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瀛探索/第三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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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鐵器時代的蔦松文化

蔦松文化是南部地區史前時代最晚一期的文化，主要分布於台南、高雄及屏東北部地區，已接受外來使用鐵器的觀念，逐步從新石器時代進入鐵器時代，^[1]起始年代距今約1600年前，而結束於距今500年前。

蔦松文化以永康市蔦松遺址為文化類型代表性遺址。蔦松遺址最早由金子壽衛男於昭和14年（1939）首先發現，翌年由國分直一試掘。後來國分直一根據陶器性質，將蔦松遺址劃為南部史前文化最晚一層的赤色粗面陶器時代。到了民國58年（1969），張光直將蔦松遺址與其他20個遺址，置於南部史前文化最晚一層的夾砂紅、灰陶文化中。民國68年（1979），宋文薰與連照美把原置於夾砂紅、灰陶文化層中的蔦松遺址分立出來，獨立成「蔦松文化」。翌年，劉益昌與黃士強在《全省重要史蹟勘察與整修建議－－考古遺址與舊社部分》一書中，對蔦松文化做了仔細的介紹。^[2]

蔦松文化的特色是遺址出土的陶器大多為素面紅陶，有少量的貝殼紋飾陶罐，以及陶質的鳥頭狀器。自蔦松遺址被發掘後，迄今60餘年，在台南地區已有許多相同文化類型的遺址被發現。

透過蔦松文化的分布區域、文化內涵及早期文獻資料的類比研究，應當可以逐步找出蔦松文化人在台南地區活動的歷史。

台南地區蔦松文化遺址的分布

目前台南地區陸續發現的蔦松文化遺址，由北而南，依序有分布於嘉義丘陵邊緣與河階的火炭埔仔、匏仔園、下庄尾、橋頭、白河水庫、東原、凹仔腳、吉貝耍、烏山頭水庫、大內…等遺址；有分布於玉井盆地周緣河階的內宵、玉井橋…等遺址；有分布於新化丘陵邊緣與河階的二重溪、山上、新莊、石子崎…等遺址；有分布於曾文溪沖積平原的西寮、番仔塭、三抱竹、道爺、五間厝、右先方、看西…等遺址；有分布台南臺地緩坡的蔦松、大潭、十三甲東…等遺址。

目前，蔦松文化遺址的分布資料，不能說已很完整，但是已經可以相當程度的反映蔦松文化人聚落的內涵，以及其發展和變遷的脈絡。^[3]

蔦松文化人的生活環境

史前人類對居址的選擇，以能獲得生活所需為主要考量，因此，一般多選擇背坡面水的地點。以河谷階地、沼澤邊緣或沿海地帶，用水便利和向陽為最基本的出發點。^[4]

蔦松文化遺址如今看來都位處內陸地區，但這都是海岸變遷造成的。這些遺址大多分布於當時沿海地帶的丘陵邊緣河階、臺地緩坡與沖積平原上。這種地方，在沿海地帶有寬廣的海岸平原與海濱區，退潮時可在潮間帶進行撈貝捕魚；有林木蓊鬱的丘陵，可進行狩獵；有水塘與沼澤，容易取水，並適宜進行農業耕種。

蔦松文化人的聚落與建築

蔦松文化遺址靠近丘陵邊緣與河階的文化層較薄，代表居住時間較短；在平原與臺地緩坡的遺址則面積較大，而且文化層較厚，如西寮、番仔塭、蔦松等遺址聚落規模都不小，特別是西寮遺址的面積更高達323萬平方公尺。^[5]

南科園區各遺址經過大規模發掘，聚落格局有比較明顯的呈現，由灰坑、墓葬…等排列模式，顯示聚落格局經過相當程度的設計與規劃。^[6]

聚落內住屋的形式，在發掘大湖文化階段的三抱竹遺址，明顯可見其屋舍應是屬於干闌式建築，住屋形狀呈長方形，長約10公尺，寬2至4公尺不等。此種干闌式建築延續至蔦松文化階段，仍然可見。 ^[7]

