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瀛探索/第三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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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铁器时代的茑松文化

茑松文化是南部地区史前时代最晚一期的文化，主要分布于台南、高雄及屏东北部地区，已接受外来使用铁器的观念，逐步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1]起始年代距今约1600年前，而结束于距今500年前。

茑松文化以永康市茑松遗址为文化类型代表性遗址。茑松遗址最早由金子寿卫男于昭和14年（1939）首先发现，翌年由国分直一试掘。后来国分直一根据陶器性质，将茑松遗址划为南部史前文化最晚一层的赤色粗面陶器时代。到了民国58年（1969），张光直将茑松遗址与其他20个遗址，置于南部史前文化最晚一层的夹砂红、灰陶文化中。民国68年（1979），宋文薰与连照美把原置于夹砂红、灰陶文化层中的茑松遗址分立出来，独立成“茑松文化”。翌年，刘益昌与黄士强在《全省重要史迹勘察与整修建议－－考古遗址与旧社部分》一书中，对茑松文化做了仔细的介绍。^[2]

茑松文化的特色是遗址出土的陶器大多为素面红陶，有少量的贝壳纹饰陶罐，以及陶质的鸟头状器。自茑松遗址被发掘后，迄今60馀年，在台南地区已有许多相同文化类型的遗址被发现。

透过茑松文化的分布区域、文化内涵及早期文献资料的类比研究，应当可以逐步找出茑松文化人在台南地区活动的历史。

台南地区茑松文化遗址的分布

目前台南地区陆续发现的茑松文化遗址，由北而南，依序有分布于嘉义丘陵边缘与河阶的火炭埔仔、匏仔园、下庄尾、桥头、白河水库、东原、凹仔脚、吉贝耍、乌山头水库、大内…等遗址；有分布于玉井盆地周缘河阶的内宵、玉井桥…等遗址；有分布于新化丘陵边缘与河阶的二重溪、山上、新庄、石子崎…等遗址；有分布于曾文溪冲积平原的西寮、番仔塭、三抱竹、道爷、五间厝、右先方、看西…等遗址；有分布台南台地缓坡的茑松、大潭、十三甲东…等遗址。

目前，茑松文化遗址的分布资料，不能说已很完整，但是已经可以相当程度的反映茑松文化人聚落的内涵，以及其发展和变迁的脉络。^[3]

茑松文化人的生活环境

史前人类对居址的选择，以能获得生活所需为主要考量，因此，一般多选择背坡面水的地点。以河谷阶地、沼泽边缘或沿海地带，用水便利和向阳为最基本的出发点。^[4]

茑松文化遗址如今看来都位处内陆地区，但这都是海岸变迁造成的。这些遗址大多分布于当时沿海地带的丘陵边缘河阶、台地缓坡与冲积平原上。这种地方，在沿海地带有宽广的海岸平原与海滨区，退潮时可在潮间带进行捞贝捕鱼；有林木蓊郁的丘陵，可进行狩猎；有水塘与沼泽，容易取水，并适宜进行农业耕种。

茑松文化人的聚落与建筑

茑松文化遗址靠近丘陵边缘与河阶的文化层较薄，代表居住时间较短；在平原与台地缓坡的遗址则面积较大，而且文化层较厚，如西寮、番仔塭、茑松等遗址聚落规模都不小，特别是西寮遗址的面积更高达323万平方公尺。^[5]

南科园区各遗址经过大规模发掘，聚落格局有比较明显的呈现，由灰坑、墓葬…等排列模式，显示聚落格局经过相当程度的设计与规划。^[6]

聚落内住屋的形式，在发掘大湖文化阶段的三抱竹遗址，明显可见其屋舍应是属于干阑式建筑，住屋形状呈长方形，长约10公尺，宽2至4公尺不等。此种干阑式建筑延续至茑松文化阶段，仍然可见。 ^[7]

茑松文化人的社会变迁

社会向前发展，经济水准不断提高、人口不断增殖，大规模的聚落才会逐渐形成。大的聚落聚集数量可观的大小房屋，布局严整，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单位。^[8]

