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語錄/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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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收錄於:《四庫全書

歷代[编辑]

舜葬蒼梧,是廣西已入版圖;禹會塗山,是浙東已人版圖。不知宣王中興,赫聲濯靈,何以淮、徐郎呼為戎、夷?江南、湖廣,春秋時皆檳為荊吳,非我族類?大抵諸侯各君其國,天子有道則來朝,否則職貢不至,聲教遂阻。定九先生曰:「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可見武丁未出,諸侯不可得而朝也。」總之,王畿雖為萬國係屬,而各國卻委其自治,聖人公天下之心原是如此。

武王取商,不聞商家有死難之人。當時箕子、膠鬲以下,自然尚有其人,因武王處得好,大家便相安。並不見膠鬲出為周用,周亦不曾強膠鬲使為己用。這便是兩盡其道。

管仲器小,且不須推說到正心修德,致主王道上去。假令孔子請討陳恒,魯從其請,斷無奪齊國土之事,不過誅其罪人,置君而去。至義聲滿天下,自然四方仰而待命,如文王之世矣。孟子之以齊王,亦是以齊之地,行政救民,使天下歸心耳。斷不是要奪周家天下而有之也。古者方伯專征,或天子以所征之地賞功則可受;又或要荒之外,蠢動暴害者,取之可也。古公初時國甚小,後來便大,想是多得西戎之地耳。斷沒有聖賢利人之有,而攘而據之之事。管仲便是又滅幾個小國,駁維不純。

問:「使孔子為君、為相,亦如堯、舜、周公足矣。」曰:「只怕比周公更渾然嫵跡些。孔子乾淨無比,事事穩,又收得好。雖曰『危邦不入」,他卻曾入;『亂邦不居』,他卻曾居。所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商鞅開阡陌,可見以前阡陌尚存。三代田制,如何急忙變得盡,直至鞅始無遺。又人之為兵,亦鞅為之,信是千古罪人。不過要變換新法,奪人相位,就做出此等事。商鞅、李斯當不得位時,好讀不正之書,著不正議論。及得志,便惡焰滔天。所以讀書要正當,莫著怪僻之論,有此一段怪論,便恐有發作時。

孟子言「好善優於天下」,《大學》之「一個臣」,便是此二字注腳,有此二字,無所不有。蕭河與高祖同起豐沛,良、平皆後進,高祖任用之,何無幾微不平之意。自己老老實實的管糧餉,又薦一韓信,賴以成功,故功為諸臣冠。

人但知焚書者李斯,不知蕭何不為無罪。何原是吏,故從入關,止知收圖籍,為錢糧兵馬計,經書皆置不問。至項羽一炬,乃盡漸滅。秦人所禁,禁其行於民間者耳,所謂「王府則有」者,固在也。

韓信之敗,就在聞酈生下齊,自恥不如,遂襲而取之。功必欲自己出,敗之根也。韓信等之善將,

如蛛之結網,蜂之釀蜜,他的偏長是天生的。亦有學問,他學問於這一路,偏容易,偏在行。

程朱身分高,又見得到,直眼大如箕。三代下所推者,不過幾人:董江都、諸葛武侯、文中子、韓文公,餘則稱陸敬輿、郭汾陽。如韓魏公,則曰「間氣」,范文正,則曰「才氣老成」。

某看漢儒中,如江都、武侯,實在做得事來,次之便算賈長沙、劉更生、班孟堅。孟堅一部《漢書》,何所不有,議論又得要領,後人議其品行,似屬過苛。當日竇憲出征,朝廷命固從之,豈得不行?既與同行,憲得功而歸,要他做篇文字,豈得不作,更生峭直忠鯁,但略傷急躁。長沙不及董、葛醇正,夾雜霸道。

漢文以長沙傅梁王,以龜錯傅太子,可謂誤於擇師。

客言:「王莽未篡時,覺得天下無他伶俐。既篡位,一日呆似一日。」曰:「便是。古人說得好,欺天者天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穆穆之天,未必做此位倆,鬼神便有許多駁襍的來弄你。」

鉅鹿、昆陽皆以少勝眾。項羽一戰而驕,諸侯膝行而前,氣焰太露。光武一味收斂,伯升為更始所殺,夜間淚濕枕席,平居卻不露聲色,便是成事氣量。

古來高隱人,不盡是忘世,多是志願極大,見不能然,遂決意不臣人。武侯不立史官,他自看得功業不上眼,故不屑記。如不遇先主,自然高隱終身,孫、曹豈足掛眼。嚴子陵便是看得光武未能十分像意,所以不肯出。即邵康節先生,亦是英霸之資。

耿、鄧輩讚光武,以弘濟艱難,不過保全天下之人身。子陵高風峻節,不汙新莽,亦不臣光武,乃能激厲天下之人心。東漢末,宦禍、黨錮頻興,而赴仁蹈義者,視死如歸,子陵之力也。於《易》:「《蠱》者,事也」,故皆曰「幹」,至上獨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蓋所幹者更大,不可謂非事也。定九先生曰: 「孟子答士何事,曰『尚志』,正是此義。」

