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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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收录于:《四库全书

历代[编辑]

舜葬苍梧,是广西已入版图;禹会涂山,是浙东已人版图。不知宣王中兴,赫声濯灵,何以淮、徐郎呼为戎、夷?江南、湖广,春秋时皆槟为荆吴,非我族类?大抵诸侯各君其国,天子有道则来朝,否则职贡不至,声教遂阻。定九先生曰:“观武丁朝诸侯有天下,可见武丁未出,诸侯不可得而朝也。”总之,王畿虽为万国系属,而各国却委其自治,圣人公天下之心原是如此。

武王取商,不闻商家有死难之人。当时箕子、胶鬲以下,自然尚有其人,因武王处得好,大家便相安。并不见胶鬲出为周用,周亦不曾强胶鬲使为己用。这便是两尽其道。

管仲器小,且不须推说到正心修德,致主王道上去。假令孔子请讨陈恒,鲁从其请,断无夺齐国土之事,不过诛其罪人,置君而去。至义声满天下,自然四方仰而待命,如文王之世矣。孟子之以齐王,亦是以齐之地,行政救民,使天下归心耳。断不是要夺周家天下而有之也。古者方伯专征,或天子以所征之地赏功则可受;又或要荒之外,蠢动暴害者,取之可也。古公初时国甚小,后来便大,想是多得西戎之地耳。断没有圣贤利人之有,而攘而据之之事。管仲便是又灭几个小国,驳维不纯。

问:“使孔子为君、为相,亦如尧、舜、周公足矣。”曰:“只怕比周公更浑然妩迹些。孔子干净无比,事事稳,又收得好。虽曰‘危邦不入”,他却曾入;‘乱邦不居’,他却曾居。所谓‘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

商鞅开阡陌,可见以前阡陌尚存。三代田制,如何急忙变得尽,直至鞅始无遗。又人之为兵,亦鞅为之,信是千古罪人。不过要变换新法,夺人相位,就做出此等事。商鞅、李斯当不得位时,好读不正之书,著不正议论。及得志,便恶焰滔天。所以读书要正当,莫著怪僻之论,有此一段怪论,便恐有发作时。

孟子言“好善优于天下”,《大学》之“一个臣”,便是此二字注脚,有此二字,无所不有。萧河与高祖同起丰沛,良、平皆后进,高祖任用之,何无几微不平之意。自己老老实实的管粮饷,又荐一韩信,赖以成功,故功为诸臣冠。

人但知焚书者李斯,不知萧何不为无罪。何原是吏,故从入关,止知收图籍,为钱粮兵马计,经书皆置不问。至项羽一炬,乃尽渐灭。秦人所禁,禁其行于民间者耳,所谓“王府则有”者,固在也。

韩信之败,就在闻郦生下齐,自耻不如,遂袭而取之。功必欲自己出,败之根也。韩信等之善将,

如蛛之结网,蜂之酿蜜,他的偏长是天生的。亦有学问,他学问于这一路,偏容易,偏在行。

程朱身分高,又见得到,直眼大如箕。三代下所推者,不过几人:董江都、诸葛武侯、文中子、韩文公,馀则称陆敬舆、郭汾阳。如韩魏公,则曰“间气”,范文正,则曰“才气老成”。

某看汉儒中,如江都、武侯,实在做得事来,次之便算贾长沙、刘更生、班孟坚。孟坚一部《汉书》,何所不有,议论又得要领,后人议其品行,似属过苛。当日窦宪出征,朝廷命固从之,岂得不行?既与同行,宪得功而归,要他做篇文字,岂得不作,更生峭直忠鲠,但略伤急躁。长沙不及董、葛醇正,夹杂霸道。

汉文以长沙傅梁王,以龟错傅太子,可谓误于择师。

客言:“王莽未篡时,觉得天下无他伶俐。既篡位,一日呆似一日。”曰:“便是。古人说得好,欺天者天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穆穆之天,未必做此位俩,鬼神便有许多驳杂的来弄你。”

巨鹿、昆阳皆以少胜众。项羽一战而骄,诸侯膝行而前,气焰太露。光武一味收敛,伯升为更始所杀,夜间泪湿枕席,平居却不露声色,便是成事气量。

古来高隐人,不尽是忘世,多是志愿极大,见不能然,遂决意不臣人。武侯不立史官,他自看得功业不上眼,故不屑记。如不遇先主,自然高隐终身,孙、曹岂足挂眼。严子陵便是看得光武未能十分像意,所以不肯出。即邵康节先生,亦是英霸之资。

耿、邓辈赞光武,以弘济艰难,不过保全天下之人身。子陵高风峻节,不污新莽,亦不臣光武,乃能激厉天下之人心。东汉末,宦祸、党锢频兴,而赴仁蹈义者,视死如归,子陵之力也。于《易》:“《蛊》者,事也”,故皆曰“干”,至上独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盖所干者更大,不可谓非事也。定九先生曰: “孟子答士何事,曰‘尚志’,正是此义。”

