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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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十六 史部四十二
目录类二
[编辑]宋欧阳修撰。修有《诗本义》，已著录。古人法书惟重真迹。自梁元帝始集录碑刻之文为《碑英》一百二十卷，见所撰《金楼子》，是为金石文字之祖。今其书不传。曾巩欲作《金石录》而未就，仅制一序存《元丰类稿》中。修始采摭佚逸，积至千卷。撮其大要，各为之说。至嘉祐治平间，修在政府，又各书其卷尾。于是文或小异，盖随时有所窜定也。修自书其后，题嘉祐癸卯。至熙宁二年己酉，修季子棐，复摭其略，别为目录。上距癸卯盖六年，而棐记称录既成之八年，则是录之成当在嘉祐六年辛丑。其真迹跋尾，则多系治平初年所书，亦间有在熙甯初者，知棐之目录，固承修之命而为之也。诸碑跋今皆具修集中。其跋自为书，则自宋方崧卿裒聚真迹，刻于庐陵。曾宏父《石刻铺叙》称有二百四十六跋，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有三百五十跋，修子棐所记则曰凡二百九十六跋，修又自云凡四百馀篇有跋。近日刻《集古录》者又为之说曰：“世所传集古跋四百馀篇，而棐乃谓二百九十六。虽是时修尚无恙，然续跋不应多逾百篇，因疑写本误以三百为二百。”以今考之，则通此十卷，乃正符四百馀跋之数。盖以集本与真迹合编，与专据集本者不同。宋时庐陵之刻，今已不传，无从核定，不必以棐记为疑矣。是书原本但随得随录，不复诠次年月。故修之自序曰：“有卷帙而无时世先后，盖其取多而未已也。”近来刻本，乃以时代先后为序，而于每卷之末附列原本卷帙次第。转有年月倒置，更易补正之处，故钱曾《读书敏求记》以为失其初意。然考毛晋跋是书曰：“自序谓上自周穆王以来，则当以吉曰癸巳石刻为卷首。毛伯敦三铭是作序目后所得，宜在卷末，即子棐亦未敢妄为诠次。盖周益公未能考订”云云。据此，则周必大时之本已案时世为次，其由来固已久矣。今刻修文集者，但序时代，不复存每卷末之原次，则益为疏耳。今仍依见行篇次著于录焉。
宋赵明诚撰。明诚字德父，密州诸城人。历官知湖州军州事。是书以所藏三代彝器及汉唐以来石刻，仿欧阳修《集古录》例，编排成帙。绍兴中，其妻李清照表上于朝。张端义《贵耳集》谓，清照亦笔削其间，理或然也。有明诚自序并清照后序。前十卷皆以时代为次，自第一至二千咸著于目。每题下注年月、撰书人名。后二十卷为辨证，凡跋尾五百二篇。中邢义、李证、义兴茶舍、般舟和尚四碑，目录中不列其名。或编次偶有疏舛，或所续得之本未及补入卷中欤？初锓版于龙舒。开禧元年，浚仪赵不谫又重刻之，其本今已罕传。故归有光、朱彝尊所见皆传抄之本，或遂指为未完之书。其实当时有所考证，乃为题识。故李清照跋称，二千卷中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原非卷卷有跋，未可以残阙疑也。清照跋，据洪迈《容斋四笔》，原为龙舒刻本所不载。迈于王顺伯家见原稿，乃撮述大概载之。此本所列，乃与迈所撮述者不同，则后人补入，非清照之全文矣。自明以来，转相抄录，各以意为更移。或删除其目内之次第，又或窜乱其目之年月。第十一卷以下，或并削每卷之细目，或竟佚卷末之后序，沿讹踵谬，弥失其真。顾炎武《日知录》载章邱刻本，至以后序“壮月朔”为“牡丹朔”，其书之舛谬，可以概见。近日所传，惟焦竑从秘府抄出本、文嘉从宋刻影抄本、昆山叶氏本、闽中徐氏本、济南谢氏重刻本，又有长洲何焯、钱塘丁敬诸校本，差为完善。今扬州刻本，皆为采录。又于注中以《隶释》、《隶续》诸书增附案语，较为详核。别有范氏天一阁、惠氏红豆山房诸校本，皆稍不及。故今从扬州所刊著于录焉。
宋黄伯思撰。伯思有《东观馀论》，已著录。初，米芾取《淳化阁帖》一一评其真伪，多以意断制，罕所考证。伯思复取芾之所定，重为订正，以成此书。前有大观戊子自序，称芾疏略甚多，或伪迹甚著而不觉者，若李怀琳所作卫夫人书、逸少《阔别稍久帖》之类；有审其伪而讥评未当者，若知伯英夫人诸草帖为唐人书，而不知乃书晋人帖语之类；有讥评虽当，主名昭然，而不能辨者，若以田畴字为非李斯书，而不知乃李阳冰《明州碑》中字之类；有误著其主名者，若以晋人章草《诸葛亮传》中语，遂以为亮书之类。其论多确，其他亦指摘真伪，率有依据。末有政和中王珍、许翰二跋。据珍跋，乃伯思官洛中时观珍家所藏阁帖作也。其书本自为一编，故至今有别行之本，诸家书目亦别著录。后其子讠乃，乃编入《东观馀论》中耳。汤垕《画鉴》曰：“宋人赏鉴精妙，无如米元章。然此公天资极高，立论时有过处。后有黄伯思长睿者出，作《法帖刊误》，专攻米公之失。仆从而辨析其详，作《法帖正误》，专指长睿之过。”今未见垕书，不知所正者何误。然垕亦空谈鉴别，而不以考证为事者，恐所正亦未必确也。
宋刘次庄撰。次庄字中叟，长沙人。崇甯中尝官御史。曹士冕《法帖谱系》云：“临江《戏鱼堂帖》，元祐间刘次庄以家藏《淳化阁帖》十卷摹刻其上。除去卷尾篆题，而增释文。”曾敏行《独醒杂志》曰：“刘殿院次庄，自幼喜书，尝寓于新淦，所居民屋，窗牖墙壁，题写殆遍。临江郡库有《法帖》十卷，释以小楷，他法帖之所无也。”观二书所记，则次庄之作《法帖释文》，本附注石刻之中，未尝别为一集。此本殆后人于《戏鱼堂帖》中钞合成帙，而仍以阁本原第编之者也。陈振孙《书录解题》又称，武冈人尝传刻绛州潘氏帖。嘉定中汪立中又取刘本分入二十卷中，官帖所无者，增附之。盖《绛帖》本《阁帖》而广之，故立中释文亦因次庄释文而广之。与此又别一书矣。
