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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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該那麼寫 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作者:鲁迅
1935年7月
六朝小說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別?
本作品收錄於《且介亭杂文二集》和《雜文

本篇是作者用日文写的,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号日本《改造》月刊。中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杂文》月刊第二号,题为《孔夫子在现代中国》。参看本书《后记》。

新近的上海的報紙,報告著因為日本的湯島,孔子的聖廟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鍵將軍就寄贈了一幅向來珍藏的孔子的畫像。老實說,中國的一般的人民,關於孔子是怎樣的相貌,倒幾乎是毫無所知的。自古以來,雖然每一縣一定有聖廟,即文廟,但那裡面大抵並沒有聖像。凡是繪畫,或者雕塑應該崇敬的人物時,一般是以大於常人為原則的,但一到最應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樣的聖人,卻好像連形象也成為褻瀆,反不如沒有的好。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孔夫子沒有留下照相來,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文獻中雖然偶有記載,但是胡說白道也說不定。若是從新雕塑的話,則除了任憑雕塑者的空想而外,毫無辦法,更加放心不下。於是儒者們也終於只好採取「全部,或全無」的勃蘭特式的態度了。

然而倘是畫像,卻也會間或遇見的。我曾經見過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語》裡的插畫;一次是梁啟超氏亡命日本時,作為橫濱出版的《清議報》上的卷頭畫,從日本倒輸入中國來的;還有一次是刻在漢朝墓石上的孔子見老子的畫像。說起從這些圖畫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樣的印象來,則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頭子,身穿大袖口的長袍子,腰帶上插著一把劍,或者腋下挾著一枝杖,然而從來不笑,非常威風凜凜的。假使在他的旁邊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的筆直,經過兩三點鐘,就骨節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約總不免急於逃走的了。

後來我曾到山東旅行。在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時候,忽然想到了我們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儼然道貌的聖人,先前便是坐著簡陋的車子,顛顛簸簸,在這些地方奔忙的事來,頗有滑稽之感。這種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頗近於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決不應該發生的。但在那時候,懷著我似的不規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

我出世的時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經有了「大成至聖文宣王」這一個闊得可怕的頭銜,不消說,正是聖道支配了全國的時代。政府對於讀書的人們,使讀一定的書,即四書和五經;使遵守一定的注釋;使寫一定的文章,即所謂「八股文」;並且使發一定的議論。然而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們,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圓形的地球,卻什麼也不知道,於是和四書上並無記載的法蘭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敗了。不知道為了覺得與其拜著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們之為得計呢,還是為了什麼,總而言之,這回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動搖起來,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書籍來了。屬于科學上的古典之作的,則有侯失勒的《談天》,雷俠兒的《地學淺釋》,代那的《金石識別》,到現在也還作為那時的遺物,間或躺在舊書鋪子裡。

然而一定有反動。清末之所謂儒者的結晶,也是代表的大學士徐桐氏出現了。他不但連算學也斥為洋鬼子的學問;他雖然承認世界上有法蘭西和英吉利這些國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決不相信的,他主張這是法國和英國常常來討利益,連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隨便胡謅出來的國名。他又是一九○○年的有名的義和團的幕後的發動者,也是指揮者。但是義和團完全失敗,徐桐氏也自殺了。政府就又以為外國的政治法律和學問技術頗有可取之處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學,也就在那時候。達了目的,入學的地方,是嘉納先生所設立的東京的弘文學院;在這裡,三澤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養氣和輕氣所合成,山內繁雄先生教我貝殼裡的什麼地方其名為「外套」。這是有一天的事情。學監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來,說:因為你們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廟裡去行禮罷!我大吃了一驚。現在還記得那時心裡想,正因為絕望於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來的,然而又是拜麼?一時覺得很奇怪。而且發生這樣感覺的,我想決不止我一個人。

但是,孔夫子在本國的不遇,也並不是始於二十世紀的。孟子批評他為「聖之時者也」,倘翻成現代語,除了「摩登聖人」實在也沒有別的法。為他自己計,這固然是沒有危險的尊號,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歡迎的頭銜。不過在實際上,卻也許並不這樣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聖人」是死了以後的事,活著的時候卻是頗吃苦頭的。跑來跑去,雖然曾經貴為魯國的警視總監,而又立刻下野,失業了;並且為權臣所輕蔑,為野人所嘲弄,甚至於為暴民所包圍,餓扁了肚子。弟子雖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卻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個人。有一天,孔夫子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從這消極的打算上,就可以窺見那消息。然而連這一位由,後來也因為和敵人戰鬥,被擊斷了冠纓,但真不愧為由呀,到這時候也還不忘記從夫子聽來的教訓,說道「君子死,冠不免」,一面系著冠纓,一面被人砍成肉醬了。連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經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據說他一聽到這信息,就吩咐去倒掉廚房裡的肉醬云。