蔦松文化人的社會變遷

社會向前發展，經濟水準不斷提高、人口不斷增殖，大規模的聚落才會逐漸形成。大的聚落聚集數量可觀的大小房屋，布局嚴整，構成一個獨立的社會組織單位。^[8]

大型聚落也會發展成部落。部落是由幾個地域性群體或親屬群體聯合而成的。^[9]這種部落或許就是後來所稱的「社」，如麻豆社、蕭壠社、新港社、目加溜灣社…等。

蔦松文化人的文化內涵

台南地區蔦松文化遺址正式發掘的，有至民國74年（1985），台大人類學系黃士強等先後4次在蔦松遺址的發掘。以及有民國84年（1995）起迄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台南科學園區內進行的搶救發掘，已先後發掘出道爺、五間厝、三抱竹、右先方、五間厝南…等5個蔦松文化遺址，遺址中出土的文化遺物與生態遺物，無論在性質與數量上，都極為豐富。^[10]

其他未經正式考古發掘的蔦松文化遺址，也因土地開發，許多遺物被挖掘出來。如西寮遺址位於麻豆過港仔的貝塚，約在民國60年（1971）年左右，因開闢魚塭，就有大量的貝塚遺物被挖掘出來。

透過遺址的正式發掘，以及對出土遺物「透物見人」的研究，早年蔦松文化人的文化內涵，可逐漸拼湊出來，使我們對台南地區蔦松文化階段的歷史有概略瞭解。

蔦松文化人使用的工具

人類為因應不同的生活需要，會製造並使用各種工具。工具不斷的改造與創新，使人類生產更容易，生活需要更能滿足，人類的文明也更快速向前邁進。

石器是史前時代人類使用的主要工具，但在蔦松文化遺址中所出土的石器不多，僅發現有當敲擊用的石鎚、凹石，以及少量的石錛、刈穗用的石刀及狩獵用的石簇。^[11]因為這時已進入鐵器時代，有些生產工具已經用鐵器來製造。

鐵器由於容易銹蝕，難以在地下保存；而且鐵可以一再鑄造，重複使用，被丟棄機會不大。因此，在台南地區的蔦松文化遺址，僅在蔦松遺址發掘出3件鐵器殘片，1件為片狀，兩件像粗鐵釘狀。在道爺及五間厝遺址，發掘出鐵製箭頭及鎗頭。

蔦松文化遺址中也發現有少量的骨角器，依此推測，蔦松文化人應該常利用骨、角、木、竹等材料，來製造日常使用的工具，以幫助從事各種工作。 蔦松文化人日常更大量使用陶製的罐、缽、甕…等，來烹煮食物，或儲存用水與食物；還使用陶紡輪來紡線，以供織布；用陶支腳來支撐陶罐，以烹煮食物，像這些陶製品也可以算是用具。而各種用具的使用日益普遍，生活的品質也日益改善。

人類通過製造工具而開始創造自己的文化。原始人類製造工具，不單是體力上的一種支出，更重要是智力上的一種支出。製造工具首先必須根據需要，去選擇適合的材料；其次必須構思工具的形狀或結構，還要通過一定的程序、技術和工藝來加工，並且要預想到最後如何使用這些工具，和達到什麼樣的目的。^[12]

蔦松文化遺址中出土的蔦松文化人使用過的工具，看起來好像是僵死的，實際上它們是蔦松文化人當時思維活動的外化和物化，^[13]因此根據工具的製作，當然可以反過來推測蔦松文化人的思維狀況，對他們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蔦松文化人的生產方式

蔦松文化遺址的分布形態，除分布於沿海地帶外，也往曾文溪中游河系擴張，可見蔦松文化人通常居住於海邊水畔，以農耕、狩獵、漁撈及採集的生產方式，來取得食物，維持生活所需。

1.【農業耕作】

在蔦松遺址的發掘，已發現有植物的種子。在南科園區內的遺址發掘，發現許多植物種子遺留，除了稻米以外，還有小米、苦楝、破布子、豆類、薏仁等植物種子，^[14]其中有些種子有可能是農耕栽培所得，來做為食用。