宋翟耆年撰。耆年字伯寿，参政汝文之子，别号黄鹤山人。是书首载《宣和博古图》，有“绍兴十有二年二月帝命臣耆年”云云，盖南宋初所作。本上下二卷，岁久散佚。惟嘉兴曹溶家尚有钞本，然已仅存上卷。今藏弆家所著录，皆自曹本传写者也。王士祯尝载其目于《居易录》，欲以访求其下卷，卒未之获，知无完本久矣。其以籀名史，特因所载多金石款识，篆隶之体为多，实非专述籀文。所录各种之后，皆附论说，括其梗概。于岐阳石鼓，不深信为史籀之作，与唐代所传特异。亦各存所见，然未至如金马定国坚执宇文周所作也。所录不及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备载篆文，而所述原委则较薛为详。二书相辅而行，固未可以偏废。其中所云赵明诚古器物铭碑十五卷，称商器三卷，周器十卷，奏汉器二卷。河间刘跂序，洛阳王寿卿篆。据其所说，则十五卷皆古器物铭，而无石刻。当于《金石录》之外别为一书。而士祯以为即《金石录》者，其说殊误。岂士祯偶未检《金石录》欤？
宋洪适撰。适初名造，后更今名。字景伯，饶州都阳人，皓之长子也。绍兴壬戌中博学鸿词科，官至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谥文惠。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成于乾道二年丙戌，适以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安抚浙东时也。明年正月，序而刻之。周必大志其墓道云“耽嗜隶古，为纂释二十七卷”者，即指此书。其弟迈序娄机《汉隶字原》云：“吾兄文惠公，区别汉隶为五种书：曰释，曰缵，曰韵，曰图，曰续，四者备矣，惟韵书不成。”又适自跋《隶续》云：“《隶释》有续，凡汉隶碑碣二百八十有五。”又跋《淳熙隶释》后云：“《淳熙隶释目录》五十卷，乾道中书始萌芽。十馀年间，拾遗补阙，一再添刻，凡碑版二百五十有八。”然乾道三年洪迈跋云：“所藏碑一百八十九，译其文，又述其所以然，为二十七卷。”又淳熙六年喻良能跋云：“公顷帅越，尝荟粹汉隶一百八十九，为二十七卷。”是二跋皆与是书符合，则其自题曰《淳熙隶释》者，乃兼后所续得合为一编。今其本不传。传者乃《隶释》、《隶续》各自为书。此本为万历戊子王鹭所刻。凡汉魏碑十九卷，《水经注》碑目一卷，欧阳修《集古录》二卷，欧阳棐《集古目录》一卷，赵明诚《金石录》三卷，无名氏《天下碑录》一卷，与二十七卷之数合。
每碑标目之下，具载郦、欧、赵三书之有无。欧、赵之书第撮其目，不录其文。而是书为考隶而作，故每篇皆依其文字写之。其以某字为某字，则具疏其下，兼核其关切史事者，为之论证。自有碑刻以来，推是书为最精博。其中偶有遗漏者，如《卫尉卿衡方碑》，以“宽懔”为“宽栗”，以“声香”为“馨香”，以“邵虎”为“召虎”，以“疣”为“厖”、“讠血”为“谥”，以“克长克君”为“克长克君”，以“謇謇”为“蹇蹇”，以“乐旨”为“乐只”。《白石神君碑》，以“幽赞”为“幽赞”，以“无畺”为“无疆”。《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均举其疏。又其小有纰缪者，如《郑固碑》，“逡遁退让”，适引《秦纪》“逡巡遁逃”释之。按《管子》：“桓子蹴然逡遁。”《汉书•平当传赞》：“逡遁有耻。”盖巡与循同，而循转为遁。《集古录》云，遁当为循，其说最协。适训为遁逃，殊误。武梁祠堂画像，武氏不著名字，适因《武梁碑》有“后建祠堂雕文刻画”之语，遂定为武梁祠堂。案，梁卒于桓帝元嘉元年，而画像文中有“鲁庄公字不讳改严”，则当是明帝以前所作。《金石录》作武氏石室画像，较为详审。适未免牵合其词。至“唐扶颂分郏之治”语，案《公羊传》，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陆德明《释文》曰：“陕一云当作郏，古洽反。王城郏鄏，则古有以分陕为郏者。”适以为用字之异，非也。《李翊夫人碑》：“三五{七木}兮衰左姬。”据《山海经》“刚山多柒木”；《水经注》：“漆水下有柒县、柒水、柒渠”。字皆作“柒”。隶从柒省，去水为{七木}。适以为即“末”字者，亦非也。然百醇一驳，究不害其宏旨。他如《杨君石门颂》，杨慎讥其不识“《辶业》”字。考之碑文，正作凿石，别无《辶业》字。是则慎杜撰之文，又不足以为适病矣。
宋洪适撰。适既为《隶释》，又辑录续得诸碑，依前例释之，以成是编。乾道戊子，始刻十卷于越，其弟迈跋之。淳熙丁酉，范成大又为刻四卷于蜀。其后二年己亥，德清李彦颖又为增刻五卷于越，喻良能跋之。其明年庚子，尤袤又为刻二卷于江东仓台，辇其版归之越。前后合为二十一卷，适自跋之。越明年辛丑，适复合前《隶释》为一书，属越帅刊行，适又自跋之。所谓“前后增加，律吕乖次，命掾史辑旧版，去留移易，首末整整一新”者是也。然辛丑所刻，世无传本。《隶释》尚有明万历戊子所刻，《隶续》遂几希散佚。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曰：“范氏天一阁，曹氏古林，徐氏传是楼、含经堂所藏，皆止七卷。近客吴，访得琴川毛氏旧抄本，虽残阙过半，而七卷之外增多一百十七翻。末有乾道三年适弟迈后序”云云。盖自彝尊始合两家之残帙，参校成编，后刊版于扬州，即此本也。据喻良能跋云：“续有得者，列之十卷，曰《隶续》。既墨于版，复冥搜旁取，又得九卷。”则当时所刻，实止一十九卷。朱彝尊因疑其馀二卷是所谓《隶韵》、《隶图》者，然洪迈跋称“亦既释之，而又得之，列于二十七卷以往”云云，则《隶续》当亦如《隶释》之体，专载碑文。此本乃第五卷、六卷忽载碑图，第七卷载碑式，第八卷又为碑图，第九卷、十卷阙，第十一卷至二十卷又皆载碑文，第二十一卷残阙不完，而适自跋乃在第二十卷尾，盖前后参错，已非原书之旧矣。考彝尊所云七卷之本，乃元泰定乙丑甯国路儒学所刻，较今所行扬州本，讹误差少，然残阙太甚。今仍录扬州之本，而以泰定本详校异同。其残阙者无可考补，则姑仍之焉。