吊严子陵诗文,以权文公、范文正公为绝唱。权诗直说到风尚为淳,而曰:“焉用佐天子,持此报故人。”高涧纯粹,又是实事。范纪两边说得到,一边高,一边大,包涵甚远。明太祖著论,乃曰:“子陵若在,难乎免于今之世。”殊欠度量。王姚江自以驱驰王事,而以荷篑讥之。意亦褊浅。

方正学作《子陵诗》极可厌。古今君臣惟此最飘洒,是一段佳话,有何放不过,定要说得扫兴至此,况郭后又安知其无可废之道。友云:“其实丽华却是糟糠,郭后反是后来所立。”至吕东莱以宋弘语为讽郭后事,宋弘薨于建武六年,废郭后乃十七年事,安得预为讽耶?古人亦有愤愤时。

汉宣综核名实,虽校弆,竟弄成一名法天下。至孝明,始锐意兴复礼乐,虽止皮毛,然已能使人尚名节。可见礼乐之功大。

邓伯道事,《小学》采之,其实有过处。弟子固要保全,己子纵不能两顾,听他追随不上,万一得活,亦不可知。何必缚在树上,使贼戕之。郭巨之子,必不得已只好听他饥毙,埋之殊属害理。这都是汉、晋人好名之弊。

客气用事,好名作威,其人必不可与共事。李元礼为司隶校尉,宦官之弟已避入柱中,便当住手,乘此以慑群小足矣。何必破柱杀之,以致激变。武侯事事严肃,却又肯放过,所以妙。

汉之高、文、武、宣、明、章诸帝,天分皆不及先主。先主遗命几句,语似平常,而所见甚高。“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是何等胸次识解。高、文、武、宣诸君,都用不得武侯,郎唐太宗好自见聪明,亦未必用得。

项羽精采,最是沉船破釜,能断而行,所以成破秦之功。其无用之状,全见于鸿门之宴。非谓卿子冠军与高祖皆宜杀,只于适合机宜与不中机宜处,见其大概耳。项羽起手杀太守,便规模不好。昭烈兴趣事却有度,不轻杀人,其于督邮也,鞭之而已。口不离仁义之言,遗诏数语,老靠决断。

先主不忍东征之举,后来武侯收拾,便如人遭濒死大病,虽已痊可,元气终未能复。假令当年能忍,姑与吴和,俟曹操死后,以先主之英伟,加武侯之干济,据河、渭上流以争天下,必大得志。人不能如圣人之大公,便须坚忍。一能坚忍,成就便不可量。孟子以太王配勾践,总押在畏天上说,铢两不差。

帝王总以知人为要。昭烈论学问文采,智谋勇略,俱不及曹操,当时陈元龙、郑康成辈,皆推重之,可见他认得人,得王霸之要。又名义正,得一武侯,增多少气焰。后来又肯读书,至遗诏,乃己笔,在汉诏中为第一。大约大英雄,未有不学问者。

孟子言:“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故曰:“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有何妨?为其惟导世主以富强,势必至夺民之利而归之上也。其论独夫,直推到天生民而立之君,原是为民来,都是透顶议论。近来读史,将此意一观,觉得三代下不堪着眼。曹操之恶,不消到暗移神器,诛戮忠良。只看他报陶谦之仇,将徐州鸡犬下留。一陶谦耳,徐州之人何辜?这便是贼盗所为。昭烈逃至长阪,已是临危,尚不忍弃百姓。武侯使有孟子家法。朱子论其拔三千户而归,云:“是皆归命于汉者,不尔恐魏人屠之,非因街亭之败,欲以此遮当其罪。”其论确矣。武侯之外,如郭令公、范文正公、司马温公,皆实有孟子之意。但武侯做得来尤一毫不苟,能令司马懿老奸宿猾不敢动手,为儒者吐气。不然那一辈盗贼,以为儒者竟无用,但空言夸大耳。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名目甚正,当时天下士翕然归之,逆节并未萌也。武院不往而反南迁,静中已窥见其底里矣。当时形势人物,俱看得了了于中,本意拼得终身不出。及见先主帝室之胄,赤心白意,可与共事,方肯委身。此其出处合于圣贤者。

三代后,武侯是个小周公,朱子是个小孔子,具体而微。武侯才大器宏,通身绝无火气,虽以伊川之刻檄,每与周公同举,亦尊之至矣。

近世惟朱子八面打开,光明洞达,无一点黑暗处可以起人疑惑。武侯亦是如此。其求救于吴,而曰:“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此是实话,出于至诚,若如战国策士之掉口舌,权亦黠猞,岂能受其揶揄?法正一饭之恩必酬,睚眦之怨必报,人以为言,武侯曰:“主公之在公安,进退狼跋,孝直为之辅翼,令翱翔不可复制,如何使不得行其意!”武侯立法甚严,自律极谨,而权于人情,又极宽明,是为情面,郎直说无复遮护。人说陈寿与武侯有仇,故说他“奇谋为短”,不知此句却是武侯功臣。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郎不用奇谋,何况武侯。武侯行兵,竟是太公、方叔之遗。孙、吴一片诡诈,成何局面。妙在武侯又不迁润,口中亦不说不用奇谋,只似引绳墨,切事情,而所行都是直接三代之事。如今寻武侯一点黑暗处亦没有。

