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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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十六 史部四十二
目錄類二
[编辑]宋歐陽修撰。修有《詩本義》，已著錄。古人法書惟重真跡。自梁元帝始集錄碑刻之文為《碑英》一百二十卷，見所撰《金樓子》，是為金石文字之祖。今其書不傳。曾鞏欲作《金石錄》而未就，僅制一序存《元豐類稿》中。修始采摭佚逸，積至千卷。撮其大要，各為之說。至嘉祐治平間，修在政府，又各書其卷尾。於是文或小異，蓋隨時有所竄定也。修自書其後，題嘉祐癸卯。至熙寧二年己酉，修季子棐，複摭其略，別為目錄。上距癸卯蓋六年，而棐記稱錄既成之八年，則是錄之成當在嘉祐六年辛丑。其真跡跋尾，則多系治平初年所書，亦間有在熙甯初者，知棐之目錄，固承修之命而為之也。諸碑跋今皆具修集中。其跋自為書，則自宋方崧卿裒聚真跡，刻於廬陵。曾宏父《石刻鋪敍》稱有二百四十六跋，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有三百五十跋，修子棐所記則曰凡二百九十六跋，修又自雲凡四百餘篇有跋。近日刻《集古錄》者又為之說曰：“世所傳集古跋四百餘篇，而棐乃謂二百九十六。雖是時修尚無恙，然續跋不應多逾百篇，因疑寫本誤以三百為二百。”以今考之，則通此十卷，乃正符四百餘跋之數。蓋以集本與真跡合編，與專據集本者不同。宋時廬陵之刻，今已不傳，無從核定，不必以棐記為疑矣。是書原本但隨得隨錄，不復詮次年月。故修之自序曰：“有卷帙而無時世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也。”近來刻本，乃以時代先後為序，而於每卷之末附列原本卷帙次第。轉有年月倒置，更易補正之處，故錢曾《讀書敏求記》以為失其初意。然考毛晉跋是書曰：“自序謂上自周穆王以來，則當以吉曰癸巳石刻為卷首。毛伯敦三銘是作序目後所得，宜在卷末，即子棐亦未敢妄為詮次。蓋周益公未能考訂”云云。據此，則周必大時之本已案時世為次，其由來固已久矣。今刻修文集者，但序時代，不復存每卷末之原次，則益為疏耳。今仍依見行篇次著於錄焉。
宋趙明誠撰。明誠字德父，密州諸城人。曆官知湖州軍州事。是書以所藏三代彝器及漢唐以來石刻，仿歐陽修《集古錄》例，編排成帙。紹興中，其妻李清照表上於朝。張端義《貴耳集》謂，清照亦筆削其間，理或然也。有明誠自序並清照後序。前十卷皆以時代為次，自第一至二千鹹著於目。每題下注年月、撰書人名。後二十卷為辨證，凡跋尾五百二篇。中邢義、李證、義興茶舍、般舟和尚四碑，目錄中不列其名。或編次偶有疏舛，或所續得之本未及補入卷中歟？初鋟版於龍舒。開禧元年，浚儀趙不譾又重刻之，其本今已罕傳。故歸有光、朱彝尊所見皆傳抄之本，或遂指為未完之書。其實當時有所考證，乃為題識。故李清照跋稱，二千卷中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原非卷卷有跋，未可以殘闕疑也。清照跋，據洪邁《容齋四筆》，原為龍舒刻本所不載。邁於王順伯家見原稿，乃撮述大概載之。此本所列，乃與邁所撮述者不同，則後人補入，非清照之全文矣。自明以來，轉相抄錄，各以意為更移。或刪除其目內之次第，又或竄亂其目之年月。第十一卷以下，或並削每卷之細目，或竟佚卷末之後序，沿訛踵謬，彌失其真。顧炎武《日知錄》載章邱刻本，至以後序“壯月朔”為“牡丹朔”，其書之舛謬，可以概見。近日所傳，惟焦竑從秘府抄出本、文嘉從宋刻影抄本、昆山葉氏本、閩中徐氏本、濟南謝氏重刻本，又有長洲何焯、錢塘丁敬諸校本，差為完善。今揚州刻本，皆為採錄。又於注中以《隸釋》、《隸續》諸書增附案語，較為詳核。別有範氏天一閣、惠氏紅豆山房諸校本，皆稍不及。故今從揚州所刊著於錄焉。
宋黃伯思撰。伯思有《東觀餘論》，已著錄。初，米芾取《淳化閣帖》一一評其真偽，多以意斷制，罕所考證。伯思複取芾之所定，重為訂正，以成此書。前有大觀戊子自序，稱芾疏略甚多，或偽跡甚著而不覺者，若李懷琳所作衛夫人書、逸少《闊別稍久帖》之類；有審其偽而譏評未當者，若知伯英夫人諸草帖為唐人書，而不知乃書晉人帖語之類；有譏評雖當，主名昭然，而不能辨者，若以田疇字為非李斯書，而不知乃李陽冰《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著其主名者，若以晉人章草《諸葛亮傳》中語，遂以為亮書之類。其論多確，其他亦指摘真偽，率有依據。末有政和中王珍、許翰二跋。據珍跋，乃伯思官洛中時觀珍家所藏閣帖作也。其書本自為一編，故至今有別行之本，諸家書目亦別著錄。後其子訁乃，乃編入《東觀餘論》中耳。湯垕《畫鑒》曰：“宋人賞鑒精妙，無如米元章。然此公天資極高，立論時有過處。後有黃伯思長睿者出，作《法帖刊誤》，專攻米公之失。僕從而辨析其詳，作《法帖正誤》，專指長睿之過。”今未見垕書，不知所正者何誤。然垕亦空談鑒別，而不以考證為事者，恐所正亦未必確也。
宋劉次莊撰。次莊字中叟，長沙人。崇甯中嘗官御史。曹士冕《法帖譜系》雲：“臨江《戲魚堂帖》，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其上。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曾敏行《獨醒雜誌》曰：“劉殿院次莊，自幼喜書，嘗寓於新淦，所居民屋，窗牖牆壁，題寫殆遍。臨江郡庫有《法帖》十卷，釋以小楷，他法帖之所無也。”觀二書所記，則次莊之作《法帖釋文》，本附注石刻之中，未嘗別為一集。此本殆後人於《戲魚堂帖》中鈔合成帙，而仍以閣本原第編之者也。陳振孫《書錄解題》又稱，武岡人嘗傳刻絳州潘氏帖。嘉定中汪立中又取劉本分入二十卷中，官帖所無者，增附之。蓋《絳帖》本《閣帖》而廣之，故立中釋文亦因次莊釋文而廣之。與此又別一書矣。