宋姜夔撰。夔字尧章，鄱阳人。按曹士冕《法帖谱系》云，绛本旧帖，尚书郎潘师旦以官帖私自摹刻者，世称“潘驸马帖”。又称潘氏析居，法帖石分而为二。其后绛州公库乃得其一，于是补刻馀帖，是名东库本。逐卷各分字型大小，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何以报，愿上登封书”为别。今夔所论，每卷字型大小与士冕所说相合。然则夔所得者，即东库本也。宋之论法帖者，米芾、黄长睿以下，互有疏密。夔欲折衷其论，故取汉官廷尉平之义，以名其书。首有嘉泰癸亥自序云：“帖虽小技，而上下千载，关陟史传为多。”观是书考据精博，可谓不负其言。惟第五卷内论智果书梁武帝评书语，武帝藏锺、张二王书，尝使虞龢、陶隐居订正。案，虞龢宋人，其《上法书表》在宋孝武帝之世，去梁武帝甚远。斯则考论之偶疏耳。据《墨庄漫录》，其书本二十卷。旧止抄本相传，未及雕刻。所载字型大小，止于“山”字。其“河”字以下亡佚十四卷，竟不可复得。然残珪断璧，终可宝也。
宋曾宏父撰。宏父字幼卿，自称凤墅逸客，庐陵人。是书虽远引石经及秘阁诸本，而自述其所集凤墅帖特详。凡所征摭，皆有典则，而藏书家见者颇希。国朝初年，朱彝尊得射渎抄本，自为之跋。有珊瑚木难之喻。此本末有此跋及彝尊名字二印，盖犹其手迹。然跋中谓宏父名惇，以字行，则未免舛误。考宋有两曾宏父，其一名惇，字宏父，为曾布之孙，曾纡之子。后人避甯宗讳，多以字行，遂与此宏父混而为一。实则与作此书者各一人也。跋又谓陈思宝刻《丛编》，其援据颇广，顾不及此。考凤墅帖刻于嘉熙、淳祐间。《铺叙》诸石刻，断手于戊申仲春，亦在淳祐八年。若《丛编》则成于绍定辛卯，实理宗即位之七年，相距凡十七八年，何由预见曾刻？彝尊亦偶误记也。近厉鹗等刻《南宋杂事诗》，直题此书为曾惇撰，是承彝尊之讹矣。
宋曹士冕撰。按《书史会要》，士冕字端可，号陶斋，昌谷之后。昌谷为曹彦约别号，则都昌人也。其仕履无考。惟“三山木版帖”条下，自称“三山帅司库有历代帖版本，嘉熙庚子，备员帅幕，尚及见之”之语。“绛本旧帖”条下，有“淳祐甲辰霅川官满”之语，盖由幕僚而仕州郡者耳。其书序宋代法帖源流。首为谱系图。上卷淳化法帖以下为二王府帖、绍兴国子监本、淳熙修内司本、大观太清楼帖、临江戏鱼堂帖、利州帖、庆历长沙帖、刘丞相私第本、长沙碑匠家本、长沙新刻本、三山木版、黔江帖、北方印成本、乌镇本、福清本、澧阳帖、鼎帖、不知处本、长沙别本、蜀本、庐陵萧氏本，凡二十二种。下卷绛本旧帖以下为东库本、亮字不全本、新绛本、北本、又一本、武冈旧本、武冈新本、福清本、乌镇本、彭州本、资州本、木本前十卷，又木本前十卷，凡十四种。盖以《淳化阁帖》为大宗，而《绛帖》为别子，诸本皆其支派也。每条叙述摹刻始末，兼订其异同工拙，颇足以资考证。《书史会要》称士冕博参书法，服习兰亭，宜其鉴别不苟矣。古今法帖皆拓本，惟此书载有印本法帖，亦广异闻。书成于淳祐乙巳，前有自序，以书中自记考之，盖霅川官满之第二年也。
旧本题宋桑世昌撰。世昌，淮海人。世居天台，陆游之甥也。案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兰亭博议》十五卷，注曰桑世昌撰。叶适《水心集》亦有《兰亭博议跋》曰：“字书自兰亭出，上下数千载，无复伦拟，而定武石刻遂为今世大议论。桑君此书，信足以垂名矣。君事事精习，诗尤工。其《即事》云‘翠添邻堑竹，红照屋山花’。盖著色画也。”《书录解题》又载：“《兰亭考》十二卷，注曰即前书。浙东庾司所刻，视初本颇有删改。初十五篇，今存十三篇。去其集字篇，后人集兰亭字作诗铭之类者。又附见篇兼及右军他书迹，于《乐毅论》尤详。其书始成，本名《博议》，高内翰文虎炳如为之序。及其刊也，其子似孙主为删改，去此二篇固当。而其他务从省文，多失事实，或戾本意。其最甚者，序文本亦条达可观，亦窜改无完篇。首末阙漏，文理断续。于其父犹然，深可怪也”云云。是此书经高似孙窜改，已非世昌之旧矣。今未见《博议》原本，无由验振孙所论之是非。然是书为王羲之《兰亭序》作，集字为文，其事无预于羲之；羲之他书，其事无预于兰亭。似孙所删，深合断限，振孙亦不能不以为当也。其中评议不同者，如或谓梁乱，兰亭本出外，陈天嘉中为智永所得；又或谓王氏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此兰亭真迹流传之不同也。又如或谓石晋之乱，弃石刻于中山，宋初归李学究。李死，其子摹以售人。后负官缗，宋祁为定武帅，出公帑买之，置库中。又或谓有游士携此石走四方，其人死营妓家，伶人取以献宋祁。又或谓唐太宗以拓本赐方镇，惟定武用玉石刻之，世号定武本。薛绍彭见公厨有石镇肉，乃别刻石以易之。此又定武石刻流传之不同也。推评条下，据王羲之生于晋惠帝太安二年癸亥，则兰亭修禊时年五十有一。辨《笔阵图》所云羲之年三十三书兰亭之误。是矣。然前卷既引王铚语，以刘𫗧之说为是矣，而又云于东墅阅高似孙校书画，见萧翼《宿云门留题》二诗，云：“使御史不有此行，乌得是语？”则杂录旧文，亦未能有所断制。至其《八法》一门，以书苑、禁经诸条专属之兰亭，尤不若姜夔《禊帖偏傍考》之为精密。是以曾宏父、陶宗仪诸家皆称姜考，而不用是书。然其征引诸家，颇为赅备，于宋人题识，援据尤详。世昌之原本既佚，存此一编，尚足见禊帖之源流。固不得以陈氏之排击，遽废是书矣。
宋俞松撰。松字寿翁（案，俞庭椿亦字寿翁，二人同姓同字，同在宋末，而实非一人，谨附识于此），自署曰吴山，盖钱塘人。后有自跋称甲辰书于景欧堂，盖淳祐四年也。其仕履无考。惟高宗临本跋内有“承议郎臣松”之语。其终于是官与否，亦莫得而详焉。是书盖继桑世昌而作，故名曰《续考》。跋内所称“近岁士人作《兰亭考》，凡数万言，名流品题，登载略尽”者，即指世昌之书。然书中体例与世昌迥异。上卷兼载松所自藏与他家藏本，下卷则皆松所自藏。经李心传题跋者，其跋皆淳祐元年至三年所题。以《宋史》心传本传考之，盖其罢祠之后、寓居临安时也。前卷所载跋语，知辨永嘉之误，而仍沿《笔阵图》所云羲之三十三岁书兰亭之说。其无所断制，与世昌相等。然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称其跋语条畅，不类董逌辈之晦涩。则赏鉴家固亦取之。至心传诸跋，尤熟于史事。如“宋祁摹碑”、“青社谥法”诸条，皆足以备考核，非徒纪书画也。又《宋史》心传本传，载其淳祐元年罢祠，而其初入史馆，因言者论罢职，则不载其岁月。今是书跋内有“绍定之季，罢史职归岩居”语，则知其罢在绍定末年，亦足以补史阙焉。
