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衍義補/卷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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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銓選之法

《虞書》：禹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蔡沈曰：「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

臣按：試人之法有二，曰言、曰功而已。所謂言者，《禮記》所謂「或以言揚」是也；所謂功者，《禮記》所謂「或以事舉」是也。進人不以言則無以知其所有之蘊，試人不以功則無以驗其所行之實，蘇軾曰：「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是則以言功為用人之法，其來尚矣。

皋陶曰：「翕〈（合也）〉受敷〈（布也）〉施，九德〈（即上文「寬而栗」以下九事也）〉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相師法也）〉，百工惟時〈（及時趨事）〉。」

蔡沈曰：「德之多寡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

臣按：德之在人，其總有九，而人之所得者則或得其一二、或得其三四、或得其五六七八之不同，所以有多有寡也。人君則隨其多寡合而受之，既受之矣，由是隨其大小長短施而用之，因才授任，或以為大夫、或以為諸侯。如是，則一德有一德之用，有其三者為大夫，有其六者為諸侯，而九者之德各用所長，而咸事其事矣。九德咸事，則在官者無非俊乂之士，是以寮采相聯，更相師法，職任並列，爭相趨赴，蔡氏所謂「唐虞之朝下無遺才、上無廢事」，夫豈虛言哉？

《周禮·天官》：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二曰官職〈（謂所治之事）〉，以辨邦治；八曰官計，以弊〈（斷也）〉邦治。

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有罪則廢，有行則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俸也）〉位〈（爵也）〉，以馭其士。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曰進賢〈（有德者進用之）〉，四曰使能〈（有才者役使之）〉，七曰達吏〈（吏謂在下位者，達謂進之於上）〉。

《夏官》：司士掌群臣之版〈（群臣之名皆書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損益謂黜陟也，其數有多寡，每歲登之下之）〉，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臣按：《王制》曰：「司馬論進士之賢，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司士，司馬之屬官也，故凡士之進於司馬者皆司士掌其名數之版，版猶今之文冊也。每歲之間，其人或損或益、其數有多有寡，益而多則登之，損而寡則下之，辨其年齒之壯老、著其曆任之久近，大夫以上所謂貴也，士以下所謂賤也，咸於是乎辨焉。與夫天下之邦國、都家、縣邑設官之數幾何，內外之卿、大夫、士、庶子其任用之數幾何，皆司士之所掌，以告於王而治之者也，今制則屬之吏部文選所掌者即其事焉。古今之制不同而其事則一也。

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然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徙官，蓋未有資格之拘也。至成帝建始四年，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而選曹之制遂始於此。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台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

臣按：兩漢銓選之法大要如此，是時猶未有資格也。

北朝魏崔亮為吏部侍郎，乃奏為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薛淑上言：「黎元之命係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失人自亮始。

胡寅曰：「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急於求賢才而任使之。今夫抱關者啟閉必以時，擊柝者晨夕必有節，為委吏而會計不當則蓄積缺矣，為乘田而牛羊不息則芻牧缺矣。是皆小役細務，猶不可任非其才，若夫環數里而為縣，縣有令，環數百里而為州，州有守，所統凡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勝其任者畀之而付諸年格。夫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才者無幾、不才者皆是也，不問其才，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是賢能、庸繆、奸凶之人相為升降，以率會之，賢能不能十一，其九皆民之蠹也。自崔亮製年格，後世襲以為常，更明君、碩輔亦眾矣，而終莫之改，何也？其意以謂任人則易以私，任法則易以公，人不常得，不若一付之法猶為善也。審如是而善，則吏部一司不必置尚書、小宰及諸郎吏，第如薛淑之言，委之胥吏，按籍呼名，魚貫而進，何不可之有。故善為天下者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從以信賞必罰，則太平可坐而致也。」

臣按：資格之說始於崔亮，史謂「魏之失才自亮始」。嗚呼！亮為此格豈但魏之失人哉，自有此格以來世世用之，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以展其有用之才，其小人不幸而不得以蒙夫至治之澤，是皆亮作俑之尤也。胡寅之言明白詳盡，有志於求才致治者尚鑒茲哉！

唐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皆為三銓之法，在尚書則典其一為尚書銓，在侍郎則分其二為中銓、東銓。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辭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者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五品以上不試，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

臣按：唐銓選以身、言、書、判擇人，四者之中惟判為切用，蓋非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發擿隱伏不能為也，但其用駢儷語為拘耳。若其於身必取其豐偉、於言必取其辯正，則晏嬰之貌不揚、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鄧艾之口吃皆在所棄矣，雖以孔子之聖，猶謂「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況掌銓衡者皆中人之才哉？

