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學集/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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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百二

《太祖實錄》辨証（二）

庚子二月，徵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金華宋濂至建康。基陳時政十八策，上嘉納之。

按劉文成以至正十一年為江浙儒學副提舉，十月辭疾歸。十二年以浙東元帥府都事從納麟哈刺築慶元城。十三年以行省都事從帖裏帖木耳招諭方氏，與朝議不合，羈管紹興。十六年行省復以都事起公，與石抹謀括寇。十七年，石抹宜孫總制處州，分院治於處，以公為其院經歷。又闢郡人胡深、葉琛、章溢參謀其軍事。用公等謀，盡平處盜。十八年，我兵取蘭，且逼婺，石抹遣胡深等救婺不克。上既定婺，即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以規取處。石抹遣葉琛、胡深等分屯以拒王師。公雖不在行間，然未嘗不在石抹院中。石抹蓋倚之以謀我師也。《實錄》本傳云：改行樞密院經歷，與石抹守處州，以拒國珍。當是時，石抹與耿泗國對壘於黃龍、樊嶺間，其所拒者，非國珍也。國史紆其詞耳。《元史》：是年經略使李國鳳至浙東，承制拜宜孫為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行狀載公遷右司郎中，李國鳳上其功不錄，則公之遷右司郎中，亦國鳳承制拜之也。明年己亥十二月，我兵取處，而石抹棄城去矣。公久在石抹院中，其棄官歸青田山中，或在石抹未敗之先，要亦不甚相遠也。李國鳳巡撫江南，上公之功，在十八年十二月王師克婺之後，則《行狀》《實錄》、本傳俱云棄官逃歸青田山中，以其時考之，當在十九年春夏間，去石抹敗時無幾也。方孝孺撰《孫炎傳》云：上克處，方欲用人，而秀民有能才者，皆伏匿山中不肯出。炎鉤致一二人，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基、葉琛、章溢尤為處士所推。基最有名，豪俠負氣，自以為不當為他人用。使者再往反不起。以一寶劍奉炎，炎作詩封還之，為書數千言，開諭天命以諭基。基無以答，逡巡就見。炎遂致基於京師。又蘇伯衡撰《繆美傳》云：處州既下，龍泉、慶元皆平，遂以胡深、葉琛暨劉基入見。處平之後，公遷延避匿，待孫炎輩鉤致，久之始入見，非獨以仕元日久，不欲輕為我用，亦不忍負石抹也。讀《覆瓿集》與石抹倡和詩，公之心事，二百年後，可以想見。《行狀》載西湖見慶雲，謂金陵有天子氣，我當輔之，及上取金華，指乾象示人云云，吾以為皆佐命之後，其門人子弟從而為之詞，非公之本心也。《封誠意伯誥》云：朕提師江左，兵至括蒼，爾基挺身來謁於金陵，歸謂人曰：「天星數驗，真可附也，願委身事之。」於是鄉里順化。《封弘文館學士誥》云：當是時，括蒼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寧。然則公之事我太祖，傾心佐命，蓋在金陵謁見之後。太祖之知公深矣。為著其梗概若此。