弔嚴子陵詩文,以權文公、范文正公為絕唱。權詩直說到風尚為淳,而曰:「焉用佐天子,持此報故人。」高澗純粹,又是實事。范紀兩邊說得到,一邊高,一邊大,包涵甚遠。明太祖著論,乃曰:「子陵若在,難乎免於今之世。」殊欠度量。王姚江自以驅馳王事,而以荷簣譏之。意亦褊淺。

方正學作《子陵詩》極可厭。古今君臣惟此最飄灑,是一段佳話,有何放不過,定要說得掃興至此,況郭后又安知其無可廢之道。友云:「其實麗華卻是糟糠,郭后反是後來所立。」至呂東萊以宋弘語為諷郭后事,宋弘薨於建武六年,廢郭后乃十七年事,安得預為諷耶?古人亦有憤憤時。

漢宣綜核名實,雖校弆,竟弄成一名法天下。至孝明,始銳意興復禮樂,雖止皮毛,然已能使人尚名節。可見禮樂之功大。

鄧伯道事,《小學》采之,其實有過處。弟子固要保全,己子縱不能兩顧,聽他追隨不上,萬一得活,亦不可知。何必縛在樹上,使賊戕之。郭巨之子,必不得已只好聽他饑斃,埋之殊屬害理。這都是漢、晉人好名之弊。

客氣用事,好名作威,其人必不可與共事。李元禮為司隸校尉,宦官之弟已避入柱中,便當住手,乘此以懾群小足矣。何必破柱殺之,以致激變。武侯事事嚴肅,卻又肯放過,所以妙。

漢之高、文、武、宣、明、章諸帝,天分皆不及先主。先主遺命幾句,語似平常,而所見甚高。「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是何等胸次識解。高、文、武、宣諸君,都用不得武侯,郎唐太宗好自見聰明,亦未必用得。

項羽精采,最是沉船破釜,能斷而行,所以成破秦之功。其無用之狀,全見於鴻門之宴。非謂卿子冠軍與高祖皆宜殺,只於適合機宜與不中機宜處,見其大概耳。項羽起手殺太守,便規模不好。昭烈興趣事卻有度,不輕殺人,其於督郵也,鞭之而已。口不離仁義之言,遺詔數語,老靠決斷。

先主不忍東征之舉,後來武侯收拾,便如人遭瀕死大病,雖已痊可,元氣終未能復。假令當年能忍,姑與吳和,俟曹操死後,以先主之英偉,加武侯之幹濟,據河、渭上流以爭天下,必大得志。人不能如聖人之大公,便須堅忍。一能堅忍,成就便不可量。孟子以太王配勾踐,總押在畏天上說,銖兩不差。

帝王總以知人為要。昭烈論學問文采,智謀勇略,俱不及曹操,當時陳元龍、鄭康成輩,皆推重之,可見他認得人,得王霸之要。又名義正,得一武侯,增多少氣焰。後來又肯讀書,至遺詔,乃己筆,在漢詔中為第一。大約大英雄,未有不學問者。

孟子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有何妨?為其惟導世主以富強,勢必至奪民之利而歸之上也。其論獨夫,直推到天生民而立之君,原是為民來,都是透頂議論。近來讀史,將此意一觀,覺得三代下不堪著眼。曹操之惡,不消到暗移神器,誅戮忠良。只看他報陶謙之讎,將徐州雞犬下留。一陶謙耳,徐州之人何辜?這便是賊盜所為。昭烈逃至長阪,已是臨危,尚不忍棄百姓。武侯使有孟子家法。朱子論其拔三千戶而歸,云:「是皆歸命於漢者,不爾恐魏人屠之,非因街亭之敗,欲以此遮當其罪。」其論確矣。武侯之外,如郭令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皆實有孟子之意。但武侯做得來尤一毫不苟,能令司馬懿老奸宿猾不敢動手,為儒者吐氣。不然那一輩盜賊,以為儒者竟無用,但空言誇大耳。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名目甚正,當時天下士翕然歸之,逆節並未萌也。武院不往而反南遷,靜中已窺見其底裏矣。當時形勢人物,俱看得了了於中,本意拚得終身不出。及見先主帝室之胄,赤心白意,可與共事,方肯委身。此其出處合於聖賢者。

三代後,武侯是箇小周公,朱子是箇小孔子,具體而微。武侯才大器宏,通身絕無火氣,雖以伊川之刻檄,每與周公同舉,亦尊之至矣。

近世惟朱子八面打開,光明洞達,無一點黑暗處可以起人疑惑。武侯亦是如此。其求救於吳,而曰:「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此是實話,出於至誠,若如戰國策士之掉口舌,權亦黠猞,豈能受其揶揄?法正一飯之恩必酬,睚眥之怨必報,人以為言,武侯曰:「主公之在公安,進退狼跋,孝直為之輔翼,令翱翔不可復制,如何使不得行其意!」武侯立法甚嚴,自律極謹,而權於人情,又極寬明,是為情面,郎直說無復遮護。人說陳壽與武侯有仇,故說他「奇謀為短」,不知此句卻是武侯功臣。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郎不用奇謀,何況武侯。武侯行兵,竟是太公、方叔之遺。孫、吳一片詭詐,成何局面。妙在武侯又不遷潤,口中亦不說不用奇謀,只似引繩墨,切事情,而所行都是直接三代之事。如今尋武侯一點黑暗處亦沒有。

