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衍義補/卷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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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清入仕之路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物，事也。三物，德、行、藝也）〉教萬民而賓〈（敬之也）〉興〈（舉也）〉之，一曰六德，知〈（別是非）〉、仁〈（公無私也）〉、聖〈（通明也）〉、義〈（有斷製）〉、中〈（誠實也）〉、和〈（無乖戾）〉；二曰六行，孝〈（善事父母）〉、友〈（善於兄弟）〉、睦〈（親其九族）〉、姻〈（親其外親）〉、任〈（信於朋友）〉、恤〈（振於貧乏）〉；三曰六藝，禮〈（有五禮）〉、樂〈（有五樂）〉、射〈（有五射）〉、禦〈（有五禦）〉、書〈（有六書）〉、數〈（有九數）〉。

卿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謂州長以下）〉與其眾寡〈（謂無多少）〉，以禮〈（謂行鄉飲酒禮）〉禮〈（謂禮之也）〉賓之〈（以賓客之禮敬之）〉。厥明〈（明日也）〉，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掌宗廟之實藏者）〉，內史貳之〈（書其副本也）〉。

臣按：成周盛時用鄉舉裏選之法以取士，然所以取士之法則奉大司徒之教而興舉之也。其教雲何？所謂六德、六行、六藝是也。德存於心不可見，故考其行藝而書之，二十五家為閭，閭有胥，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者；百家為族，族有師，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五百家為黨，黨有正，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長，州長則考其德行道義而勸之；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有大夫，則於三年大比，考其果有六德六行而為賢、通夫六藝之道而為能，則是能遵大司徒之所教而成材矣。於是鄉老及鄉大夫帥胥、師、正、長之屬，合閭、族、州、黨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興舉之，書其氏名於簡冊之中，獻其所書於天府之上，謂之賓者以賓禮敬之而不敢忽也。雖然，豈但賓於鄉而已哉？《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則在天子亦賓之矣。然不特此耳，及其登名天府之時，賢能之書一上九重之君，至尊至貴亦且屈萬乘之尊以拜而受之。所以然者，豈非賢才之生，乃上天所遺以培植國家元氣者乎？

《王制》：命鄉論〈（謂述其德藝而保舉之）〉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選擇而用之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才過千人之謂）〉，升於司徒者不征〈（征謂徭役）〉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造，成也）〉，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臣按：三代盛時仕進有二道，有由鄉學而進者，有由國學而進者。鄉學則掌於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則掌於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鄉學所教之士，大夫論其秀者升之司徒則謂之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升之司徒既選而用之則不給徭役於鄉矣。選士之中有不安於小成者，司徒又論而升之國學，則雖司徒之徭役亦不給矣。此二等皆謂之造士，造者成也，由選士而為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為鄉遂吏。由俊士而為造士，是國學所進者，則進之於大樂正，大樂正於是乎論其秀穎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大司馬焉，是之謂進士也。既為進士，則大司馬辨論其材之大小高下而官，使之舉其賢者以告於王。既有一定之論然後授之以官，或以為司、士或以為內史之類，所謂官之也；既任其官然後予之以爵，或以為士、為大夫而進至於卿，所謂爵之也。有爵斯有位矣，其位既定然後頒之以祿，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謂祿之也。此三代鄉里選用之法，而所謂進士者，蓋以其成材將進於朝以用之故耳。後世取士不復此制，而亦以進士名，其原蓋出於此。其名雖同，而其所以進之之實則不同也。

漢高祖詔曰：「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有賢者郡守自為勸勉，駕車遣之）〉，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謂行狀年紀也）〉，有而弗言覺免〈（發覺免其官）〉。」

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

臣按：賢良極諫科始此。

孝武初，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後遂令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臣按：鄉舉、裏選之法，後世所以不可行者，蓋人情日偽，敢於為私以相欺，公於為黨以相蔽，苟無試驗之方、防察之政、糾舉之法，而徒任人而不疑、信言而不惑，則情偽日滋而賢否不復可辨矣。仲舒所謂歲貢之法，貢其吏民之賢者爾。今所貢者則學校之士也，今貢者試不中有罰俸之比而無賞，然亦姑應故事而已。誠能振舉祖宗之法而加嚴於學校之教、提調之罰、考試之方，亦足以得人致用也。