宋翟耆年撰。耆年字伯壽，參政汝文之子，別號黃鶴山人。是書首載《宣和博古圖》，有“紹興十有二年二月帝命臣耆年”云云，蓋南宋初所作。本上下二卷，歲久散佚。惟嘉興曹溶家尚有鈔本，然已僅存上卷。今藏弆家所著錄，皆自曹本傳寫者也。王士禎嘗載其目於《居易錄》，欲以訪求其下卷，卒未之獲，知無完本久矣。其以籀名史，特因所載多金石款識，篆隸之體為多，實非專述籀文。所錄各種之後，皆附論說，括其梗概。於岐陽石鼓，不深信為史籀之作，與唐代所傳特異。亦各存所見，然未至如金馬定國堅執宇文周所作也。所錄不及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備載篆文，而所述原委則較薛為詳。二書相輔而行，固未可以偏廢。其中所雲趙明誠古器物銘碑十五卷，稱商器三卷，周器十卷，奏漢器二卷。河間劉跂序，洛陽王壽卿篆。據其所說，則十五卷皆古器物銘，而無石刻。當於《金石錄》之外別為一書。而士禎以為即《金石錄》者，其說殊誤。豈士禎偶未檢《金石錄》歟？
宋洪適撰。適初名造，後更今名。字景伯，饒州都陽人，皓之長子也。紹興壬戌中博學鴻詞科，官至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文惠。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成於乾道二年丙戌，適以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安撫浙東時也。明年正月，序而刻之。周必大志其墓道雲“耽嗜隸古，為纂釋二十七卷”者，即指此書。其弟邁序婁機《漢隸字原》雲：“吾兄文惠公，區別漢隸為五種書：曰釋，曰纘，曰韻，曰圖，曰續，四者備矣，惟韻書不成。”又適自跋《隸續》雲：“《隸釋》有續，凡漢隸碑碣二百八十有五。”又跋《淳熙隸釋》後雲：“《淳熙隸釋目錄》五十卷，乾道中書始萌芽。十餘年間，拾遺補闕，一再添刻，凡碑版二百五十有八。”然乾道三年洪邁跋雲：“所藏碑一百八十九，譯其文，又述其所以然，為二十七卷。”又淳熙六年喻良能跋雲：“公頃帥越，嘗薈粹漢隸一百八十九，為二十七卷。”是二跋皆與是書符合，則其自題曰《淳熙隸釋》者，乃兼後所續得合為一編。今其本不傳。傳者乃《隸釋》、《隸續》各自為書。此本為萬曆戊子王鷺所刻。凡漢魏碑十九卷，《水經注》碑目一卷，歐陽修《集古錄》二卷，歐陽棐《集古目錄》一卷，趙明誠《金石錄》三卷，無名氏《天下碑錄》一卷，與二十七卷之數合。
每碑標目之下，具載酈、歐、趙三書之有無。歐、趙之書第撮其目，不錄其文。而是書為考隸而作，故每篇皆依其文字寫之。其以某字為某字，則具疏其下，兼核其關切史事者，為之論證。自有碑刻以來，推是書為最精博。其中偶有遺漏者，如《衛尉卿衡方碑》，以“寬懍”為“寬慄”，以“聲香”為“馨香”，以“邵虎”為“召虎”，以“疣”為“厖”、“訁血”為“諡”，以“克長克君”為“克長克君”，以“謇謇”為“蹇蹇”，以“樂旨”為“樂只”。《白石神君碑》，以“幽贊”為“幽贊”，以“無畺”為“無疆”。《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均舉其疏。又其小有紕繆者，如《鄭固碑》，“逡遁退讓”，適引《秦紀》“逡巡遁逃”釋之。按《管子》：“桓子蹵然逡遁。”《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恥。”蓋巡與循同，而循轉為遁。《集古錄》雲，遁當為循，其說最協。適訓為遁逃，殊誤。武梁祠堂畫像，武氏不著名字，適因《武梁碑》有“後建祠堂雕文刻畫”之語，遂定為武梁祠堂。案，梁卒於桓帝元嘉元年，而畫像文中有“魯莊公字不諱改嚴”，則當是明帝以前所作。《金石錄》作武氏石室畫像，較為詳審。適未免牽合其詞。至“唐扶頌分郟之治”語，案《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陸德明《釋文》曰：“陝一雲當作郟，古洽反。王城郟鄏，則古有以分陝為郟者。”適以為用字之異，非也。《李翊夫人碑》：“三五{七木}兮衰左姬。”據《山海經》“剛山多柒木”；《水經注》：“漆水下有柒縣、柒水、柒渠”。字皆作“柒”。隸從柒省，去水為{七木}。適以為即“末”字者，亦非也。然百醇一駁，究不害其宏旨。他如《楊君石門頌》，楊慎譏其不識“《辶業》”字。考之碑文，正作鑿石，別無《辶業》字。是則慎杜撰之文，又不足以為適病矣。
宋洪適撰。適既為《隸釋》，又輯錄續得諸碑，依前例釋之，以成是編。乾道戊子，始刻十卷於越，其弟邁跋之。淳熙丁酉，范成大又為刻四卷於蜀。其後二年己亥，德清李彥穎又為增刻五卷於越，喻良能跋之。其明年庚子，尤袤又為刻二卷於江東倉台，輦其版歸之越。前後合為二十一卷，適自跋之。越明年辛丑，適複合前《隸釋》為一書，屬越帥刊行，適又自跋之。所謂“前後增加，律呂乖次，命掾史輯舊版，去留移易，首末整整一新”者是也。然辛丑所刻，世無傳本。《隸釋》尚有明萬曆戊子所刻，《隸續》遂幾希散佚。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曰：“範氏天一閣，曹氏古林，徐氏傳是樓、含經堂所藏，皆止七卷。近客吳，訪得琴川毛氏舊抄本，雖殘闕過半，而七卷之外增多一百十七翻。末有乾道三年適弟邁後序”云云。蓋自彝尊始合兩家之殘帙，參校成編，後刊版於揚州，即此本也。據喻良能跋雲：“續有得者，列之十卷，曰《隸續》。既墨於版，複冥搜旁取，又得九卷。”則當時所刻，實止一十九卷。朱彝尊因疑其餘二卷是所謂《隸韻》、《隸圖》者，然洪邁跋稱“亦既釋之，而又得之，列於二十七卷以往”云云，則《隸續》當亦如《隸釋》之體，專載碑文。此本乃第五卷、六卷忽載碑圖，第七卷載碑式，第八卷又為碑圖，第九卷、十卷闕，第十一卷至二十卷又皆載碑文，第二十一卷殘闕不完，而適自跋乃在第二十卷尾，蓋前後參錯，已非原書之舊矣。考彝尊所雲七卷之本，乃元泰定乙丑甯國路儒學所刻，較今所行揚州本，訛誤差少，然殘闕太甚。今仍錄揚州之本，而以泰定本詳校異同。其殘闕者無可考補，則姑仍之焉。