武侯有手段,侈人以司馬溫公比之。溫公是個好人,才具焉能比武侯?當時曹操雖死,謀臣猛將尚多,兵經百鏈,三分天下有其二。武侯用彈丸之蜀,三五年間,魏人栗栗,應舉者都不應舉,以待蜀漢之至,是何聲勢!觀所以治蜀,一事不苟,惟取益州一節,被人議論。朱子到比,亦歎息云:「便是後代聖賢難做。」 武侯本意倒要先主受劉表之讓,當時若受了荊州,荊、益相連,劉璋合弱,聲罪西征,何等光明正大。後來據荊襲益,畢竟虧理。只因先主為主,武侯未必把持得住,如東征之役,亦不能止,君臣之際難言之矣。武侯去既去不得,不取益州又無站腳處,奈何!

昭烈之取蜀,武侯不設一謀,不著一語,然隆中之對,未嘗不以比為言。大樂武侯郎取蜀,亦必有道,不肯不光明正大耳。

朱子謂:「漢、唐來,做事密者惟武侯,猶未免有疏處。」不知朱子說他疏處安在,豈以荊州單付關侯,及用馬謖之類耶?關侯與先主如骨肉,必不容他人監押,荊州之任,又非關侯不可。馬謖雖敗,更見眾整。武侯軍見前面敗而不動,所以魏人謂之「動如風,止如山」。

吳臨川言:「不聞聖人之道,雖德行如司馬文正,才略如諸葛忠武,亦未足以興禮樂。」此是宋人習氣語。錫曰:「文中子云:『孔明無死,禮樂有興。』然橫渠有云:『若不聞性與天道,而欲制禮作樂者末矣。』然則武侯能聞性與天道乎?」曰:「禪家有悟而修者,有修而悟者。湯、武反之,亦是勉勉不已,功夫純熟,透到性天上來。武侯不是粗節豪傑,看他一言一動,毫不苟且,安知其不直透上一層?若李忠定,便疏節潤目,饒使才略大,極其能事,不過做到恢復,使天下富強而止。禮樂要無私無我,至誠大公,本之躬行心得之賒,薰蒸流溢,人人皆信而從之,合下便『郊焉而格,廟焉而饗』不是但考核制度,頒行天下,郎算得數。禮樂不是遠事,自日用行習,家庭微曖,何處不是?能興禮樂之人,須時時事事,無一不合禮樂。又須詳考古來因革之變,紀數音節源流之故,審時度務,合於變通損益之宜。博學詳說,至精至當,方可見之設施。」

後世用兵,都不能出孫、吳之外,惟武侯脫去比窠臼。管仲伐楚,不問僭王之罪,而尋摘至小不可考校之事,朱子謂是不肯殘民之意。樂毅威力本可下齊,其不進,或亦有此意。故文中子許夏侯泰初「善發其蘊」。武侯自比管、樂,必當有見。武侯節制之師,法令嚴明,其兵與渭濱之民雜處,而若不知,是何等調度。文中子云:「孔明不死,禮樂有興。」今以臆度之,若興禮樂,恐武侯不及朱子考求得精細。然就其設施,凡廬舍供饋,井窀溷廁,皆井然有法,已是禮;內外和輯,上下安服,遠近感動,已是樂。郎以意為之,必不大差。

武侯,同時人無不服,身後人無不服,雖警敵如魏、吳亦無不服。先主目空一世,計見武侯時,年已四十餘,武侯才二十六歲,一見便傾倒。世謂陳壽與武侯有隙而貶之,大謬。陳壽《進諸葛文集表》,前說「管、蕭之亞」者,漢人眼孔耳。後面比之召公,又謂「以佚道使」,「以生道殺」尚有何不足。如今想他不及聖人,卻不在據荊取益,倒是《勸進表》。雖非出其手,畢竟武侯為首,中間填許多讖緯。若是程朱,斷有斟酌。又手寫申、韓以授後主,申、韓有何佳處?此則聖人不為也。豈所謂「天民之未粹」者,亦近之乎。

立朝與僚屬同事,最不可露出我是正人的意思,害事最大。東吳張溫被罪而死,武侯聞之,疑訝不得其故。久之曰:「我得之矣,清濁太明。」比便是武侯大處。不如此,不能用人,不能成事。