唐制，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

臣按：制敕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今制，四品以上及在京堂上五品官、在外方面官皆具職名取自上裁，五品以下及在外四品非方面者則先定其職任然後奏聞，亦唐制也。

張九齡言於玄宗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逐科定其資，凡不曆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曆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台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

臣按：天下之勢有內外，要必上之人均其內外之勢而中持衡焉，使不至於偏重，外有治效擢之內職，內有實績擢之外任，如是，則內外均矣。

玄宗疑吏部銓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請分吏部為十銓，以禮部尚書崔頲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吳兢表以為，「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丙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鬥死之人，況大唐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

臣按：君有君之職，臣有臣之職，君之職在乎任人，臣之職在乎任事，君不任人而自任則是君行臣職矣，君行臣職則是以一身而代百工之事，力有所不及、慮有所不周，日力有所不給，本欲以防一人之奸而適足以長百奸，本欲以虞一事之廢而適足以致百廢。是故人君為治，有一事則設一官，用一官則司一事，分曹而異局，委任以責成，蓋以任之也專則其志不分於他務，責之也切則其心不敢以苟且，人君清心於上以照之，而又持之以公、守之以信，是以事無不治而功無不成。凡事莫不皆然，而況夫求賢審官，尤出治之要務，烏可信人言任己私而不責成於有司哉？唐玄宗乃以銓法散任於十人，專任乎一己而不信用有司，吳兢謂「非推誠感物之道」，臣亦謂非為君任人之法也。

開元十八年，裴光庭為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概，必與格合乃得銓授，限年躡級不得逾越，於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宋璟爭之不能得。及光庭卒，蕭嵩以為非求才之方，奏罷之，詔曰：「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從事，更造格以方正為差，若循新格則六十未離一尉，自今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守文奉式循資例如故。

臣按：漢董仲舒對策已謂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則年勞之說，漢已有之而未以為用人之法，至後魏崔亮、唐裴光庭始專以此立法。其為法也一付之無心，惟文移簿籍是稽、歲月先後是據，所謂銓量人物者徒建空名而已。宋人有言，賢才伏於下者資格礙之也，職業廢於上者資格率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暴政虐令者資格之人眾也，萬事之所以刓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壞而不救者皆資格之失也。

德宗時，協律郎沈既濟言於其君曰：「近世爵祿，其失有四太，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法，其科有三，曰德也、才也、勞也，今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受職、計勞升敘，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乖得人，況眾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擇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觀變以製法，察時而立政。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於齊、隋署置多由請托，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臣請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逖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

胡寅曰：「銓選年格之弊，有志於治天下者莫不以為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智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人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沈既濟之論亦可救其甚弊，俾吏部守按籍成法，人才之賢否一不預焉，大則委宰臣敘進，下則聽州府辟舉，其徇私不稱則吏部覺察、御史按劾，豈有不得人之患哉？雖然世無不可革之弊，以周、漢良法，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廢之，則崔亮、裴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為政在人，人存則政舉矣，其本則係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否耳。

陸贄言於其君〈（德宗）〉曰：「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端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曆試廣、傍求證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為太仆，命之曰：『慎簡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簡僚屬之明驗也。後世舍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重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每須任使，常苦乏人，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臣待罪宰相，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並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台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開舉授之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誌所謂『達則觀其所舉』，即此義也。」又曰：「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遍諳多士、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須展轉詢訪，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詳擇。恐不如委任長官，謹柬僚屬，所柬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暗繆之責。況今之宰輔則往日台省長官也，今之台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儌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置於周行，既任於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曆試不逾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

胡寅曰：「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

臣按：陸贄此言，蓋欲長官各舉其屬，然後付宰臣敘進之也。夫長官得其人則誠足以得人矣，苟非其人，恐不免有偏溺請屬之私，是故其要尤在於敘進者之得其人也。必其舉而不必其用，寓賞罰之柄於其間，斯善矣。

宋制，凡入試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而後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

臣按：宋銓選之法大略如此，然散主不一，更革不常。我朝文選則主於吏部，武選則主於兵部，自立國以來至於今日未嘗有所更易，可謂一代之定法也。

太祖詔吏部南曹，以人才可付升擢者，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上慮銓衡止憑資曆，或英才沈於下僚故也。