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臣按：孝廉科始此。

元光五年，征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計謂上計簿也，偕謂每歲郡國有上計之吏命與俱來也）〉。

臣按：今世科舉，初場試士以五經、四書，即此習先聖之術；終場策士以時務，即此明當世之務；鄉貢舉人赴禮部者給腳力、廩給，即此續食計偕。

元朔元年，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烝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適謂德其人）〉，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出爵削地畢矣。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臣按：漢世去古未遠，而賢能之士皆知自重而不肯自衒以求售，而上之所以待之者既厚而求之者亦切，出而仕者，有司既躬為之駕而縣次續食俾與計偕，其不肯出者既懸賞以招人之薦又嚴法以罪人之不薦，雖無賓興拜受之禮，猶存好賢敬士之心。後世嚴繆舉之罰而限其途轍者則有之矣，未聞有不舉之罰而責其薦揚者也。

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臣按：漢制，郡國舉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補國學似今之歲貢。其察舉考試之實不同，而其取士大略則相類也。

孝武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

臣按：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何武、蕭望之、翟方進等皆以射策甲科為郎。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內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臣按：此因災異舉士之始，其後日食、星隕輒行之。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

臣按：此遣使行天下舉士之始，其後或遣諫議大夫、或遣博士、或遣光祿大夫舉茂材、特立、淳厚、直言，其名目不一。光武始詔三公、光祿勳、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

臣按：前此舉士無常時，至此始歲一舉。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

臣按：明經之科始見於此。

後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

臣按：限年之法始於此。魏陳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

臣按：魏始置中正，州郡縣皆有之而以本處人充，俾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吏部憑之授受。及其弊也，惟據閥閱，不辨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曆晉南北朝至隋，選舉之法皆用之，至開皇中方罷。

晉武帝詔州郡舉秀異之才。劉宋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隋始置進士科。

臣按：此後世進士之科之始，蓋始專以文辭試士也。夫三代以前鄉舉裏選之法行，取士專以德行為本；漢制，孝廉、茂材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之士，試以治道，然後官之；魏晉以降，所舉秀、孝猶取經術，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雖其立法未必盡善，然清謹之士猶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恐有言行之疵以為終身之累。至是隋有進士之舉，始專試士以文辭，士皆投牒自進州裏，無復察舉之制矣。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製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臣按：唐科目雖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進士、明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韻為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為能，不窮義理，所謂德行者不復問矣。武後天授元年，策問貢士於洛陽殿，殿前試士自此始。

臣按：此後世臨軒策士之始。玄宗開元中，令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

臣按：此下第舉人入學之始。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常選之外又有制科，而進士得人為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士。宋太宗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

太平興國九年，進士始分三甲，自是錫宴瓊林苑。上因謂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饑渴，召見臨問，觀其才拔而用之，庶使田野無遺賢而朝廷多君子耳。」

臣按：歷代科目得人惟宋為盛，蓋以太宗留意科目，自是以後，天下士子爭趨向之故也。

仁宗時，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朝廷屢下詔書戒飭，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時進士習為奇僻，鉤章棘句，浸失渾厚，歐陽修知貢舉，痛裁抑之，澆薄之士不預選者多毀修，然自是文體亦少變。

臣按：文章關氣運之盛衰，而科場之文為甚。蓋科場之文乃一世所尚者，上以此取人以為一代輔治之具，下以此為業以為一生進用之階，非徒取其能文而已。蓋將因其文以叩其人心之所蘊、才之所能、識之所及，由是用之，將藉之以輔君澤民、修政立事，不苟然也。昔朱熹嘗與其門人言及科舉文字之弊，熹歎曰：「最可憂者不是說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夫東晉未以文取士，所謂文者出於眾人之私作，未必人人同也，其禍且至於不可支持，況科舉之文乃國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為業者，其所關係豈不益大哉？苟非在上屢頒戒飭之詔、慎擇主試之人，示之以趨向之方，付之以斡旋之柄，則文辭日流於卑弱而國勢隨之矣。」嗚呼，可不念哉。

