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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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
[编辑]舜葬苍梧，是广西已入版图；禹会涂山，是浙东已人版图。不知宣王中兴，赫声濯灵，何以淮、徐郎呼为戎、夷？江南、湖广，春秋时皆槟为荆吴，非我族类？大抵诸侯各君其国，天子有道则来朝，否则职贡不至，声教遂阻。定九先生曰：“观武丁朝诸侯有天下，可见武丁未出，诸侯不可得而朝也。”总之，王畿虽为万国系属，而各国却委其自治，圣人公天下之心原是如此。
武王取商，不闻商家有死难之人。当时箕子、胶鬲以下，自然尚有其人，因武王处得好，大家便相安。并不见胶鬲出为周用，周亦不曾强胶鬲使为己用。这便是两尽其道。
管仲器小，且不须推说到正心修德，致主王道上去。假令孔子请讨陈恒，鲁从其请，断无夺齐国土之事，不过诛其罪人，置君而去。至义声满天下，自然四方仰而待命，如文王之世矣。孟子之以齐王，亦是以齐之地，行政救民，使天下归心耳。断不是要夺周家天下而有之也。古者方伯专征，或天子以所征之地赏功则可受；又或要荒之外，蠢动暴害者，取之可也。古公初时国甚小，后来便大，想是多得西戎之地耳。断没有圣贤利人之有，而攘而据之之事。管仲便是又灭几个小国，驳维不纯。
问：“使孔子为君、为相，亦如尧、舜、周公足矣。”曰：“只怕比周公更浑然妩迹些。孔子干净无比，事事稳，又收得好。虽曰‘危邦不入”，他却曾入；‘乱邦不居’，他却曾居。所谓‘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
商鞅开阡陌，可见以前阡陌尚存。三代田制，如何急忙变得尽，直至鞅始无遗。又人之为兵，亦鞅为之，信是千古罪人。不过要变换新法，夺人相位，就做出此等事。商鞅、李斯当不得位时，好读不正之书，著不正议论。及得志，便恶焰滔天。所以读书要正当，莫著怪僻之论，有此一段怪论，便恐有发作时。
孟子言“好善优于天下”，《大学》之“一个臣”，便是此二字注脚，有此二字，无所不有。萧河与高祖同起丰沛，良、平皆后进，高祖任用之，何无几微不平之意。自己老老实实的管粮饷，又荐一韩信，赖以成功，故功为诸臣冠。
人但知焚书者李斯，不知萧何不为无罪。何原是吏，故从入关，止知收图籍，为钱粮兵马计，经书皆置不问。至项羽一炬，乃尽渐灭。秦人所禁，禁其行于民间者耳，所谓“王府则有”者，固在也。
韩信之败，就在闻郦生下齐，自耻不如，遂袭而取之。功必欲自己出，败之根也。韩信等之善将，
如蛛之结网，蜂之酿蜜，他的偏长是天生的。亦有学问，他学问于这一路，偏容易，偏在行。
程朱身分高，又见得到，直眼大如箕。三代下所推者，不过几人：董江都、诸葛武侯、文中子、韩文公，馀则称陆敬舆、郭汾阳。如韩魏公，则曰“间气”，范文正，则曰“才气老成”。
某看汉儒中，如江都、武侯，实在做得事来，次之便算贾长沙、刘更生、班孟坚。孟坚一部《汉书》，何所不有，议论又得要领，后人议其品行，似属过苛。当日窦宪出征，朝廷命固从之，岂得不行？既与同行，宪得功而归，要他做篇文字，岂得不作，更生峭直忠鲠，但略伤急躁。长沙不及董、葛醇正，夹杂霸道。
汉文以长沙傅梁王，以龟错傅太子，可谓误于择师。