宋陈思撰。思，临安人。所著《小字录》，前有结衔称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省蒐访，又有《海棠谱》自序，题开庆元年，则理宗时人也。是书搜录古碑，以《元丰九域志》京府州县为纲。其石刻地理之可考者，案各路编纂。未详所在者，附于卷末。兼采诸家辨证审定之语，具著于下。今以《元丰九域志》及《宋史•地理志》互相参核，其中改并地名，往往未能画一。即卷内所载与目录所题，亦不尽相合。如目称镇江，而卷内称润州；目称建康，而卷内称昇州之类，不一而足。盖诸家著录，多据古碑之旧额，思所编次，又皆仍诸家之旧文，故有是讹异。至于所引诸说，不称某书某集，但称其字，如蔡君谟、王厚之之类。又有但称其别号，如碧岫野人、养浩书室之类。茫不知为何人者，尤宋元坊肆之陋习。然当南北隔绝之日，不得如欧、赵诸家多见拓本，而能绎前闻，博稽方志，于征文考献之中，寓补葺图经之意，其用力良勤。且宋时因志地而兼志碑刻者，莫详于王象之《舆地碑目》。而河、淮以北，概属阙如。惟是书于诸道郡邑，纲分目析，沿革厘然，较象之特为赅备。朱彝尊尝欲取所引《隶续》诸条，以补原书二十一卷之阙。今考所引，如曾南丰《集古录》，施氏《大观帖总释序》、《集古后录》、《诸道石刻录》、《复斋碑录》、《京兆金石录》、《访碑录》、《元丰碑目》、《资古绍志录》诸种，今皆散佚不传，犹藉是以见崖略。又《汝帖》十二卷，《慈恩雁塔唐人题名》十卷，以及《越州石氏帖目》，则他书所不载，而亦藉是书以觇其大凡，亦可云有资考证者矣。钞本流传第四卷京东北路，第九卷京兆府下，十一卷廉凤路、河东路，十二卷淮南东路、西路，十六卷荆湖南路、北路，十七卷成都路，并已阙佚。十五卷江南东路饶州以下至江南西路，亦佚其半。十八卷梓州利川路惟有渠、巴、文三州，而错入京东西路、京西北路、淮南路诸碑。其馀亦多错简，如魏三体石经遗字条下，文义未竟，忽接“石藏高绅家，绅死，其子弟以石质钱”云云。乃是王羲之书《乐毅论》跋语，传写者窜置于是。朱彝尊《经义考》于刊石门内魏石经条下，引欧阳棐、赵明诚石藏高绅家云云，盖未详究原书，故沿其误。今一一厘正。其阙卷则无从考补，姑仍其旧焉。
宋王象之撰。象之，金华人。尝知江宁县。所著有《舆地纪胜》二百卷，今未见传本，此即其中之四卷也。以天下碑刻地志之目，分郡编次，而各注其年月姓氏大略于下。起临安，讫龙州，皆南渡后疆域。其中颇有考订精确者，如镇江府丹徒《梁太祖文皇神道碑》，辨其为梁武帝父。《成都府殿柱记》作于汉兴平初年，知其非锺会书。嘉定府《移水记》有“嘉州”二字，知其非郭璞书。台州临海庆恩院、定光院、明智院、明恩院，婺州义乌真如院诸碑，福州乌石《宣威感应王庙碑》，并书会同，则知吴越实曾用契丹年号。皆确有证据。至如上霄峰夏禹石刻，南康军已载之，又载于江州。孔子《延陵十字碑》，镇江府既两载，又载于江阴军，又载于昌州。又如徽州则载歙州折绢本末一事，澧州则载杮木成文太平字。皆于碑志无涉，颇属不伦。又思州下独载《夏总干墓志略》一篇，大书附入，体例更为庞杂。然所采金石文字，与他书互有出入，可以订正异同。而图经舆记亦较史志著录为详。虽残阙之本，要未尝无裨于考证也。
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艺文志》不载其名，诸家书目亦未著录，惟《文渊阁书目》有之。然世无传本，仅见于《永乐大典》中。核其编写次第，断自周、秦，迄于五季，并记及宣和、靖康年号，知为南宋人所撰。又宋理宗宝庆初，始改筠州为瑞州，而是编多以瑞州标目，则理宗以后人矣。其书为类者八：曰《帝王》，曰《太子诸王》，曰《国主》，曰《名臣》，曰《释氏》，曰《道士》，曰《妇人》，曰《姓名残阙》。每类以人名为纲，而载所书碑目。其下各系以年月地名。且于《名臣类》取历官先后之见于石刻者，胪载姓氏下方，以备参考，诠次具有条理。其间如书碑篆额之出自二手者，即两系其人，近于重复。又如欧阳询终于唐，而系之隋。郭忠恕终于宋，而系之五季。只就所书最初一碑为定，时代岁月前后，未免混淆，于体例皆为未密。然金石目录自欧阳修、赵明诚、洪适三家以外，惟陈思《宝刻丛编》颇为该洽，而又多残佚不完。独此书搜采赡博，叙述详明，视郑樵《金石略》、王象之《舆地碑目》，增广殆至数倍。前代金石著录之富，未有过于此者。深足为考据审定之资，固嗜古者之所取证也。原本屡经传写，讹脱颇多。谨详加订证，厘次如左。其《名臣类》十三之三，《永乐大典》原阙，故自唐天宝迄肃、代两朝碑目未全，今亦仍其旧焉。
明陶宗仪编。宗仪有《国风尊经》，已著录。是编前后无序跋。所抄碑刻凡七十一种：汉一，后汉二，晋一，宋三，梁三，隋二，唐四十九，南唐一，北宋二，南宋一，无年月者六。皆全录其文，以原额为题。无所考辨，亦无先后次序。盖随得随抄，非著书也。然所载诸碑，传于世者甚罕。惟汉建平郫县刻石见于《隶续》、《汉隶字源》，唐薛王府典军《李无虑墓志》见于《金石录》。其馀如宋之《临澧侯刘袭墓志》、梁之《永阳敬太妃王氏墓志》、唐之《汝南公主墓志》、《尉州刺史马纡墓志》，多与史传相发明。又载唐人曹汾等《别东林寺》，徐浩《题宝林寺》及《谒禹庙》，释元孚与王謩《游天台诗》，共七首，亦自来录唐诗者所未及。古人著作，托金石以垂于后，然金石有时而销泐。其幸而存者，不贵存目，贵录其文，而后可传于无穷。故洪适《隶释》、《隶续》，较《金石》、《集古》诸录更为有资于考证。是书摭拾佚文，首尾完具，非惟补金石家之阙漏，即读史谈艺，亦均为有所裨矣。