武侯有手段,侈人以司马温公比之。温公是个好人,才具焉能比武侯?当时曹操虽死,谋臣猛将尚多,兵经百链,三分天下有其二。武侯用弹丸之蜀,三五年间,魏人栗栗,应举者都不应举,以待蜀汉之至,是何声势!观所以治蜀,一事不苟,惟取益州一节,被人议论。朱子到比,亦叹息云:“便是后代圣贤难做。” 武侯本意倒要先主受刘表之让,当时若受了荆州,荆、益相连,刘璋合弱,声罪西征,何等光明正大。后来据荆袭益,毕竟亏理。只因先主为主,武侯未必把持得住,如东征之役,亦不能止,君臣之际难言之矣。武侯去既去不得,不取益州又无站脚处,奈何!

昭烈之取蜀,武侯不设一谋,不著一语,然隆中之对,未尝不以比为言。大乐武侯郎取蜀,亦必有道,不肯不光明正大耳。

朱子谓:“汉、唐来,做事密者惟武侯,犹未免有疏处。”不知朱子说他疏处安在,岂以荆州单付关侯,及用马谡之类耶?关侯与先主如骨肉,必不容他人监押,荆州之任,又非关侯不可。马谡虽败,更见众整。武侯军见前面败而不动,所以魏人谓之“动如风,止如山”。

吴临川言:“不闻圣人之道,虽德行如司马文正,才略如诸葛忠武,亦未足以兴礼乐。”此是宋人习气语。锡曰:“文中子云:‘孔明无死,礼乐有兴。’然横渠有云:‘若不闻性与天道,而欲制礼作乐者末矣。’然则武侯能闻性与天道乎?”曰:“禅家有悟而修者,有修而悟者。汤、武反之,亦是勉勉不已,功夫纯熟,透到性天上来。武侯不是粗节豪杰,看他一言一动,毫不苟且,安知其不直透上一层?若李忠定,便疏节润目,饶使才略大,极其能事,不过做到恢复,使天下富强而止。礼乐要无私无我,至诚大公,本之躬行心得之赊,薰蒸流溢,人人皆信而从之,合下便‘郊焉而格,庙焉而飨’不是但考核制度,颁行天下,郎算得数。礼乐不是远事,自日用行习,家庭微暧,何处不是?能兴礼乐之人,须时时事事,无一不合礼乐。又须详考古来因革之变,纪数音节源流之故,审时度务,合于变通损益之宜。博学详说,至精至当,方可见之设施。”

后世用兵,都不能出孙、吴之外,惟武侯脱去比窠臼。管仲伐楚,不问僭王之罪,而寻摘至小不可考校之事,朱子谓是不肯残民之意。乐毅威力本可下齐,其不进,或亦有此意。故文中子许夏侯泰初“善发其蕴”。武侯自比管、乐,必当有见。武侯节制之师,法令严明,其兵与渭滨之民杂处,而若不知,是何等调度。文中子云:“孔明不死,礼乐有兴。”今以臆度之,若兴礼乐,恐武侯不及朱子考求得精细。然就其设施,凡庐舍供馈,井窀溷厕,皆井然有法,已是礼;内外和辑,上下安服,远近感动,已是乐。郎以意为之,必不大差。

武侯,同时人无不服,身后人无不服,虽警敌如魏、吴亦无不服。先主目空一世,计见武侯时,年已四十馀,武侯才二十六岁,一见便倾倒。世谓陈寿与武侯有隙而贬之,大谬。陈寿《进诸葛文集表》,前说“管、萧之亚”者,汉人眼孔耳。后面比之召公,又谓“以佚道使”,“以生道杀”尚有何不足。如今想他不及圣人,却不在据荆取益,倒是《劝进表》。虽非出其手,毕竟武侯为首,中间填许多谶纬。若是程朱,断有斟酌。又手写申、韩以授后主,申、韩有何佳处?此则圣人不为也。岂所谓“天民之未粹”者,亦近之乎。

立朝与僚属同事,最不可露出我是正人的意思,害事最大。东吴张温被罪而死,武侯闻之,疑讶不得其故。久之曰:“我得之矣,清浊太明。”比便是武侯大处。不如此,不能用人,不能成事。