客言：“王莽未篡时，觉得天下无他伶俐。既篡位，一日呆似一日。”曰：“便是。古人说得好，欺天者天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穆穆之天，未必做此位俩，鬼神便有许多驳杂的来弄你。”
钜鹿、昆阳皆以少胜众。项羽一战而骄，诸侯膝行而前，气焰太露。光武一味收敛，伯升为更始所杀，夜间泪湿枕席，平居却不露声色，便是成事气量。
古来高隐人，不尽是忘世，多是志愿极大，见不能然，遂决意不臣人。武侯不立史官，他自看得功业不上眼，故不屑记。如不遇先主，自然高隐终身，孙、曹岂足挂眼。严子陵便是看得光武未能十分像意，所以不肯出。即邵康节先生，亦是英霸之资。
耿、邓辈赞光武，以弘济艰难，不过保全天下之人身。子陵高风峻节，不污新莽，亦不臣光武，乃能激厉天下之人心。东汉末，宦祸、党锢频兴，而赴仁蹈义者，视死如归，子陵之力也。于《易》：“《蛊》者，事也”，故皆曰“干”，至上独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盖所干者更大，不可谓非事也。定九先生曰： “孟子答士何事，曰‘尚志’，正是此义。”
吊严子陵诗文，以权文公、范文正公为绝唱。权诗直说到风尚为淳，而曰：“焉用佐天子，持此报故人。”高涧纯粹，又是实事。范纪两边说得到，一边高，一边大，包涵甚远。明太祖著论，乃曰：“子陵若在，难乎免于今之世。”殊欠度量。王姚江自以驱驰王事，而以荷篑讥之。意亦褊浅。
方正学作《子陵诗》极可厌。古今君臣惟此最飘洒，是一段佳话，有何放不过，定要说得扫兴至此，况郭后又安知其无可废之道。友云：“其实丽华却是糟糠，郭后反是后来所立。”至吕东莱以宋弘语为讽郭后事，宋弘薨于建武六年，废郭后乃十七年事，安得预为讽耶？古人亦有愤愤时。
汉宣综核名实，虽校弆，竟弄成一名法天下。至孝明，始锐意兴复礼乐，虽止皮毛，然已能使人尚名节。可见礼乐之功大。
邓伯道事，《小学》采之，其实有过处。弟子固要保全，己子纵不能两顾，听他追随不上，万一得活，亦不可知。何必缚在树上，使贼戕之。郭巨之子，必不得已只好听他饥毙，埋之殊属害理。这都是汉、晋人好名之弊。
客气用事，好名作威，其人必不可与共事。李元礼为司隶校尉，宦官之弟已避入柱中，便当住手，乘此以慑群小足矣。何必破柱杀之，以致激变。武侯事事严肃，却又肯放过，所以妙。
汉之高、文、武、宣、明、章诸帝，天分皆不及先主。先主遗命几句，语似平常，而所见甚高。“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是何等胸次识解。高、文、武、宣诸君，都用不得武侯，郎唐太宗好自见聪明，亦未必用得。
项羽精采，最是沉船破釜，能断而行，所以成破秦之功。其无用之状，全见于鸿门之宴。非谓卿子冠军与高祖皆宜杀，只于适合机宜与不中机宜处，见其大概耳。项羽起手杀太守，便规模不好。昭烈兴趣事却有度，不轻杀人，其于督邮也，鞭之而已。口不离仁义之言，遗诏数语，老靠决断。
先主不忍东征之举，后来武侯收拾，便如人遭濒死大病，虽已痊可，元气终未能复。假令当年能忍，姑与吴和，俟曹操死后，以先主之英伟，加武侯之干济，据河、渭上流以争天下，必大得志。人不能如圣人之大公，便须坚忍。一能坚忍，成就便不可量。孟子以太王配勾践，总押在畏天上说，铢两不差。
帝王总以知人为要。昭烈论学问文采，智谋勇略，俱不及曹操，当时陈元龙、郑康成辈，皆推重之，可见他认得人，得王霸之要。又名义正，得一武侯，增多少气焰。后来又肯读书，至遗诏，乃己笔，在汉诏中为第一。大约大英雄，未有不学问者。
