洪武三年封東勝侯。人有言其過者，上弗與誥券，令仍以都督職從征自效。四年死於蜀，命省部議封贈，授以原封鐵券。《實錄》於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紀封侯者凡二十八人，不及興祖。是年十二月，又封薛顯為永城侯，謫居海南，亦不記興祖封侯不與券之事。但於四年十二月賞平蜀功之後，記追封興祖為東勝侯及載其誥文而已。本傳記追封興祖，與《實錄》同。合國史前後觀之，則興祖之侯，出於追贈，無可疑者。然《公侯鐵券式》所載封興祖《制詞》，首尾完備，確然可據，又不得以《功臣錄》為誣也。考洪武二十三年詔書，條列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東勝侯汪興祖居第十。詔書所條列，凡追贈者皆不與焉。此三年先封之明証也。況又有鐵券可據耶？《昭示奸黨第二錄》載德勝男張宣云：東勝侯已前那裡不曾廝殺？洪武二年投北來降的人，被別人殺了，卻將東勝侯貶上海南去，不是因四川廝殺，那裡肯取他回來？以此招推之，則所謂封侯後，人有言其過者，言其殺降之過也。封侯而不與券，謫居海南，亦如薛顯之例。次年乃以征蜀召還，令從征自效也。顯於五年正月以征和林召還，則興祖之召還，又先於顯也。興祖封侯之後，以有過而奪券，及其從徵死事，則盡復原封，以授其子。《實錄》獨書追贈，又稍節約其誥文，盡沒三年封侯之實，斯可謂脫誤之極矣。然則以鐵券核之，三年封侯，當為二十九人，並永城為三十人，不當云二十八人也。不然，則或以十二月與永城並封而同貶，不當並其封而削之也。今幸有券文詔書，可以考証，不然，未有不據國史而刊別錄者矣。國史之不足徵如此。又按俞本《皇明記事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第二十二人開國輔運推誠柱國晉王府左相東勝侯汪興祖。俞本所載，與《功臣鐵券式》合，又可以証《實錄》之闕。

洪武八年三月，德慶侯廖永忠卒。

德慶侯廖永忠之卒也，《實錄》為之立傳，備書其功次與其卒之歲月，而又曰：上賻遺之甚厚，以其子權襲爵。史家因之無異詞矣。劉辰《國初事跡》載永忠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處死。王世貞《史乘考誤》援據洪武十年聖祖戒諭勛臣之詞，與永樂中紀綱獄辭，有廖永忠開國功臣僭犯被誅之語，謂劉辰所載為不誣。於是永忠之被誅始著，而人皆以國史之書法為有隱矣。余偶讀《通鑒博論》記丙午年事云：是歲，廖永忠沉韓林兒於瓜步。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博論》蓋洪武二十九年寧憲王奉敕編定。既成，表上之，鏤版內府。其書實我聖祖所注意者。然後知永忠之被誅，雖為其僭侈犯上，實以沉韓林兒之故也。滁陽即世，上方孤軍無倚，渡江以來，聲勢翕合，實有藉於龍鳳。開省稱王，承制行事，十餘年不改。姑蘇之役，猶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聖祖何嫌於奉龍鳳哉？安慶之圍，聖祖拒劉基之諫，躬擐甲胄，出之水火之中。聖祖何汲汲焉若是哉？丙、丁之間，大命既集，彼一牧豎耳，其何能為？聖公既死，光武猶憐而葬之，且存其祀，盆子亦食均輸稅以終其身。聖祖何難於待韓氏而必欲剪滅之哉！永忠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一旦沉林兒以逢上指，論功之日，使所善儒生窺瞰上意，可謂果於誣上而巧於要君矣。聖祖對廷臣訟言之，以逆折其邪心，厥後卒以不義賜死。聖祖之心事，百世而下昭然如日月之中天，永忠有掩面於地下而已，豈不愚而可憐哉！然則聖祖之誅永忠也，何以不明正厥闢而以僭犯為詞？曰：念其兄也，念其功也。正其闢，則弗可以襲矣。殺其罪以存其嗣，忠厚之道也。高帝之誅丁公也，不遑錄其後。光武之封子密也，不及正其辜。我聖祖之於永忠，斯所謂義之盡仁之至也歟？於國史則諱之，於《博論》則彰之，其又何居？曰：國史之諱之，為一時也。《博論》之彰之，為萬世也。曰沉韓林兒於瓜步，曰大明以永忠為不義，後賜死。於林兒則書其名，於大明則紀其號，於永忠則正其罪，曰不義，曰賜死，其詞簡而該，其義博而嚴。愚以為此非寧憲王之書法，而聖祖之書法也。《博論》之修，其即我聖祖之作《春秋》也歟？然則今之史家，刊落龍鳳之事，使元、宋之際不得比於《秦楚之月表》，此後世媚臣腐儒之所為，而豈聖祖之志也哉！