时务随事不同。《春秋》书楚为“子”,假令孔子厄陈、蔡时,楚子发兵救之,围既解而延见,毕竟不得称他为“子”。孙权称帝,正是汉贼,孔明不讨而称贺,比类正可参想。

问:“程朱自然都做得事。当时伊川若交付他西夏,朱子交付他恢复,未知能如武侯否?”曰:“朱子自然做得来,祇是像武侯不像武侯,未可知。”问: “伊川毕竟如何?”曰:“须是从人主,以至宫中、府中,一切都依他整理一番,他才做,不然便罢。若是从刘先主,先主略不依他,他自然即同隆中去了。武侯既被先主折节下贤,从他出来,不大差,亦便随分做了。圣人中如周公,既有圣人之德,又通身才艺,自是不同。若伊、吕,想其作用亦未必远过武侯。管仲才大,又有学同,祇是较之武侯,却许多不如。非是说他必然继周而王,才算功烈不卑,只‘尊攘’二字,他便做得有限。桓公四十年中,并不见朝王一次,至以天下诸侯临楚,不过数说他两件没要紧事。虽朱子替他原情,有‘不肯残民’之说,终是不能制楚之命才如此。武侯亦贺孙权郎位,却是事机当然,必如此方好并力于魏。魏灭,不怕吴不服,与管仲不同。”

孔明有巧思,木牛流马亦是想出来的。脚用四小轮,容易行动,栈道路窄,车大难行,牛马却步窄,前用一人牵动,其后十数俱可牵连而行。

静中工夫,惟闲时可用。孔明自廿六岁出来,日倥偬于戎马之间,曾无刻虾,而月:“学须静也,才须毕也。”想他天资高,时时将心提起,用着实落工夫来。

服友要取直谅,自己受益,不受尽言者,始于予智,终于至愚。夫子称舜好问好察,不必贤智之言,始足听也。耕问奴,织问婢,他所素习,必胜于我。武侯天资高,曰“广咨询”;曰“闻过必改,而无吝色”;曰“吾心如秤,不能为物作轻重”。故功虽未成,而信格神明,势倾天下,当时称服,了无异词,后世传诵,久而弥光。

武侯以区区之蜀,能抗衡于吴、魏者,得人之力也。“宫中、府中须一体,不宜内外异法。亲贤臣,远小人”。不过淡淡数语,实则千古治乱之经。故可与《伊训》、《说命》相表里。

徐元直说:“俗儒不知世务,识时务者为俊杰。”武侯云:“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议,动引圣人。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据江东。”正所谓“俗儒”也。

朱子谓陈群“为贼佐命”,词严而义正。荀攸自应入比例。或虽为操谋主,至与操谋篡必无其事。残之侍中,原是汉官,未尝仕操。操建国称魏,则或死而后操为之。或阻董昭以致杀身一节,亦自可取。若其婚于宦官,则或方二岁,其父为之耳。或之罪,当从未减。锺旺。

庞士元论人才,不肯求全责备,这个心胸,便可以称“凤雏”。

蜀汉虽小。年数不多,却有可观。人物之盛,亦不止一武侯。郎如开侯对张辽言:“吾极知曹公待我厚,但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悖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何等磊落!赵子龙不受第宅,曰:“霍去病尚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汉室未复,无所用此。”又谓:“汉贼曹操,非孙权。”都中义理。张翼德释严颜,奉之上坐而受教,何等风谊!受刘子初之侮慢而不怒,何等气度!至后尚有蒋公琰、费文伟,即姜伯约亦有意思。朱子以正统归之,允当。“荧惑守心”之说,渺茫不可知,惟以人道大义为定,方是正理。魏之人物,惟曹子建耳,仲达辈不足道也。江东人物,惟周公瑾,次鲁子敬,馀不足道也。

赵云、张嶷不独有将略,其见事明决,持重老成,实古重臣之选。

问:“管幼安名望甚重,果是何如?”曰:“其人未免杂些黄老气,本传中载他一篇文字,细检便见。”清植。司马懿有功于魏甚大,其耐得定处,便是他的本领,便是高手。

作事要个底子。如行兵,古人有几句不可易的说话,若“顿兵坚城之下”,“置之死地而后生”,“穷寇勿追”之类,至“两军相抗哀者胜”,则又片言居要矣。邓艾已至蜀,是死兵,台宜坚壁清野,勿与交锋。诸葛瞻遽与之战,全不知乃翁兵法者。

知人任人,是人君大事。取人以身,从根本做下来者颇少。如苻坚淫昏无比,为用王景略,便能立国。唐武宗任李德裕,亦有效。祇是错的狠多,所以知人是难事。

唐太宗天资英发,若有人引他到正路上,便当他不起。因为他只学得驾驭人之法,虽耸动得外国人闻其崩而嫠面,终不是“至诚动物”也。凡人处事,都不消自己暴白,只这点心,万古人皆知之。

唐太宗事事料理过,又承苏绰之后,所以治效为三代以下所仅见。但大根本已错了,又所谓“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者,绝不加意,所以再传而有武氏之祸。

