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論問題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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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論問題與主義
作者:胡適
1919年8月31日
本作品收錄於:《《每週評論》第三十七號

  論輸入學理的方法

  上一期裏,我已做了五千多字的《三論問題與主義》一篇文章。後來我覺得還有幾點小意思,不曾發揮明白,故再說幾句。

  我雖不贊成現在的人空談抽象的主義,但是我對於輸入學說和思潮的事業,是極贊成的。我曾說過:

  我們應該先從研究中國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具體問題下手,有什麼病,下什麼藥,診察的時候,可以參考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臨症須知」,開藥方的時候,也可以參考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驗方新編」。

  若要用這種參考的材料,我們自然不能不做一些輸入的事業。但是輸入學理,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做的不好,不但無益,反有大害。我對於輸入學理的方法,頗有一點意見,寫出來請大家研究是否可用。

  (1)輸入學說時應該注意那發生這種學說的時勢情形 凡是有生命的學說,都是時代的產兒,都是當時的某種不滿意的情形所發生的。這種時勢情形,乃是那學說所以出世的一個重要原因。若不懂得這種原因,便不能明白某人為什麼要提倡某種主義。當時不滿意的時勢情形便是病症,當時發生的各種學說便是各位醫生擬的脈案和藥方。每種主義初起時,無論理想如何高超,無論是何種高遠的烏托邦(例如柏拉圖的《共和國》),都只是一種對症下藥的藥方。這些藥方,有些是後來試驗過的,有些是從來不曾試驗過的。那些試驗過的(或是大試,或是小試)藥方,遇著別時別國大同小異的症狀,也許可以適用,至少可以供一種參考。那些沒有試驗過的藥方,功用還不能決定,至多只可以在大同小異的地方與時代,做一種參考的材料。但是若要知道一種主義,在何國何時是適用的,在何國何時是不適用的,我們須先知道那種主義發生的時勢情形和社會政治的狀態是個什麼樣子,然後可以有比較,然後可以下判斷。譬如藥方,若要知道某方是否可適用於某病,總得先知道當初開這方時的病狀,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當初診察時的情形,寫的越詳細完備,那個藥方的參考作用便越大。單有一個藥方,或僅僅加上一個病名,是沒有什麼大用的,是有時或致誤事的。一切學理主義,也是如此。一種主義發生時的社會政治情形越記的明白詳細,那種主義的意義越容易懂得完全,那種主義的參考作用也就越大。所以我說輸入學說時,應該注意那發生這種學說的時勢情形。

  (2)輸入學說時應該注意「論主」的生平事實和他所受的學術影響 「論主」兩個字,是從佛書上借來的,論主就是主張某種學說的人。例如「馬克斯主義」的論主,便是馬克斯。學說是時代的產兒,但是學說又還代表某人某人的心思見解。一樣的病狀,張醫生說是肺炎,李醫生說是肺癆。為什麼呢?因張先生和李先生的經驗不同,學力不齊,所受的教育不同,故見解不同。診察時的判斷不同,故藥方也不同了。一樣的時代,老聃的主張和孔丘不同,為什麼呢?因為老聃和孔丘的個人才性不同,家世不同,所受教育經驗不同,故他們的見解也不同。見解不同,故解決的方法也不同了。即如馬克斯一個人的事蹟,就是一個明顯的例。我們研究馬克斯主義的人,知道馬克斯的學說,不但和當時的實業界情形,政治現狀,法國的社會主義運動等等,有密切關係,並且和他一生的家世(如他是一個叛猶太教的猶太人等事實),所受的教育影響(如他少時研究歷史法律,後來受海智兒一派的歷史哲學影響等),都有絕大的關係。還有馬克斯以前一百年中的哲學思想,如十八世紀的進化論及唯物論等,都是馬克斯主義的無形元素,我們也不能不研究。我們須要知道凡是一種主義,一種學說,裡面有一部分是當日時勢的產兒,一部分是論主個人的特別性情家世的自然表現,一部分是論主所受古代或同時的學說影響的結果。我們若不能仔細分別,必致把許多不相干的偶然的個人怪僻的分子,當作有永久價值的真理,那就上了古人的當了。我們對於論主的時勢,固然應該注意,但是對於論主個人的事實與教育,也不可不注意。我們僱一個廚子,尚且要問他的家世經驗,討一個媳婦,尚且要打聽他的性情家教;何況現在介紹關於人生社會的重要主張,豈可不仔細研究論主的一生性情事實嗎?