洪武十年三月，復永城侯薛顯所食祿。

按：永城以始封時削祿，至十年三月全給，《實錄》載之甚明。王世貞《功臣表》乃云七年加千石，誤也。《實錄》凡列侯祿千五百石者，七年增千石，蓋謂唐勝宗等。是時顯全祿未給，當不在此例也。顯坐胡黨，見於庚午詔書及《實錄》本傳甚明，而《表》以為二十六年追論藍黨國除。世貞以熟習典故自負，往往無所援據，鑿空杜撰，聾瞽後世，以為無從駁正，而姑妄為之說也，豈不異哉！

洪武十一年，靖海侯吳禎卒。

靖海之功，不減於江陰。其歿也，恩禮備至。而《實錄》不為立傳，僅附數語於江陰之後而已。今考庚午詔書，靖海死後，亦坐胡黨，國史之闕傳，豈為是耶？然公侯坐胡黨者，詔書所列，先後二十二人，獨靖海之子忠襲封不替，豈靖海之功大而罪未著，聖祖特宥之耶？凡庚午詔書坐胡黨者，皆不得祀雞鳴山功臣廟，今得與享東序者，亦惟靖海一人。

按：庚午詔書載通胡謀逆者公侯二十二人，生者上刑，死者孥戮，不待言矣。其有死而子仍襲侯者，靖海也。子不襲而弟仍襲侯者，南安也。身死而子得降指揮者，六安也。皆所謂已死不知其反之由者也，如六安之例，其子降指揮者，宣德也。所謂為胡、陳所誘，朝廷於禮無欠者也。詳聖祖備條亂臣之意，一則涉於疑似，一則近於脅從，於罪為稍輕，故其子孫幸免參夷，得及寬政。若滎陽、汝南、永嘉之類，反狀著明，負罪深重，則其後必無噍類，雖欲為愍隸而不可得矣。哀哉！

十二年正月，宜春侯黃彬往臨清練兵。

彬不知其所終。考《實錄》不書卒之例，知其非令終也。考庚午詔書及《奸黨錄》，知其坐胡黨也。《開國功臣錄》云：十二年練兵臨清。召還後數年卒。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練兵臨清，後坐胡黨，上念其未嘗失朝廷禮，宥之。數年卒。鄭氏不見庚午詔書全文，誤以彬等之坐黨在十三年，故傅會以為上曲宥之。不知彬等黨事，皆發於二十三年，詔書所謂「朝廷於禮無欠」者，謂朝廷待彬未嘗失禮，豈謂彬未嘗失朝廷禮哉？鄭氏之誤解，近於郢書燕說，而大書特書，標於史傳，疑誤後人，豈非大繆哉！王世貞《功臣表》書十七年薨，亦未足據也。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書右丞汪廣洋貶海南，自縊卒。

廢丞相汪廣洋敕，見高皇帝御制文集。《實錄》所載，與御制文集同，但稍文其辭耳。敕云：遣人追斬其首，特賜敕以刑之。而《實錄》云：廣洋得書慚懼，遂自縊卒。又云：坐事貶海南，死於道。乃知凡《實錄》所書自經賜死，皆史臣有隱之詞，非事實也。《實錄》廣洋本傳云：至是御史中丞塗節言：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上問廣洋云云。廣洋貶死在十二年之十二月，蓋此時塗節已上變告惟庸。惟庸等當亦下吏。其獄成伏誅，則在十三年之正月耳。據《昭示奸黨錄》諸招，廣洋實與惟庸合謀為逆，而上但以坐視廢興誅之。蓋此時胡黨初發，其同謀諸人，尚未一一著明也。國初諱誅為廢，曰廢丞相汪廣洋者，蓋誅之也。