大型聚落也会发展成部落。部落是由几个地域性群体或亲属群体联合而成的。^[9]这种部落或许就是后来所称的“社”，如麻豆社、萧垅社、新港社、目加溜湾社…等。

茑松文化人的文化内涵

台南地区茑松文化遗址正式发掘的，有至民国74年（1985），台大人类学系黄士强等先后4次在茑松遗址的发掘。以及有民国84年（1995）起迄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台南科学园区内进行的抢救发掘，已先后发掘出道爷、五间厝、三抱竹、右先方、五间厝南…等5个茑松文化遗址，遗址中出土的文化遗物与生态遗物，无论在性质与数量上，都极为丰富。^[10]

其他未经正式考古发掘的茑松文化遗址，也因土地开发，许多遗物被挖掘出来。如西寮遗址位于麻豆过港仔的贝冢，约在民国60年（1971）年左右，因开辟鱼塭，就有大量的贝冢遗物被挖掘出来。

透过遗址的正式发掘，以及对出土遗物“透物见人”的研究，早年茑松文化人的文化内涵，可逐渐拼凑出来，使我们对台南地区茑松文化阶段的历史有概略了解。

茑松文化人使用的工具

人类为因应不同的生活需要，会制造并使用各种工具。工具不断的改造与创新，使人类生产更容易，生活需要更能满足，人类的文明也更快速向前迈进。

石器是史前时代人类使用的主要工具，但在茑松文化遗址中所出土的石器不多，仅发现有当敲击用的石锤、凹石，以及少量的石锛、刈穗用的石刀及狩猎用的石簇。^[11]因为这时已进入铁器时代，有些生产工具已经用铁器来制造。

铁器由于容易锈蚀，难以在地下保存；而且铁可以一再铸造，重复使用，被丢弃机会不大。因此，在台南地区的茑松文化遗址，仅在茑松遗址发掘出3件铁器残片，1件为片状，两件像粗铁钉状。在道爷及五间厝遗址，发掘出铁制箭头及枪头。

茑松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少量的骨角器，依此推测，茑松文化人应该常利用骨、角、木、竹等材料，来制造日常使用的工具，以帮助从事各种工作。 茑松文化人日常更大量使用陶制的罐、钵、瓮…等，来烹煮食物，或储存用水与食物；还使用陶纺轮来纺线，以供织布；用陶支脚来支撑陶罐，以烹煮食物，像这些陶制品也可以算是用具。而各种用具的使用日益普遍，生活的品质也日益改善。

人类通过制造工具而开始创造自己的文化。原始人类制造工具，不单是体力上的一种支出，更重要是智力上的一种支出。制造工具首先必须根据需要，去选择适合的材料；其次必须构思工具的形状或结构，还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技术和工艺来加工，并且要预想到最后如何使用这些工具，和达到什么样的目的。^[12]

茑松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茑松文化人使用过的工具，看起来好像是僵死的，实际上它们是茑松文化人当时思维活动的外化和物化，^[13]因此根据工具的制作，当然可以反过来推测茑松文化人的思维状况，对他们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茑松文化人的生产方式

茑松文化遗址的分布形态，除分布于沿海地带外，也往曾文溪中游河系扩张，可见茑松文化人通常居住于海边水畔，以农耕、狩猎、渔捞及采集的生产方式，来取得食物，维持生活所需。

1.【农业耕作】

在茑松遗址的发掘，已发现有植物的种子。在南科园区内的遗址发掘，发现许多植物种子遗留，除了稻米以外，还有小米、苦楝、破布子、豆类、薏仁等植物种子，^[14]其中有些种子有可能是农耕栽培所得，来做为食用。

农业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是深刻而多方面的，并且大大改变人类的饮食生活。农业生产使人类食物来源得到了相对保障，而较稳定的食物来源，使人类得以较持久的居住在一个地方。定居生活和食物的相对充足，使许多地方人口密度增加。^[15]因此，茑松文化遗址的面积一般都相当大，可以达到2、30公顷的范围，反映当时聚落中的人口数正逐渐增加。

农业发展较快的地区，有了充足的食物，使一部分人从生产中解放出来，创造并发展出人类更高层文化，新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文明也日益进展。茑松文化人农耕生产方式的比重逐渐加重，其文明进展必然也循此一轨迹逐渐迈进。