  (3)輸入學說時應該注意每種學說所已經發生的效果 上面所說的兩種條件,都只是要我們注意所以發生某種學說的因緣。懂得這兩層因緣,便懂得論主何以要提倡這種學說。但是這樣還算不得真懂得這種主義的價值和功用。凡是主義,都是想應用的,無論是老聃的無為,或是佛家的四大皆空,都是想世間人信仰奉行的。那些已經充分實行,或是局部實行的主義,他們的價值功用,都可在他們實行時所發生的效果上分別出來。那些不曾實行的主義,雖然表面上沒有效果可說,其實也有了許多效果,也發生了許多影響,不過我們不容易看出來罷了。因為一種主張,到了成為主義的地步,自然在思想界,學術界,發生一種無形的影響,圍範許多人的心思,變化許多人的言論行為,改換許多制度風俗的性質。這都是效果,並且是很重要的效果。即如老聃的學說未通行的時候,已能使孔丘不知不覺的承認「無為之治」的理想;墨家的學說雖然衰滅了,無形之中,已替民間的鬼神迷信,添了一種學理上的辯護,又把儒家提倡「樂教」的勢力減了許多;又如法家的勢力,雖然被儒家征服了,但以後的儒家,便不能不承認刑法的功用。這種效果,無論是好是壞的,都極重要,都是各種主義的意義之真實表現。我們觀察這種效果,便可格外明白各種學說所涵的意義,便可格外明白各種學說的功用價值。即如馬克斯主義的兩個重要部分:一是唯物的歷史觀,一是階級競爭說(他的「贏餘價值說」,是經濟學的專門問題,此處不易討論)。唯物的歷史觀,指出物質文明與經濟組織在人類進化社會史上的重要,在史學上開一個新紀元,替社會學開無數門徑,替政治學說開許多生路:這都是這種學說所涵意義的表現,不單是這學說本身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關係了。這種唯物的歷史觀,能否證明社會主義的必然實現,現在已不成問題,因為現在社會主義的根據地,已不靠這種帶著海智兒臭味的歷史哲學了。但是這種歷史觀的附帶影響——真意義——是不可埋沒的。又如階級戰爭說指出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不能並立的理由,在社會主義運動史與工黨發展史上固然極重要。但是這種學說,太偏向申明「階級的自覺心」一方面,無形之中養成一種階級的仇視心,不但使勞動者認定資本家為不能並立的仇敵,並且使許多資本家也覺勞動者真是一種敵人。這種仇視心的結果,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許多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為不可能,使歷史上演出許多本不須有的慘劇。這種種效果固然是階級競爭說本來的涵義,但是這些涵義實際表現的效果,都應該有公平的研究和評判,然後能把原來的主義的價值與功用一一的表示出來。

  以上所說的三種方法,總括起來,可叫做「歷史的態度」。凡對於每一種事物制度,總想尋出他的前因與後果,不把他當作一種來無踪去無影的孤立東西,這種態度就是歷史的態度。我希望中國的學者,對於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能用這種歷史的態度去研究他們。

  我且把上文所說三條作一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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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輸入的主義,一個個都是活人對於活問題的解釋與解決,一個個都有來歷可考,都有效果可尋。我們可拿每種主義的前因來說明那主義性質,再拿那主義所發生的種種效果來評判他的價值與功用。不明前因,便不能知道那主義本來是作什麼用的;不明後果,便不能知道那主義是究竟能不能作什麼用的。

  輸入學說的人,若能如此存心,也許可以免去現在許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剝的主義的弊害。

民國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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