宋薑夔撰。夔字堯章，鄱陽人。按曹士冕《法帖譜系》雲，絳本舊帖，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私自摹刻者，世稱“潘駙馬帖”。又稱潘氏析居，法帖石分而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逐卷各分字型大小，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登封書”為別。今夔所論，每卷字型大小與士冕所說相合。然則夔所得者，即東庫本也。宋之論法帖者，米芾、黃長睿以下，互有疏密。夔欲折衷其論，故取漢官廷尉平之義，以名其書。首有嘉泰癸亥自序雲：“帖雖小技，而上下千載，關陟史傳為多。”觀是書考據精博，可謂不負其言。惟第五卷內論智果書梁武帝評書語，武帝藏鍾、張二王書，嘗使虞龢、陶隱居訂正。案，虞龢宋人，其《上法書表》在宋孝武帝之世，去梁武帝甚遠。斯則考論之偶疏耳。據《墨莊漫錄》，其書本二十卷。舊止抄本相傳，未及雕刻。所載字型大小，止於“山”字。其“河”字以下亡佚十四卷，竟不可複得。然殘珪斷璧，終可寶也。
宋曾宏父撰。宏父字幼卿，自稱鳳墅逸客，廬陵人。是書雖遠引石經及秘閣諸本，而自述其所集鳳墅帖特詳。凡所徵摭，皆有典則，而藏書家見者頗希。國朝初年，朱彝尊得射瀆抄本，自為之跋。有珊瑚木難之喻。此本末有此跋及彝尊名字二印，蓋猶其手跡。然跋中謂宏父名惇，以字行，則未免舛誤。考宋有兩曾宏父，其一名惇，字宏父，為曾布之孫，曾紆之子。後人避甯宗諱，多以字行，遂與此宏父混而為一。實則與作此書者各一人也。跋又謂陳思寶刻《叢編》，其援據頗廣，顧不及此。考鳳墅帖刻於嘉熙、淳祐間。《鋪敍》諸石刻，斷手於戊申仲春，亦在淳祐八年。若《叢編》則成於紹定辛卯，實理宗即位之七年，相距凡十七八年，何由預見曾刻？彝尊亦偶誤記也。近厲鶚等刻《南宋雜事詩》，直題此書為曾惇撰，是承彝尊之訛矣。
宋曹士冕撰。按《書史會要》，士冕字端可，號陶齋，昌穀之後。昌谷為曹彥約別號，則都昌人也。其仕履無考。惟“三山木版帖”條下，自稱“三山帥司庫有歷代帖版本，嘉熙庚子，備員帥幕，尚及見之”之語。“絳本舊帖”條下，有“淳祐甲辰霅川官滿”之語，蓋由幕僚而仕州郡者耳。其書序宋代法帖源流。首為譜系圖。上卷淳化法帖以下為二王府帖、紹興國子監本、淳熙修內司本、大觀太清樓帖、臨江戲魚堂帖、利州帖、慶曆長沙帖、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家本、長沙新刻本、三山木版、黔江帖、北方印成本、烏鎮本、福清本、澧陽帖、鼎帖、不知處本、長沙別本、蜀本、廬陵蕭氏本，凡二十二種。下卷絳本舊帖以下為東庫本、亮字不全本、新絳本、北本、又一本、武岡舊本、武岡新本、福清本、烏鎮本、彭州本、資州本、木本前十卷，又木本前十卷，凡十四種。蓋以《淳化閣帖》為大宗，而《絳帖》為別子，諸本皆其支派也。每條敍述摹刻始末，兼訂其異同工拙，頗足以資考證。《書史會要》稱士冕博參書法，服習蘭亭，宜其鑒別不苟矣。古今法帖皆拓本，惟此書載有印本法帖，亦廣異聞。書成於淳祐乙巳，前有自序，以書中自記考之，蓋霅川官滿之第二年也。
舊本題宋桑世昌撰。世昌，淮海人。世居天臺，陸遊之甥也。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蘭亭博議》十五卷，注曰桑世昌撰。葉適《水心集》亦有《蘭亭博議跋》曰：“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複倫擬，而定武石刻遂為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事精習，詩尤工。其《即事》雲‘翠添鄰塹竹，紅照屋山花’。蓋著色畫也。”《書錄解題》又載：“《蘭亭考》十二卷，注曰即前書。浙東庾司所刻，視初本頗有刪改。初十五篇，今存十三篇。去其集字篇，後人集蘭亭字作詩銘之類者。又附見篇兼及右軍他書跡，於《樂毅論》尤詳。其書始成，本名《博議》，高內翰文虎炳如為之序。及其刊也，其子似孫主為刪改，去此二篇固當。而其他務從省文，多失事實，或戾本意。其最甚者，序文本亦條達可觀，亦竄改無完篇。首末闕漏，文理斷續。於其父猶然，深可怪也”云云。是此書經高似孫竄改，已非世昌之舊矣。今未見《博議》原本，無由驗振孫所論之是非。然是書為王羲之《蘭亭序》作，集字為文，其事無預於羲之；羲之他書，其事無預於蘭亭。似孫所刪，深合斷限，振孫亦不能不以為當也。其中評議不同者，如或謂梁亂，蘭亭本出外，陳天嘉中為智永所得；又或謂王氏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此蘭亭真跡流傳之不同也。又如或謂石晉之亂，棄石刻於中山，宋初歸李學究。李死，其子摹以售人。後負官緡，宋祁為定武帥，出公帑買之，置庫中。又或謂有遊士攜此石走四方，其人死營妓家，伶人取以獻宋祁。又或謂唐太宗以拓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世號定武本。薛紹彭見公廚有石鎮肉，乃別刻石以易之。此又定武石刻流傳之不同也。推評條下，據王羲之生於晉惠帝太安二年癸亥，則蘭亭修禊時年五十有一。辨《筆陣圖》所雲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之誤。是矣。然前卷既引王銍語，以劉餗之說為是矣，而又雲於東墅閱高似孫校書畫，見蕭翼《宿雲門留題》二詩，雲：“使御史不有此行，烏得是語？”則雜錄舊文，亦未能有所斷制。至其《八法》一門，以書苑、禁經諸條專屬之蘭亭，尤不若薑夔《禊帖偏傍考》之為精密。是以曾宏父、陶宗儀諸家皆稱薑考，而不用是書。然其徵引諸家，頗為賅備，於宋人題識，援據尤詳。世昌之原本既佚，存此一編，尚足見禊帖之源流。固不得以陳氏之排擊，遽廢是書矣。