明朱珪编。珪字伯盛，昆山人。旧本或题曰元人。观其首列洪武二年昆山城隍神诰，升于元代玺书之上，即徐坚作《初学记》，以唐太宗诗冠前代诸诗之例。又顾阿瑛至洪武中尚随其子徙临濠，而书中有其墓志铭，其为明人确矣。称元人者，误也。珪善篆籀，工于刻印，杨维桢为作《方寸铁志》。郑元祐、李孝光、张翥、陆友仁、谢应芳、倪瓒、张雨、顾阿瑛诸人，亦多作诗歌赠之。又工于摹勒石刻，因裒其生平所镌，编为此集。题曰“名迹”者，其序谓取《穆天子传》“为名迹于弇兹石上”之义。考《穆天子传》，称乃“为铭迹于元圃之上”。其字作“铭”不作“名”，珪殆以《说文》无“铭”字，故改“铭”为“名”。然铭非弇兹所称，乃记其迹于弇山之石，又无名字，不知珪所据何本也。汉代诸碑，多不著撰人、书人，刻工尤不显名氏。自《魏受禅碑》，邯郸淳撰文，梁鹄书，锺繇刻字，是为士大夫自镌之始。欧阳修、赵明诚等辑录金石，仅标题跋尾而已。自洪适《隶续》备列碑文，是为全录刻词之始。若自刻其字而自辑其文为一书，则古无此例，自珪是编始也。首诰一篇，御制祭文五篇，玺书七篇。盖尊帝王之作，不敢与臣庶相杂，虽篇页无多，而自为一卷。用元好问《中州集》冠以御制两页自为一卷例也。次碑十四篇，记二十九篇，墓表一篇，墓碣五篇，行状一篇，圹志二十三篇，墓志铭二十四篇，杂刻字画二十六种。末为《附录》一卷，则皆一时赠言也。原目注阙者，凡《石室铭》、《三佳铭》、《灵槎诗》、柯敬仲《题桃花鸟诗》四篇。今有录无书者，又御制祭文五篇，玺书七篇，碑八篇，记十四篇，碣一篇，行状一篇，圹志十四篇，墓志铭二篇，杂刻六种。其元《故处士易府君圹志》一篇在《故宜人李氏圹志》前，而目录列《青村场典史沈公圹志》后。又《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后有《故王子厚墓志铭》一篇，而目不载。盖传写讹脱，非其旧本矣。魏张晏注《史记•儒林传》，据《伏生碑》，知其名胜。晋灼注《汉书•地理志》，据《山上碑》，知黎阳在黎山之阴。其曰阳者，兼取河水在其阳之义。唐司马贞注《史记•高祖本纪》，据班固《泗上亭长碑》，知“母媪”当为“母温”。宋方崧卿作《韩文举正》，亦皆以石本为据。而欧阳、赵、洪诸家，以碑证史传舛误者，尤不一而足。是编所录，皆珪手镌，固愈于年祀绵邈，搜求于磨灭之馀者。如元末郭翼，诸书载其洪武中出为学官，非得是书载卢熊所作翼墓志，不知其卒于至正二十四年，未尝改节仕明也。足见其有资考证矣。
明陈𬀩撰。𬀩字耀卿，河南人。弘治中官苏州通判，与吴县知县邝璠，举人浦应祥、祝允明等，采郡中石刻，汇而录之。自学校、官宇、仓驿、水利、桥梁以及祠庙、寺观诸碑碣，分类编辑。区为七目，凡一百馀篇，皆具载全文，用朱珪《名迹录》之例。采辑金石文字者，原主于搜剔幽隐，考核旧闻。故欧阳、赵、洪诸家惟主于搜求古刻。是编以汉唐旧迹多见诸书，独取明初诸碑，体例虽不免少隘；然其所录，如济农、永农仓诸记，则备陈积贮之经；许浦、湖川塘诸记，亦具列疏浚之要。皆取其有关郡中利弊者。而于颂德之文，谀墓之作，并削而不登。其用意颇为谨严。且多有志乘、文集所未载，独赖此以获传者，亦颇足为守土者考镜之资。以是作舆记外篇，固未尝无所裨益也。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赏录》，已著录。是书仿《隶释》之例，取金石文字，搜辑编次，各为辨证。凡周刻二、秦刻六、汉刻二十三、隋刻五、唐刻二十七，于古碑皆录原文。其剥落不完者，则取洪适《隶释》补之，不尽据石本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论其载《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不知《隶释》所录但有碑阴而无两侧，乃误合两侧于碑阴，更讥洪适之阙漏。又论其所释两侧之文，以“河南匽师”为“河浦退师”，“任城亢父”为“俟成交父”，舛谬殊甚。今考其中若第七石鼓内“斿”字下一字石鼓作“《圣》”，薛尚功作“忧”，此乃作“夏”。《会稽石刻》“无罪”之“罪”即“罪”字，此作“辜”字。书体颇误。又《泰山石刻》“既天下”句，《秦篆谱》“既”字下有“平”字，与史合。而此碑于“既”字下不注阙文，疏略尚往往而有。然所录碑刻，具载全文，今或不能悉见。《金石文跋尾》谓所载贞元九年《姜嫄公刘庙碑》，今已损失三十馀字，是可以备参核矣。穆别有《南濠文略》六卷，其后二卷即此书。所载诸碑跋，盖用《集古录》跋尾编入本集之例，然穆之文章，在可传可不传之间，不若以此本孤行也。
明顾从义撰。从义字汝和，上海人。嘉靖中诏选善书者入直，授中书舍人、直文华殿。隆庆初，以预修国史成，擢大理寺评事。此乃所作《淳化阁帖释文》。于前人音注，辨其讹谬，析其同异，依帖本原次，勒为十卷，手自缮写而刊行之。《阁帖》自米芾、黄长睿而后，踵而考订者寥寥无几。从义始参汇群说，辑成一编，评书者每以为据。然于考证颇疏，又不得善本校勘，故搜罗虽广，而精审未臻。今恭逢我皇上几暇临池，折衷艺苑，特取内府所储《阁帖》，遴其淳化四年赐毕士安者为初拓最佳之本，命内廷诸臣详加校订，选工摹勒，复还旧观。其间搜集诸家释文，至为赅备。凡是非得失之故，仰荷睿鉴，勘核精详。凡从义之说，其是者已悉资采取，其误者亦已驳正无遗。是书原不过白茅之藉，特行世既久，其用心勤至，亦颇有可取者。故仍录而存之，以不没其荟稡之功焉。
明赵均撰。均字灵均，吴县人。寒山赵宧光之子也。宧光六书之学，虽强作解事，所著《说文长笺》，颇为论者所非。而篆隶笔法，尚能讲解。故均承其家学，亦喜蒐求金石。是编取《东观馀论》、《宣和书谱》、《金石略》、《墨池编》、《集古录》、《隶释》、《金石总要》、《菉竹堂碑目》、王世贞《金石跋》，以及各家书目所载，与近代续出耳目所及者，仿陈思《宝刻丛编》之例，编次郡省，分别时代，以便访求。其中如南直隶唐碑失载《岑君德政碑》等五种，颇有疏漏。福建《玉枕兰亭》作褚遂良书之类，亦不免失于考核。然亦有足订他书之讹者。明代去今未远，较陈思所记，固多可依据也。
