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衍義補/卷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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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量之謹

《舜典》：同律度量衡。

孔穎達曰：「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度有丈、尺，量有斛、鬥，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

蔡沈曰：「律謂十二律，六為律、六為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既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又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為龠，而十〈（當作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鬥，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

臣按：律者候氣之管，所以作樂者也，而度量衡用以度長短、量多寡、稱輕重所用與律不同，而帝世巡守所至，同律而必及於度量衡，何哉？蓋以度量衡皆受法於律，於此審之，三者之法制皆與律同斯為同矣。誠以是三物者，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而與候氣之律同出於一，按律固可以制度量衡，而考度量衡亦可以製律，此聖人製律而及度量衡之本意也。然聖人不徒因律而作樂而用之於郊廟、朝廷之上，而又頒之於下，使天下之人用之以為造作、出納、交易之則焉。其作於上也有常制，其頒於下也有定法，苟下之所用者與上之所頒者不同，則上取於下者當短者或長、當少者或多、當輕者或重，下輸於上者當長者或短、當多者或少、當重者或輕，下虧於民，上損於官，操執者有增減之弊，交易者有欺詐之害，監守出納者有侵克賠償之患，其所關係蓋亦不小也。是雖唐虞之世民淳俗厚，帝王為治尚不之遺，而況後世民偽日滋之時乎？乞敕所司，每正歲申明舊制，自朝廷始先校在官之尺量、斗斛、權衡，使凡收受民間租稅器物不許過則，又於凡市場交易之處懸掛則樣以為民式，在內京尹及五城兵馬司官、在外府州縣官，每月一次校勘，憲臣出巡所至必令所司具式呈驗，公私所用有不如式者，坐其所司及所造、所用之人，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禹也）〉，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遺也）〉厥子孫。關〈（通也）〉石和〈（平也）〉鈞，王府則有。

蔡沈曰：「典則，治世之典章法度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

臣按：聖人本律作器以一天下者，非止一鈞石也，而《五子所歌》舉大禹所貽之典則，止言鈞石而不及其他，何哉？先儒謂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出也，故以鈞石言之。嗟夫，萬物之輕重取信於權衡，五權之輕重歸極於鈞石，是雖一器之設而與太宰所掌之六典、八則同為祖宗之所敷遺，承主器而出治者，烏可荒墜先祖之緒哉？

《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後立市，陳其貨賄，出其度量。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同其數器，壹其度量。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

臣按：三代盛時所以制度量以定長短多寡，以取信於天下者，非但王府則有，凡諸侯之國、道路之間莫不有焉。天子時巡則自用以一侯國之制，非時巡之歲則又設官以一市井道路之制焉。是以當是之時，一器之設、一物之用莫不合於王度而無有異同，否則，非但不可行且有罪也，此天下所以一統也歟。

典瑞，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度尺、好〈（璧孔也）〉三寸，以為度。鄭玄曰：「羨者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袤八尺以起度。」

蔡元定曰：「按《爾雅》『肉倍好謂之璧』。羨，延也。此璧本圜，徑九寸、好三寸、肉六寸，而裁其兩旁各半寸以益上下也。其好三寸所以為璧也，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以為羨也，袤十寸、廣八寸所以為度尺也。以為度者，以為長短之度也，則周家十寸、八寸皆為尺矣。陳氏言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王昭禹曰：「夫度在禮則起於璧羨，在樂則起於黃鍾之長，先王以為度之不存則禮樂之文熄，故作璧羨使天下有考焉。」

臣按：班固《漢志》「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孫子算術》「蠶所吐絲為忽，十忽為一絲，十絲為一毫，十毫為一厘，十厘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則尺固當以十寸為正，矧天地之數生於一而成於十，十者天地之足數也，以是為度以定萬物之長短，豈非一定之理、中正之道哉？璧羨既起十以為丈引，又起八以為尋常，則非一定矣。設欲用八去其十之二，是則八也又何用別為之制哉？臣愚以為璧羨雖古人之制，然宜於古而未必宜於今也，請凡今世所用之尺，壹以人身為則。謹考許慎《說文》「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旂謂之寸口」，十分為寸則十寸為尺也，宜敕有司考定古法，凡寸以中人手為準，鑄銅為式以頒行天下，凡所謂八寸、六寸之尺雖古有其制，皆不得行焉，則用度者有定準、製造者有成法矣。或曰人之手有短長、體有肥瘠，烏可據以為定哉？曰自古制度者或以參黍、或以絲忽，地之生黍豈皆無大小，蠶之吐絲豈皆無粗細，何獨致疑於人身哉？且身則人人有之，隨在而在，擬寸以指、擬尺以手，雖不中不遠矣。

氏為量。改煎〈（煉也）〉金錫則不耗〈（不復減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水平）〉之，準之然後量〈（量以黍）〉之，量之以為〈（容六斗四升）〉。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四寸為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兩龠為合，四合為升）〉；重一鈞〈（三十斤）〉，其聲中黃鍾之宮。概〈（所以為平）〉而不稅〈（不征其稅）〉，其銘曰：「時〈（是也）〉文〈（文德之君）〉思索〈（思索以求其理）〉，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