時務隨事不同。《春秋》書楚為「子」,假令孔子厄陳、蔡時,楚子發兵救之,圍既解而延見,畢竟不得稱他為「子」。孫權稱帝,正是漢賊,孔明不討而稱賀,比類正可參想。

問:「程朱自然都做得事。當時伊川若交付他西夏,朱子交付他恢復,未知能如武侯否?」曰:「朱子自然做得來,祇是像武侯不像武侯,未可知。」問: 「伊川畢竟如何?」曰:「須是從人主,以至宮中、府中,一切都依他整理一番,他才做,不然便罷。若是從劉先主,先主略不依他,他自然即同隆中去了。武侯既被先主折節下賢,從他出來,不大差,亦便隨分做了。聖人中如周公,既有聖人之德,又通身才藝,自是不同。若伊、呂,想其作用亦未必遠過武侯。管仲才大,又有學同,祇是較之武侯,卻許多不如。非是說他必然繼周而王,才算功烈不卑,只『尊攘』二字,他便做得有限。桓公四十年中,並不見朝王一次,至以天下諸侯臨楚,不過數說他兩件沒要緊事。雖朱子替他原情,有『不肯殘民』之說,終是不能制楚之命才如此。武侯亦賀孫權郎位,卻是事機當然,必如此方好並力於魏。魏滅,不怕吳不服,與管仲不同。」

孔明有巧思,木牛流馬亦是想出來的。腳用四小輪,容易行動,棧道路窄,車大難行,牛馬卻步窄,前用一人牽動,其後十數俱可牽連而行。

靜中工夫,惟閑時可用。孔明自廿六歲出來,日倥傯於戎馬之間,曾無刻蝦,而月:「學須靜也,才須畢也。」想他天資高,時時將心提起,用著實落工夫來。

服友要取直諒,自己受益,不受盡言者,始於予智,終於至愚。夫子稱舜好問好察,不必賢智之言,始足聽也。耕問奴,織問婢,他所素習,必勝於我。武侯天資高,曰「廣諮詢」;曰「聞過必改,而無吝色」;曰「吾心如秤,不能為物作輕重」。故功雖未成,而信格神明,勢傾天下,當時稱服,了無異詞,後世傳誦,久而彌光。

武侯以區區之蜀,能抗衡於吳、魏者,得人之力也。「宮中、府中須一體,不宜內外異法。親賢臣,遠小人」。不過淡淡數語,實則千古治亂之經。故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

徐元直說:「俗儒不知世務,識時務者為俊傑。」武侯云:「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議,動引聖人。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據江東。」正所謂「俗儒」也。

朱子謂陳群「為賊佐命」,詞嚴而義正。荀攸自應入比例。或雖為操謀主,至與操謀篡必無其事。殘之侍中,原是漢官,未嘗仕操。操建國稱魏,則或死而後操為之。或阻董昭以致殺身一節,亦自可取。若其婚於宦官,則或方二歲,其父為之耳。或之罪,當從未減。鍾旺。

龐士元論人才,不肯求全責備,這個心胸,便可以稱「鳳雛」。

蜀漢雖小。年數不多,卻有可觀。人物之盛,亦不止一武侯。郎如開侯對張遼言:「吾極知曹公待我厚,但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悖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何等磊落!趙子龍不受第宅,曰:「霍去病尚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漢室未復,無所用此。」又謂:「漢賊曹操,非孫權。」都中義理。張翼德釋嚴顏,奉之上坐而受教,何等風誼!受劉子初之侮慢而不怒,何等氣度!至後尚有蔣公琰、費文偉,即姜伯約亦有意思。朱子以正統歸之,允當。「熒惑守心」之說,渺茫不可知,惟以人道大義為定,方是正理。魏之人物,惟曹子建耳,仲達輩不足道也。江東人物,惟周公瑾,次魯子敬,餘不足道也。

趙雲、張嶷不獨有將略,其見事明決,持重老成,實古重臣之選。

問:「管幼安名望甚重,果是何如?」曰:「其人未免雜些黃老氣,本傳中載他一篇文字,細檢便見。」清植。司馬懿有功於魏甚大,其耐得定處,便是他的本領,便是高手。

作事要個底子。如行兵,古人有幾句不可易的說話,若「頓兵堅城之下」,「置之死地而後生」,「窮寇勿追」之類,至「兩軍相抗哀者勝」,則又片言居要矣。鄧艾已至蜀,是死兵,台宜堅壁清野,勿與交鋒。諸葛瞻遽與之戰,全不知乃翁兵法者。

知人任人,是人君大事。取人以身,從根本做下來者頗少。如苻堅淫昏無比,為用王景略,便能立國。唐武宗任李德裕,亦有效。祇是錯的狠多,所以知人是難事。

唐太宗天資英發,若有人引他到正路上,便當他不起。因為他只學得駕馭人之法,雖聳動得外國人聞其崩而嫠面,終不是「至誠動物」也。凡人處事,都不消自己暴白,只這點心,萬古人皆知之。

唐太宗事事料理過,又承蘇綽之後,所以治效為三代以下所僅見。但大根本已錯了,又所謂「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者,絕不加意,所以再傳而有武氏之禍。