庚子六月，康茂才遺書友諒，約為內應。

鄭曉《異姓諸侯傳》載茂才與友諒書辭云云。當時倉卒致書，戰後於敵舟臥席下得之，安得雕刻書尺，流傳人間？此鄭氏傅會之陋也，今削去。

辛丑九月，陶安為黃州府知府。

按《實錄》：辛丑九月，以左右司員外郎陶安為黃州府知府。乙巳正月，調黃州府知府陶安知饒州府。相去凡五年。而本傳則云：知黃州，尋移知饒州。徐丁都傳》云：癸卯，黃州平，上思得重臣以鎮之，遂命知黃州。改桐城令，尋移知饒州。謝理《太平人物志》亦然。皆與《實錄》及本傳不合。以《陶學士詩集》考之，自龍鳳元年乙未至九年癸卯，安皆在金陵，壬寅歲有《憶別》之作云：七年同在省東廳。則辛丑歲安未嘗出守可知也。癸卯秋從征鄱陽，甲辰守黃州，有「今年春二月，璽書命守土，兩日抵其州，又值連月雨」之句，則安以甲辰守黃州，在平陳理之時。當以徐丁都傳》為正。《陶學士事跡》載令旨付陶安者凡二，俱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其授黃州府知府，則龍鳳十年二月□□日，授鄱陽府知府，則龍鳳十年十二月□□日。則安之守黃移饒，皆在甲辰年無疑也。惟徐丁⑿煥硭記改桐城令，他無可考。而《學士集甲辰十月七日舟發樅陽詩》自注云：「時遷往桐城舊縣。」又記龍鳳甲辰秋九月千秋節，亦在桐城。至聞除代者及召還之命，則云：「年殘動歸思，客至報除書。海內招文學，淮南起謫居。」又有《臘八日發桐城》詩。則知安守黃未幾，謫為桐城令，至臘月召守饒州，乃發桐城也。札付所載授鄱陽年月，與詩悉合。乃知二傳之有據，而實錄與人傳咸有脫誤矣。俞本《記事錄》：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中書省郎中李君瑞、陶主敬、都事王用和、簡較酆永真、陳養吾、博士夏允中、炤磨陳子初等俱令家人私通敵境，於四沙易鹽，及水陽王千戶賄選壞法，提至軍前，俱剝衣鎖項，置小船中，置於黃鶴樓下大浪中凡三日，沉江而死。惟李君瑞兩腿扭一千下，安置桐城縣。按《陶學士文集》，甲辰歲守黃未幾，謫為桐城令。安之被謫，必以癸卯從征，令家人易鹽之事也。俞本所記當不繆。其云俱置黃鶴樓下沉江而死，則當有誤。蓋主敬但謫桐城，而王用和以壬寅二月死於金華也。《國初事跡》云：夏煜犯法，取到湖廣，投於江。與俞本記合。

壬寅，上駐金陵。曹良臣以所部來附。

按至正壬寅，順帝二十二年，即龍鳳八年也。庚午詔書：持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乃來歸者，良臣居其次。黃金《錄》以為在金陵、安豐兩主之間，非也。太祖方以龍鳳記年，開國承制，安得自命兩主，如黃金所云耶？當是時，小明王都安豐，張士誠已降元，構兵安豐，與察罕相應，次年即有安豐之圍。良臣聚兵立堡，不走張氏而走金陵，此所謂持兵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者也，豈容以金陵、安豐為言？小明王自亳徙安豐，已而為張氏所困。自安豐徙滁，其勢日蹙，依吾太祖以僅免耳，豈有方張之勢，可與金陵稱兩大者，而嘉其擇主自拔耶？俗儒不達時務，誤解詔書，不足採也。

壬寅六月，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來致書。

按察罕破汴梁，下山東，江南震動。我太祖遣使通好，察罕亦致書相答。已而有張昶、馬合謀之來，察罕為之也。上曰：「察罕書辭，欲以甘言啖我。」所謂甘言啖我者，即榮祿大夫江西行中書省平章之命也。元使以航海來，淹留逾年，而察罕被刺之問亦至矣。野史所謂太祖聞察罕死遂不受命者是也。太祖聞察罕死，嘆曰：「天下無人矣。」又曰：「元朝不達世變，尚敢遣人扇惑我民？」察罕之死，所關系豈不重哉！劉辰《國初事跡》大書其事，無所隱避。國史雖多微詞，亦不盡沒其實。參互之可以考見，辰又云：太祖以孤軍獨守，別無趨向，成敗當聽其自然。在後滅陳擒張，信知天命有歸。即位後，始圖中原。然吾以為察罕一死，天意灼然歸我明矣。嗚呼！帝王之興，豈不有天命哉！聖祖極推重察罕，即位後幸汴梁，特遣使往祭。厥後洪武九年，宋濂奉敕撰《方國珍神道碑》，歷數一時群雄，皆直書其名，而於察罕則云齊國李忠襄王察罕，保鷙遇謾Ｆ溲現刂如此，非本於聖祖之意，當時史臣，寧敢輕獎亡國之臣，以干聖怒耶？或曰：聖祖《祭忠襄文》，頗多譏評之語，亦非聖祖之初意也。