立言最要谨慎。魏郑公、颜鲁公,为人忠亮节义如此。鲁公为文,往往杂于浮屠之说;郑公作《李密墓志》,感密旧恩,犹之可也,更称赞畅素,极其推高,岂非失言。锺旺。

商、周之际,除夷、齐外,微、箕且就武王之封,商容亦受武王之表。《书》录《微子》,《易》系《明夷》,《诗》歌白马,孔子亦曰:“殷有三仁。”总量其心之无他,而一于仁也。是心非可假托,而人遂信之也。皎日霁月,万夫皆见。狄梁公亲相武后,反唐又身后事,而儒者谅其为唐。盖当日无可退休之势,只得委蛇以图济。又自下位以至为相,皆有清惠及民,故《经世》所推者,子房、梁公而已。大抵天生民而立之司牧,非徒以荣之,将使助逃邙生养斯民也。苟以救民为心,虽汤、武之放伐,《大易》以为顺天应人;管仲之事仇,圣人以为仁。孟子曰: “民为贵,社稷次之。”所见精矣。

遇时势极难处,只有一无依傍,听天顺理,不作主意而已。施将军说:“飘洋遇风者,只有砍倒大桅,随风所吹,或得近岸,不尔无不覆者。”郭汾阳善用此法,抛置生死于度外,倒得身名俱泰。当时若欲万全,久无汾阳矣。此理《周易》说尽。

汾阳纯忠无私,然才具略短,不得临淮相助,恐难成功。郭、李素不相睦,及郭为帅,李乃自缚请罪。郭惊谢之曰:“王室多难,岂修私怨时耶!”遂两相交契。此等处,实高人数等。《易传》以孔明与周公并举,而以汾阳次之,果非等闲。

唐人设科,有“学窥孔、颜”、“道侔伊、吕”等目。终唐之世,惟张曲江中伊、吕科,孔、颜一科,竟为虚设。绂同:“‘窥’字,不为十分深造如韩退之,还可充得此科否?”曰:“退之果能窥见,然终是狂,不是孔、颜底气象。”有间,又曰:“若将退之充孔、颜科,陆忠宣充伊、吕科,亦还去得。忠宣尽有经纬。”清植。

《易》言“有亲则可久”,郎盛德至善不能忘之意。大凡久而不忘者,须是德至城感人,才能久而不忘。宋时,有书生《吊仁宗诗》云:“桑麻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吏”下著“不能”二字妙,写出含容宽厚,与汉武非武健严酷,恶能胜任者,不啻迳庭。此亦是“伺亲可久”,但不能“有功可大”耳。当时贤奸迭进,用人无常,安能立功?如何不受西夏的气?总是明白要紧。既有诚心,又要明善。所以程朱说格致那样郑重,看来如鸟双翼,缺一不可。

颜鲁公忠义强直,至死不变。陆子静推唐有三人:颜鲁公、杜子美、陆宣公,而纬文公不与焉。朱子为王梅溪作序,所推刚者五人:汉之武侯,唐之杜工部、鲁公,宋之范文正公及梅溪。其人为朱、陆所称,岂偶然哉!问:“文正声价,竟在韩魏公上。”曰:“天地问,最重是成就人材。宋之道学,派是文正开的,其心量光明广大。欧阳公亦喜汲引后进,然近于词章意思多。文正则理学气节、奇才异能,无不兼收,所以声光炬赫。”

富郑公、文潞公,看来不过是有学问的老实端正一边人。范文正事业不必胜人,而为第一流者,功在推奖人才,故陈止斋谓“百年用其馀”也。王荆舒人品何尝不高,而罪不可赦者,以其摧残人才也。要造就当下人才,要培养后来人才,武侯不得培养工夫。且造就当下的,忠厚者用其德,技勇者用其才,所以能建功立事。

伊尹云:“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天地间道理是公共的,人说不妥,到底有些毛病。所以武侯祇要人攻其短,不是故意如比。他高明,直见得事理无尽,非一人之见,便能至当不易。裁断虽是一人,众议必要周尽。竟是“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有若无,实若虚”的本领。此却是圣贤穷理治事根本。王荆公只为少却这段意思,便万事瓦裂。武侯在草庐,见庞德公便拜,身为将相,见许司徒亦拜,此是何等意度!王荆公于韩、富诸公,皆视之若无有,日对明道先生,犹谓其“言如上壁,两目不见人”,如何成事?凡做事,与人商量有好处。推与众人,即是与人为善之意。

荆公变科举之制亦是,如何将孔子所定之经,竟欲重加去取?去《仪礼》,又去《春秋》,至诋为“断烂朝报”,而自己作《三经新义》,尽废前人之说,几几欲夺孔子之席。狂妄孰甚焉!论理如此,其见之事可知。程朱虽疵驳前人,惟至汉而止,然汉人有片言之善,何尝不录。如“望道而未之见”,汉儒解作见殷之天命未改,贤人尚多,望太平而未之见。温公至据以疑《孟子》。比等不辨,是护汉儒而陈孔孟矣。事有同行而异情者,此类是也。

王介甫若治一郡,比东坡强。介甫事事留心,实欲立事。东坡轻财重义,清廉高活,文采风流,至民生政务,不似介甫有实心。

宋神宗之用荆公,明建文之用正学,皆非前代所有,惜其败事,令儒者短气。建文时,本无人。神宗对着明道,宁宗对着朱子,而叹无人,其然,岂其然乎?