孟子言：“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故曰：“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有何妨？为其惟导世主以富强，势必至夺民之利而归之上也。其论独夫，直推到天生民而立之君，原是为民来，都是透顶议论。近来读史，将此意一观，觉得三代下不堪著眼。曹操之恶，不消到暗移神器，诛戮忠良。只看他报陶谦之仇，将徐州鸡犬下留。一陶谦耳，徐州之人何辜？这便是贼盗所为。昭烈逃至长阪，已是临危，尚不忍弃百姓。武侯使有孟子家法。朱子论其拔三千户而归，云：“是皆归命于汉者，不尔恐魏人屠之，非因街亭之败，欲以此遮当其罪。”其论确矣。武侯之外，如郭令公、范文正公、司马温公，皆实有孟子之意。但武侯做得来尤一毫不苟，能令司马懿老奸宿猾不敢动手，为儒者吐气。不然那一辈盗贼，以为儒者竟无用，但空言夸大耳。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名目甚正，当时天下士翕然归之，逆节并未萌也。武院不往而反南迁，静中已窥见其底里矣。当时形势人物，俱看得了了于中，本意拼得终身不出。及见先主帝室之胄，赤心白意，可与共事，方肯委身。此其出处合于圣贤者。
三代后，武侯是个小周公，朱子是个小孔子，具体而微。武侯才大器宏，通身绝无火气，虽以伊川之刻檄，每与周公同举，亦尊之至矣。
近世惟朱子八面打开，光明洞达，无一点黑暗处可以起人疑惑。武侯亦是如此。其求救于吴，而曰：“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此是实话，出于至诚，若如战国策士之掉口舌，权亦黠猞，岂能受其揶揄？法正一饭之恩必酬，睚眦之怨必报，人以为言，武侯曰：“主公之在公安，进退狼跋，孝直为之辅翼，令翱翔不可复制，如何使不得行其意！”武侯立法甚严，自律极谨，而权于人情，又极宽明，是为情面，郎直说无复遮护。人说陈寿与武侯有仇，故说他“奇谋为短”，不知此句却是武侯功臣。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郎不用奇谋，何况武侯。武侯行兵，竟是太公、方叔之遗。孙、吴一片诡诈，成何局面。妙在武侯又不迁润，口中亦不说不用奇谋，只似引绳墨，切事情，而所行都是直接三代之事。如今寻武侯一点黑暗处亦没有。
武侯有手段，侈人以司马温公比之。温公是个好人，才具焉能比武侯？当时曹操虽死，谋臣猛将尚多，兵经百链，三分天下有其二。武侯用弹丸之蜀，三五年间，魏人栗栗，应举者都不应举，以待蜀汉之至，是何声势！观所以治蜀，一事不苟，惟取益州一节，被人议论。朱子到比，亦叹息云：“便是后代圣贤难做。” 武侯本意倒要先主受刘表之让，当时若受了荆州，荆、益相连，刘璋合弱，声罪西征，何等光明正大。后来据荆袭益，毕竟亏理。只因先主为主，武侯未必把持得住，如东征之役，亦不能止，君臣之际难言之矣。武侯去既去不得，不取益州又无站脚处，奈何！
昭烈之取蜀，武侯不设一谋，不著一语，然隆中之对，未尝不以比为言。大乐武侯郎取蜀，亦必有道，不肯不光明正大耳。
朱子谓：“汉、唐来，做事密者惟武侯，犹未免有疏处。”不知朱子说他疏处安在，岂以荆州单付关侯，及用马谡之类耶？关侯与先主如骨肉，必不容他人监押，荆州之任，又非关侯不可。马谡虽败，更见众整。武侯军见前面败而不动，所以魏人谓之“动如风，止如山”。