宋俞松撰。松字壽翁（案，俞庭椿亦字壽翁，二人同姓同字，同在宋末，而實非一人，謹附識於此），自署曰吳山，蓋錢塘人。後有自跋稱甲辰書於景歐堂，蓋淳祐四年也。其仕履無考。惟高宗臨本跋內有“承議郎臣松”之語。其終於是官與否，亦莫得而詳焉。是書蓋繼桑世昌而作，故名曰《續考》。跋內所稱“近歲士人作《蘭亭考》，凡數萬言，名流品題，登載略盡”者，即指世昌之書。然書中體例與世昌迥異。上卷兼載松所自藏與他家藏本，下卷則皆松所自藏。經李心傳題跋者，其跋皆淳祐元年至三年所題。以《宋史》心傳本傳考之，蓋其罷祠之後、寓居臨安時也。前卷所載跋語，知辨永嘉之誤，而仍沿《筆陣圖》所雲羲之三十三歲書蘭亭之說。其無所斷制，與世昌相等。然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稱其跋語條暢，不類董逌輩之晦澀。則賞鑒家固亦取之。至心傳諸跋，尤熟於史事。如“宋祁摹碑”、“青社諡法”諸條，皆足以備考核，非徒紀書畫也。又《宋史》心傳本傳，載其淳祐元年罷祠，而其初入史館，因言者論罷職，則不載其歲月。今是書跋內有“紹定之季，罷史職歸岩居”語，則知其罷在紹定末年，亦足以補史闕焉。
宋陳思撰。思，臨安人。所著《小字錄》，前有結銜稱成忠郎，緝熙殿、國史實錄院、秘書省蒐訪，又有《海棠譜》自序，題開慶元年，則理宗時人也。是書蒐錄古碑，以《元豐九域志》京府州縣為綱。其石刻地理之可考者，案各路編纂。未詳所在者，附於卷末。兼采諸家辨證審定之語，具著於下。今以《元豐九域志》及《宋史•地理志》互相參核，其中改並地名，往往未能畫一。即卷內所載與目錄所題，亦不盡相合。如目稱鎮江，而卷內稱潤州；目稱建康，而卷內稱昇州之類，不一而足。蓋諸家著錄，多據古碑之舊額，思所編次，又皆仍諸家之舊文，故有是訛異。至於所引諸說，不稱某書某集，但稱其字，如蔡君謨、王厚之之類。又有但稱其別號，如碧岫野人、養浩書室之類。茫不知為何人者，尤宋元坊肆之陋習。然當南北隔絕之日，不得如歐、趙諸家多見拓本，而能繹前聞，博稽方志，於徵文考獻之中，寓補葺圖經之意，其用力良勤。且宋時因志地而兼志碑刻者，莫詳於王象之《輿地碑目》。而河、淮以北，概屬闕如。惟是書於諸道郡邑，綱分目析，沿革厘然，較象之特為賅備。朱彝尊嘗欲取所引《隸續》諸條，以補原書二十一卷之闕。今考所引，如曾南豐《集古錄》，施氏《大觀帖總釋序》、《集古後錄》、《諸道石刻錄》、《複齋碑錄》、《京兆金石錄》、《訪碑錄》、《元豐碑目》、《資古紹志錄》諸種，今皆散佚不傳，猶藉是以見崖略。又《汝帖》十二卷，《慈恩雁塔唐人題名》十卷，以及《越州石氏帖目》，則他書所不載，而亦藉是書以覘其大凡，亦可雲有資考證者矣。鈔本流傳第四卷京東北路，第九卷京兆府下，十一卷廉鳳路、河東路，十二卷淮南東路、西路，十六卷荊湖南路、北路，十七卷成都路，並已闕佚。十五卷江南東路饒州以下至江南西路，亦佚其半。十八卷梓州利川路惟有渠、巴、文三州，而錯入京東西路、京西北路、淮南路諸碑。其餘亦多錯簡，如魏三體石經遺字條下，文義未竟，忽接“石藏高紳家，紳死，其子弟以石質錢”云云。乃是王羲之書《樂毅論》跋語，傳寫者竄置於是。朱彝尊《經義考》於刊石門內魏石經條下，引歐陽棐、趙明誠石藏高紳家云云，蓋未詳究原書，故沿其誤。今一一厘正。其闕卷則無從考補，姑仍其舊焉。
宋王象之撰。象之，金華人。嘗知江寧縣。所著有《輿地紀勝》二百卷，今未見傳本，此即其中之四卷也。以天下碑刻地志之目，分郡編次，而各注其年月姓氏大略於下。起臨安，訖龍州，皆南渡後疆域。其中頗有考訂精確者，如鎮江府丹徒《梁太祖文皇神道碑》，辨其為梁武帝父。《成都府殿柱記》作於漢興平初年，知其非鍾會書。嘉定府《移水記》有“嘉州”二字，知其非郭璞書。台州臨海慶恩院、定光院、明智院、明恩院，婺州義烏真如院諸碑，福州烏石《宣威感應王廟碑》，並書會同，則知吳越實曾用契丹年號。皆確有證據。至如上霄峰夏禹石刻，南康軍已載之，又載於江州。孔子《延陵十字碑》，鎮江府既兩載，又載於江陰軍，又載於昌州。又如徽州則載歙州折絹本末一事，澧州則載杮木成文太平字。皆於碑誌無涉，頗屬不倫。又思州下獨載《夏總幹墓誌略》一篇，大書附入，體例更為龐雜。然所採金石文字，與他書互有出入，可以訂正異同。而圖經輿記亦較史志著錄為詳。雖殘闕之本，要未嘗無裨於考證也。
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藝文志》不載其名，諸家書目亦未著錄，惟《文淵閣書目》有之。然世無傳本，僅見於《永樂大典》中。核其編寫次第，斷自周、秦，迄於五季，並記及宣和、靖康年號，知為南宋人所撰。又宋理宗寶慶初，始改筠州為瑞州，而是編多以瑞州標目，則理宗以後人矣。其書為類者八：曰《帝王》，曰《太子諸王》，曰《國主》，曰《名臣》，曰《釋氏》，曰《道士》，曰《婦人》，曰《姓名殘闕》。每類以人名為綱，而載所書碑目。其下各系以年月地名。且於《名臣類》取曆官先後之見於石刻者，臚載姓氏下方，以備參考，詮次具有條理。其間如書碑篆額之出自二手者，即兩系其人，近於重複。又如歐陽詢終於唐，而系之隋。郭忠恕終於宋，而系之五季。只就所書最初一碑為定，時代歲月前後，未免混淆，於體例皆為未密。然金石目錄自歐陽修、趙明誠、洪適三家以外，惟陳思《寶刻叢編》頗為該洽，而又多殘佚不完。獨此書蒐采贍博，敍述詳明，視鄭樵《金石略》、王象之《輿地碑目》，增廣殆至數倍。前代金石著錄之富，未有過於此者。深足為考據審定之資，固嗜古者之所取證也。原本屢經傳寫，訛脫頗多。謹詳加訂證，厘次如左。其《名臣類》十三之三，《永樂大典》原闕，故自唐天寶迄肅、代兩朝碑目未全，今亦仍其舊焉。
明陶宗儀編。宗儀有《國風尊經》，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所抄碑刻凡七十一種：漢一，後漢二，晉一，宋三，梁三，隋二，唐四十九，南唐一，北宋二，南宋一，無年月者六。皆全錄其文，以原額為題。無所考辨，亦無先後次序。蓋隨得隨抄，非著書也。然所載諸碑，傳於世者甚罕。惟漢建平郫縣刻石見於《隸續》、《漢隸字源》，唐薛王府典軍《李無慮墓誌》見於《金石錄》。其餘如宋之《臨澧侯劉襲墓誌》、梁之《永陽敬太妃王氏墓誌》、唐之《汝南公主墓誌》、《尉州刺史馬紆墓誌》，多與史傳相發明。又載唐人曹汾等《別東林寺》，徐浩《題寶林寺》及《謁禹廟》，釋元孚與王謩《遊天臺詩》，共七首，亦自來錄唐詩者所未及。古人著作，托金石以垂於後，然金石有時而銷泐。其幸而存者，不貴存目，貴錄其文，而後可傳於無窮。故洪適《隸釋》、《隸續》，較《金石》、《集古》諸錄更為有資於考證。是書摭拾佚文，首尾完具，非惟補金石家之闕漏，即讀史談藝，亦均為有所裨矣。