英宗以間歲貢士法不便，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臣按：此即成周三年一大比之制，自是遂為常制，至今日行之。

神宗時，王安石告其君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常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爾。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既而言者又謂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除去聲韻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術。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易》《詩》《書》《周禮》《禮記》兼《論語》《孟子》，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臣按：此後世經義之始。前此所謂明經者，試其墨書帖義，但取其記誦而已，未嘗考其義理、求其文采也。王安石為人固無足取，及其自作三經，專用己說，欲以此一天下士子使之遵己，固無是理，然其所製經義之式至今用之以取士，有百世不可改者，是固不可以人廢言也。及其所謂士當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切中今世學者習科舉之弊。今世舉子所習者雖是五經、濂洛之言，然多不本之義理、發以文采，徒綴緝敷演以應主司之試焉耳。名雖正理，其實與前代所習之詩賦無大相遠也。欲革其弊，在擇師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國學，慎主司之選，必得人如歐陽修者以主文柄，則士皆務實用以為學、本義理以為文，而不為無益之空言矣。他日出而為國家用，其為補益蓋亦不小。

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著限以千字。

臣按：殿廷試士始於唐武後時，宋初沿之，然皆試以詩賦，至是神宗始試以策，至今用之。方是時，蘇軾為編排官，見一時舉人所試策多阿諛順旨，乃擬一道以進，大略謂科場之文，風俗所係，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噫，觀軾茲言，則知朝廷以言試士雖若虛文，而一時人心之邪正、國勢之興衰實關於此，識治體者不可不加之意。

理宗御筆付知貢舉杜範曰：「朕爰簡儒彥，俾典文衡，凡爾攸司，宜鑒舊弊。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經學欲其深純，詞章欲其典則，言惟合理，策必濟時，毋以穿鑿綴緝為能，毋以浮薄險怪為尚。參稽互考，優劣自分，庶使賢俊畢登，以副朕新美治功之意。」

臣按：宋朝文弊至理宗時極矣，每遇大比，帝輒下詔崇雅黜浮，蓋有以見夫士習之美惡形於文辭之浮雅，文辭之浮雅而實有關於氣化之盛衰也。蘇軾告神宗曰：「願陛下明詔有司，試之以實學，博通經史者雖樸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臣於今日亦然。

朱熹作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誌而無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又曰：「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也，今治經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窮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闕者，而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及時務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使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用於世矣。」