臣按：宋太祖此舉可謂得操縱之法，人君誠能於常選之中不時拔擢，非獨人才無所淹沈，而銓司亦知所憚而不敢不盡心也。

自真宗朝試身、言、書、判者第推恩，乃特詔曰：「國家核吏治而以四事程其能，爰命從臣精加詳考以成資闕，為差擬率以為常。」後議者以身、言、書、判為無益，乃罷。神宗熙寧四年，遂定銓試之制，凡守選者歲以二月、八月試斷案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後增試經義。法官同銓曹撰式，考試第為三等，上等免選注官，優等升資，如判超格，無出身者賜之出身。自是不復試判，仍去免選恩格，若曆任有舉者五人，自與免試注官。

臣按：宋初承唐制，銓試亦用身、言、書、判，至熙寧四年始定銓試之制。守選者試斷案，即今試行移之比，試律義即今試招擬之比，試經義即今試論策之比，然是時既試矣而又用人保舉，歲試止於二月、八月。今制則循資序以進用，歲凡六選，至臨選時乃試焉。臣竊以為國家用人，教養之於先而任用之於後，苟當進用之初而無銓試之法，則何以知其中之所蘊、才之所宜而校量以任用之哉？我朝銓試之法大略似宋，往者專考文移，設為假如以試之以觀其判斷處置，其所或試策或試論，又以觀其學問、才識之所至也。夫人才有能有不能，或優於文學或長於政事，取其所長皆可任用，臣請兼夫三者而並試之，論、策、文移三者俱通為上，通二者為中，通一者為次中，俱不通者為下。既試之矣，然所試者其人品高下、才識能否未必皆稱其所缺之員，故凡遇內外官有缺，銓曹必須依次排比，申達卿佐，預為校量，總會其當銓之官，必所試之人其才與官相稱然後銓注，宜於一歲之間每季之首循其資次豫集應選之人，或一百或二三百，每月一集而試之，不待臨選始試，恐取其一日之長，其中有僥幸假代者也。其所試之題或論或策或文移〈（文移如判斷詞訟、處置事宜、問擬罪名、催征錢糧、禁革奸弊之類，俱依行移體式立為案卷，或申呈，或關牒，或具本，或出榜，或作招擬彈章）〉，不拘定時，遇本部有暇隙即署僚屬為監試等名目，集監生而試之，彌封、巡監一如科試，既試，將所試卷批號等第附卷，凡入選監生必須五試然後入選，臨選之日又必並試三題通以前累試者較之，上等為京朝府貳、州守之職，中等為縣正、府倅之職，次中善於論策者為閑散之職、善於行移者為煩劇之職，下者為流外冗雜之職。如此，則用人不枉其才而庶官皆得人矣。

蘇軾言於其君曰：「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眾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囂囂者以為不可，是烏足恤哉？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二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為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