農業對人類發展的影響是深刻而多方面的，並且大大改變人類的飲食生活。農業生產使人類食物來源得到了相對保障，而較穩定的食物來源，使人類得以較持久的居住在一個地方。定居生活和食物的相對充足，使許多地方人口密度增加。^[15]因此，蔦松文化遺址的面積一般都相當大，可以達到2、30公頃的範圍，反映當時聚落中的人口數正逐漸增加。

農業發展較快的地區，有了充足的食物，使一部分人從生產中解放出來，創造並發展出人類更高層文化，新的生活方式逐漸形成，文明也日益進展。蔦松文化人農耕生產方式的比重逐漸加重，其文明進展必然也循此一軌跡逐漸邁進。

2.【採集漁撈】

在蔦松文化遺址的貝塚中，可發現數量龐大的貝殼、魚骨等遺物，顯然貝類與魚類也是蔦松文化人的主要食物來源。他們選擇在海邊水畔居住，與水中資源的利用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當年蔦松文化人在海灘潮間帶，挖起各種蛤類，或在淺水處撈起螺類，採取牡蠣，回到住屋前，架起陶器，將水煮沸、放進蛤、牡蠣，待雙殼一張開，就可享用豐盛的美味。吃完貝肉，隨手將貝殼丟棄，時間久了，越堆越多，再經沖積掩埋，就成了貝塚。

蔦松文化遺址的遺物中，很少見到漁撈用的網墜，但發現有骨質魚卡子，^[16]可見蔦松文化人不常用魚網捕魚，而使用魚槍射魚，及用魚卡子釣魚。

魚槍是把有鉤刺的鐵槍頭，以繩索活繫於竹桿或木桿上，當魚被射中，必會掙扎求脫，此時活繫於桿的槍頭鬆開，緊連於魚身，桿子卻漂浮水面，魚不容易浮潛，只要慢慢收回繩索，就可抓到魚。^[17]魚卡子是用魚骨或獸骨製成，將魚卡子塞進小魚體內為餌，來釣起大魚。

射魚需駕船出海，目前遺址雖尚未發現船隻的遺物，但平埔語中有「艋舺」一詞，艋舺指獨木舟，或許蔦松文化人，也能造出精巧的獨木舟。至於竹筏，因竹材取得方便，製造應更不成問題。

3.【狩獵活動】

蔦松文化遺址中，可發現數量不少的獸類遺骸碎塊，是食用後丟棄的殘滓。可見水中的漁撈和採集，雖是蔦松文化人的食物來源，但他們同時進行山林的狩獵。

狩獵方式採用陷阱、伏擊、圍獵和追趕的方式。^[15]狩獵用的鏢鎗柄，用竹子做成，柄上綁一條長繩，長繩另一端綁在鎗頭上，鎗頭上有3、4個倒鉤。鎗頭並未固定在鎗柄上，因此鏢鎗射中獵物，鎗頭插在獵物上，而鎗柄脫落，獵物就拖著繩子和鎗柄跑，此時鎗柄會卡在樹叢間，讓獵物動彈不得。狩獵的弓用竹條做成，密密的用籐纏繞住，弓弦用浸過鹿血的繩子做成，非常堅韌，箭用竹子綁上箭頭與翎而成，翎有5面，用絲線緊密纏繞，塗上鹿血。^[18]

蔦松文化人在小孩時就學習使用鏢鎗與弓箭，練習熟練以後，在3、40步外就能射中目標。在春末草木茂盛時，集合全社的人，各拿著鏢鎗、弓箭…等器械，帶著獵犬，到達獵場以後，圍成一個大圓圈，然後逐漸縮小包圍來射殺獵物，被包圍的獵物很少有脫逃機會。^[19]