明朱珪編。珪字伯盛，昆山人。舊本或題曰元人。觀其首列洪武二年昆山城隍神誥，升於元代璽書之上，即徐堅作《初學記》，以唐太宗詩冠前代諸詩之例。又顧阿瑛至洪武中尚隨其子徙臨濠，而書中有其墓誌銘，其為明人確矣。稱元人者，誤也。珪善篆籀，工於刻印，楊維楨為作《方寸鐵志》。鄭元祐、李孝光、張翥、陸友仁、謝應芳、倪瓚、張雨、顧阿瑛諸人，亦多作詩歌贈之。又工於摹勒石刻，因裒其生平所鐫，編為此集。題曰“名跡”者，其序謂取《穆天子傳》“為名跡於弇茲石上”之義。考《穆天子傳》，稱乃“為銘跡於元圃之上”。其字作“銘”不作“名”，珪殆以《說文》無“銘”字，故改“銘”為“名”。然銘非弇茲所稱，乃記其跡於弇山之石，又無名字，不知珪所據何本也。漢代諸碑，多不著撰人、書人，刻工尤不顯名氏。自《魏受禪碑》，邯鄲淳撰文，梁鵠書，鍾繇刻字，是為士大夫自鐫之始。歐陽修、趙明誠等輯錄金石，僅標題跋尾而已。自洪適《隸續》備列碑文，是為全錄刻詞之始。若自刻其字而自輯其文為一書，則古無此例，自珪是編始也。首誥一篇，禦制祭文五篇，璽書七篇。蓋尊帝王之作，不敢與臣庶相雜，雖篇頁無多，而自為一卷。用元好問《中州集》冠以禦制兩頁自為一卷例也。次碑十四篇，記二十九篇，墓表一篇，墓碣五篇，行狀一篇，壙志二十三篇，墓誌銘二十四篇，雜刻字畫二十六種。末為《附錄》一卷，則皆一時贈言也。原目注闕者，凡《石室銘》、《三佳銘》、《靈槎詩》、柯敬仲《題桃花鳥詩》四篇。今有錄無書者，又禦制祭文五篇，璽書七篇，碑八篇，記十四篇，碣一篇，行狀一篇，壙志十四篇，墓誌銘二篇，雜刻六種。其元《故處士易府君壙志》一篇在《故宜人李氏壙志》前，而目錄列《青村場典史沈公壙志》後。又《金粟道人顧君墓誌銘》後有《故王子厚墓誌銘》一篇，而目不載。蓋傳寫訛脫，非其舊本矣。魏張晏注《史記•儒林傳》，據《伏生碑》，知其名勝。晉灼注《漢書•地理志》，據《山上碑》，知黎陽在黎山之陰。其曰陽者，兼取河水在其陽之義。唐司馬貞注《史記•高祖本紀》，據班固《泗上亭長碑》，知“母媼”當為“母溫”。宋方崧卿作《韓文舉正》，亦皆以石本為據。而歐陽、趙、洪諸家，以碑證史傳舛誤者，尤不一而足。是編所錄，皆珪手鐫，固愈於年祀綿邈，搜求於磨滅之餘者。如元末郭翼，諸書載其洪武中出為學官，非得是書載盧熊所作翼墓誌，不知其卒於至正二十四年，未嘗改節仕明也。足見其有資考證矣。
明陳暐撰。暐字耀卿，河南人。弘治中官蘇州通判，與吳縣知縣鄺璠，舉人浦應祥、祝允明等，采郡中石刻，匯而錄之。自學校、官宇、倉驛、水利、橋樑以及祠廟、寺觀諸碑碣，分類編輯。區為七目，凡一百餘篇，皆具載全文，用朱珪《名跡錄》之例。采輯金石文字者，原主於搜剔幽隱，考核舊聞。故歐陽、趙、洪諸家惟主於搜求古刻。是編以漢唐舊跡多見諸書，獨取明初諸碑，體例雖不免少隘；然其所錄，如濟農、永農倉諸記，則備陳積貯之經；許浦、湖川塘諸記，亦具列疏浚之要。皆取其有關郡中利弊者。而於頌德之文，諛墓之作，並削而不登。其用意頗為謹嚴。且多有志乘、文集所未載，獨賴此以獲傳者，亦頗足為守土者考鏡之資。以是作輿記外篇，固未嘗無所裨益也。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賞錄》，已著錄。是書仿《隸釋》之例，取金石文字，蒐輯編次，各為辨證。凡周刻二、秦刻六、漢刻二十三、隋刻五、唐刻二十七，於古碑皆錄原文。其剝落不完者，則取洪適《隸釋》補之，不盡據石本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論其載《韓敕造孔廟禮器碑》，不知《隸釋》所錄但有碑陰而無兩側，乃誤合兩側於碑陰，更譏洪適之闕漏。又論其所釋兩側之文，以“河南匽師”為“河浦退師”，“任城亢父”為“俟成交父”，舛謬殊甚。今考其中若第七石鼓內“斿”字下一字石鼓作“《聖》”，薛尚功作“憂”，此乃作“夏”。《會稽石刻》“無辠”之“辠”即“罪”字，此作“辜”字。書體頗誤。又《泰山石刻》“既天下”句，《秦篆譜》“既”字下有“平”字，與史合。而此碑於“既”字下不注闕文，疏略尚往往而有。然所錄碑刻，具載全文，今或不能悉見。《金石文跋尾》謂所載貞元九年《姜嫄公劉廟碑》，今已損失三十餘字，是可以備參核矣。穆別有《南濠文略》六卷，其後二卷即此書。所載諸碑跋，蓋用《集古錄》跋尾編入本集之例，然穆之文章，在可傳可不傳之間，不若以此本孤行也。
明顧從義撰。從義字汝和，上海人。嘉靖中詔選善書者入直，授中書舍人、直文華殿。隆慶初，以預修國史成，擢大理寺評事。此乃所作《淳化閣帖釋文》。於前人音注，辨其訛謬，析其同異，依帖本原次，勒為十卷，手自繕寫而刊行之。《閣帖》自米芾、黃長睿而後，踵而考訂者寥寥無幾。從義始參匯群說，輯成一編，評書者每以為據。然於考證頗疏，又不得善本校勘，故搜羅雖廣，而精審未臻。今恭逢我皇上幾暇臨池，折衷藝苑，特取內府所儲《閣帖》，遴其淳化四年賜畢士安者為初拓最佳之本，命內廷諸臣詳加校訂，選工摹勒，複還舊觀。其間蒐集諸家釋文，至為賅備。凡是非得失之故，仰荷睿鑒，勘核精詳。凡從義之說，其是者已悉資採取，其誤者亦已駁正無遺。是書原不過白茅之藉，特行世既久，其用心勤至，亦頗有可取者。故仍錄而存之，以不沒其薈稡之功焉。
明趙均撰。均字靈均，吳縣人。寒山趙宧光之子也。宧光六書之學，雖強作解事，所著《說文長箋》，頗為論者所非。而篆隸筆法，尚能講解。故均承其家學，亦喜蒐求金石。是編取《東觀餘論》、《宣和書譜》、《金石略》、《墨池編》、《集古錄》、《隸釋》、《金石總要》、《菉竹堂碑目》、王世貞《金石跋》，以及各家書目所載，與近代續出耳目所及者，仿陳思《寶刻叢編》之例，編次郡省，分別時代，以便訪求。其中如南直隸唐碑失載《岑君德政碑》等五種，頗有疏漏。福建《玉枕蘭亭》作褚遂良書之類，亦不免失於考核。然亦有足訂他書之訛者。明代去今未遠，較陳思所記，固多可依據也。