立言最要謹慎。魏鄭公、顏魯公,為人忠亮節義如此。魯公為文,往往雜於浮屠之說;鄭公作《李密墓誌》,感密舊恩,猶之可也,更稱讚暢素,極其推高,豈非失言。鍾旺。

商、周之際,除夷、齊外,微、箕且就武王之封,商容亦受武王之表。《書》錄《微子》,《易》係《明夷》,《詩》歌白馬,孔子亦曰:「殷有三仁。」總量其心之無他,而一於仁也。是心非可假托,而人遂信之也。皎日霽月,萬夫皆見。狄梁公親相武后,反唐又身後事,而儒者諒其為唐。蓋當日無可退休之勢,只得委蛇以圖濟。又自下位以至為相,皆有清惠及民,故《經世》所推者,子房、梁公而已。大抵天生民而立之司牧,非徒以榮之,將使助逃邙生養斯民也。苟以救民為心,雖湯、武之放伐,《大易》以為順天應人;管仲之事讎,聖人以為仁。孟子曰: 「民為貴,社稷次之。」所見精矣。

遇時勢極難處,只有一無依傍,聽天順理,不作主意而已。施將軍說:「飄洋遇風者,只有砍倒大桅,隨風所吹,或得近岸,不爾無不覆者。」郭汾陽善用此法,拋置生死於度外,倒得身名俱泰。當時若欲萬全,久無汾陽矣。此理《周易》說盡。

汾陽純忠無私,然才具略短,不得臨淮相助,恐難成功。郭、李素不相睦,及郭為帥,李乃自縛請罪。郭驚謝之曰:「王室多難,豈修私怨時耶!」遂兩相交契。此等處,實高人數等。《易傳》以孔明與周公並舉,而以汾陽次之,果非等閑。

唐人設科,有「學窺孔、顏」、「道侔伊、呂」等目。終唐之世,惟張曲江中伊、呂科,孔、顏一科,竟為虛設。紱同:「『窺』字,不為十分深造如韓退之,還可充得此科否?」曰:「退之果能窺見,然終是狂,不是孔、顏底氣象。」有間,又曰:「若將退之充孔、顏科,陸忠宣充伊、呂科,亦還去得。忠宣盡有經緯。」清植。

《易》言「有親則可久」,郎盛德至善不能忘之意。大凡久而不忘者,須是德至城感人,才能久而不忘。宋時,有書生《吊仁宗詩》云:「桑麻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吏」下著「不能」二字妙,寫出含容寬厚,與漢武非武健嚴酷,惡能勝任者,不啻逕庭。此亦是「伺親可久」,但不能「有功可大」耳。當時賢奸迭進,用人無常,安能立功?如何不受西夏的氣?總是明白要緊。既有誠心,又要明善。所以程朱說格致那樣鄭重,看來如鳥雙翼,缺一不可。

顏魯公忠義強直,至死不變。陸子靜推唐有三人:顏魯公、杜子美、陸宣公,而緯文公不與焉。朱子為王梅溪作序,所推剛者五人:漢之武侯,唐之杜工部、魯公,宋之范文正公及梅溪。其人為朱、陸所稱,豈偶然哉!問:「文正聲價,竟在韓魏公上。」曰:「天地問,最重是成就人材。宋之道學,派是文正開的,其心量光明廣大。歐陽公亦喜汲引後進,然近於詞章意思多。文正則理學氣節、奇才異能,無不兼收,所以聲光炬赫。」

富鄭公、文潞公,看來不過是有學問的老實端正一邊人。范文正事業不必勝人,而為第一流者,功在推獎人才,故陳止齋謂「百年用其餘」也。王荊舒人品何嘗不高,而罪不可赦者,以其摧殘人才也。要造就當下人才,要培養後來人才,武侯不得培養工夫。且造就當下的,忠厚者用其德,技勇者用其才,所以能建功立事。

伊尹云:「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天地間道理是公共的,人說不妥,到底有些毛病。所以武侯祇要人攻其短,不是故意如比。他高明,直見得事理無盡,非一人之見,便能至當不易。裁斷雖是一人,眾議必要周盡。竟是「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的本領。此卻是聖賢窮理治事根本。王荊公只為少卻這段意思,便萬事瓦裂。武侯在草廬,見龐德公便拜,身為將相,見許司徒亦拜,此是何等意度!王荊公於韓、富諸公,皆視之若無有,日對明道先生,猶謂其「言如上壁,兩目不見人」,如何成事?凡做事,與人商量有好處。推與眾人,即是與人為善之意。

荊公變科舉之制亦是,如何將孔子所定之經,竟欲重加去取?去《儀禮》,又去《春秋》,至詆為「斷爛朝報」,而自己作《三經新義》,盡廢前人之說,幾幾欲奪孔子之席。狂妄孰甚焉!論理如此,其見之事可知。程朱雖疵駁前人,惟至漢而止,然漢人有片言之善,何嘗不錄。如「望道而未之見」,漢儒解作見殷之天命未改,賢人尚多,望太平而未之見。溫公至據以疑《孟子》。比等不辨,是護漢儒而陳孔孟矣。事有同行而異情者,此類是也。

王介甫若治一郡,比東坡強。介甫事事留心,實欲立事。東坡輕財重義,清廉高活,文采風流,至民生政務,不似介甫有實心。

宋神宗之用荊公,明建文之用正學,皆非前代所有,惜其敗事,令儒者短氣。建文時,本無人。神宗對著明道,寧宗對著朱子,而歎無人,其然,豈其然乎?