狩獵活動對人類社會及人類自身帶來極大的影響。人類在追尋獵物的過程中，逐步加深對大自然的了解，對於不同狩獵對象，還要設計不同的捕獲方法，改良所需的工具。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發展自己的智力，手與腦的配合越來越協調。人類學家還認為，人類語言的產生也與狩獵有關，集體的狩獵活動，使得人與人的交往具備明顯的群體特徵。需要協力合作的群體，必定會發展起語言來。狩獵使人交往頻繁，合作緊密，組成一定的社會結構。各個狩獵群體之間也會發生一定的交往，使社會結構複雜，這樣狩獵本身就變成越來越重要的文化行為。^[20]

4.【紡線織布】

衣服是人類生活必需品，因此，紡線織布也是婦女日常的重要工作。蔦松文化遺址中出土有陶紡輪，但紡織物在遺址的堆積中不容易被發現，難得在南科園區遺址發掘中，在屬於蔦松文化的五間厝遺址灰坑中，有炭化繩索出土，更可貴的是一件已佈滿鐵銹的鎗頭上，發現有蓆紋加印於此一鐵銹面上。^[21]

推測蔦松文化人是採取植物的纖維，用陶紡輪與帶鉤的木棍做工具，搓製成織布的線，再織成布，做成衣服。至於他們穿什麼樣的衣服，就完全沒有出土遺物了。

蔦松文化人對生命的自信與滿足

蔦松文化遺址中，還出土不少的陶環與陶環殘件，大部分是黑陶，只有極少數是紅陶，式樣繁多，也是施加紋飾的，製作相當精美。因數量多，而且大小不一，應該除了當手鐲外，還做為頭飾、耳飾、臂飾或頸飾。可見蔦松文化人在衣食無缺之餘，已懂得裝飾自己，傳達自身對生命的自信與滿足。

陶環的外形，如同現在所見的手鐲，因為用手捏製的，也為了不同的佩戴用途，因此大小頗不一致，內徑大小多在４至８公分，其中５至６公分最多。

陶環的斷面也大小有別，形狀也有好幾種，有圓形、三角形、方形、新月形及條紋形…等。而圓形之中，又有橢圓形、半月形、水滴形；三角形之中又有銳角狀或鈍角狀的；新月形中也有柳葉狀的；條紋有兩條紋或多條紋的。

若從製作方式來看，事實上只有兩種樣式：圓的和扁的。圓形、方形、三角形屬於圓的。以圓形為基本形，四面壓平便成方形，向外側捏出高突便成三角形。扁的做寬帶狀，如修整兩邊就成柳葉形或新月形；如在上面深刻紋路就成條紋形。這些形狀的不同，也許是在捏製的過程中，因功能考量，及個人技術與思維的不同，所造成的差異。

各種式樣的陶環到底佩戴在身邊那一部位，雖然仍難以確定，但顯然絕非實用之物，以做為裝飾品的可能性最大。又由於數量極多，若按通常的情形，一位婦女佩戴1、2隻，不該有如此大的數量。可能是陶環容易摔斷，所以耗量大，以及不僅婦女佩戴，連兒童、男子也都以陶環來裝飾自己。

蔦松文化人的陶器製作

蔦松文化遺址出土遺物最精彩的是陶器。陶片是台灣考古遺址中最為常見的一種標本，也是考古學家藉以建立起時空架構的主要依據。^[7]燒製陶器需要技術，也需要構思，因此較能表達出使用或製作者的意念，而反映出不同群落間的文化差異。

蔦松文化遺址出土陶器，主要是素面無紋的紅色砂陶，也有少量黑陶、紅陶，燒製火候很高，大概有以下3種主要器形：

1. 摺肩圈足罐：這是具有蔦松文化特色的器形。器形有大有小，罐口以侈口較多，有頸，摺肩成「ㄑ」字形，肩部有4個穿鼻，圈足有4孔，與穿鼻兩兩相對，但器形較小的，有的就沒有穿鼻穿孔。穿鼻與穿孔是做為穿繩用的，以便懸掛，因此這種摺肩圈足罐可能做為儲藏食物用的。
2. 鼓腹平底與圜底罐：器形大小不一，罐口主要有直口、侈口，少數是歛口，有頸，腹部成鼓形。少數腹部有4個突起的穿鼻。由殘片來看，器形都比較大，而且有些有煙薰痕跡，因此這種鼓腹平底與圜底罐可能做為烹煮食物或儲水用。
3. 缽形器：器形有如鼓腹罐的下半部，缽口有直口、侈口和斂口，底部有平底、圜底和圈足，有的腹部有突起的穿鼻，圈足有穿孔。因此這種缽形器有可能是盛食物用的。