明趙崡撰。崡字子函，盩厔人。萬曆乙酉舉人。崡家近漢、唐故都，多古石刻。性複好事，時挾楮墨訪拓，並乞於朋友之宦游四方者，積三十餘年，故所蓄舊碑頗夥。自序稱所收過於都穆、楊慎，而視歐陽修才三之一，視趙明誠才十之一。然宋、元以上多歐、趙所未收者，欲刊其全文，而力不足以供匠氏。故但刻其跋尾，凡二百五十三種。其曰《石墨鐫華》者，取劉勰《文心雕龍•誄碑篇》句，以所收有石無金故也。每碑目錄之下，仿陳思《寶刻叢編》之例，各注其地。金元國書，世不多見，亦仿《集古錄》摹載鐘鼎之例，鉤勒其文。體例頗為詳備。惟所跋詳於筆法而略於考證，故《岣嶁碑》、《比干墓銘》之類，皆持兩端。而所論筆法，於柳公權、夢英、蘇軾、黃庭堅皆有不滿，亦僻於一家之言。然一時題識，語有出入，自《集古錄》以下皆所不免，不能獨為崡咎也。至所載古碑，頗多未備。則由崡本貧士，其力止於如斯。觀《附錄》二卷所載三記及詩，其求索之勞，亦雲備至，不必以掛漏為譏矣。
明郭宗昌撰。宗昌字允伯，華州人。平生喜談金石之文。所居沚園，在白厓湖上。嘗構一亭，柱礎墄磶，皆有款識銘贊，手書自刻之，凡三十年而迄不成。蓋迂僻好異之士也。與同時盩厔趙崡皆以搜剔古刻為事。崡著《石墨鐫華》，宗昌著此書，而所載止五十種，僅及趙書五分之一。上卷起周迄隋唐，下卷唐碑二十餘，而以宋《繹州夫子廟記》一篇間雜其中，殆仿原本《集古》目錄不敘時代之例歟？其論《石鼓文》，主董逌《廣川書跋》之說，據《左傳》定為成王所作，已為好異。又謂以石為鼓，無所取義，石又不類鼓形，改為《岐陽石碣文》，則乖僻更甚矣。其論《嶧山碑》一條，引唐封演說，謂其石“為曹操所排倒，而云拓跋燾又排倒之，何一石而兩遭踣”云云。考封演《聞見記》云：“秦始皇刻石，李斯小篆，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無曹操排倒之語。殆宗昌所見之本，或偶脫“太”字，因誤讀為魏武帝，遂謬云兩次排倒，其援引疏舛，亦不足據。然宗昌與趙崡均以論書為主，不甚考究史事，無足為怪。觀其論《衡嶽碑》、《比干墓》、《銅盤銘》、《季劄碑》、《天發神讖碑》、《碧落碑》諸條，皆灼指其偽，頗為近理。其論《懷仁集聖教序》勝於《定武蘭亭》，蓋出於鄉曲之私，自矜其關中之所有，不為定論。故後來孫承澤深不滿之。然承澤作《庚子銷夏記》，其論列諸碑，實多取此書之語，則固不盡廢宗昌說也。惟其好為大言，冀以駭俗，則明季山人譎誕取名之慣技，置之不問可矣。
《欽定校正淳化閣帖釋文》•十卷
[编辑]乾隆三十四年，詔以內府所藏宋畢士安家《淳化閣帖》賜本詳加厘正，重勒貞瑉。首冠以禦題“寓名蘊古”四字，及《御製淳化軒記》。命諸臣校正摹勒。諭旨末載原帖舊跋及諸臣書後。其中古帖次第，一從舊刻。而於朝代之先後，名字之標題，皆援證史文，裁以書法，俾不乖於《春秋》之義。每卷皆恭摹御筆論斷，昭示權衡。又參取劉次莊、黃伯思、姜夔、施宿、顧從義、王澍諸說，而以大觀太清樓諸帖互相考校，凡篆籀行草，皆注釋文於字旁，複各作訂異以辨正是非，別白疑似。誠為墨林之極軌，書苑之大觀。乾隆四十三年，侍郎金簡，以石刻貯在禁庭，自宣賜以外，罕得瞻仰。乃恭錄釋文，請以聚珍版摹印，俾共窺八法之精微。由是流布人間，遂衣被於海內。考張彥遠《法書要錄》，末有《右軍書記》一卷，所載王羲之帖四百六十五，附王獻之帖十七，並一一為之釋文。劉次莊之釋《閣帖》，蓋即以是為藍本。然彥遠書傳寫多訛，次莊書至南北宋間陳與義已奉敕作《法帖釋文刊誤》一卷，今附刊韋續墨藪之末。則次莊所釋，不盡足據可知。第諸家雖知其有訛，而辨訂未能悉當，遞相駁詰，轉益多岐。恭逢我皇上天縱聰明，遊心翰墨，裁成頡籀，陶鑄鍾王。訓示儒臣，詳為厘定，書家乃得所指南。是不惟臨池者之幸，抑亦漢晉以來能書者之至幸也。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炎武性好遠遊，足跡幾遍天下。搜金石之文，手自抄纂。凡已見方志者不錄，現有拓本者不錄，近代文集尚存者不錄，上自漢《曹全碑》，下至明建文《霍山碑》，共得五十六種。每刻必載全文，蓋用洪適《隸釋》之例，仍皆志其地理，考其建立之由，古字篆隸，一一注釋。其中官職年月，多可與正史相參。如茶荼、准准、張弡等字，亦可以補正字書之訛。炎武別有《金石文字記》，但載跋尾，不若此編之詳明也。惟《曹全碑》題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以《後漢書》考之，《靈帝本紀》是年十月有庚寅，距丙辰前二十六日。《天文志》是年十月有癸亥，距丙辰後七日，其間不得有丙辰，頗疑是碑之偽。據《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以長曆推之，始知是年十月丙申朔，丙辰為月之二十一日，癸亥為月之二十八日，實無庚寅。並證以《譙敏碑》稱中平二年三月九日戊寅，《靈帝本紀》及《五行志》並稱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干支日數，一一相符。乃本紀之誤，非碑之偽。炎武猶未及詳辨，是則考證之偶疏耳。