吴临川言：“不闻圣人之道，虽德行如司马文正，才略如诸葛忠武，亦未足以兴礼乐。”此是宋人习气语。锡曰：“文中子云：‘孔明无死，礼乐有兴。’然横渠有云：‘若不闻性与天道，而欲制礼作乐者末矣。’然则武侯能闻性与天道乎？”曰：“禅家有悟而修者，有修而悟者。汤、武反之，亦是勉勉不已，功夫纯熟，透到性天上来。武侯不是粗节豪杰，看他一言一动，毫不苟且，安知其不直透上一层？若李忠定，便疏节润目，饶使才略大，极其能事，不过做到恢复，使天下富强而止。礼乐要无私无我，至诚大公，本之躬行心得之赊，薰蒸流溢，人人皆信而从之，合下便‘郊焉而格，庙焉而飨’不是但考核制度，颁行天下，郎算得数。礼乐不是远事，自日用行习，家庭微暧，何处不是？能兴礼乐之人，须时时事事，无一不合礼乐。又须详考古来因革之变，纪数音节源流之故，审时度务，合于变通损益之宜。博学详说，至精至当，方可见之设施。”
后世用兵，都不能出孙、吴之外，惟武侯脱去比窠臼。管仲伐楚，不问僭王之罪，而寻摘至小不可考校之事，朱子谓是不肯残民之意。乐毅威力本可下齐，其不进，或亦有此意。故文中子许夏侯泰初“善发其蕴”。武侯自比管、乐，必当有见。武侯节制之师，法令严明，其兵与渭滨之民杂处，而若不知，是何等调度。文中子云：“孔明不死，礼乐有兴。”今以臆度之，若兴礼乐，恐武侯不及朱子考求得精细。然就其设施，凡庐舍供馈，井窀溷厕，皆井然有法，已是礼；内外和辑，上下安服，远近感动，已是乐。郎以意为之，必不大差。
武侯，同时人无不服，身后人无不服，虽警敌如魏、吴亦无不服。先主目空一世，计见武侯时，年已四十馀，武侯才二十六岁，一见便倾倒。世谓陈寿与武侯有隙而贬之，大谬。陈寿《进诸葛文集表》，前说“管、萧之亚”者，汉人眼孔耳。后面比之召公，又谓“以佚道使”，“以生道杀”尚有何不足。如今想他不及圣人，却不在据荆取益，倒是《劝进表》。虽非出其手，毕竟武侯为首，中间填许多谶纬。若是程朱，断有斟酌。又手写申、韩以授后主，申、韩有何佳处？此则圣人不为也。岂所谓“天民之未粹”者，亦近之乎。
立朝与僚属同事，最不可露出我是正人的意思，害事最大。东吴张温被罪而死，武侯闻之，疑讶不得其故。久之曰：“我得之矣，清浊太明。”比便是武侯大处。不如此，不能用人，不能成事。
时务随事不同。《春秋》书楚为“子”，假令孔子厄陈、蔡时，楚子发兵救之，围既解而延见，毕竟不得称他为“子”。孙权称帝，正是汉贼，孔明不讨而称贺，比类正可参想。
问：“程朱自然都做得事。当时伊川若交付他西夏，朱子交付他恢复，未知能如武侯否？”曰：“朱子自然做得来，祇是像武侯不像武侯，未可知。”问： “伊川毕竟如何？”曰：“须是从人主，以至宫中、府中，一切都依他整理一番，他才做，不然便罢。若是从刘先主，先主略不依他，他自然即同隆中去了。武侯既被先主折节下贤，从他出来，不大差，亦便随分做了。圣人中如周公，既有圣人之德，又通身才艺，自是不同。若伊、吕，想其作用亦未必远过武侯。管仲才大，又有学同，祇是较之武侯，却许多不如。非是说他必然继周而王，才算功烈不卑，只‘尊攘’二字，他便做得有限。桓公四十年中，并不见朝王一次，至以天下诸侯临楚，不过数说他两件没要紧事。虽朱子替他原情，有‘不肯残民’之说，终是不能制楚之命才如此。武侯亦贺孙权郎位，却是事机当然，必如此方好并力于魏。魏灭，不怕吴不服，与管仲不同。”
孔明有巧思，木牛流马亦是想出来的。脚用四小轮，容易行动，栈道路窄，车大难行，牛马却步窄，前用一人牵动，其后十数俱可牵连而行。