臣按：吏多而闕少，在宋時猶一官而三人共之，今待一官之闕不止三人也，將因其故而不問歟，則人才日積愈多，及其資次而用之已衰老矣，衰老之人志氣消沮、筋力不逮，用如是之人以理務治民，而欲事妥民安，難矣。如一切汰而擇之，則彼奔走仕途多曆年歲，歸無生計以度餘生，往往至於顛連失所，況彼之所以衰老皆限於吾之資級使然，仁人君子固有所不忍也。蘇軾所謂「彼雖有言亦不足畏」，嗚呼，文王發政施仁必先無告，伊尹一夫不獲以為己辜，況士乃天民之秀者，吾之立法不善，使之至於衰老而又棄之，是豈盛世之事乎？為今之計，必須調停之而使其入仕者有效用之實，汰退者無失所之歎，斯善矣。本朝入仕之途其大者有二，曰歲貢、曰科舉，歲貢之法，每歲學校貢生員赴禮部，試中補國子監生，府學歲貢一人、州學三年二人、縣學二年一人，以食廩先後為次，則在學校者已有資格也；科舉則每三年一開科，中鄉試者赴禮部，中試則授以官，不中者送監肄業以俟下舉，屢不第者亦以監生資次入仕。科舉有定額，歲貢有常數，學校貢舉與吏部選調，其人才適足以相當而無甚有餘不足之數。洪武、永樂以來，選用者未聞乏人，而需選者未聞淹滯，蓋以祖宗法制一定而有司奉行，不敢有所更革也。近世言者憫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乃開四十五歲入監之例，其後又因國計不足，立納粟、上馬、入監等名目，是於科、貢之外別開岐徑，選用之調止於此數，而入仕之路比舊加多，其人才日積月累，遂致數倍於前。舊制，各司曆事監生三閱月考過勤謹，附名選簿，仍留所司辦事，臨選方行取用，其實曆日期有多至二三年者，後以坐監者數多，減曆半年或一年即送吏部附選，給假家居，今有需次十年不得選者，積累既久，員數愈多，迨將及萬，是以一時人才在監肄業之數少，在部聽選之日多，臣恐積愈久而愈多，不止此數也。國家養才而不得用，及其用之皆衰老昏毛不能事事之人，此非獨人才之病，其為國家之累也大矣。嗟夫，訚訚啾啾，黌舍至不能容，是乃國家人才之盛，若夫充積於選調，老死而不得一官，夫豈盛時所宜有哉？此非但士子之不幸也，夫國家之於人才，亦猶人家之於子弟，子弟白首而無室家，為父兄者則必為之憂慮，國家儲養人才，白首乃不得沾一命為君相者，寧能不為之憂慮乎？所以憂而慮之者，非豫有以消息調停之不可也。消息調停，必使入仕者有及時效用之實，汰退者無後時失所之歎，斯可矣。然非在上者權其輕重、知其緩急，決然以必行而不以人怨為解，則雖有可以消息調停之策，亦不可行矣。古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而臣亦云一人怨何如千萬人怨，怨之於一時者比之怨之無窮已者，孰為多乎？盍思曰我國家所恃以為治者，人才也，今日用人必循資格，而人才需選者往往老於選調而不得及時以進用，及用之太半衰老矣，衰老之人志氣消沮、筋力廢弛，其不為身家、子孫計者無幾，失今不為之所，猶七年之病而不求三年之艾也，則夫異日所用者皆衰老之人，衰老之人布滿天下，而欲事理、民安，難矣。事不理、民不安，亂亡之兆也。且國家養士，將何為乎？為乎民而已。天下之民多乎？士多乎？說者乃獨畏士之怨而不恤民之怨何哉？然則為今之計奈何？請敕吏部通算本部需選監生，自某年起至某年止總數若干人，見到部者若干，給假者若干，本部以一年為率，大約計用監生若干，通計其數至某年方才盡絕，而又通行天下布政司、府、州、縣，查算聽選家居監生若干，備細開具年甲、日期，造冊申部。然後請旨選差卿佐有文學風力者齎敕詣各布政司，會同巡、按二司聚集聽選監生於總會處，開場考試略如科試，初日於經書中出論一道試之，次日試時務策及行移各一道，三題全通者為上，通二者為中，通一者為下，全不通者為不中。其中者造冊送部，依次選用，不中者為民。中者之中有不願仕者，上等者遙授以京秩致仕，有文學者授以助教、學錄之類，有政事者授以監事、序班之類，免其戶丁三名差役；中等者授以在外八品職名，優免二丁；下等者賜以冠帶，免其一丁，無丁者以本里內閑丁給之。其有未試之前告願免試者，如下等之例。如此，則仕者得以效用而不仕者不致失所矣。雖然，此特一時不得已權宜救弊之策耳，是豈祖宗所以教養人才之初意哉？夫聖朝設立學校，選擇師儒以教生徒，優以廩餼，免其差役，優遊之以歲月，欲其成才以為國家之用，士子立志務學，底於成立，以圖補報，是為不負作養之恩，顧乃苟延歲月，虛廢廩給，至於衰邁尚不能措一辭，如此之徒上孤聖恩、下辱學校，雖加以成周簡不肖之法，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亦不為過。但彼之所以衰老者，固由其不能奮發勉勵之罪，然亦以我之昧於事體者妄開幸門，擠塞仕路，有以扼之故也。彼既自知其愆，不願就試，姑為此一時不得已救弊之策，要之不可為訓也。自此以後，凡科舉曆事一遵祖宗成法，於此二途之外不得別開入監門路，以復洪武、永樂之盛，則人才不至於淹滯賢，否不至於混淆矣。今日求賢為治之務，誠莫有急於此者。或曰如此則選途固清矣，其郡邑學校之中有生員年已近艾而未得出身者，何以處之？曰學校之中生員年已長大，不通文理者充吏為民，朝廷已有定例，惟夫學問有成，年歲長大，欲進之則資次未應，欲退之則學行可取，往往老死學校中，可惜也。竊見今吏部歲貢生員，初試中未到監者往往試選為教職，各有假手於人以圖僥幸，不若就學校生員中稽考年四十五以上、食廩將及十年及曾曆鄉試六次入場者，命提學憲臣會同巡、按及藩、臬二司每五年一次考驗，其中有通三場者試中，錄其所試文字連人送部考試，仍令坐監一年，循次待闕，專用以為教職。如此，則學校之生徒亦無有老死不用者矣。