王昭禹曰：「量之為器，內方而外圜，則天地之象也；其臀一寸，其耳三寸，則陰陽奇耦之義也；其重一鈞，則權衡之法寓焉；其聲中黃鍾，則律呂之法寓焉。夫黃鍾為律之本而宮為五聲之綱，量之所製，其本起於黃鍾之龠，其成也，聲又復中於黃鍾之宮，豈非以天下之法於此乎出，而五則之法於此乎成歟？非特此也，宮於五行為土、於五常為信，則以量為法則之主，且以立信於天下也，惟其立信於天下，故與天下為公平而不敢私焉。」

鄭敬仲曰：「量之為物，其粗則寓於規矩法度之末，而其妙極於天下之精微，蓋出於時文之思索而歸諸大中至正之道，民所取中而芘者也，雖童子適市莫之或欺矣。出之以內宰，掌之以司市，一之以合方氏，同之以行人，凡以觀四國也，舜之巡守所以同度量，而孔子亦曰『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所謂『永啟厥後，茲器維則』者也。」

臣按：先儒謂栗之為義，有堅栗難渝之義，使四方觀之以為則，萬世守之以為法，以立天下之信，無敢渝焉。所以名工謂之幹氏也。夫三代之量以金錫為之，外圜而內方以象天地，後世則改用木而內外皆方，失古意矣。古昔先王所以垂典則於子孫，以示四方、信後世者，既有所謂大經大法，而於器物之制作又皆各有成法焉，然又恐其歲久而易壞也，又必熔煉金錫而鑄為之器，權其輕重之劑、準其高下之等，既精既堅，無餘無欠，刻為銘文以為世則，置之王府之中，以示天下之式，以垂後世之範，使其是遵是用，不敢有所渝易焉。以此為防，末代乃有以公量收、私量貸，以暗收人心、潛移國祚如齊陳氏者，然後知古先哲王於巡守之時必同度量衡，於行政之初必審權量，非故為是屑屑也，其為慮一何遠哉！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即《詩》言「南東其畝」也）〉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陳澔曰：「古者八寸為尺，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裏亦仿此推之。」

臣按：孟子言「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者，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後世田不井授，凡古之溝塗、封植之界限盡廢，所以經界者，不過步其遠近、量其廣狹、分其界至，以計其頃畝之數焉耳。然欲計之而無所以經畫之尺度，可乎？大江以北地多平原廣野，若欲步算固亦無難，惟江南之地多山林險隘，溪澗阻隔，乃欲一一經畫之使無遺憾，豈非難事哉？古人丈量之法書史不載，惟《王制》僅有此文，然止言古今尺步、畝裏之數而不具其丈量之法。今世量田用所謂步弓者，不知果古法否？然傳用非一日，未必無所自也。是法也施於寬廣平衍之地固無不可，惟於地勢傾側、紆曲、尖邪之處，其折量紐算為難，小民不人人曉也，是以任事之人易於作弊。宋南渡初，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首行於平江，然後推及於諸郡，當時亦以為便，惟閩之汀、漳、泉三郡未及行，朱子知漳州言於朝，力主行之，然竟沮於言者。或曰宋人經界之法可行否歟？曰何不可之有，使天下藩服、郡縣皆得人如李椿年、朱熹、鄭昭叔，斯行矣。雖然猶未也，苟非大臣有定見，得君之專以主之於上，豈能不搖於群議而終於必行哉？

《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鈞〈（平也）〉衡〈（稱上曰衡）〉石〈（百二十斤）〉，角〈（校也）〉鬥甬、正權〈（稱錘）〉概〈（執以平量者）〉。

仲秋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三十斤）〉石、角鬥甬。鄭玄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所以平之也。」

吳澂曰：「衡下但言石，於五者之中舉其至重者言也。上曰量，下又曰鬥甬者，先總言其器，後言其名也。權者衡之用，概者量之用，唯度既不析其名又不言其用者，度自用，無為之用者也。」

臣按：古先聖王，凡有施為必順天道，是以春秋二仲之月，晝夜各五十刻，於是乎平等，故於此二時審察度量權衡，以驗其同異，或過而長或過而短、或過於多或過於少、或過於重或過於輕，皆有以正而均之，使之皆適於平焉。後世事不師古，無復順時之政，雖有度量權衡之制，一頒之後聽民自為，無復審察校量之令，故有累數十年而不經意者矣，況一歲而再舉乎？民偽所以日滋，國政所以不平，此亦其一事也。

《論語》：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

饒魯曰：「謹權量，是平其在官之權衡、斗斛，使無過取於民。『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當紂之時必是取民過製，所以武王於此不容不謹。」