神宗升遐時,邵伯溫問明道曰:「時事將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相矣。」曰:「果相如何,」曰:「君實擔當不曉事,晦叔曉事不擔當。以熙、豐之人,除熙、豐之政,以漸則可,不然衣冠之禍未艾。」後一一如其言。然朱子謂明道「為之則可,不然君子小人亦難雜然並處」。大約明道卻能如此。孫盛稱諸葛「威略,能撿衛矣謁」。撿者,知也;衛者,行也;略,撿也;威,衛也。惟「知、仁、勇」全,而「至誠」者能之。

李忠定每用輒效,次第井然,祇是略急些。竟是一粗武侯。

武穆歸來時,風色已可見,入作樞密,何如且韜晦自全。如王沂公之於丁謂,徐文真之於嚴嵩,忍耐以待其變。大抵君子欲攻小人,則小人之黨必固,不如且放鬆,其黨必自相攻擊,乃可相機而動。

古今兩大恨:秋風五丈原,一也;金牌十二道,二也。一天為之,一人為之。武侯正命猶可,武穆直枉死牢獄,且並其子戮於市曹。然至今,三尺童子莫不知尊武侯、武穆,亦莫不切齒秦檜。人心即是天心,可知及身之事,乃氣數之雜耳。敝鄉蔡京子孫,都認作忠惠公子孫;呂惠卿子孫,俱不肯認惠卿為祖。有子孫而滅絕,然則天之性其可違乎?

門人問:「中興將帥,還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無人。」所貴於聖賢者,以其言可信,使人物事跡,於載下據以得其實耳。武穆死時,朱子已廿餘歲,豈有見聞不確者?邱瓊山說秦檜有存宋之功,武穆不死,亦未必能平金人。後人錯記,或指作朱子語,可笑之甚。

張德遠為宋齊愈劾去李忠定,齊愈何人也?乃首出張邦昌姓名,擁戴邦昌者。自是忠定終於不起,而宋祚遂終於臨安。後又不喜武穆,全是私意。雖朱子為作行狀,不敢謂非徇南軒情面也。問:「此亦可見南軒差處。父既官至將相,功罪須付之史官,與士大夫公論,何用粉飾表暴?」曰:「然。程子於大中,朱子於韋齋,毫無溢美。大中當承平之世,不汲汲仕進,一見茂叔,郎知為非常人,遣子從學,是何等人品!韋齋獨先排擊秦檜,是何等氣節!而其子不多稱焉。蓋如此,然後人信之,若裝點些無實之事,人便非笑。然則非自非笑其父也,一間耳。禹言『四凶』舉其三,諱父惡也,道理不過如是而止。是非者,天下之公,非可以私情移也。」錫曰:「此事流弊甚遠。馴至於今,守身誠身都不講,甚至供養俱不周,惟於親死之後,架空撰為志狀,或經營入鄉賢祠,便以為孝子尊親之至。以致學宮之內,儈伍叢雜,賢者恥與為列。迺知道理一錯,其弊有不可言者。」先生曰:「然。魏公後亦復薦忠定,魏公得罪,忠定亦救之。大抵魏公尚是正經人,但糊塗太甚耳。」

張魏公平生祇管誤事,朱子每多恕詞,或以南軒之故。呂舜徒仕張邦昌,則不可訓。雖以東萊力為迦護,亦不得不直其辭。鍾旺。

胡康侯以秦檜為王佐,這玻嶰見在《春秋傳》上。論古人不著古人,則看今人亦不著今人矣。大約知人從虛公窮理上來的,便不差。亦是天分居多,各人眼神不同。又單講辦事而不論根本,便易錯。

薦賢育才,上聖之美節。王荊公見得人皆不己若,得位行政,總不得賢能之力,便是規模器局小。規模器局小,則才亦小矣。先主從不識武侯,聽徐元直語,就懇切求見,屈躬三頗,卒收其效。荊公聞濂溪名,一再相訪而不得見,遂忿然不復往。胡文定提舉湖北時,謝上蔡為應城令,文定因行部欲往謁,先之以書,止蔡不報。文定未至其縣,郎止從人,入境徒步往見。上蔡見之於公堂,坐定,文定見兩旁隸人如木雕,遂稟學焉。文定之視荊公,其賢遠矣。

南宋不可與東晉並論者,以有朱子,遂增重十倍。孔明之在蜀亦然。以知聖賢之益人國者在千古,其一時之裨助,猶淺之乎為見也。

相傳文文山初中狀元,一相者潛至朝堂瞰歸,語人曰:「在某處立者大貴,在末座年少大凶。」在某處立者,乃留夢炎,宋座郎文山也。後留果為兩朝宰相,而文殺死。有人薦一日者於陸子靜,子靜問曰:「齊景公有馬千駟,算得出不?」曰:「算得。」「夷、齊餓死首陽,算得出不?」曰:「算得。」「齊景公卻死之日民無稱,夷、齊卻民到於今稱之,算得出不?」其人無以答。