2.【采集渔捞】

在茑松文化遗址的贝冢中，可发现数量庞大的贝壳、鱼骨等遗物，显然贝类与鱼类也是茑松文化人的主要食物来源。他们选择在海边水畔居住，与水中资源的利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当年茑松文化人在海滩潮间带，挖起各种蛤类，或在浅水处捞起螺类，采取牡蛎，回到住屋前，架起陶器，将水煮沸、放进蛤、牡蛎，待双壳一张开，就可享用丰盛的美味。吃完贝肉，随手将贝壳丢弃，时间久了，越堆越多，再经冲积掩埋，就成了贝冢。

茑松文化遗址的遗物中，很少见到渔捞用的网坠，但发现有骨质鱼卡子，^[16]可见茑松文化人不常用鱼网捕鱼，而使用鱼枪射鱼，及用鱼卡子钓鱼。

鱼枪是把有钩刺的铁枪头，以绳索活系于竹杆或木杆上，当鱼被射中，必会挣扎求脱，此时活系于杆的枪头松开，紧连于鱼身，杆子却漂浮水面，鱼不容易浮潜，只要慢慢收回绳索，就可抓到鱼。^[17]鱼卡子是用鱼骨或兽骨制成，将鱼卡子塞进小鱼体内为饵，来钓起大鱼。

射鱼需驾船出海，目前遗址虽尚未发现船只的遗物，但平埔语中有“艋舺”一词，艋舺指独木舟，或许茑松文化人，也能造出精巧的独木舟。至于竹筏，因竹材取得方便，制造应更不成问题。

3.【狩猎活动】

茑松文化遗址中，可发现数量不少的兽类遗骸碎块，是食用后丢弃的残滓。可见水中的渔捞和采集，虽是茑松文化人的食物来源，但他们同时进行山林的狩猎。

狩猎方式采用陷阱、伏击、围猎和追赶的方式。^[15]狩猎用的镖枪柄，用竹子做成，柄上绑一条长绳，长绳另一端绑在枪头上，枪头上有3、4个倒钩。枪头并未固定在枪柄上，因此镖枪射中猎物，枪头插在猎物上，而枪柄脱落，猎物就拖著绳子和枪柄跑，此时枪柄会卡在树丛间，让猎物动弹不得。狩猎的弓用竹条做成，密密的用藤缠绕住，弓弦用浸过鹿血的绳子做成，非常坚韧，箭用竹子绑上箭头与翎而成，翎有5面，用丝线紧密缠绕，涂上鹿血。^[18]

茑松文化人在小孩时就学习使用镖枪与弓箭，练习熟练以后，在3、40步外就能射中目标。在春末草木茂盛时，集合全社的人，各拿著镖枪、弓箭…等器械，带著猎犬，到达猎场以后，围成一个大圆圈，然后逐渐缩小包围来射杀猎物，被包围的猎物很少有脱逃机会。^[19]

狩猎活动对人类社会及人类自身带来极大的影响。人类在追寻猎物的过程中，逐步加深对大自然的了解，对于不同狩猎对象，还要设计不同的捕获方法，改良所需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发展自己的智力，手与脑的配合越来越协调。人类学家还认为，人类语言的产生也与狩猎有关，集体的狩猎活动，使得人与人的交往具备明显的群体特征。需要协力合作的群体，必定会发展起语言来。狩猎使人交往频繁，合作紧密，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各个狩猎群体之间也会发生一定的交往，使社会结构复杂，这样狩猎本身就变成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行为。^[20]

4.【纺线织布】

衣服是人类生活必需品，因此，纺线织布也是妇女日常的重要工作。茑松文化遗址中出土有陶纺轮，但纺织物在遗址的堆积中不容易被发现，难得在南科园区遗址发掘中，在属于茑松文化的五间厝遗址灰坑中，有炭化绳索出土，更可贵的是一件已布满铁锈的枪头上，发现有席纹加印于此一铁锈面上。^[21]

推测茑松文化人是采取植物的纤维，用陶纺轮与带钩的木棍做工具，搓制成织布的线，再织成布，做成衣服。至于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就完全没有出土遗物了。

茑松文化人对生命的自信与满足

茑松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不少的陶环与陶环残件，大部分是黑陶，只有极少数是红陶，式样繁多，也是施加纹饰的，制作相当精美。因数量多，而且大小不一，应该除了当手镯外，还做为头饰、耳饰、臂饰或颈饰。可见茑松文化人在衣食无缺之馀，已懂得装饰自己，传达自身对生命的自信与满足。