静中工夫，惟闲时可用。孔明自廿六岁出来，日倥偬于戎马之间，曾无刻虾，而月：“学须静也，才须毕也。”想他天资高，时时将心提起，用著实落工夫来。
服友要取直谅，自己受益，不受尽言者，始于予智，终于至愚。夫子称舜好问好察，不必贤智之言，始足听也。耕问奴，织问婢，他所素习，必胜于我。武侯天资高，曰“广谘询”；曰“闻过必改，而无吝色”；曰“吾心如秤，不能为物作轻重”。故功虽未成，而信格神明，势倾天下，当时称服，了无异词，后世传诵，久而弥光。
武侯以区区之蜀，能抗衡于吴、魏者，得人之力也。“宫中、府中须一体，不宜内外异法。亲贤臣，远小人”。不过淡淡数语，实则千古治乱之经。故可与《伊训》、《说命》相表里。
徐元直说：“俗儒不知世务，识时务者为俊杰。”武侯云：“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议，动引圣人。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据江东。”正所谓“俗儒”也。
朱子谓陈群“为贼佐命”，词严而义正。荀攸自应入比例。或虽为操谋主，至与操谋篡必无其事。残之侍中，原是汉官，未尝仕操。操建国称魏，则或死而后操为之。或阻董昭以致杀身一节，亦自可取。若其婚于宦官，则或方二岁，其父为之耳。或之罪，当从未减。〈锺旺。〉
庞士元论人才，不肯求全责备，这个心胸，便可以称“凤雏”。
蜀汉虽小。年数不多，却有可观。人物之盛，亦不止一武侯。郎如开侯对张辽言：“吾极知曹公待我厚，但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悖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何等磊落！赵子龙不受第宅，曰：“霍去病尚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汉室未复，无所用此。”又谓：“汉贼曹操，非孙权。”都中义理。张翼德释严颜，奉之上坐而受教，何等风谊！受刘子初之侮慢而不怒，何等气度！至后尚有蒋公琰、费文伟，即姜伯约亦有意思。朱子以正统归之，允当。“荧惑守心”之说，渺茫不可知，惟以人道大义为定，方是正理。魏之人物，惟曹子建耳，仲达辈不足道也。江东人物，惟周公瑾，次鲁子敬，馀不足道也。
赵云、张嶷不独有将略，其见事明决，持重老成，实古重臣之选。
问：“管幼安名望甚重，果是何如？”曰：“其人未免杂些黄老气，本传中载他一篇文字，细检便见。”〈清植。〉司马懿有功于魏甚大，其耐得定处，便是他的本领，便是高手。
作事要个底子。如行兵，古人有几句不可易的说话，若“顿兵坚城之下”，“置之死地而后生”，“穷寇勿追”之类，至“两军相抗哀者胜”，则又片言居要矣。邓艾已至蜀，是死兵，台宜坚壁清野，勿与交锋。诸葛瞻遽与之战，全不知乃翁兵法者。
知人任人，是人君大事。取人以身，从根本做下来者颇少。如苻坚淫昏无比，为用王景略，便能立国。唐武宗任李德裕，亦有效。祇是错的狠多，所以知人是难事。
唐太宗天资英发，若有人引他到正路上，便当他不起。因为他只学得驾驭人之法，虽耸动得外国人闻其崩而嫠面，终不是“至诚动物”也。凡人处事，都不消自己暴白，只这点心，万古人皆知之。
唐太宗事事料理过，又承苏绰之后，所以治效为三代以下所仅见。但大根本已错了，又所谓“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者，绝不加意，所以再传而有武氏之祸。