三網五常整頓起來,便天地日月亦覺添許多清明。明太祖知得此意,故靖難時,忠烈之臣極多。至亡國,猶忠義如林。一統太平二百餘年,宮闈間極乾淨,可見此是天地之心。

人材之興,端由學校,太學為四方觀瞻,尤屬要緊。洪武雖不讀書,卻能以此為急務。每日下學,聽諸生講誦,郎偶不至,亦令畫工暗圖師弟子作何營幹。諸生有歸省者,必賜之表裏,至糜餼居處之細,件件理會周到。迄今勒石學宮者,猶可考。直恁專一誠切,故雖經永樂及魏忠賢之摧殘,而節義滾出。大率培養之力居多。殉。

元時,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產。明太祖於中街立高樓,令卒偵望其上,聞有弦管飲博者,即縛至,倒懸樓上,飲水三日而死。雖立法太嚴,然所以激厲頹靡處,志氣規模果不尋常,竟有「一人橫行,武王恥之」之意。不然天下已定,習俗已久,何苦使偷惰者反有故元寬大之思。但使聖人處之,必當有道,不至如比過於苛急耳。

古君臣相與,其善者都是榜樣。如留侯與高帝,忠武與昭烈,鄭公與文皇皆好。方正學年方廿餘,被薦到京,太祖命宗伯陪宴於禮部,乃白衣據上座,以師道自居。太祖令畫工暗圖其像,曰:「斯人何傲,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太平。」遂送伴蜀王。是皆可為榜樣,惜後憤事,遂減聲亻賈。

方正學就所著文字,便有許多糊塗處。當時皆以為曠世一見之人,國家留為伊、周者,後用起來,當靖難時,著著都錯。這就是他學問有病。才高意廣,好說大話,實用處便少。祇要自己位置一個,古人便不是。但看武侯,何嘗有絲毫要做伊、周,不過當下且做得不至敗亡,踏踏實實,做一件是一件,無暇高自期許。後來人卻以伊、周許之。

客有論宋代人材優於他代,明卻人材少,想因太平年久,英華散了,所以不生人。先生曰:「亦是靖難時摧殘太甚,上帝怒而不生。秦始皇把幾簽讀書人坑了,直至國亡,無一人為死者。只有一東陵侯,後來亦為蕭相國諸公門客。就是新莽、隋煬,皆有死節人,獨秦無之。」

洪武起自農家,只教人力田讀書,深惡貪汙,卻博得士大夫知廉恥。嘉靖以前,無攜宦貲歸家營產者。蔡虛齋既登第,不求仕,惟在開元寺授徒。一日為其母畫像,母久不出,虛齋往請,母曰:「汝成進士十年,我尚不得一新布衣,不欲出見客也。」虛齋大傷之,郎赴選。在任心動,告歸,不久而父逝。後又貧,不能自給,求得南京部司,以去鄉近也。到任又心動,復告歸,其母亦不久郎逝,人以為孝感。虛齋提學江西,寄四金以周其寡表嫂,丁寧告誡,萬勿浪費。當時人雖窮,卻窮得熱鬧。如春天樹木,何嘗盡有花葉,覺得有生意;冬天何嘗無寒花,覺得枯索。蓋樹木亦要小草來幫襯,便有氣色。百姓細民,乃士大夫之小草也。

有明一代學問,凡前人說過的話,便不屑說,卻要另出意解。鄭世子、韓大司馬、楊椒山講樂,一無承受,直接虞舜;王陽明講學,便似從孔子後,到他方明白。孔子像豫知後來有這般人,所以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此定人之學問,百不一失。有所承受,一路考訂來者,便是。作而不述,不信而好古者,便不是。

季本明德初讀《律呂新書》不了徹,乃扁舟請教於章楓山。楓山曰:「此是絕學,吾友程篁敬無書不讀,亦不能知。」明德歸而求之,卻明白了,著幾篇論,極乾淨。

黃石齋就擒時,門人多相隨,石齋一再辭之,曰:「我為大臣,義宜死,諸君無為也。」猶不去,石齋乃曰:「諸君踐土食毛,義亦可死,但未食祿,亦可以無死。今與諸君訣,甘殉難者止,否則各有父母妻子,毋為冒不測也。」眾乃泣別,惟七人願從: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時遭逢仁恕,令前代遺臣梗不服者,得切欸行刑,毋許專殺。由是石齋師徒皆下獄以待。石齋入獄郎絕粒,大帥憂其蚤斃也,百方進食飲,皆不顧。乃募漳人之賈於江寧者,至獄以鄉情相慰藉,猶不食。於是邀與遊於市,抉攜以出,刃媭肆,強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獻。石齋曰:「酒以合歡,今鄉井相聚,小飲可乎,但必毋過三爵。」眾皆喜諾,遂飲三爵。更一肆,則又三爵。以此,閱數日不至於斃。及就義之晨,二官入謁,拜如儀,曰:「為公送喜。」石齋曰:「吾國破君亡,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請,許公就義矣。」石齋笑曰:「是誠可喜,但妝輩安能解比。」因歷數二官之家世閥閱也,而嗬其罪。二官皆浹背趨去,不敢仰視。頃之,石齋乘小車出,七人從。中途,石齋返顧後車,七人者皆無人色,石齋笑曰:「怖乎?毋庸。忍一刻即千秋矣。」七人皆應曰:「然。」比至西華門,石齋忽墜車下。一指揮趨進掖之,且慰曰:「毋恐。」石齋瞋目叱之曰:「是何言歟!天下豈有畏死黃道周哉!此地為輦路所經,吾不可以乘而過,因絕食足弱,下而致僕,吾何恐哉!」指揮愕然易容,因跪曰: 「此地萬人瞻仰,公又困憊,即就大事可乎?」石齋四顧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訖,一老僕請以數字貽家,石齋躊躇曰:「無可言者。」固請,乃裂衣襟,齧指血,書曰:「網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七人者亦血書一幅,云:「師存與存,師亡與亡。」石齋體故昂藏,立而受刑,又義風凜凜,行刑者手栗,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悸,急跪曰:「公坐。」石齋頸已中刃,血淋漓,猶頷之曰:「可。」乃坐而受刑焉。其時大帥亦閩人也,大書牌云:「偽閣部黃某首」,巡示沿江。一兵以他首易,而匣藏之古墓中。後數年,石齋子至江寧求遺骸,有以兵事告者,其子詣之。兵人款至浹月,乃與到古墓,取匣開視,面尚如生,遂以歸葬。