明赵崡撰。崡字子函，盩厔人。万历乙酉举人。崡家近汉、唐故都，多古石刻。性复好事，时挟楮墨访拓，并乞于朋友之宦游四方者，积三十馀年，故所蓄旧碑颇伙。自序称所收过于都穆、杨慎，而视欧阳修才三之一，视赵明诚才十之一。然宋、元以上多欧、赵所未收者，欲刊其全文，而力不足以供匠氏。故但刻其跋尾，凡二百五十三种。其曰《石墨镌华》者，取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篇》句，以所收有石无金故也。每碑目录之下，仿陈思《宝刻丛编》之例，各注其地。金元国书，世不多见，亦仿《集古录》摹载钟鼎之例，钩勒其文。体例颇为详备。惟所跋详于笔法而略于考证，故《岣嵝碑》、《比干墓铭》之类，皆持两端。而所论笔法，于柳公权、梦英、苏轼、黄庭坚皆有不满，亦僻于一家之言。然一时题识，语有出入，自《集古录》以下皆所不免，不能独为崡咎也。至所载古碑，颇多未备。则由崡本贫士，其力止于如斯。观《附录》二卷所载三记及诗，其求索之劳，亦云备至，不必以挂漏为讥矣。
明郭宗昌撰。宗昌字允伯，华州人。平生喜谈金石之文。所居沚园，在白厓湖上。尝构一亭，柱础墄磶，皆有款识铭赞，手书自刻之，凡三十年而迄不成。盖迂僻好异之士也。与同时盩厔赵崡皆以搜剔古刻为事。崡著《石墨镌华》，宗昌著此书，而所载止五十种，仅及赵书五分之一。上卷起周迄隋唐，下卷唐碑二十馀，而以宋《绎州夫子庙记》一篇间杂其中，殆仿原本《集古》目录不叙时代之例欤？其论《石鼓文》，主董逌《广川书跋》之说，据《左传》定为成王所作，已为好异。又谓以石为鼓，无所取义，石又不类鼓形，改为《岐阳石碣文》，则乖僻更甚矣。其论《峄山碑》一条，引唐封演说，谓其石“为曹操所排倒，而云拓跋焘又排倒之，何一石而两遭踣”云云。考封演《闻见记》云：“秦始皇刻石，李斯小篆，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无曹操排倒之语。殆宗昌所见之本，或偶脱“太”字，因误读为魏武帝，遂谬云两次排倒，其援引疏舛，亦不足据。然宗昌与赵崡均以论书为主，不甚考究史事，无足为怪。观其论《衡岳碑》、《比干墓》、《铜盘铭》、《季札碑》、《天发神谶碑》、《碧落碑》诸条，皆灼指其伪，颇为近理。其论《怀仁集圣教序》胜于《定武兰亭》，盖出于乡曲之私，自矜其关中之所有，不为定论。故后来孙承泽深不满之。然承泽作《庚子销夏记》，其论列诸碑，实多取此书之语，则固不尽废宗昌说也。惟其好为大言，冀以骇俗，则明季山人谲诞取名之惯技，置之不问可矣。
《钦定校正淳化阁帖释文》•十卷
[编辑]乾隆三十四年，诏以内府所藏宋毕士安家《淳化阁帖》赐本详加厘正，重勒贞瑉。首冠以御题“寓名蕴古”四字，及《御制淳化轩记》。命诸臣校正摹勒。谕旨末载原帖旧跋及诸臣书后。其中古帖次第，一从旧刻。而于朝代之先后，名字之标题，皆援证史文，裁以书法，俾不乖于《春秋》之义。每卷皆恭摹御笔论断，昭示权衡。又参取刘次庄、黄伯思、姜夔、施宿、顾从义、王澍诸说，而以大观太清楼诸帖互相考校，凡篆籀行草，皆注释文于字旁，复各作订异以辨正是非，别白疑似。诚为墨林之极轨，书苑之大观。乾隆四十三年，侍郎金简，以石刻贮在禁庭，自宣赐以外，罕得瞻仰。乃恭录释文，请以聚珍版摹印，俾共窥八法之精微。由是流布人间，遂衣被于海内。考张彦远《法书要录》，末有《右军书记》一卷，所载王羲之帖四百六十五，附王献之帖十七，并一一为之释文。刘次庄之释《阁帖》，盖即以是为蓝本。然彦远书传写多讹，次庄书至南北宋间陈与义已奉敕作《法帖释文刊误》一卷，今附刊韦续墨薮之末。则次庄所释，不尽足据可知。第诸家虽知其有讹，而辨订未能悉当，递相驳诘，转益多岐。恭逢我皇上天纵聪明，游心翰墨，裁成颉籀，陶铸锺王。训示儒臣，详为厘定，书家乃得所指南。是不惟临池者之幸，抑亦汉晋以来能书者之至幸也。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著录。炎武性好远游，足迹几遍天下。搜金石之文，手自抄纂。凡已见方志者不录，现有拓本者不录，近代文集尚存者不录，上自汉《曹全碑》，下至明建文《霍山碑》，共得五十六种。每刻必载全文，盖用洪适《隶释》之例，仍皆志其地理，考其建立之由，古字篆隶，一一注释。其中官职年月，多可与正史相参。如茶荼、准准、张弡等字，亦可以补正字书之讹。炎武别有《金石文字记》，但载跋尾，不若此编之详明也。惟《曹全碑》题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以《后汉书》考之，《灵帝本纪》是年十月有庚寅，距丙辰前二十六日。《天文志》是年十月有癸亥，距丙辰后七日，其间不得有丙辰，颇疑是碑之伪。据《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以长历推之，始知是年十月丙申朔，丙辰为月之二十一日，癸亥为月之二十八日，实无庚寅。并证以《谯敏碑》称中平二年三月九日戊寅，《灵帝本纪》及《五行志》并称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干支日数，一一相符。乃本纪之误，非碑之伪。炎武犹未及详辨，是则考证之偶疏耳。