陶环的外形，如同现在所见的手镯，因为用手捏制的，也为了不同的佩戴用途，因此大小颇不一致，内径大小多在４至８公分，其中５至６公分最多。

陶环的断面也大小有别，形状也有好几种，有圆形、三角形、方形、新月形及条纹形…等。而圆形之中，又有椭圆形、半月形、水滴形；三角形之中又有锐角状或钝角状的；新月形中也有柳叶状的；条纹有两条纹或多条纹的。

若从制作方式来看，事实上只有两种样式：圆的和扁的。圆形、方形、三角形属于圆的。以圆形为基本形，四面压平便成方形，向外侧捏出高突便成三角形。扁的做宽带状，如修整两边就成柳叶形或新月形；如在上面深刻纹路就成条纹形。这些形状的不同，也许是在捏制的过程中，因功能考量，及个人技术与思维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

各种式样的陶环到底佩戴在身边那一部位，虽然仍难以确定，但显然绝非实用之物，以做为装饰品的可能性最大。又由于数量极多，若按通常的情形，一位妇女佩戴1、2只，不该有如此大的数量。可能是陶环容易摔断，所以耗量大，以及不仅妇女佩戴，连儿童、男子也都以陶环来装饰自己。

茑松文化人的陶器制作

茑松文化遗址出土遗物最精彩的是陶器。陶片是台湾考古遗址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标本，也是考古学家藉以建立起时空架构的主要依据。^[7]烧制陶器需要技术，也需要构思，因此较能表达出使用或制作者的意念，而反映出不同群落间的文化差异。

茑松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主要是素面无纹的红色砂陶，也有少量黑陶、红陶，烧制火候很高，大概有以下3种主要器形：

1. 折肩圈足罐：这是具有茑松文化特色的器形。器形有大有小，罐口以侈口较多，有颈，折肩成“ㄑ”字形，肩部有4个穿鼻，圈足有4孔，与穿鼻两两相对，但器形较小的，有的就没有穿鼻穿孔。穿鼻与穿孔是做为穿绳用的，以便悬挂，因此这种折肩圈足罐可能做为储藏食物用的。
2. 鼓腹平底与圜底罐：器形大小不一，罐口主要有直口、侈口，少数是敛口，有颈，腹部成鼓形。少数腹部有4个突起的穿鼻。由残片来看，器形都比较大，而且有些有烟薰痕迹，因此这种鼓腹平底与圜底罐可能做为烹煮食物或储水用。
3. 钵形器：器形有如鼓腹罐的下半部，钵口有直口、侈口和敛口，底部有平底、圜底和圈足，有的腹部有突起的穿鼻，圈足有穿孔。因此这种钵形器有可能是盛食物用的。

除了以上3种主要器形外，还有甑形器，它的底部有圆孔，是用来蒸煮食物用的。有长颈折肩圜底壶，在西寮遗址出土一个完整的器物，全器高21公分，侈口，口径8公分，颈高8.5公分，折肩，肩径21公分，肩距离底部7公分。还有做为陶罐附件的盖，形状非常多样化，有边缘微翘形、浅盘形、平板形、深碗形…等，盖上有纽，纽有圆柱状、ㄚ字状、把状…等。

茑松遗址中还出土有小陶罐，因器形小，显然不是日常生活实用的器物。有些大小刚好手掌可以掌握，而且制作精美，大部分都有施加纹饰，因此猜测是祭祀仪式使用的器物，或者就是个人捏制的工艺品。

南科园区进行长期而且较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发现茑松文化的陶器，在早期器形较为单调，以球形或长椭圆形的罐器为主，并出现鸟头状器；至茑松文化中期，陶器器形开始变得繁复，盖、纽和矮圈足符附件开始出现，另出现陶支脚。^[7]

茑松文化人对美的追求

史前人类制造陶器时，有些还要经过一道美化工序，以各种方法装饰上一些流行纹饰，所用的方法有拍打、戳印、刻划、镂空、附贴和彩绘等。还有一种打磨方法，将器表用石块磨光后焙烧，成品表面呈现光泽，十分美观。^[22]