除了以上3種主要器形外，還有甑形器，它的底部有圓孔，是用來蒸煮食物用的。有長頸摺肩圜底壺，在西寮遺址出土一個完整的器物，全器高21公分，侈口，口徑8公分，頸高8.5公分，摺肩，肩徑21公分，肩距離底部7公分。還有做為陶罐附件的蓋，形狀非常多樣化，有邊緣微翹形、淺盤形、平板形、深碗形…等，蓋上有紐，紐有圓柱狀、ㄚ字狀、把狀…等。

蔦松遺址中還出土有小陶罐，因器形小，顯然不是日常生活實用的器物。有些大小剛好手掌可以掌握，而且製作精美，大部分都有施加紋飾，因此猜測是祭祀儀式使用的器物，或者就是個人捏製的工藝品。

南科園區進行長期而且較大面積的考古發掘，發現蔦松文化的陶器，在早期器形較為單調，以球形或長橢圓形的罐器為主，並出現鳥頭狀器；至蔦松文化中期，陶器器形開始變得繁複，蓋、紐和矮圈足符附件開始出現，另出現陶支腳。^[7]

蔦松文化人對美的追求

史前人類製造陶器時，有些還要經過一道美化工序，以各種方法裝飾上一些流行紋飾，所用的方法有拍打、戳印、刻劃、鏤空、附貼和彩繪等。還有一種打磨方法，將器表用石塊磨光後焙燒，成品表面呈現光澤，十分美觀。^[22]

蔦松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殘片，除小陶罐外，其他施加紋飾的，只佔極小部分，而且有紋飾的，大部分是鼓腹罐，施加在頸部下緣的四周。紋飾也都相當簡單，利用貝殼、植物桿莖、小竹籤，甚至用指甲，以壓印、刺點、刻劃…等方法，來施加紋飾。因此紋飾種類有貝印紋、刺點紋、小圓紋、指甲紋及幾何線劃紋。

在不同時代，人類都有美的追求，^[23]但以蔦松文化遺址出土陶器來看，施加有紋飾的精美陶器所佔比例很小，陶器工藝技術顯得粗略，推測應該另有表現的媒材。在南科園區的蔦松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骨器上，見有雕工精細的各式圖案，推測也有可能在木、竹上雕刻，只是木、竹不容易留存。定居的農耕部落，對自己的居室也進行美化，在牆壁上繪彩，^[23]同樣的，這些繪彩也無法保存下來。

史前時代還有音樂歌舞。歌、舞、樂是起源很早的美的藝術，只是比較無法從考古遺址中找到證據。史前樂舞出現以後，被廣泛運用到宗教、巫術、喪葬、誓師、祝捷等儀式上，成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樂舞的伴奏，最初應是敲打日用器具，然後慢慢有人造樂器的製作，^[24]目前蔦松文化遺址中，僅發現有疑似的人造樂器。

蔦松文化人的墓葬方式

史前人類就有靈魂和靈魂不死的觀念，及對死者的靈魂進行妥善安置的意識。認為安撫亡靈最好的方式，是舉行隆重祭儀，將屍體埋葬起來，祈求靈魂早日得到新生，於是埋葬逐漸形成一種嚴格的制度，不同文化類型出現了互為區別的埋葬方式。^[24]

對死者入葬姿勢，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習慣，這些姿勢主要有仰身直肢、俯身、屈肢、蹲踞…等，最常見的為仰身直肢葬。蔦松文化人即以仰身直肢為主要葬式，但在道爺遺址發現有以破碎陶片舖墊在屍體下方的葬式，這是比較特殊的。^[25]