国朝顾炎武撰。前有炎武自序，谓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今观其书，裒所见汉以来碑刻，以时代为次，每条下各缀以跋，其无跋者亦具其立石年月，撰书人姓名。证据今古，辨正讹误，较《集古》、《金石》二录实为精核，亦非过自标置也。所录凡三百馀种。后又有炎武门人吴江潘耒补遗二十馀种。碑字间有异者，又别为摘录于末。亦犹洪适《隶释》每碑之后摘录今古异文某字为某之遗意。《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尝摘其舛误六条：一曰《齐陇东王孝感颂》，炎武未见其碑额，臆题为“孝子郭巨墓碑”；一曰《唐寂照和上碑》，本无刻石年月，炎武误记为开成六年正月，且未考开成无六年；一曰《后唐赐冥福禅院地土牒》，赵延寿、范延光皆押字，炎武视之未审，误以为无押字；一曰《周中书侍郎平章事景范碑》，本行书，而炎武以为正书，本题孙崇望书，而炎武失载其名，皆中其失；一曰《后汉荡阴令张迁颂》，炎武误以“既且”二字合为“暨”字；一曰《后汉州从事尹宙碑》，书“钜鹿”为“钜鏕”，证以《广韵注》、后魏《吊比干文》及《北史》，皆作“钜鏕”，炎武误谓不当从金。案《张迁颂碑》拓本，“既且”二字，截然不属，炎武诚为武断。然字画分明而文义终不可解，当从阙疑。《金石文跋尾》所释，亦未为至确。至于“钜鹿”之“鹿”，自《史记》以下古书，皆不从金，《说文》亦不载“鏕”字，自《玉篇》始载之。其为顾野王原本，或为孙强所加，或为宋大广益会《玉篇》所窜入，已均不可知。然其注曰钜鹿，乡名，俗作“鏕”，则从金实俗书，具有明证。北朝多行俗字，《颜氏家训》尝言之，此书亦颇摘其讹。北魏人书，似不可据为典要。《广韵注》尤不甚可凭，如开卷“东”字注，谓东宫，复姓。齐有大夫东宫得臣，亦可据以驳《左传》乎？是固未足以服炎武也。惟其斥石鼓之伪，谓不足侪于二雅，未免勇于非古。释校官之碑，谓东汉时有校官，亦未免疏于考据。是则其失之臆断者耳。然在近世著录金石家，其本末源流，灿然明白，终未能或之先也。
国朝顾炎武撰。考石经七种，裴𬱟所书者无传。开元以下所刻，亦无异议。惟汉魏二种，以《后汉书•儒林传》之讹，遂使一字，三字、争如聚讼。欧阳修作《集古录》，疑不能明。赵明诚作《金石录》，洪适作《隶释》，始详为核定，以一字为汉，三字为魏。然考证虽精，而引据未广，论者尚有所疑。炎武此书，博列众说，互相参较。其中如据卫恒《书势》以为《三字石经》非邯郸淳所书，又据《周书•宣帝纪》、《隋书•刘焯传》以正《经籍志》自邺载入长安之误。尤为发前人所未发。至于洪适《隶续》尚有《汉仪礼》一碑，《魏三体石经》一碑，又《开封石经》虽已汨于河水，然世传拓本，尚有二碑。炎武偶然未考，竟置不言，是则千虑一失耳。
国朝万斯同撰。斯同有《声韵源流考》，已著录。石经之沿革异同，唐宋以来，论者龃龉不一。昆山顾炎武始辑诸家之说为《石经考》，实有创始之功。斯同是编，悉采炎武之说，又益以吴任臣、席益、范成大、吾衍、董逌诸家之论，并及炎武所作《金石文字记》，亦间附以己见。虽不若杭世骏《石经考异》之详辨，而视顾氏之书，已为较备。且炎武详于汉、魏，而略于唐、宋。斯同则于唐、宋石经引据特详。又斯同虽在世骏前，而世骏作《考异》时，未见此书，故此书之所详者，《考异》或转未之及。要之，合三家之书参互考证，其事乃备，固未可偏废其一也。
国朝林侗撰。侗字同人，侯官人。侗喜录金石之文，尝游长安，求得汉甘泉宫瓦于淳化山中。又携拓工历唐昭陵陪葬地，得英公李𪟝以下十有六碑，当时称其好事。是编乃总录古今碑刻，凡夏、商、周六，秦、汉十九，魏一，吴一，晋五，梁一，后魏三，北齐一，后周二，隋八，唐一百七十三，皆据目见者书之。中间辨证，大抵取之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而颇以己意为折衷，多所考据。又录唐诸帝御书碑十四种，独斥武后不与，亦深合排抑僣伪之义。惟首列夏禹《岣嵝碑》，载其友刘鳌石说，谓当在祝融峰顶，未免失之好奇。又于各碑后载入赋咏诗篇，亦非欧、赵以来题跋之体。特其搜罗广博，鉴别尚颇详审，故考金石者亦有取焉。
国朝叶封撰。封字井叔，黄州人。顺治己亥进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是编乃康熙癸丑封官登封知县时作也。登封地在嵩山南，故其所录碑刻，以嵩阳为名。考此书初出之时，顾炎武、潘耒皆尝议之。炎武之言曰：“《开母庙石阙铭》‘重曰’二字出《楚辞•远游篇》，所谓言之不足而长言之也。井叔误以为重日，而言是年月一行。案此一行今存六字，二年之下，重曰之上，空石未镌，益明其非纪日矣。”耒之言曰：“太安二年《后魏中岳庙碑》，今在登封县。天宝十四载少林寺《还天王师子记》，今在少林寺。井叔《石刻集记》不知何以遗此？”其说诚然。然炎武《金石文字记》，采此记者不一而足，而景日昣《说嵩•金石类》，亦全用此记。古今金石之书，其备载全文者，在宋惟洪适之《隶释》、《隶续》，在明惟陶宗仪之《古刻丛钞》，朱珪之《名迹录》，都穆之《金薤琳琅》。在国朝惟顾炎武之《求古录》，陈奕禧之《金石遗文录》，叶万之《续金石录》。其馀不过题跋而已。此书录取碑文，便于参考。《汉嵩山太室神阙铭》、《开母庙石阙铭》、《少室神道石阙铭》，以及唐之《则天封祀坛碑》、《夏日游石淙诗》，欧阳、赵、洪皆失载，而此记能收之。洪书但载汉魏，欧、赵二录仅迄五代，此书载及宋、金、元、明。东魏嵩阳寺碑文东讹柬，矩讹短，驯讹巡，苑讹菀，洋讹庠，此书能是正之。王士祯《蚕尾集》有封墓志，称其精《尔雅》、《说文》训诂，工于篆隶。又称其手辑《嵩志》二十一卷，复旁求汉、唐以来碑版文字，别为《石刻集记》二卷。辨证精博，人比之刘原父、薛尚功，则当时亦重其书矣。
国朝李光暎撰。光暎字子中，嘉兴人。嘉兴之收藏金石者，前有曹溶《古林金石表》，后有朱彝尊《吉金贞石志》。彝尊所藏金石刻，又归于光暎，遂裒辑所得，集诸家之论而为此书。前有雍正七年金介复序，称其不减曹氏《古林》之富。然《古林金石表》间有参差搘拄，且无论说，不及此书之有条理。而《吉金贞石志》久无成帙，或疑彝尊当日本未成书，然此书内乃有引《吉金贞石志》一条，则或存其残稿之什一，未可知也。所采金石之书凡四十种，文集地志说部之书又六十种，可谓勤且博矣。惟于《瘗鹤铭》不引张弨释文，于《天发神谶碑》不引周在浚释文，《兰亭序》不引俞松《续考》，是为漏略耳。自昔著录金石之家，皆自据见闻，为之评说。惟宋陈思《宝刻丛编》，则杂取《金石录》、《复斋碑录》诸书，荟稡为之。是书亦同此式，每条下各注所出之书，间有光暎自识者，什一而已。金石著录之富，无过欧阳、赵、洪三家，而是书于《隶释》所引不及十之一。于《集古》、《金石》二录所引亦不甚详。至《隶续》暨娄机《汉隶字原》则皆未之及。盖诸书以考证史事为长，而是书则以品评书迹为主。故于汉隶则宗郑簠之评，于唐碑则取赵崡之论。虽同一著录，而著书之宗旨则固区以别矣。