神宗升遐时,邵伯温问明道曰:“时事将如何?”曰:“司马君实、吕晦叔相矣。”曰:“果相如何,”曰:“君实担当不晓事,晦叔晓事不担当。以熙、丰之人,除熙、丰之政,以渐则可,不然衣冠之祸未艾。”后一一如其言。然朱子谓明道“为之则可,不然君子小人亦难杂然并处”。大约明道却能如此。孙盛称诸葛“威略,能捡卫矣谒”。捡者,知也;卫者,行也;略,捡也;威,卫也。惟“知、仁、勇”全,而“至诚”者能之。

李忠定每用辄效,次第井然,祇是略急些。竟是一粗武侯。

武穆归来时,风色已可见,入作枢密,何如且韬晦自全。如王沂公之于丁谓,徐文真之于严嵩,忍耐以待其变。大抵君子欲攻小人,则小人之党必固,不如且放松,其党必自相攻击,乃可相机而动。

古今两大恨:秋风五丈原,一也;金牌十二道,二也。一天为之,一人为之。武侯正命犹可,武穆直枉死牢狱,且并其子戮于市曹。然至今,三尺童子莫不知尊武侯、武穆,亦莫不切齿秦桧。人心即是天心,可知及身之事,乃气数之杂耳。敝乡蔡京子孙,都认作忠惠公子孙;吕惠卿子孙,俱不肯认惠卿为祖。有子孙而灭绝,然则天之性其可违乎?

门人问:“中兴将帅,还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无人。”所贵于圣贤者,以其言可信,使人物事迹,于载下据以得其实耳。武穆死时,朱子已廿馀岁,岂有见闻不确者?邱琼山说秦桧有存宋之功,武穆不死,亦未必能平金人。后人错记,或指作朱子语,可笑之甚。

张德远为宋齐愈劾去李忠定,齐愈何人也?乃首出张邦昌姓名,拥戴邦昌者。自是忠定终于不起,而宋祚遂终于临安。后又不喜武穆,全是私意。虽朱子为作行状,不敢谓非徇南轩情面也。问:“此亦可见南轩差处。父既官至将相,功罪须付之史官,与士大夫公论,何用粉饰表暴?”曰:“然。程子于大中,朱子于韦斋,毫无溢美。大中当承平之世,不汲汲仕进,一见茂叔,郎知为非常人,遣子从学,是何等人品!韦斋独先排击秦桧,是何等气节!而其子不多称焉。盖如此,然后人信之,若装点些无实之事,人便非笑。然则非自非笑其父也,一间耳。禹言‘四凶’举其三,讳父恶也,道理不过如是而止。是非者,天下之公,非可以私情移也。”锡曰:“此事流弊甚远。驯至于今,守身诚身都不讲,甚至供养俱不周,惟于亲死之后,架空撰为志状,或经营入乡贤祠,便以为孝子尊亲之至。以致学宫之内,侩伍丛杂,贤者耻与为列。迺知道理一错,其弊有不可言者。”先生曰:“然。魏公后亦复荐忠定,魏公得罪,忠定亦救之。大抵魏公尚是正经人,但糊涂太甚耳。”

张魏公平生祇管误事,朱子每多恕词,或以南轩之故。吕舜徒仕张邦昌,则不可训。虽以东莱力为迦护,亦不得不直其辞。锺旺。

胡康侯以秦桧为王佐,这玻嶰见在《春秋传》上。论古人不著古人,则看今人亦不著今人矣。大约知人从虚公穷理上来的,便不差。亦是天分居多,各人眼神不同。又单讲办事而不论根本,便易错。

荐贤育才,上圣之美节。王荆公见得人皆不己若,得位行政,总不得贤能之力,便是规模器局小。规模器局小,则才亦小矣。先主从不识武侯,听徐元直语,就恳切求见,屈躬三颇,卒收其效。荆公闻濂溪名,一再相访而不得见,遂忿然不复往。胡文定提举湖北时,谢上蔡为应城令,文定因行部欲往谒,先之以书,止蔡不报。文定未至其县,郎止从人,入境徒步往见。上蔡见之于公堂,坐定,文定见两旁隶人如木雕,遂禀学焉。文定之视荆公,其贤远矣。

南宋不可与东晋并论者,以有朱子,遂增重十倍。孔明之在蜀亦然。以知圣贤之益人国者在千古,其一时之裨助,犹浅之乎为见也。

相传文文山初中状元,一相者潜至朝堂瞰归,语人曰:“在某处立者大贵,在末座年少大凶。”在某处立者,乃留梦炎,宋座郎文山也。后留果为两朝宰相,而文杀死。有人荐一日者于陆子静,子静问曰:“齐景公有马千驷,算得出不?”曰:“算得。”“夷、齐饿死首阳,算得出不?”曰:“算得。”“齐景公却死之日民无称,夷、齐却民到于今称之,算得出不?”其人无以答。