軾又曰：「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於吏部，吏部以其資考遠近、舉官之眾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於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於時。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啟之也。臣以為不然，夫法者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必如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奸也。」

臣按：蘇軾既言用人不可有一定之制，又言不可開驟進之門，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誠如其言，則任法既不可，任人又不可，然則如之何而可也？軾固言法者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要必任用得其人，使之於常法之中，隨其資格之所當得者寓夫抑揚進退之權，於截然可必之中而有隱然不可必之機，則人法兼行、資望並用而士無淹滯驟進之弊，而國家皆得人以為用矣。

胡寅曰：「夫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故自古取才必有數路，猶患其狹。今徒以進士、任子而欲盡天下之才，多見其有遺矣。必欲賢能皆為吾用，當舉古人取士之制，或以鄉舉，或以進士，或以恩任，或設科目，或許辟召，或聽自薦，或令引類，合四海之內，三年之中以五百人為率而均其數於眾流，為宰相者因任原、省是非，賞罰各不失當焉。率是以行，雖起衰亂之俗而躋三王之制可也，何停年格之足用乎？」

臣按：資格用人幾千年於茲，一旦欲革而去之，誠難矣。非上有剛明之君，下有公正之臣，不可以議此也。然繼世之君未必皆賢，任事之臣未必皆稱，與其用能鑒別之明以顯吾智力有餘於一時，孰若立可持循之法以輔吾子孫不足於久遠哉？必也立為一定之法，而於定法之中隨時補弊，而不出於法之外，斯善矣。請即今日選法言之，祖宗以來文武並用，文選主於吏部，武選主於兵部。兵部之選武臣，其始也以功次而用，其後也純用任子之法，父死子繼，無子者兄若弟繼之，有定格也，若夫都指揮以至都督，則以才能擢用焉，又不專於資格矣。文臣入仕之途非一端，其大者有三，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吏員資格其崇者止於七品，用之為佐貳、幕職、監當、管庫之職，非有保薦者不得為州郡正員；監生則出自學校之貢選及舉人試進士不第者，其肄業太學也，循資以出，先曆事於府部諸司，然後次其名於選曹，循資而考之，以定其高下而授以職焉。監生、吏員二者雖各有資格，進士初任亦循其甲第，及其不次擢用往往越常調焉，是又不專在於資格也。此我聖祖立法用人之深意，誠有前代所不及者，然而用之既久不能無弊。武臣之弊，則天下衛所有定數、設官有定員，世襲之官恒滿其位，繼繼繩繩銷減無幾，新立功次之人則又日增月益無有限極，不知其後將何以處之也。所謂文臣之弊，近年以來吏員需選者人多缺少，計其資次乃有老死不能得一官者，而監生尤甚。嗚呼！我朝立國以來百餘年矣，前此未聞人才有如此淹滯者，而今乃有之，是豈無其故哉？盍求所以致此之由，特命用事之臣博論深究以求善處之術，必使仕路澄澈，選法疏通，所進者皆及時有用之才，所退者免失職無聊之歎，如此，則可以復祖宗之舊而製治保邦於萬年矣。

以上公銓選之法。

臣按：天下之事其利害得失恒相半，而朝廷所立之法亦然。且如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曆級而升不致沈廢，挺特者脫穎而出遂至回，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是資格不可無也。然則資格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嗟夫，天生斯民，賢智者恒少而愚不肖者恒多，天下之事巨而重者又常不若細而輕者之為眾也，是故人君為治，用天下之人以理天下之事，寧不欲人人皆用其賢且智也，然人品有高下、事體有大小、官職有崇卑，量其事而設其官，隨其官而用其人，必使官與事稱、人與官稱，則事無不理而政務舉、治道成矣。然人品高下之中又有高下，事體大小之中又有大小，官職崇卑之中又有崇卑，不可以一律齊也，於其不可一律齊之中而設官以總持之，使之各得其劑量焉，如權衡之稱物、尺度之度物，輕重、短長各適其可而不倚於一偏，非得其人不可也。然人不常得，於是不得已而任之以法焉。使朝廷常得人而任之，則雖無法亦可也，如其人之不常有何，此古人用人貴於人法兼用也。夫群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之、人人掄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況夫偽妄詐冒、請托幹求、那移蒙蔽、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曆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非不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厘煩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曆之淺者、厘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為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人以漸而用而出類之才則不以漸，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國家猝有非常之變，決不拔卒為將、徒步而至卿相也。我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嘗不用資格而有不用者焉，雖若不分流品而實未嘗不分焉，何則？今制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員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則得推舉不次用之，既滿秩到部則必考其功跡按常調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