戊戌二月，明玉珍破嘉定，盡有川蜀之地。

按《元史　順帝紀》：辛丑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齊遣兵擊敗之。《實錄》本傳載在戊戌歲，則相去四年矣。玉珍之絕友諒，稱隴蜀王，在庚子歲，而《元史》記於壬寅五月；其稱帝改元在壬寅歲，而《元史》記於癸卯正月；至玉珍之攻陷雲南，在癸卯十二月，而《元史》記於壬寅之三月。其錯互不一如此。蓋《元史》修於洪武元、二隴蜀未入職方之時，而《實錄》則平夏之後本其《載記》而存之也。斷以《實錄》為正。

癸卯三月，上率右丞徐達等擊安豐。

黃伯生撰《誠意伯行狀》云：中書設御座，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遂不拜。《實錄》及本傳皆不載此事。是時上方奉龍鳳正朔，承制行事，文成不應孟浪若此。或云：在癸卯克安豐之後。於事理為近。劉辰《國初事跡》云：張士誠攻安豐，劉基諫曰：「不應輕出，若救出來，發付何處？」此則文成不奉龍鳳之本謀也。

癸卯四月，陳友諒攻洪都。元帥牛海龍、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後俱配享洪都功臣廟。

《實錄》記戊子之戰，與朱善《安定侯神道碑》大略相同。但《實錄》以為韓成等先戰死，張定邊方犯御舟。《碑》則以為定邊犯御舟之時，成等咸與格鬥。御舟既脫，而成等以援絕死之也。《碑》所記比《實錄》為核。《實錄》又於韓成下脫國勝偕死事，則以癸卯四月誤載國勝與牛海龍俱死洪都之事也。國勝與牛海龍夜劫友諒營，牛中流矢死，程泅水得脫，徑達金陵，從太祖親征，死鄱陽湖，南昌城中不知也。次年甲辰，追錄諸臣，南昌報程與牛俱死，得與祀贈侯。饒州又以國勝死康山事來上，又得與祀贈伯。當時事冗，不暇兩相參訂也。《實錄》載國勝與海龍俱戰死，蓋據南昌所上國勝死事狀也。甲辰立廟，國勝兩得與祀，而《實錄》則於兩廟皆佚其名。後是有建議祀典重複，遂罷程豫章之祀。厥後有司又並罷康山之祀。修《會典》者亦因之，沿襲至今，國勝遂不復預兩廟之祀矣。國史失於考核，遂成祀典百世之誤，宜亟正之。

癸卯秋七月丁亥，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戊子，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眾，我指揮韓成、元帥宋貴、陳兆先等皆死。

高陽侯韓成之死於鄱陽也，定遠黃金著《開國功臣錄》，以為成當太祖危急時，服御袍對敵自沉。史家競傳之，比於紀信之誑楚。而《實錄》紀此戰，則云彼軍殺溺者甚眾，我指揮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國史故多諱辭，然以成之忠烈如此，一切抑沒而不書，難乎其為實錄矣。豐城朱文恪公善撰《安定伯程國勝神道碑》紀其事最詳。蓋當御舟膠淺，張定邊奮前直犯之時，事勢惶急。成與國勝、兆先等方左右格鬥，及定邊中矢，援舟驟進，御舟以水湧得脫，而成等反繞出敵艦之後，援絕而死。然則成等致命之時，定邊之勢已矗御舟之厄已脫矣，寧有代死誑漢之事耶？且康山之役，與滎陽不同。羽圍滎陽久，漢軍乏食，漢祖計無所出，故紀信畫誑楚之策，遂得以乘間遁去。康山之戰，兩軍相持，雌雄未決，卒然有冕服代死之事，耳目瞀亂，軍心盡解，我將何以自固？決機於兩陣之間，我知其不出於此矣。《錄》又言上念成效死，祀諸臣於康山，以成為首。按《實錄》，中書省列進康山功臣，成在第三，居丁普郎、張志雄之次。《大明會典》載饒州忠臣廟在康郎山，祀樞密同知丁普郎、張志雄等三十五人，成實未嘗首祀於康山也。成若代死，則必首祀。成不首祀，則不代死。黃金之徒，並為妄矣。又朱善《安定伯碑》云：皇帝追念南昌暨康郎前後死節之臣，追爵故萬戶程國勝安定伯，與梁國公趙德勝、濟陽郡公丁普郎等一體廟祀。蓋南昌廟以梁國為首，康山廟以濟陽為首，其位次甚明，俗說流傳既久，好事者遂造為首祀之言以實之，久而莫有知其非者。俗語不實，流為丹青，豈不信哉！此邦有許生重熙，好譚國朝典故，嘗為余言；韓成誑漢，事誣也。余因許生言，為著其始末如此。成化二十一年，學士張元禎撰《重修康山廟記》，猶以丁普郎為首。正德中，御史唐龍刻《群忠錄》於江西，成遂儼然首列，而濟陽反抑置第十三。今之祀典，遂據此為差次，則舛誤甚矣，有識者宜厘正之。