立言最要谨慎。魏郑公、颜鲁公，为人忠亮节义如此。鲁公为文，往往杂于浮屠之说；郑公作《李密墓志》，感密旧恩，犹之可也，更称赞畅素，极其推高，岂非失言。〈锺旺。〉
商、周之际，除夷、齐外，微、箕且就武王之封，商容亦受武王之表。《书》录《微子》，《易》系《明夷》，《诗》歌白马，孔子亦曰：“殷有三仁。”总量其心之无他，而一于仁也。是心非可假托，而人遂信之也。皎日霁月，万夫皆见。狄梁公亲相武后，反唐又身后事，而儒者谅其为唐。盖当日无可退休之势，只得委蛇以图济。又自下位以至为相，皆有清惠及民，故《经世》所推者，子房、梁公而已。大抵天生民而立之司牧，非徒以荣之，将使助逃邙生养斯民也。苟以救民为心，虽汤、武之放伐，《大易》以为顺天应人；管仲之事仇，圣人以为仁。孟子曰： “民为贵，社稷次之。”所见精矣。
遇时势极难处，只有一无依傍，听天顺理，不作主意而已。施将军说：“飘洋遇风者，只有砍倒大桅，随风所吹，或得近岸，不尔无不覆者。”郭汾阳善用此法，抛置生死于度外，倒得身名俱泰。当时若欲万全，久无汾阳矣。此理《周易》说尽。
汾阳纯忠无私，然才具略短，不得临淮相助，恐难成功。郭、李素不相睦，及郭为帅，李乃自缚请罪。郭惊谢之曰：“王室多难，岂修私怨时耶！”遂两相交契。此等处，实高人数等。《易传》以孔明与周公并举，而以汾阳次之，果非等闲。
唐人设科，有“学窥孔、颜”、“道侔伊、吕”等目。终唐之世，惟张曲江中伊、吕科，孔、颜一科，竟为虚设。绂同：“‘窥’字，不为十分深造如韩退之，还可充得此科否？”曰：“退之果能窥见，然终是狂，不是孔、颜底气象。”有间，又曰：“若将退之充孔、颜科，陆忠宣充伊、吕科，亦还去得。忠宣尽有经纬。”〈清植。〉
《易》言“有亲则可久”，郎盛德至善不能忘之意。大凡久而不忘者，须是德至城感人，才能久而不忘。宋时，有书生《吊仁宗诗》云：“桑麻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吏”下著“不能”二字妙，写出含容宽厚，与汉武非武健严酷，恶能胜任者，不啻迳庭。此亦是“伺亲可久”，但不能“有功可大”耳。当时贤奸迭进，用人无常，安能立功？如何不受西夏的气？总是明白要紧。既有诚心，又要明善。所以程朱说格致那样郑重，看来如鸟双翼，缺一不可。
颜鲁公忠义强直，至死不变。陆子静推唐有三人：颜鲁公、杜子美、陆宣公，而纬文公不与焉。朱子为王梅溪作序，所推刚者五人：汉之武侯，唐之杜工部、鲁公，宋之范文正公及梅溪。其人为朱、陆所称，岂偶然哉！问：“文正声价，竟在韩魏公上。”曰：“天地问，最重是成就人材。宋之道学，派是文正开的，其心量光明广大。欧阳公亦喜汲引后进，然近于词章意思多。文正则理学气节、奇才异能，无不兼收，所以声光炬赫。”
富郑公、文潞公，看来不过是有学问的老实端正一边人。范文正事业不必胜人，而为第一流者，功在推奖人才，故陈止斋谓“百年用其馀”也。王荆舒人品何尝不高，而罪不可赦者，以其摧残人才也。要造就当下人才，要培养后来人才，武侯不得培养工夫。且造就当下的，忠厚者用其德，技勇者用其才，所以能建功立事。