国朝万经撰。经字授一，号九沙，鄞县人。康熙癸未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编上卷首作书法，次作分隶书法，次论分隶，次论汉、唐分隶同异，次汉魏碑考。下卷为古今分隶人名氏，始于程邈，终于明末马如玉。自邝露以前，皆引据诸书。惟如玉不著载何书，则经所自增矣。集录金石之书，梁元帝所辑不可见。欧、赵以下，罕有论及分隶笔法者。经所录颇详晰有门径。所列汉、魏诸碑虽止所有二十一种，而考证剔抉，比诸家务多者亦较精核。至云唐以后隶与八分各分为二。隶即今楷书，八分即古隶书。以八分为隶，赵明诚已讥之。国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井汉碑无不名八分，以楷为正书，正恐仍蹈欧阳之失。其说亦明白可据也。
国朝王澍撰。澍有《禹贡谱》，已著录。初，宋元祐中，米芾作《法帖题跋》，以辨别真伪，然芾精于赏鉴，特据其笔迹以意断之而已。虽锱铢不爽，究未能确指其所以然也。大观中，黄伯思作《法帖刊误》，始援据史籍，订其舛迕，征实有据，昭昭然白黑分矣。明嘉靖中，上海顾从义更细勘其字画曲折，如姜夔校《兰亭序》之例。国朝何焯更摭姜夔《绛帖平》，增注其上，而徐葆光又杂采诸书附益之。于是《阁帖》之得失异同，渐以明备，澍作是编，复研究诸说，衡其当否，兼米、黄、顾三家之意而用之，以史传正讹误，以笔迹辨依托，而行款标目，以及释文之类，亦一一考核。仍依法帖原目，分为十卷。又别为《古今法帖考》一卷，溯《阁帖》之缘起，及诸帖之沿流而作者。又自以所得笔法一卷，并附其后。虽其考正鉴别，析疑辨讹，不足窥钦定《释文》之万一，而大辂之造，肇自椎轮；泰山之高，不辞土壤。如是编者，固亦不妨旁资参证尔。
国朝王澍撰。皆其临摹古帖题跋，裒合成编。澍本工书，故精于鉴别，而于源流同异，考证尤详。如论《西岳华山庙碑》郭香察书为校勘刻石；锺繇《荐季直表》祝希哲误作焦季直，及繇结衔与史异；《兰亭序》派别；《圣教序》始末；王羲之《裹鲊帖》释文误作十九字；《瘗鹤铭》非顾况亦非陶弘景；同州《圣教序》称龙朔三年，时褚遂良卒已五年；魏《栖梧善才寺碑》伪题遂良名；遂良《高士赞》误题永徽二年为甲寅；岳珂跋《宝章集》误以“窦臮”为“窦泉”；《朱巨川诰》非徐浩书；李阳冰《缙云城隍庙碑》篆文讹字；《灵飞经》非锺绍京书；裴耀卿等奏状非耀卿书；唐明皇批答中桓山之颂乃用王献之事；颜真卿《宋广平碑考异》《乞米帖》所称太保是李光弼非光颜；《争坐位帖》年月顾炎武《金石文字》未考；《祭侄文》、《告伯父文》结衔与史异；《江淮帖》为集字伪作；《李绅告身》与史异；《叶慧明碑》非韩择木书撰。皆引据有根柢。惟谓褚遂良书出于《曹全碑》，则殊臆度。此碑近代始出，明以前未有言之者也。又排郑簠、蒋衡，而自称腕有元章鬼，亦未免文人相轻之习焉。
国朝褚峻摹图，牛运震补说。运震有《空山堂易解》，已著录。峻字千峰，郃阳人。工于镌字，以贩鬻碑刻为业。每裹粮走深山穷谷败墟废址之间，搜求金石之文。凡前人所未及录，与虽录而非所目击，未能详悉言之者，皆据所亲见，绘其形状，摹其字画，并其剥蚀刓阙之处，一一手自钩勒，作为缩本。镌于枣版，纤悉逼真。自太学石鼓以下，迄于曲阜颜氏所藏《汉无名碑阴》，为数四十有七。运震各系以说，详其高卑广狭及所在之处。其假借通用之字，亦略训释。虽所收颇狭，而较向来金石之书或仅见拓本，或仅据传闻者，特为精核。书成于乾隆元年，峻自为序。后运震又即峻此书增以巴里坤新出《裴岑纪功碑》，改名《金石图》。运震未至西域，仅得模糊拓本，所摹颇失其真。又仿岳珂之例，于说后各赘以赞，亦为蛇足。峻复自益以唐碑，别为下卷，体例迥然各别，尤病糅杂。今以此本著录，而续刻之本则别存目焉。
国朝杭世骏撰。世骏有《续方言》，已著录。是编因顾炎武《石经考》犹有采摭未备、辨正未明者，乃为纠讹补阙，勒为二卷。上标签十五目，曰《延熹石经》，曰《书碑姓氏》，曰《书丹不止蔡邕》，曰《三字一字》，曰《正始石经非邯郸淳书》，曰《魏文帝典论》，曰《汉魏碑目》，曰《隋书经籍志正误》，曰《鸿都学非太学》，曰《魏太武无刻石经事》，曰《顾考脱落北齐二条》，曰《唐艺文志载石经与隋志不同》，曰《唐石台孝经》，曰《唐石经》，曰《张参五经文字》。下标签三目，曰《蜀石经》，曰《宋开封石经》，曰《宋高宗御书石经》。考证皆极精核。前有厉鹗、全祖望、符元嘉三序，鹗序称其五经、六经、七经之核其实，一字、三字之定其归，二十五碑、四十八碑之析其数，堂东、堂西之殊其列，自洛入邺、自汴入燕之分其地，驳鸿都门学非太学，魏石经非邯郸淳书，直发千古之蒙滞。而又引何休《公羊传注》证汉石经为一字，引孔颖达《左传疏》称魏石经为三字，以补世骏所未及。祖望序亦引《魏略》、《晋书》、《隋志》证邯郸淳非无功于石经，引《魏书》崔浩、高允传证魏太武时未尝无立经事，与世骏之说互存参考。而汪祚、赵信、符曾诸人，复各抒所见，互相订正。今并列于书中。盖合数人之力，参订成编，非但据一人之闻见。其较顾炎武之所考，较为完密，亦有由也。然尤袤《遂初堂书目》所列成都石刻，称《论语》、九经、《孟子》、《尔雅》，较晁公武、曾宏父所记少一经，亦当为辨正。世骏乃偶遗不载，是则失之眉睫之前者，亦足见考证之难矣。
──右“目录类”金石之属，三十六部，二百七十六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隋志》以秦《会稽刻石》及诸石经皆入小学，《宋志》则《金石》附《目录》。今以集录古刻条列名目者，从《宋志》入《目录》。其《博古图》之类，因器具而及款识者，别入《谱录》。石鼓文音释之类，从《隋志》别入《小学》。《兰亭考》、《石经考》之类，但征故实，非考文字，则仍隶此门，俾从类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