友諒驍將張定邊欲犯上舟。舟適膠淺，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卻。俞通海來援，舟進水湧，上舟遂脫。遇春舟亦膠淺，上麾兵救之。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

鄱陽之戰，開平射中張定邊，脫御舟於險，其功最巨。《實錄》紀在七月戊子，朱善撰程國勝《神道碑》，其系日亦同。宋文憲開平《神道碑》但記射中定邊，而膠沙脫險，則書於八月壬戌禁江口，相去一月餘矣。鄱陽之役，兩軍相持，我軍殊死力戰，莫甚於戊子、己丑、辛卯三日。至禁江口則彼以戰敗歸，而我為邀擊之師，其大勢非前日比矣。御舟膠淺，及開平力戰之事，其當在戊子無疑也。又宋文憲《張中小傳》云：己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深入，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險，以為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按己丑之戰，六舟深入，疑陷沒而旋出者，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也。《實錄》不載，開平《神道碑》亦但記膠沙脫險，而不及深入陷沒之事，知《鐵冠傳》誤也。宋文憲記事最為詳核，且開平《碑》《鐵冠傳》共記一事，出一人之手，而彼此錯互，史家記載之難如此。

郭英以謹重見信，從攻陳友諒於鄱陽，有功。

鄭曉《今言》曰：嘉靖十六年，郭勛欲進祀其祖英於太廟，乃仿《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為《國朝英烈傳》，言生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鼓動聽聞。已乃疏乞祀英於廟廡。按《實錄》，上聞張鐵冠言友諒死，乃遣樂人具牲酒往祭，以覘其死生。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當是時，友諒之死，我軍尚未知。既死而降卒始來告，何以知此矢之出於英乎？楊文敏撰英《神道碑》云：友諒中流矢死，有言公之功者，上問之。公曰：「天威神算，臣何有焉？」上益重之。文敏此碑，以其孫玄之請，據其家傳次第之。蓋友諒既斃，軍中流傳，或言此出矢於某某。郭氏家傳，亦不過載此疑似之詞，以誇示後世。而勛遂張皇其事，以乞侑享之典，亦文敏之言啟之也。英既有此大勛，聖祖又親問之，乃三年論功，不得封侯，而待十七年平雲南之役，有是理耶？劉三吾撰《陝國公神道碑》云：彭蠡之戰，戒嚴所部，人百其勇，友諒計蹙，中流矢死。以三吾序陝國之事參互觀之，則集矢之勛，其不出於營國，亦曉然矣。又按俞本《記事錄》云：友諒度不能支，出首箭窗中，呼從船，而白船已至，箭銃交發，友諒左太陽中箭。須臾陳氏卒泅水報曰：「友諒死矣。」上大悅，諭眾曰：「友諒中箭而死，將士之功，勝於赤壁走曹瞞遠矣。稠人難辨射中者，均給重賞，以勞汝等。」俞本以騎士從征，其記錄最確。以此益知文敏豐碑之文，出於傅會，不足信也。按郭勛以貴幸，欲驟進其祖配享，一時諸臣，嚴詞駁正，可謂能舉其職矣。諸疏援據雖詳，亦多未核。至以永樂間之不得與享為言則非也。英之功以配享太廟，則有愧矣，豈不得進於雞鳴山二十一人之列乎？白溝河之役，曾親逆成祖顏行。身死之日，贈恤有加，已為厚幸矣，又敢望廟食乎？以此為言，宜勛之不心服也。然則如之何？曰：罷太廟之侑享，而入祀於雞鳴之兩序，斯當矣。