石齋雖當時用之,恐無益於亂亡,救亂須有體有用之人。石齋每於晚食後,始排書案,及漏下,雙眸炯炯,手不停披。服役者令翻書帙給使令,皆不得閑。至四鼓,僕從憊甚,乃就枕。其夫人善書畫,書法甚與石齋類。

徐偉長《中論》,有一段論行不及知處,不為無理,若看得透,便大不錯。明代士大夫如石齋輩,煉出一股不怕死風氣,名節果厲。第其批鱗捋須,九死不迥者,都不能將所爭之事,於君國果否有益,盤算個明白。大都是意見意氣上相競耳,行有餘而知不足,其病卻大。

某聞郭蒯菴棻言,黃石齋濃眉高觀,面帶風霜,溫體仁方持朝綱,開口輒呼「溫賊」。

明自正、嘉以前,程子《全書》,朱子《文集》、《語類》,尚未盛行,學者所讀,祇是《大全》及《性理》而已。而其時,士風質實,雖或膚淺,卻少背戾。嘉靖後,一派務高,遂釀成明末那樣風氣。鍾旺。

宋家一代,風流篤厚,臣子表奏,率從君身上直詞批糾,毫不委婉,曾無被誅者。韓雖怒,諸賢流竄耳。沈繼祖請殺朱子,朱子得朝報,不語而散行庭中,既而曰:「我這頭,且暫戴在這裏。」移時,又曰:「自古聖人不曾被人殺死。」聖人果無被殺者,就是大賢,亦只比干一人,是路窮了方如此。伊川晚年便謝遣生徒,曰:「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足矣,不必及吾門也。」漢之黨錮,明之東林,多太過,便是要以死求名,聖賢無此法門。

東漢之末,東林之盛,是處土橫議,遙執朝權,競勝不止,故致顛覆。孔子當昭公被逐之時,韜光斂鍔,閉門讀書,如不聞也者。及老而居衛,適當出公拒父,此何等事,而孔子受其公養,住五六年,亦置之不論。安卿曰:「於此見聖人之作用。」曰:「論作用便差,要看出聖人未嘗不在利害上斟酌,究歸於《中庸》不可易的道理。又要看出他謹嚴,一絲不走處方好。虛說卻不得力。季氏逐昭公,孔子未嘗食君之祿,分所不屬,何為多事?孟子曰:『鄉鄰有鬥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以常情論,似大決絕,然細思之,道理卻顛撲不破。鄉鄰本非至親,往救而不力,則許;往救而力,則代鄉鄭而與鬥者為讎,或致被辱傷生以危父母,皆不可知。即不然,如今律例,鬥毆殺人,在旁不救者,亦有不應問擬,就是牽連作人命干證,亦屬無謂。『雖閉戶可也』,的確應如此。夫子居衛,其初不過住歇店,其君知之,送些柴米,受之可也。使出公能委國以聽,夫子自有正名一番設施。既不見用,何為以局外之人為不入耳之計?夫子當日不稅冕而行,已與魯絕,不便自歸。至老,欲還鄉,惟衛與魯近,只得居衛。彼時地位道理,止當如此,故曰『聖之時』。」

孟子說「伯夷隘』,非是說惡人之朝應立,惡人應與之言。他當殷、周之際,並無職守,優遊西山,亦可卒歲。乃見得世非黃、農,便過不得。朱子平生不肯出來,一過分水嶺,便為生往死歸之計,直與君相爭執到底。及罷而歸,便讀書會友,不問朝政。假若看得一片武夷山仍住不得,除非是死,荊斨不必。魏忠賢之禍,諸賢赴湯蹈火,自是忠烈。但韜晦些以存此身,未始不可。《易經》「以杞包瓜」,道理甚好。瓜乃易腐之物,豈能耐杞?小人凶惡已甚,自然敗在眼前。及其敗而吾輩在,國尚有人。直弄得到後來,元凶已去,無人可用,而國之受害酷矣,亦「伯夷隘」之流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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