茑松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片，除小陶罐外，其他施加纹饰的，只占极小部分，而且有纹饰的，大部分是鼓腹罐，施加在颈部下缘的四周。纹饰也都相当简单，利用贝壳、植物杆茎、小竹签，甚至用指甲，以压印、刺点、刻划…等方法，来施加纹饰。因此纹饰种类有贝印纹、刺点纹、小圆纹、指甲纹及几何线划纹。

在不同时代，人类都有美的追求，^[23]但以茑松文化遗址出土陶器来看，施加有纹饰的精美陶器所占比例很小，陶器工艺技术显得粗略，推测应该另有表现的媒材。在南科园区的茑松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骨器上，见有雕工精细的各式图案，推测也有可能在木、竹上雕刻，只是木、竹不容易留存。定居的农耕部落，对自己的居室也进行美化，在墙壁上绘彩，^[23]同样的，这些绘彩也无法保存下来。

史前时代还有音乐歌舞。歌、舞、乐是起源很早的美的艺术，只是比较无法从考古遗址中找到证据。史前乐舞出现以后，被广泛运用到宗教、巫术、丧葬、誓师、祝捷等仪式上，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乐舞的伴奏，最初应是敲打日用器具，然后慢慢有人造乐器的制作，^[24]目前茑松文化遗址中，仅发现有疑似的人造乐器。

茑松文化人的墓葬方式

史前人类就有灵魂和灵魂不死的观念，及对死者的灵魂进行妥善安置的意识。认为安抚亡灵最好的方式，是举行隆重祭仪，将尸体埋葬起来，祈求灵魂早日得到新生，于是埋葬逐渐形成一种严格的制度，不同文化类型出现了互为区别的埋葬方式。^[24]

对死者入葬姿势，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习惯，这些姿势主要有仰身直肢、俯身、屈肢、蹲踞…等，最常见的为仰身直肢葬。茑松文化人即以仰身直肢为主要葬式，但在道爷遗址发现有以破碎陶片铺垫在尸体下方的葬式，这是比较特殊的。^[25]

为了安抚亡灵，还要给死者随葬一些必需品，以供他们在冥间使用。茑松文化人随葬品主要是陶罐，而且放置在死者头顶位置，这种以陶罐随葬的葬式，也见于其他文化类型的墓葬上。至于罐内是放置食物或水，有待进一步查证。

茑松文化人的原始崇拜与信仰

茑松文化遗址出土有极具特色的陶制鸟头状器，有鸟头形及平头锥形。通常约高12公分左右，头部穿一孔或两孔，器身有一道由中央延伸到底部长约5公分的缝，宽约0.5公分，缝的两侧经过修整。

鸟头状器从器形来看，不是一般日常用品，有人认为是乐器，有的人认为是装饰品，有人认为与宗教祭祀有关。《安平县杂记》曾记录四社平埔搭建公廨时，在屋顶两端安置土制假鸟3只，鸟身糊以竹膜，鸟嘴衔以稻草。这里所说土制假鸟极像鸟头状器，穿孔可以插上稻草，如鸟嘴衔稻草；缝糊上竹膜，风吹振动可以发声。果真如此，则鸟头状器同时具备乐器、装饰品与宗教祭祀的功用。

鸟头状器有具体的形象，而且放置在公廨屋顶上，有可能是茑松文化人的图腾标志。史前社会的图腾，除了做为族群的识别外，多少与神话和信仰有关。文献记载：西拉雅族人有以鸟音占卜吉凶的习俗，^[26]是将鸟视为神圣的，可做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

史前人类在创造自己的世界时，也创造一个鬼神世界，人是众多神灵的造作者。造出这些鬼神来顶礼膜拜，崇拜的仪式也是多种多样，崇拜的形式，主要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27]或许鸟头状器是茑松文化人的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的外化和物化。

茑松文化人与西拉雅人的关系

台湾史前文化的来源如何，它与台湾原住民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连，始终是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与人类学家努力想解决的问题。

在汉人尚未移民拓垦之前，台南地区是西拉雅平埔族人活动的地区。根据文献记载，西拉雅族在台南地区主要聚落有新港社、目加溜湾社、萧垅社、麻豆社4大社，及大目降支社（新港社群）、大武垅社（大满亚族）等。在台南地区茑松文化遗址，与上述西拉雅族主要聚落分布地点相比对，可以发现两者十分接近，如西寮遗址邻近麻豆社、番仔塭遗址邻近萧垅社、南科园区上各遗址在目加溜湾社与新港社之间，因此可以说茑松文化与西拉雅族的分布地区是一致的。