臣按：饒魯謂「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嗚呼，豈但一苗斛哉？苗斛之弊比其他為多爾。凡官府收民貢賦，其米麥之類則用斗斛，布帛之類則用丈尺，金銀之類則用權衡，三者之中丈尺為害較淺，惟斗斛之取盈積少成多，權衡之按抑以重為輕，民之受害往往積倍蓰以至於千萬，多至破家鬻產，以淪於死亡，用是人不聊生而禍亂以作。武王繼商辛壞亂之後，即以謹權量為行仁政之始，言權量而不言度，非遺之也，而所謹尤在於斯焉。謂之謹者，其必丁寧慎重、反覆詳審而不敢輕忽也歟。

《前漢·律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黍〈（黑色者）〉中〈（不大不小）〉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紘〈（音約）〉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

臣按：以上言度。五度之義，分者可分列也，寸者忖也，尺者紘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

量者，龠、合、升、鬥、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因度以生量審其中所容多少）〉，以子穀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鬥，十斗為斛，而五量嘉〈（善也）〉矣。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鬥，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臣按：以上言量。五量之義，龠者躍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音閤）〉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也，鬥者聚也，斛者角鬥，平多少之量也。

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

臣按：以上言權。五權之義，銖者殊也，物絲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鈞者均也，石者大也。

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

臣按：五度之法，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惟引則用竹，蓋引長十丈、高一分、廣六分，長而難以收藏，故用竹篾為之為宜也。五量之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緌〈（不滿之處）〉焉，其上為斛，其下為鬥，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夫班《志》於度量二者皆言其所以製造之質，或用銅或用竹，獨於權衡略焉，乃於下文總言度量衡用銅者，意者權衡亦用銅歟？後世於度量二者用木為之度，間有用銅者，而斗斛之制用銅鮮矣。權之為器非若度量，雖有長短、大小之不同而各自為用，惟權之一器則兼衡與準而參用之，所以為之質者亦各不同，準必以繩、權必以銅而衡則以木若銅為之也，後世一惟用木耳。臣請詔有司考校古今之制，鑄銅為度量權衡之式，藏在戶部，頒行天下藩服、郡縣，凡民間有所鑄造必依官式，刻其成造歲月、匠作姓名，赴官校勘印烙，方許行使。

秦始皇二十六年，一衡石、丈尺。

呂祖謙曰：「自商君為政，平鬥甬、權衡、丈尺，其制變於古矣，至是並天下一之，皆令如秦製也。然此乃帝王初政之常，秦猶沿而行之，至於後世則鮮或舉之矣。」

臣按：秦事不師古，至為無道，而猶知以一衡石、丈尺為先務，況其不為秦者乎？然呂祖謙作《大事記》，於始皇平六國之初書曰「一衡石丈尺」，而其解題則云：「自商君為政，平鬥甬、權衡、丈尺。」意其所書之石非鈞石之石也，後世以斛為石其始此歟？

宋太祖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為嘉量，以頒天下，凡四方斗斛不中度、不中式者皆去之。又詔有司，按前代舊式作新權衡以頒天下，禁私造者。

太宗淳化三年，詔曰：「《書》云『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鹹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係權衡之定式，如聞黍之制或差毫厘，錘鉤為奸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為通規。」

臣按：宋太祖、太宗皆起自民間，熟知官府出納之弊，故其在位首以謹權量為務。史謂比用大秤如百斤者皆懸鉤於架、植環於衡，或偃手或抑按，則輕重之際殊為懸絕，於是更鑄新式，悉繇參黍而齊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損也。又令每用大秤必懸以絲繩，既置其物則卻立以視，不可得而抑按。繇是觀之，可見古昔好治之君莫不愛民，其愛民也，凡官吏可藉以害民者無不預為之禁革，則雖一毫之物不使過取於民，彼其具文移著、律例約束非不備，刑罰非不嚴，然利之所在，人惟見利而不見害，往往法外以巧取，依法以為奸，孰若每事皆立為一法，如宋人之於權衡，必齊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損，又俾操執者卻立以視而不得按抑。噫，使凡事事皆準此以立為之法，則官吏無所容其奸而小民不至懼其害矣。

程頤曰：「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

朱熹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

臣按：程子謂「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皆不可闕」，朱子謂「文章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之類」，然但言文章而不及綱紀。臣竊以謂，權而謹之，量而審之，使其長短適平、多寡酌中，固是文飾之意，然於操執之時或鉤錘之轉移、衡尾之按抑，收放之際或斛麵之加淋、旁緌之搖撼，則是無綱紀矣。是知聖人為治，無一善之徒行，無一法之徒立，一器之設雖小也而必正其制度，一物之用雖微也而必防其病弊，惟恐一事之或失其宜，一民之或被其害，此所以巨細精粗無不畢舉，上下四方無不均平也歟。

以上權量之謹。

臣按：舜巡守同律度量衡，而此止雲權量而不及度者，蓋《論語》敘武王之行政止言謹權量，朱子注《孟子》引程子之言亦止言謹權審量而不及度，意者權量之用比度為切歟，不然則舉二以包其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