孔夫子到死了以後,我以為可以說是運氣比較的好一點。因為他不會嚕蘇了,種種的權勢者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但比起後來輸入的釋迦牟尼來,卻實在可憐得很。誠然,每一縣固然都有聖廟即文廟,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樣子,一般的庶民,是決不去參拜的,要去,則是佛寺,或者是神廟。若向老百姓們問孔夫子是什麼人,他們自然回答是聖人,然而這不過是權勢者的留聲機。他們也敬惜字紙,然而這是因為倘不敬惜字紙,會遭雷殛的迷信的緣故;南京的夫子廟固然是熱鬧的地方,然而這是因為另有各種玩耍和茶店的緣故。雖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而現在的人們,卻幾乎誰也不知道一個筆伐了的亂臣賊子的名字。說到亂臣賊子,大概以為是曹操,但那並非聖人所教,卻是寫了小說和劇本的無名作家所教的。

總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係。然而對於聖廟,那些權勢者也不過一時的熱心。因為尊孔的時候已經懷著別樣的目的,所以目的一達,這器具就無用,如果不達呢,那可更加無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圖獲得權勢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讀「四書」和「五經」,做「八股」,別一些人就將這些書籍和文章,統名之為「敲門磚」。這就是說,文官考試一及第,這些東西也就同時被忘卻,恰如敲門時所用的磚頭一樣,門一開,這磚頭也就被拋掉了。孔子這人,其實是自從死了以後,也總是當著「敲門磚」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從二十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袁世凱時代,卻又被從新記得,不但恢復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們穿起來。跟著這事而出現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門終於沒有敲開,袁氏在門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軍閥,當覺得漸近末路時,也用它來敲過另外的幸福之門。盤據著江蘇和浙江,在路上隨便砍殺百姓的孫傳芳將軍,一面復興了投壺之禮;鑽進山東,連自己也數不清金錢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數目了的張宗昌將軍,則重刻了《十三經》,而且把聖道看作可以由肉體關係來傳染的花柳病一樣的東西,拿一個孔子後裔的誰來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門,卻仍然對誰也沒有開。

這三個人,都把孔夫子當作磚頭用,但是時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敗了。豈但自己失敗而已呢,還帶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們都是連字也不大認識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談什麼《十三經》之類,所以使人們覺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討厭。既已厭惡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從新看得格外清楚起來,於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裝飾得十分尊嚴時,就一定有找他缺點的論文和作品出現。即使是孔夫子,缺點總也有的,在平時誰也不理會,因為聖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諒的。然而如果聖人之徒出來胡說一通,以為聖人是這樣,是那樣,所以你也非這樣不可的話,人們可就禁不住要笑起來了。五六年前,曾經因為公演了《子見南子》這劇本,引起過問題,在那個劇本裡,有孔夫子登場,以聖人而論,固然不免略有欠穩重和呆頭呆腦的地方,然而作為一個人,倒是可愛的好人物。但是聖裔們非常憤慨,把問題一直鬧到官廳裡去了。因為公演的地點,恰巧是孔夫子的故鄉,在那地方,聖裔們繁殖得非常多,成著使釋迦牟尼和蘇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權階級。然而,那也許又正是使那裡的非聖裔的青年們,不禁特地要演《子見南子》的原因罷。

中國的一般的民眾,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子為聖人,卻不覺得他是聖人;對於他,是恭謹的,卻不親密。但我想,能像中國的愚民那樣,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沒有的了。不錯,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這就是「禮不下庶人」。成為權勢者們的聖人,終於變了「敲門磚」,實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眾並無關係,是不能說的,但倘說毫無親密之處,我以為怕要算是非常客氣的說法了。不去親近那毫不親密的聖人,正是當然的事,什麼時候都可以,試去穿了破衣,赤著腳,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罷,恐怕會像誤進上海的上等影戲院或者頭等電車一樣,立刻要受斥逐的。誰都知道這是大人老爺們的物事,雖是「愚民」,卻還沒有愚到這步田地的。

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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