根据明万历30年（1602）陈第《东番记》、1628年荷兰宣教士甘迪第斯(GeorgeCaudidius)的报告，及清朝地方志中的番俗志等等文献，对西拉雅族人的生活习俗都有详细的描述，与茑松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做一印证，发现茑松文化人与西拉雅族人的文化内涵十分相似。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南科园区多年来的抢救发掘中，在茑松文化期的五间厝遗址上层，发现当时原住民一方面延续使用红褐色素面软陶外，也由外地取得硬陶做为器皿，使用铁质渔钩、箭头和刀子进行各项生计活动，利用雕刻穿孔的鹿角及玻璃珠、环等做饰品，与茑松文化内涵已稍不同，因此特别分出西拉雅文化类型，并将起始年代定为距今500年左右，^[28]可以说将茑松文化与西拉雅文化密切接续在一起。

从地理分布的相近性，文化内涵的相似性，及年代的连续性来看，茑松文化人与西拉雅人应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茑松文化人就是西拉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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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1. 刘益昌，〈台南地区史前文化与变迁〉，《1998第3届鲲瀛文史研习营学员手册》，佳里：爱乡文教基金会，1998，页31。
2. 黄台香，《台南县永康乡茑松遗址》，台北市：台大考古人类学研究所，1982，页81~23。
3. 臧振华，〈曾文溪史前聚落的时空架构〉，《南瀛文献》，改版第一辑，新营：台南县文化局，2002，页35。
4. 王仁湘，《中国史前饮食史》，中国青岛市：青岛出版社，1997，页12。
5.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闵地区考古遗址普查研究计画第二年度报告》， 1994。
6.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科考古队，《台南科学工业园区抢救考古成果简介》，未出版，台南县：南科考古队，2003，页8。
7. ^ ^{7.0 7.1 7.2}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科考古队，《台南科学工业园区抢救考古成果简介》，未出版，台南县：南科考古队，2003，页7。
8. 王仁湘，〈中国史前饮食史〉，中国青岛市：青岛出版社，1997，页13。
9. 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中国北京市：文物出版社，2002，页155。
10.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科考古队，《台南科学工业园区抢救考古成果简介》，未出版，台南县：南科考古队，2003，页1。
11.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科考古队，《台南科学工业园区抢救考古成果简介》，未出版，台南县：南科考古队，2003，页。
12. 刘文英，〈漫长的历史源头〉，中国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页81。
13. 刘文英，〈漫长的历史源头〉，中国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页25。
14.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科考古队，《台南科学工业园区抢救考古成果简介》，未出版，台南县：南科考古队，2003，页4。
15. ^ ^{15.0 15.1} 王仁湘，〈中国史前饮食史〉，中国青岛市：青岛出版社，1997，页16。
16.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科考古队，《台南科学工业园区抢救考古成果简介》，未出版，台南县：南科考古队，2003，页5。
17. 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南投县：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4，页11。
18. 周锺瑄，《诸罗县志》，南投县：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页162。
19. 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南投县：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4，页12。
20. 王仁湘，〈中国史前饮食史〉，中国青岛市：青岛出版社，1997，页55。
21.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科考古队，《台南科学工业园区抢救考古成果简介》，未出版，台南县：南科考古队，2003，页6。
22. 王仁湘，〈中国史前饮食史〉，中国青岛市：青岛出版社，1997，页15。
23. ^ ^{23.0 23.1} 王仁湘，〈中国史前饮食史〉，中国青岛市：青岛出版社，1997，页18。
24. ^ ^{24.0 24.1} 王仁湘，〈中国史前饮食史〉，中国青岛市：青岛出版社，1997，页19。
25.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科考古队，《台南科学工业园区抢救考古成果简介》，未出版，台南县：南科考古队，2003，页9。
26. 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南投县：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4，页4。
27. 王仁湘，〈中国史前饮食史〉，中国青岛市：青岛出版社，1997，页20。
28.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科考古队，《台南科学工业园区抢救考古成果简介》，未出版，台南县：南科考古队，2003，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