臣按：朱熹之義雖未上聞而天下莫不稱誦，以為後世貢舉之法未有過焉者也。我太祖皇帝於開國之初即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至十七年，又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鄉試，辰、戌、醜、未年春會試，士各專一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四書，四書義主朱氏《集注》《章句》、《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氏《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肆我太宗皇帝修《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又加以陳澔《集說》焉。初場以初九日試四書義三道、本經四道，次場用十二日試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終場以十五日試經史時務策五道。初場及終場未能者，許減其二道。嗚呼，本朝試士之制雖不盡用朱氏分年之議，然士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一惟主於濂、洛、關、閩之說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務之要，而以論、策試之，考其識見，本末兼該，文質得中，雖不盡如朱氏之說，實得朱氏之意於數百年之後矣。凡前代之科目如製科、秀才之類，一切廢絕；前代之制度如詩賦、墨義之類，一切不用，可謂簡而要、明而切，真可以行之於千萬年而無弊矣。本朝科舉參酌前代之制而取厥中，凡所謂明經、宏辭諸科一切革罷，惟有進士一科。洪武三年詔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開鄉試，明年春二月禮部會試，其解額以五百人為率，會試取百人，而所試之文尚仍元制。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試格式，十八年會試止錄士子姓名、鄉貫而未刻程文，錄文自二十一年始也。自是三年一開科，取人無額，惟善是取。宣德改元始鐫定額，兩京十二藩〈（貴州、雲南附）〉各隨地產以差多寡而會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數，又以北方學者文采不能自見，分南、北、中三數取人。正統壬戌於各布政司舊額上量增之，而會試則加以半。景泰初，詔除科額以復洪武、永樂之舊，尋復鐫定，比舊額稍增，禮部試則臨期取旨，自是遂為定制。夫自洪武甲子定為三歲一開科，至是三十餘試矣，科場條貫日增日密，一切病弊盡革無餘，惟程試之文氣、進用之人才似乎有愧於前者，雖或氣運之使然，習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祖宗時其所試題目皆摘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度關係人倫治道者，然後出以為題，當時題目無甚多，故士子專用心於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倫序，又得以餘力旁及於他經及諸子史，主司亦易於考校，非三場勻稱者不取。近年以來，典文者設心欲窘舉子以所不知，用顯己能，其初場出經書題往往深求隱僻、強截句讀、破碎經文，於所不當連而連、不當斷而斷，遂使學者無所據依，施功於所不必施之地，顧其綱領體要處反忽略焉。以此科場題目數倍於前，學者竭精神、窮目力有所不能給，故於策場所謂古今制度、前代治跡、當世要務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前後、字書偏旁者，可歎也已。然以科額有定數，不得不取以足之，以此士子仿效成風，策學殆廢，間有一二有策學者，又以前場不稱，略不經目，人才所以不及前者，豈不以是哉？其錄出以為程文者，又多萎薾粗淺、拘泥纏繞，不厭士心，錄一出議論紛然，其所謂主意之說尤為乖繆，凡其所命之題專主一說謂之主意，殊不知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所能盡，理苟通焉斯在所取矣，何必惟已之同哉？士子誌於必得，謂非合主司之意不可以取中，往往將聖經賢傳之旨旁求曲說、牽綴遷就以合主司所主之意，此非獨壞士習，其為聖經之蠹也甚矣。有司主此以出題，士子主此以為文，今日為士子既以此進身，異日為主司又以此取士，《宋史》所謂繆種流傳，今日時文之弊殆類之也。然此又不但科試為然，而提學憲臣之小試殆又有甚焉者也，其所至出題尤為瑣碎，用是經書題目愈多，學者資稟有限，工夫不能遍及，此策學所以幾廢，而科舉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正統、景泰以前所刻程文，皆士之親筆，有司稍加潤色耳，近日多是考官代作，甚至舉子無一言於其間，殊非設科之本意。若夫考試之官，兩京及會試皆出自朝命，鄉試則方面官先期訪請，洪武以來惟有學者是用，不問是何官職，雖儒士亦在所聘。後乃有建言專用教官者，其所禮聘無非方面之親私，率多新進，士少能持守，一惟監臨官是聽，內外之權悉歸御史，凡科場中出題、刻文、閱卷、取人皆一人專之，所謂彌封、謄錄殆成虛設。謹按科場舊例，分簾內外以隔絕交通之弊，自簾以內考試官主之，自簾以外監試官主之，而提調官則兼總內外焉。然惟蒞其事爾，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預，所以用巡按、御史為監臨官者，特以糾察其不如法者爾。今宜敕有司，凡科場條貫必復祖宗之舊，所命題必光明正大、切於人情物理、關於彝倫治道者。小錄所刻之文謂之程文，特錄出為士子程式也，非用是以獻上也。文有可為程式者則刻，無則否，或多或寡不必齊同，不許代舉子作，如有欠闕繁冗，稍加筆削可也。經書題目，無甚凶惡字麵不必回避。初場經義四條以通三條、書義三條以通二條為合格，否則不取；五策問目通以十事為率，非通五以上不在取數，會試則本數不足取別數足之，鄉試則此經不足足以他經。凡解額惟限之不許過數，苟無足取者寧欠無足，通場全無然後短中求長，取以備數。如此，則科目所得者皆通經學古之士而適於世用矣。更乞申明舊制，在外鄉試俱照會試及兩京例，不設監臨官，其巡按、御史止於科場外嚴加糾察，士子欲入場者專委提學憲臣考驗而亦不許他官小試，凡百執事不許用進士、舉人出身人員，恐有夤緣作弊。臨晚給燭雖唐宋故事，然今科場代筆換卷多在昏暮，宜革去給燭而取減場，先期聘考試官必詳加詢訪，不許徇私濫舉，許御史糾治，惟有學行譽望者是取，不分有司。教職見任致事，仍乞申嚴簾內、簾外之限，不許通融出入，三日一宴之禮惟送酒瑽，不必宴會。考試官閱卷去取既定，先將所取中卷用其字號編定名第，一樣三本，封號印記，其一留以自備，其二以授提調、監試官，至期比朱墨卷相同然後拆號，各照所編定字號填榜，不許更易。又於各經各存備卷三五卷，如所取卷有參錯，即隨經用所備卷依次補之。如此，庶幾科場少弊，可以得人而復祖宗之舊矣。又考會試舉人，往時入場者極多，不過二千人，今則積多已逾四千矣，竊恐數科之後日累日多，又不止此數。竊考宋歐陽修作《禮部唱和詩》序，謂宋制考校五十日，今制自初八日入場至二十日以後揭曉，不過十餘日，卷多日少，恐不能無遺才，請下禮部議寬其日限而移殿試於三月望日，庶幾考試者日力有餘，得以盡其心力，精詳文理，以為國家求才。〈（以上科舉）〉