伊尹云：“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天地间道理是公共的，人说不妥，到底有些毛病。所以武侯祇要人攻其短，不是故意如比。他高明，直见得事理无尽，非一人之见，便能至当不易。裁断虽是一人，众议必要周尽。竟是“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有若无，实若虚”的本领。此却是圣贤穷理治事根本。王荆公只为少却这段意思，便万事瓦裂。武侯在草庐，见庞德公便拜，身为将相，见许司徒亦拜，此是何等意度！王荆公于韩、富诸公，皆视之若无有，日对明道先生，犹谓其“言如上壁，两目不见人”，如何成事？凡做事，与人商量有好处。推与众人，即是与人为善之意。
荆公变科举之制亦是，如何将孔子所定之经，竟欲重加去取？去《仪礼》，又去《春秋》，至诋为“断烂朝报”，而自己作《三经新义》，尽废前人之说，几几欲夺孔子之席。狂妄孰甚焉！论理如此，其见之事可知。程朱虽疵驳前人，惟至汉而止，然汉人有片言之善，何尝不录。如“望道而未之见”，汉儒解作见殷之天命未改，贤人尚多，望太平而未之见。温公至据以疑《孟子》。比等不辨，是护汉儒而陈孔孟矣。事有同行而异情者，此类是也。
王介甫若治一郡，比东坡强。介甫事事留心，实欲立事。东坡轻财重义，清廉高活，文采风流，至民生政务，不似介甫有实心。
宋神宗之用荆公，明建文之用正学，皆非前代所有，惜其败事，令儒者短气。建文时，本无人。神宗对著明道，宁宗对著朱子，而叹无人，其然，岂其然乎？
神宗升遐时，邵伯温问明道曰：“时事将如何？”曰：“司马君实、吕晦叔相矣。”曰：“果相如何，”曰：“君实担当不晓事，晦叔晓事不担当。以熙、丰之人，除熙、丰之政，以渐则可，不然衣冠之祸未艾。”后一一如其言。然朱子谓明道“为之则可，不然君子小人亦难杂然并处”。大约明道却能如此。孙盛称诸葛“威略，能捡卫矣谒”。捡者，知也；卫者，行也；略，捡也；威，卫也。惟“知、仁、勇”全，而“至诚”者能之。
李忠定每用辄效，次第井然，祇是略急些。竟是一粗武侯。
武穆归来时，风色已可见，入作枢密，何如且韬晦自全。如王沂公之于丁谓，徐文真之于严嵩，忍耐以待其变。大抵君子欲攻小人，则小人之党必固，不如且放松，其党必自相攻击，乃可相机而动。
古今两大恨：秋风五丈原，一也；金牌十二道，二也。一天为之，一人为之。武侯正命犹可，武穆直枉死牢狱，且并其子戮于市曹。然至今，三尺童子莫不知尊武侯、武穆，亦莫不切齿秦桧。人心即是天心，可知及身之事，乃气数之杂耳。敝乡蔡京子孙，都认作忠惠公子孙；吕惠卿子孙，俱不肯认惠卿为祖。有子孙而灭绝，然则天之性其可违乎？
门人问：“中兴将帅，还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无人。”所贵于圣贤者，以其言可信，使人物事迹，于载下据以得其实耳。武穆死时，朱子已廿馀岁，岂有见闻不确者？邱琼山说秦桧有存宋之功，武穆不死，亦未必能平金人。后人错记，或指作朱子语，可笑之甚。
张德远为宋齐愈劾去李忠定，齐愈何人也？乃首出张邦昌姓名，拥戴邦昌者。自是忠定终于不起，而宋祚遂终于临安。后又不喜武穆，全是私意。虽朱子为作行状，不敢谓非徇南轩情面也。问：“此亦可见南轩差处。父既官至将相，功罪须付之史官，与士大夫公论，何用粉饰表暴？”曰：“然。程子于大中，朱子于韦斋，毫无溢美。大中当承平之世，不汲汲仕进，一见茂叔，郎知为非常人，遣子从学，是何等人品！韦斋独先排击秦桧，是何等气节！而其子不多称焉。盖如此，然后人信之，若装点些无实之事，人便非笑。然则非自非笑其父也，一间耳。禹言‘四凶’举其三，讳父恶也，道理不过如是而止。是非者，天下之公，非可以私情移也。”锡曰：“此事流弊甚远。驯至于今，守身诚身都不讲，甚至供养俱不周，惟于亲死之后，架空撰为志状，或经营入乡贤祠，便以为孝子尊亲之至。以致学宫之内，侩伍丛杂，贤者耻与为列。迺知道理一错，其弊有不可言者。”先生曰：“然。魏公后亦复荐忠定，魏公得罪，忠定亦救之。大抵魏公尚是正经人，但糊涂太甚耳。”