三网五常整顿起来,便天地日月亦觉添许多清明。明太祖知得此意,故靖难时,忠烈之臣极多。至亡国,犹忠义如林。一统太平二百馀年,宫闱间极干净,可见此是天地之心。

人材之兴,端由学校,太学为四方观瞻,尤属要紧。洪武虽不读书,却能以此为急务。每日下学,听诸生讲诵,郎偶不至,亦令画工暗图师弟子作何营干。诸生有归省者,必赐之表里,至糜饩居处之细,件件理会周到。迄今勒石学宫者,犹可考。直恁专一诚切,故虽经永乐及魏忠贤之摧残,而节义滚出。大率培养之力居多。殉。

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楼,令卒侦望其上,闻有弦管饮博者,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虽立法太严,然所以激厉颓靡处,志气规模果不寻常,竟有“一人横行,武王耻之”之意。不然天下已定,习俗已久,何苦使偷惰者反有故元宽大之思。但使圣人处之,必当有道,不至如比过于苛急耳。

古君臣相与,其善者都是榜样。如留侯与高帝,忠武与昭烈,郑公与文皇皆好。方正学年方廿馀,被荐到京,太祖命宗伯陪宴于礼部,乃白衣据上座,以师道自居。太祖令画工暗图其像,曰:“斯人何傲,吾不能用,留为子孙光辅太平。”遂送伴蜀王。是皆可为榜样,惜后愤事,遂减声亻贾。

方正学就所著文字,便有许多糊涂处。当时皆以为旷世一见之人,国家留为伊、周者,后用起来,当靖难时,著著都错。这就是他学问有病。才高意广,好说大话,实用处便少。祇要自己位置一个,古人便不是。但看武侯,何尝有丝毫要做伊、周,不过当下且做得不至败亡,踏踏实实,做一件是一件,无暇高自期许。后来人却以伊、周许之。

客有论宋代人材优于他代,明却人材少,想因太平年久,英华散了,所以不生人。先生曰:“亦是靖难时摧残太甚,上帝怒而不生。秦始皇把几签读书人坑了,直至国亡,无一人为死者。只有一东陵侯,后来亦为萧相国诸公门客。就是新莽、隋炀,皆有死节人,独秦无之。”

洪武起自农家,只教人力田读书,深恶贪污,却博得士大夫知廉耻。嘉靖以前,无携宦赀归家营产者。蔡虚斋既登第,不求仕,惟在开元寺授徒。一日为其母画像,母久不出,虚斋往请,母曰:“汝成进士十年,我尚不得一新布衣,不欲出见客也。”虚斋大伤之,郎赴选。在任心动,告归,不久而父逝。后又贫,不能自给,求得南京部司,以去乡近也。到任又心动,复告归,其母亦不久郎逝,人以为孝感。虚斋提学江西,寄四金以周其寡表嫂,丁宁告诫,万勿浪费。当时人虽穷,却穷得热闹。如春天树木,何尝尽有花叶,觉得有生意;冬天何尝无寒花,觉得枯索。盖树木亦要小草来帮衬,便有气色。百姓细民,乃士大夫之小草也。

有明一代学问,凡前人说过的话,便不屑说,却要另出意解。郑世子、韩大司马、杨椒山讲乐,一无承受,直接虞舜;王阳明讲学,便似从孔子后,到他方明白。孔子像豫知后来有这般人,所以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此定人之学问,百不一失。有所承受,一路考订来者,便是。作而不述,不信而好古者,便不是。

季本明德初读《律吕新书》不了彻,乃扁舟请教于章枫山。枫山曰:“此是绝学,吾友程篁敬无书不读,亦不能知。”明德归而求之,却明白了,著几篇论,极干净。

黄石斋就擒时,门人多相随,石斋一再辞之,曰:“我为大臣,义宜死,诸君无为也。”犹不去,石斋乃曰:“诸君践土食毛,义亦可死,但未食禄,亦可以无死。今与诸君诀,甘殉难者止,否则各有父母妻子,毋为冒不测也。”众乃泣别,惟七人愿从: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时遭逢仁恕,令前代遗臣梗不服者,得切欸行刑,毋许专杀。由是石斋师徒皆下狱以待。石斋入狱郎绝粒,大帅忧其蚤毙也,百方进食饮,皆不顾。乃募漳人之贾于江宁者,至狱以乡情相慰藉,犹不食。于是邀与游于市,抉携以出,刃媭肆,强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献。石斋曰:“酒以合欢,今乡井相聚,小饮可乎,但必毋过三爵。”众皆喜诺,遂饮三爵。更一肆,则又三爵。以此,阅数日不至于毙。及就义之晨,二官入谒,拜如仪,曰:“为公送喜。”石斋曰:“吾国破君亡,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请,许公就义矣。”石斋笑曰:“是诚可喜,但妆辈安能解比。”因历数二官之家世阀阅也,而嗬其罪。二官皆浃背趋去,不敢仰视。顷之,石斋乘小车出,七人从。中途,石斋返顾后车,七人者皆无人色,石斋笑曰:“怖乎?毋庸。忍一刻即千秋矣。”七人皆应曰:“然。”比至西华门,石斋忽坠车下。一指挥趋进掖之,且慰曰:“毋恐。”石斋瞋目叱之曰:“是何言欤!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此地为辇路所经,吾不可以乘而过,因绝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哉!”指挥愕然易容,因跪曰: “此地万人瞻仰,公又困惫,即就大事可乎?”石斋四顾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讫,一老仆请以数字贻家,石斋踌躇曰:“无可言者。”固请,乃裂衣襟,啮指血,书曰:“网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七人者亦血书一幅,云:“师存与存,师亡与亡。”石斋体故昂藏,立而受刑,又义风凛凛,行刑者手栗,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悸,急跪曰:“公坐。”石斋颈已中刃,血淋漓,犹颔之曰:“可。”乃坐而受刑焉。其时大帅亦闽人也,大书牌云:“伪阁部黄某首”,巡示沿江。一兵以他首易,而匣藏之古墓中。后数年,石斋子至江宁求遗骸,有以兵事告者,其子诣之。兵人款至浃月,乃与到古墓,取匣开视,面尚如生,遂以归葬。