癸卯五月，置禮賢館。

按劉辰《國初事跡》：楊憲奏朱文忠在金華，用諸儒干預公事。上提說戎輛，誅屠性、孫履而思靶碓、王天錫發充書寫。此事《實錄》及行狀俱不載。以家傳考之，壬寅十一月，召入京都，則劉辰所記發充書寫之日也。發書寫未幾，即有儒台之授，又與許元、王天錫俱入禮賢館。劉辰所記，蓋不謬也。而國史以為用文忠之薦入禮賢館，蓋文忠沒後，家傳特美其詞，而國史因之也。

甲辰三月，湯和破士誠楊山水軍，升平章政事。

記楊山之戰有二。以為癸卯破士誠兵於楊山拜中書左丞者，碑及本傳也。以為甲辰三月擊敗楊山水軍升平章政事者，《實錄》也。癸卯則云：逐其將莫將軍，獲甲首五百級。甲辰則云擒劉文學等四十九人，風船六艘。功次各異，豈兩戰而各記之耶？抑一戰而互記之耶？《實錄》與本傳每自相矛盾若此。洪武元年《兼太子諭德誥》曰：出迎敵陣，奪姑蘇之卒千艘；保障東郊，請陽羨之區十載。任於左轄，升以辨章。則辨章之升，以楊山之勝明矣。碑及本傳又以為甲辰年，會開平救長興，超遷辨章，此又與《實錄》互異也，按開平救長興在辛丑十一月。甲辰年開平徵武昌，下廬州即會寧河討江西。長興之役，豈有分身在行間，和與會師合戰耶？斷以《實錄》所載，會長興侯夾擊為正，而中山辨章之命，亦當在楊山之役，不在長興，一從《實錄》，而碑與本傳削之可也。

甲辰冬，追封胡大海為越國公。

胡大海歿之明年癸卯，立廟於婺城。又明年甲辰，追封越國。命下，方孝孺代宋濂撰新廟碑。碑用龍鳳紀年，蓋甲辰歲太祖為吳王時作也。首稱皇帝手秉黃鉞，屯兵和陽，其為尊稱我太祖明矣。又云：夏四月，又從王破宣城，所謂王者，指吳王也。所從之王，即我太祖也。不稱帝，不稱上，而稱王，紀實之詞也。此後則皆改而稱上矣。當是時，我太祖雖專征四方，然猶用龍鳳名號，承制封拜。甲辰之追封越國，用龍鳳之制也。碑所載上聞公之死，震悼弗置，降旨褒贈者，聖旨耶？令旨耶？抑後事而追記之，非當時本稱耶？今皆不可考矣。若所云皇帝手秉黃鉞，屯兵和陽云云，則洪武改元，革除龍鳳之後，史家追改之，斷非舊文，無可疑者。家有舊版《遜志齋文集》，摩娑此一行，楮墨鵡糊，剞劂之痕跡宛然，二百年來改竄之遺跡，猶可想見。嗚呼！隱、桓之間，秦、楚之際，若存若亡，可為嘆息者多矣。姑識之，以質於好學深思者。

洪武元年五月，湯和師克延平，執陳友定送京師。

方孝孺撰東甌《神道碑》云：師至延平，主帥陳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

按《實錄》：友定誓眾死守，見勢窮蹙，於省堂按劍仰藥飲之。賴正孫等以城降。友定死而復蘇，械系送京師，不屈，斬之。碑乃云令其副出降，觀望持兩端，誣矣。賴正孫之降，在友定仰藥之後，安得謂友定使之？《實錄》、湯和本傳，削去此數語，亦以其非信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