國朝顧炎武撰。前有炎武自序，謂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今觀其書，裒所見漢以來碑刻，以時代為次，每條下各綴以跋，其無跋者亦具其立石年月，撰書人姓名。證據今古，辨正訛誤，較《集古》、《金石》二錄實為精核，亦非過自標置也。所錄凡三百餘種。後又有炎武門人吳江潘耒補遺二十餘種。碑字間有異者，又別為摘錄於末。亦猶洪適《隸釋》每碑之後摘錄今古異文某字為某之遺意。《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嘗摘其舛誤六條：一曰《齊隴東王孝感頌》，炎武未見其碑額，臆題為“孝子郭巨墓碑”；一曰《唐寂照和上碑》，本無刻石年月，炎武誤記為開成六年正月，且未考開成無六年；一曰《後唐賜冥福禪院地土牒》，趙延壽、範延光皆押字，炎武視之未審，誤以為無押字；一曰《周中書侍郎平章事景範碑》，本行書，而炎武以為正書，本題孫崇望書，而炎武失載其名，皆中其失；一曰《後漢蕩陰令張遷頌》，炎武誤以“既且”二字合為“暨”字；一曰《後漢州從事尹宙碑》，書“钜鹿”為“钜鏕”，證以《廣韻注》、後魏《吊比干文》及《北史》，皆作“钜鏕”，炎武誤謂不當從金。案《張遷頌碑》拓本，“既且”二字，截然不屬，炎武誠為武斷。然字畫分明而文義終不可解，當從闕疑。《金石文跋尾》所釋，亦未為至確。至於“钜鹿”之“鹿”，自《史記》以下古書，皆不從金，《說文》亦不載“鏕”字，自《玉篇》始載之。其為顧野王原本，或為孫強所加，或為宋大廣益會《玉篇》所竄入，已均不可知。然其注曰钜鹿，鄉名，俗作“鏕”，則從金實俗書，具有明證。北朝多行俗字，《顏氏家訓》嘗言之，此書亦頗摘其訛。北魏人書，似不可據為典要。《廣韻注》尤不甚可憑，如開卷“東”字注，謂東宮，複姓。齊有大夫東宮得臣，亦可據以駁《左傳》乎？是固未足以服炎武也。惟其斥石鼓之偽，謂不足儕於二雅，未免勇於非古。釋校官之碑，謂東漢時有校官，亦未免疏於考據。是則其失之臆斷者耳。然在近世著錄金石家，其本末源流，燦然明白，終未能或之先也。
國朝顧炎武撰。考石經七種，裴頠所書者無傳。開元以下所刻，亦無異議。惟漢魏二種，以《後漢書•儒林傳》之訛，遂使一字，三字、爭如聚訟。歐陽修作《集古錄》，疑不能明。趙明誠作《金石錄》，洪適作《隸釋》，始詳為核定，以一字為漢，三字為魏。然考證雖精，而引據未廣，論者尚有所疑。炎武此書，博列眾說，互相參較。其中如據衛恒《書勢》以為《三字石經》非邯鄲淳所書，又據《周書•宣帝紀》、《隋書•劉焯傳》以正《經籍志》自鄴載入長安之誤。尤為發前人所未發。至於洪適《隸續》尚有《漢儀禮》一碑，《魏三體石經》一碑，又《開封石經》雖已汨於河水，然世傳拓本，尚有二碑。炎武偶然未考，竟置不言，是則千慮一失耳。
國朝萬斯同撰。斯同有《聲韻源流考》，已著錄。石經之沿革異同，唐宋以來，論者齟齬不一。昆山顧炎武始輯諸家之說為《石經考》，實有創始之功。斯同是編，悉采炎武之說，又益以吳任臣、席益、范成大、吾衍、董逌諸家之論，並及炎武所作《金石文字記》，亦間附以己見。雖不若杭世駿《石經考異》之詳辨，而視顧氏之書，已為較備。且炎武詳於漢、魏，而略於唐、宋。斯同則於唐、宋石經引據特詳。又斯同雖在世駿前，而世駿作《考異》時，未見此書，故此書之所詳者，《考異》或轉未之及。要之，合三家之書參互考證，其事乃備，固未可偏廢其一也。
國朝林侗撰。侗字同人，侯官人。侗喜錄金石之文，嘗游長安，求得漢甘泉宮瓦於淳化山中。又攜拓工曆唐昭陵陪葬地，得英公李勣以下十有六碑，當時稱其好事。是編乃總錄古今碑刻，凡夏、商、週六，秦、漢十九，魏一，吳一，晉五，梁一，後魏三，北齊一，後周二，隋八，唐一百七十三，皆據目見者書之。中間辨證，大抵取之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而頗以己意為折衷，多所考據。又錄唐諸帝禦書碑十四種，獨斥武后不與，亦深合排抑僣偽之義。惟首列夏禹《岣嶁碑》，載其友劉鼇石說，謂當在祝融峰頂，未免失之好奇。又於各碑後載入賦詠詩篇，亦非歐、趙以來題跋之體。特其搜羅廣博，鑒別尚頗詳審，故考金石者亦有取焉。
國朝葉封撰。封字井叔，黃州人。順治己亥進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是編乃康熙癸丑封官登封知縣時作也。登封地在嵩山南，故其所錄碑刻，以嵩陽為名。考此書初出之時，顧炎武、潘耒皆嘗議之。炎武之言曰：“《開母廟石闕銘》‘重曰’二字出《楚辭•遠遊篇》，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之也。井叔誤以為重日，而言是年月一行。案此一行今存六字，二年之下，重曰之上，空石未鐫，益明其非紀日矣。”耒之言曰：“太安二年《後魏中嶽廟碑》，今在登封縣。天寶十四載少林寺《還天王師子記》，今在少林寺。井叔《石刻集記》不知何以遺此？”其說誠然。然炎武《金石文字記》，采此記者不一而足，而景日昣《說嵩•金石類》，亦全用此記。古今金石之書，其備載全文者，在宋惟洪適之《隸釋》、《隸續》，在明惟陶宗儀之《古刻叢鈔》，朱珪之《名跡錄》，都穆之《金薤琳琅》。在國朝惟顧炎武之《求古錄》，陳奕禧之《金石遺文錄》，葉萬之《續金石錄》。其餘不過題跋而已。此書錄取碑文，便於參考。《漢嵩山太室神闕銘》、《開母廟石闕銘》、《少室神道石闕銘》，以及唐之《則天封祀壇碑》、《夏日游石淙詩》，歐陽、趙、洪皆失載，而此記能收之。洪書但載漢魏，歐、趙二錄僅迄五代，此書載及宋、金、元、明。東魏嵩陽寺碑文東訛柬，矩訛短，馴訛巡，苑訛菀，洋訛庠，此書能是正之。王士禎《蠶尾集》有封墓誌，稱其精《爾雅》、《說文》訓詁，工於篆隸。又稱其手輯《嵩志》二十一卷，複旁求漢、唐以來碑版文字，別為《石刻集記》二卷。辨證精博，人比之劉原父、薛尚功，則當時亦重其書矣。
國朝李光暎撰。光暎字子中，嘉興人。嘉興之收藏金石者，前有曹溶《古林金石表》，後有朱彝尊《吉金貞石志》。彝尊所藏金石刻，又歸於光暎，遂裒輯所得，集諸家之論而為此書。前有雍正七年金介複序，稱其不減曹氏《古林》之富。然《古林金石表》間有參差搘拄，且無論說，不及此書之有條理。而《吉金貞石志》久無成帙，或疑彝尊當日本未成書，然此書內乃有引《吉金貞石志》一條，則或存其殘稿之什一，未可知也。所採金石之書凡四十種，文集地志說部之書又六十種，可謂勤且博矣。惟於《瘞鶴銘》不引張弨釋文，於《天發神讖碑》不引周在浚釋文，《蘭亭序》不引俞松《續考》，是為漏略耳。自昔著錄金石之家，皆自據見聞，為之評說。惟宋陳思《寶刻叢編》，則雜取《金石錄》、《複齋碑錄》諸書，薈稡為之。是書亦同此式，每條下各注所出之書，間有光暎自識者，什一而已。金石著錄之富，無過歐陽、趙、洪三家，而是書於《隸釋》所引不及十之一。於《集古》、《金石》二錄所引亦不甚詳。至《隸續》暨婁機《漢隸字原》則皆未之及。蓋諸書以考證史事為長，而是書則以品評書跡為主。故於漢隸則宗鄭簠之評，於唐碑則取趙崡之論。雖同一著錄，而著書之宗旨則固區以別矣。