石斋虽当时用之,恐无益于乱亡,救乱须有体有用之人。石斋每于晚食后,始排书案,及漏下,双眸炯炯,手不停披。服役者令翻书帙给使令,皆不得闲。至四鼓,仆从惫甚,乃就枕。其夫人善书画,书法甚与石斋类。

徐伟长《中论》,有一段论行不及知处,不为无理,若看得透,便大不错。明代士大夫如石斋辈,炼出一股不怕死风气,名节果厉。第其批鳞捋须,九死不迥者,都不能将所争之事,于君国果否有益,盘算个明白。大都是意见意气上相竞耳,行有馀而知不足,其病却大。

某闻郭蒯庵棻言,黄石斋浓眉高观,面带风霜,温体仁方持朝纲,开口辄呼“温贼”。

明自正、嘉以前,程子《全书》,朱子《文集》、《语类》,尚未盛行,学者所读,祇是《大全》及《性理》而已。而其时,士风质实,虽或肤浅,却少背戾。嘉靖后,一派务高,遂酿成明末那样风气。锺旺。

宋家一代,风流笃厚,臣子表奏,率从君身上直词批纠,毫不委婉,曾无被诛者。韩虽怒,诸贤流窜耳。沈继祖请杀朱子,朱子得朝报,不语而散行庭中,既而曰:“我这头,且暂戴在这里。”移时,又曰:“自古圣人不曾被人杀死。”圣人果无被杀者,就是大贤,亦只比干一人,是路穷了方如此。伊川晚年便谢遣生徒,曰:“各尊所闻,各行所知,足矣,不必及吾门也。”汉之党锢,明之东林,多太过,便是要以死求名,圣贤无此法门。

东汉之末,东林之盛,是处土横议,遥执朝权,竞胜不止,故致颠覆。孔子当昭公被逐之时,韬光敛锷,闭门读书,如不闻也者。及老而居卫,适当出公拒父,此何等事,而孔子受其公养,住五六年,亦置之不论。安卿曰:“于此见圣人之作用。”曰:“论作用便差,要看出圣人未尝不在利害上斟酌,究归于《中庸》不可易的道理。又要看出他谨严,一丝不走处方好。虚说却不得力。季氏逐昭公,孔子未尝食君之禄,分所不属,何为多事?孟子曰:‘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以常情论,似大决绝,然细思之,道理却颠扑不破。乡邻本非至亲,往救而不力,则许;往救而力,则代乡郑而与斗者为仇,或致被辱伤生以危父母,皆不可知。即不然,如今律例,斗殴杀人,在旁不救者,亦有不应问拟,就是牵连作人命干证,亦属无谓。‘虽闭户可也’,的确应如此。夫子居卫,其初不过住歇店,其君知之,送些柴米,受之可也。使出公能委国以听,夫子自有正名一番设施。既不见用,何为以局外之人为不入耳之计?夫子当日不税冕而行,已与鲁绝,不便自归。至老,欲还乡,惟卫与鲁近,只得居卫。彼时地位道理,止当如此,故曰‘圣之时’。”

孟子说“伯夷隘’,非是说恶人之朝应立,恶人应与之言。他当殷、周之际,并无职守,优游西山,亦可卒岁。乃见得世非黄、农,便过不得。朱子平生不肯出来,一过分水岭,便为生往死归之计,直与君相争执到底。及罢而归,便读书会友,不问朝政。假若看得一片武夷山仍住不得,除非是死,荆斨不必。魏忠贤之祸,诸贤赴汤蹈火,自是忠烈。但韬晦些以存此身,未始不可。《易经》“以杞包瓜”,道理甚好。瓜乃易腐之物,岂能耐杞?小人凶恶已甚,自然败在眼前。及其败而吾辈在,国尚有人。直弄得到后来,元凶已去,无人可用,而国之受害酷矣,亦“伯夷隘”之流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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