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塗節告左丞相胡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反。

自洪武八年以後，惟庸與諸公侯約日為變，殆無虛月。或候上早朝，則惟庸入內，諸公侯各守四門；或候上臨幸，則惟庸扈從，諸公侯分守信地。皆聽候惟庸調遣，期約舉事。其間或以車駕不出而罷，或以宿衛嚴密不能舉事而罷，皆惟庸密遣人麾散，約令再舉。見於《奸黨三錄》者，五年之中，期會者無慮二百餘。噫！亦危矣！諸公侯多懌宿將，惟庸輩亦文法老吏，一旦舉事，如中風狂走，朝堂攘臂而大言，道塗連袂而抗議，島夷草地，交關密約，流佣廝養，參預秘計，夜集曉散，會比期門，彼挽此推，號同邪許。此豈非天厭其惡，神奪其鑒，乘輿無觸瑟之驚，廟門鮮袨服之恐，使之貫盈敗露，自取滅亡也哉！如其不然，則爰書具在，豈無傅致一時？反狀已明，抑或傳疑百世？後之君子，摩挲簡牘，必有俛仰心悸，徬徨流涕者矣！為撮其要辭。臚列如左：

嘉靖中，贈故大監雲奇為司禮太監，以其守西華門發胡惟庸謀逆也。南京城西華門內，有大門北向，其高與諸宮殿等，後堂甍棟具在，曰舊丞相府，即胡惟庸故第。前有眢井，即所謂醴泉出，邀上臨幸，伏甲謀不軌者也。雲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嘉靖中，朝廷因中人之請而加贈，何孟春據中人之言而立碑。王世貞《舊丞相府志》據國史以駁之，其辨甚正。第亦疑惟庸私第不當在禁中，而未有以核其實也。余考《奸黨第二錄》載盧仲謙招云：洪武九年秋，太師令金火者引仲謙同儀仗戶耿子忠等往見丞相，前去細柳坊胡府門首。又汝南侯火者壽童招云：胡丞相在細柳坊住，與我官人住近，嘗與丞相往來飲酒。則惟庸私第在細柳坊明矣。按《洪武京城圖志》，廣藝街在上元縣西，舊名細柳坊。一名武勝坊。又考《街市圖》，廣藝街在內橋之北，與舊內相近。此惟庸私第不在禁中之明証也。世貞云：高帝初下金陵，以元御史台為中書省，後為吳王，徙居舊內，而別立中書省。按《實錄》，丙申，上入金陵，居富民王彩帛家。七月，諸將奉上為吳國公，以元御史台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上兼總省事。丙午八月，拓建康城。初舊內在建康舊城中，因元南台為宮，稍庳隘，上乃命劉基等卜地，定新宮於鐘山陽。戊申正月，自舊內遷新宮。《一統志》云：舊內城在京城中，元為南台地。本朝既取建康，首宮於此。比皇城大內宮殿成，此稱為舊內。然則舊內則元御史台也。世貞謂上為吳王徙居舊內。誤也。又云：省中丞相以下至六尚書侍郎，當各有堂閣。按：洪武元年命置六部，固云國家之事，總之者中書，分理者六部，不聞六部皆屬中書省為省中僚屬也。世貞疑五部五府，即故中書省大都督府之遺址，而又云：上下金陵，即有此省府及台，自當與舊內相近。其後改卜大內，居都城左偏一隅，不應預建省府及台於宮之兩傍。夫上為吳王居舊內，則省府當近舊內。及既即大位，改築新宮，則省府當近大內。此不待辨而明者。《洪武京城官署圖》，宗人府五部，在承天門外御街之東，五府太常寺在承天門外御街之西。志刻於洪武二十八年，上詔禮曹繪圖鋟梓。以今之五部五府推之，則昔之省府，其不與大內相遠亦明矣。第未知即此地否耶？俟詳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