漢武帝時，太常孔臧等議，請太常博士置弟子，復其身。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臣按：此太學生入仕之始。夫自漢置博士弟子，試通一藝者補以官，其後唐人有學館生徒之設，宋人有三舍之制。今世歲貢生員，禮部奏於奉天門下，試中送國子監肄業，循資送吏部選用。本朝入仕之途科目之外，惟此為重，亦多得人。〈（此學校歲貢）〉

《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征令，五曰府〈（主蓄藏文書及器物者）〉，六曰史〈（理文辭述事者）〉，七曰胥〈（治文書之次敘，謂才智為什長者）〉，八曰徒〈（趨走以應呼召者）〉。

臣按：《周官》之府、史、胥、徒即今之吏員也，所謂「庶人之在官者，與下士同祿」是已。是時未有進試之階，至秦棄儒崇吏，漢因之，始有試吏入仕之途。考之史，若路溫舒為縣獄吏、丙吉為魯獄吏、龔勝為郡吏、趙禹為佐史之類，則是吏員入官其來久矣。本朝入仕之途於科目、監生之外有吏員，凡在外藩、憲、衛、府、州、縣任自辟舉，以六年或三年為滿限，至部分撥，在內諸司以三年為考，依資格敘用。〈（此吏員出身）〉

以上清入仕之路。

臣按：我朝選舉之制比漢、唐、宋為省，科舉之外止有監學曆仕、吏員資次二途以為常選，其他如經明行修、賢良方正、材識兼茂、楷書、秀才、童子之類皆興廢不常，惟任子祖宗雖有定數，然皆出自恩典，或與或否，近年三品以上子孫入監方有定例。故臣於入仕之路獨詳進士之科而兼及監生、吏員者，以當世之所重者在進士科，而此二途次之。竊惟本朝雖大，封拜百官亦未嘗具服拜賀，惟於策士傳臚之後，群臣致辭慶賀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由是觀之，則祖宗所恃以求賢輔治之具誠莫先於進士一科，是以百年以來凡明治體、建功業者皆自此途以出。《唐史》言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施設、奮其事業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宋人亦言豪傑之士由之而進。夫唐宋取士以詩賦，多文而少實，尚足以得一時之豪傑以為名臣，況本朝取士之制本六經《語》《孟》之文，用濂、洛、關、閩之說，即漢人所謂經術、宋人所謂道學者也。為士者誠專心於此而有所得焉，上之人精擇而謹取之，必名實相符、文質相稱然後得預斯選焉，其所得之人才當不止於唐、宋而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