為了安撫亡靈，還要給死者隨葬一些必需品，以供他們在冥間使用。蔦松文化人隨葬品主要是陶罐，而且放置在死者頭頂位置，這種以陶罐隨葬的葬式，也見於其他文化類型的墓葬上。至於罐內是放置食物或水，有待進一步查證。

蔦松文化人的原始崇拜與信仰

蔦松文化遺址出土有極具特色的陶製鳥頭狀器，有鳥頭形及平頭錐形。通常約高12公分左右，頭部穿一孔或兩孔，器身有一道由中央延伸到底部長約5公分的縫，寬約0.5公分，縫的兩側經過修整。

鳥頭狀器從器形來看，不是一般日常用品，有人認為是樂器，有的人認為是裝飾品，有人認為與宗教祭祀有關。《安平縣雜記》曾記錄四社平埔搭建公廨時，在屋頂兩端安置土製假鳥3隻，鳥身糊以竹膜，鳥嘴啣以稻草。這裡所說土製假鳥極像鳥頭狀器，穿孔可以插上稻草，如鳥嘴啣稻草；縫糊上竹膜，風吹振動可以發聲。果真如此，則鳥頭狀器同時具備樂器、裝飾品與宗教祭祀的功用。

鳥頭狀器有具體的形象，而且放置在公廨屋頂上，有可能是蔦松文化人的圖騰標誌。史前社會的圖騰，除了做為族群的識別外，多少與神話和信仰有關。文獻記載：西拉雅族人有以鳥音占卜吉凶的習俗，^[26]是將鳥視為神聖的，可做為與神靈溝通的媒介。

史前人類在創造自己的世界時，也創造一個鬼神世界，人是眾多神靈的造作者。造出這些鬼神來頂禮膜拜，崇拜的儀式也是多種多樣，崇拜的形式，主要有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和祖先崇拜。^[27]或許鳥頭狀器是蔦松文化人的自然崇拜，與圖騰崇拜的外化和物化。

蔦松文化人與西拉雅人的關係

台灣史前文化的來源如何，它與台灣原住民之間究竟有什麼關連，始終是考古學家、民族學家與人類學家努力想解決的問題。

在漢人尚未移民拓墾之前，台南地區是西拉雅平埔族人活動的地區。根據文獻記載，西拉雅族在台南地區主要聚落有新港社、目加溜灣社、蕭壠社、麻豆社4大社，及大目降支社（新港社群）、大武壠社（大滿亞族）等。在台南地區蔦松文化遺址，與上述西拉雅族主要聚落分布地點相比對，可以發現兩者十分接近，如西寮遺址鄰近麻豆社、番仔塭遺址鄰近蕭壠社、南科園區上各遺址在目加溜灣社與新港社之間，因此可以說蔦松文化與西拉雅族的分布地區是一致的。

根據明萬曆30年（1602）陳第《東番記》、1628年荷蘭宣教士甘迪第斯(GeorgeCaudidius)的報告，及清朝地方志中的番俗志等等文獻，對西拉雅族人的生活習俗都有詳細的描述，與蔦松文化遺址出土文物做一印證，發現蔦松文化人與西拉雅族人的文化內涵十分相似。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南科園區多年來的搶救發掘中，在蔦松文化期的五間厝遺址上層，發現當時原住民一方面延續使用紅褐色素面軟陶外，也由外地取得硬陶做為器皿，使用鐵質漁鉤、箭頭和刀子進行各項生計活動，利用雕刻穿孔的鹿角及玻璃珠、環等做飾品，與蔦松文化內涵已稍不同，因此特別分出西拉雅文化類型，並將起始年代定為距今500年左右，^[28]可以說將蔦松文化與西拉雅文化密切接續在一起。

從地理分布的相近性，文化內涵的相似性，及年代的連續性來看，蔦松文化人與西拉雅人應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甚至可以說蔦松文化人就是西拉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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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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