國朝萬經撰。經字授一，號九沙，鄞縣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編上卷首作書法，次作分隸書法，次論分隸，次論漢、唐分隸同異，次漢魏碑考。下卷為古今分隸人名氏，始於程邈，終於明末馬如玉。自鄺露以前，皆引據諸書。惟如玉不著載何書，則經所自增矣。集錄金石之書，梁元帝所輯不可見。歐、趙以下，罕有論及分隸筆法者。經所錄頗詳晰有門徑。所列漢、魏諸碑雖止所有二十一種，而考證剔抉，比諸家務多者亦較精核。至雲唐以後隸與八分各分為二。隸即今楷書，八分即古隸書。以八分為隸，趙明誠已譏之。國朝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井漢碑無不名八分，以楷為正書，正恐仍蹈歐陽之失。其說亦明白可據也。
國朝王澍撰。澍有《禹貢譜》，已著錄。初，宋元祐中，米芾作《法帖題跋》，以辨別真偽，然芾精於賞鑒，特據其筆跡以意斷之而已。雖錙銖不爽，究未能確指其所以然也。大觀中，黃伯思作《法帖刊誤》，始援據史籍，訂其舛迕，徵實有據，昭昭然白黑分矣。明嘉靖中，上海顧從義更細勘其字畫曲折，如薑夔校《蘭亭序》之例。國朝何焯更摭薑夔《絳帖平》，增注其上，而徐葆光又雜采諸書附益之。於是《閣帖》之得失異同，漸以明備，澍作是編，複研究諸說，衡其當否，兼米、黃、顧三家之意而用之，以史傳正訛誤，以筆跡辨依託，而行款標目，以及釋文之類，亦一一考核。仍依法帖原目，分為十卷。又別為《古今法帖考》一卷，溯《閣帖》之緣起，及諸帖之沿流而作者。又自以所得筆法一卷，並附其後。雖其考正鑒別，析疑辨訛，不足窺欽定《釋文》之萬一，而大輅之造，肇自椎輪；泰山之高，不辭土壤。如是編者，固亦不妨旁資參證爾。
國朝王澍撰。皆其臨摹古帖題跋，裒合成編。澍本工書，故精於鑒別，而於源流同異，考證尤詳。如論《西嶽華山廟碑》郭香察書為校勘刻石；鍾繇《薦季直表》祝希哲誤作焦季直，及繇結銜與史異；《蘭亭序》派別；《聖教序》始末；王羲之《裹鮓帖》釋文誤作十九字；《瘞鶴銘》非顧況亦非陶弘景；同州《聖教序》稱龍朔三年，時褚遂良卒已五年；魏《棲梧善才寺碑》偽題遂良名；遂良《高士贊》誤題永徽二年為甲寅；岳珂跋《寶章集》誤以“竇臮”為“竇泉”；《朱巨川誥》非徐浩書；李陽冰《縉雲城隍廟碑》篆文訛字；《靈飛經》非鍾紹京書；裴耀卿等奏狀非耀卿書；唐明皇批答中桓山之頌乃用王獻之事；顏真卿《宋廣平碑考異》《乞米帖》所稱太保是李光弼非光顏；《爭坐位帖》年月顧炎武《金石文字》未考；《祭侄文》、《告伯父文》結銜與史異；《江淮帖》為集字偽作；《李紳告身》與史異；《葉慧明碑》非韓擇木書撰。皆引據有根柢。惟謂褚遂良書出於《曹全碑》，則殊臆度。此碑近代始出，明以前未有言之者也。又排鄭簠、蔣衡，而自稱腕有元章鬼，亦未免文人相輕之習焉。
國朝褚峻摹圖，牛運震補說。運震有《空山堂易解》，已著錄。峻字千峰，郃陽人。工於鐫字，以販鬻碑刻為業。每裹糧走深山窮穀敗墟廢址之間，搜求金石之文。凡前人所未及錄，與雖錄而非所目擊，未能詳悉言之者，皆據所親見，繪其形狀，摹其字畫，並其剝蝕刓闕之處，一一手自鉤勒，作為縮本。鐫於棗版，纖悉逼真。自太學石鼓以下，迄於曲阜顏氏所藏《漢無名碑陰》，為數四十有七。運震各系以說，詳其高卑廣狹及所在之處。其假借通用之字，亦略訓釋。雖所收頗狹，而較向來金石之書或僅見拓本，或僅據傳聞者，特為精核。書成於乾隆元年，峻自為序。後運震又即峻此書增以巴里坤新出《裴岑紀功碑》，改名《金石圖》。運震未至西域，僅得模糊拓本，所摹頗失其真。又仿岳珂之例，於說後各贅以贊，亦為蛇足。峻複自益以唐碑，別為下卷，體例迥然各別，尤病糅雜。今以此本著錄，而續刻之本則別存目焉。
國朝杭世駿撰。世駿有《續方言》，已著錄。是編因顧炎武《石經考》猶有采摭未備、辨正未明者，乃為糾訛補闕，勒為二卷。上標籤十五目，曰《延熹石經》，曰《書碑姓氏》，曰《書丹不止蔡邕》，曰《三字一字》，曰《正始石經非邯鄲淳書》，曰《魏文帝典論》，曰《漢魏碑目》，曰《隋書經籍志正誤》，曰《鴻都學非太學》，曰《魏太武無刻石經事》，曰《顧考脫落北齊二條》，曰《唐藝文志載石經與隋志不同》，曰《唐石台孝經》，曰《唐石經》，曰《張參五經文字》。下標籤三目，曰《蜀石經》，曰《宋開封石經》，曰《宋高宗禦書石經》。考證皆極精核。前有厲鶚、全祖望、符元嘉三序，鶚序稱其五經、六經、七經之核其實，一字、三字之定其歸，二十五碑、四十八碑之析其數，堂東、堂西之殊其列，自洛入鄴、自汴入燕之分其地，駁鴻都門學非太學，魏石經非邯鄲淳書，直發千古之蒙滯。而又引何休《公羊傳注》證漢石經為一字，引孔穎達《左傳疏》稱魏石經為三字，以補世駿所未及。祖望序亦引《魏略》、《晉書》、《隋志》證邯鄲淳非無功於石經，引《魏書》崔浩、高允傳證魏太武時未嘗無立經事，與世駿之說互存參考。而汪祚、趙信、符曾諸人，複各抒所見，互相訂正。今並列於書中。蓋合數人之力，參訂成編，非但據一人之聞見。其較顧炎武之所考，較為完密，亦有由也。然尤袤《遂初堂書目》所列成都石刻，稱《論語》、九經、《孟子》、《爾雅》，較晁公武、曾宏父所記少一經，亦當為辨正。世駿乃偶遺不載，是則失之眉睫之前者，亦足見考證之難矣。
──右“目錄類”金石之屬，三十六部，二百七十六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隋志》以秦《會稽刻石》及諸石經皆入小學，《宋志》則《金石》附《目錄》。今以集錄古刻條列名目者，從《宋志》入《目錄》。其《博古圖》之類，因器具而及款識者，別入《譜錄》。石鼓文音釋之類，從《隋志》別入《小學》。《蘭亭考》、《石經考》之類，但徵故實，非考文字，則仍隸此門，俾從類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