张魏公平生祇管误事，朱子每多恕词，或以南轩之故。吕舜徒仕张邦昌，则不可训。虽以东莱力为迦护，亦不得不直其辞。〈锺旺。〉
胡康侯以秦桧为王佐，这玻嶰见在《春秋传》上。论古人不著古人，则看今人亦不著今人矣。大约知人从虚公穷理上来的，便不差。亦是天分居多，各人眼神不同。又单讲办事而不论根本，便易错。
荐贤育才，上圣之美节。王荆公见得人皆不己若，得位行政，总不得贤能之力，便是规模器局小。规模器局小，则才亦小矣。先主从不识武侯，听徐元直语，就恳切求见，屈躬三颇，卒收其效。荆公闻濂溪名，一再相访而不得见，遂忿然不复往。胡文定提举湖北时，谢上蔡为应城令，文定因行部欲往谒，先之以书，止蔡不报。文定未至其县，郎止从人，入境徒步往见。上蔡见之于公堂，坐定，文定见两旁隶人如木雕，遂禀学焉。文定之视荆公，其贤远矣。
南宋不可与东晋并论者，以有朱子，遂增重十倍。孔明之在蜀亦然。以知圣贤之益人国者在千古，其一时之裨助，犹浅之乎为见也。
相传文文山初中状元，一相者潜至朝堂瞰归，语人曰：“在某处立者大贵，在末座年少大凶。”在某处立者，乃留梦炎，宋座郎文山也。后留果为两朝宰相，而文杀死。有人荐一日者于陆子静，子静问曰：“齐景公有马千驷，算得出不？”曰：“算得。”“夷、齐饿死首阳，算得出不？”曰：“算得。”“齐景公却死之日民无称，夷、齐却民到于今称之，算得出不？”其人无以答。
三网五常整顿起来，便天地日月亦觉添许多清明。明太祖知得此意，故靖难时，忠烈之臣极多。至亡国，犹忠义如林。一统太平二百馀年，宫闱间极干净，可见此是天地之心。
人材之兴，端由学校，太学为四方观瞻，尤属要紧。洪武虽不读书，却能以此为急务。每日下学，听诸生讲诵，郎偶不至，亦令画工暗图师弟子作何营干。诸生有归省者，必赐之表里，至糜饩居处之细，件件理会周到。迄今勒石学宫者，犹可考。直恁专一诚切，故虽经永乐及魏忠贤之摧残，而节义滚出。大率培养之力居多。〈殉。〉
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楼，令卒侦望其上，闻有弦管饮博者，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虽立法太严，然所以激厉颓靡处，志气规模果不寻常，竟有“一人横行，武王耻之”之意。不然天下已定，习俗已久，何苦使偷惰者反有故元宽大之思。但使圣人处之，必当有道，不至如比过于苛急耳。
古君臣相与，其善者都是榜样。如留侯与高帝，忠武与昭烈，郑公与文皇皆好。方正学年方廿馀，被荐到京，太祖命宗伯陪宴于礼部，乃白衣据上座，以师道自居。太祖令画工暗图其像，曰：“斯人何傲，吾不能用，留为子孙光辅太平。”遂送伴蜀王。是皆可为榜样，惜后愤事，遂减声亻贾。
方正学就所著文字，便有许多糊涂处。当时皆以为旷世一见之人，国家留为伊、周者，后用起来，当靖难时，著著都错。这就是他学问有病。才高意广，好说大话，实用处便少。祇要自己位置一个，古人便不是。但看武侯，何尝有丝毫要做伊、周，不过当下且做得不至败亡，踏踏实实，做一件是一件，无暇高自期许。后来人却以伊、周许之。
客有论宋代人材优于他代，明却人材少，想因太平年久，英华散了，所以不生人。先生曰：“亦是靖难时摧残太甚，上帝怒而不生。秦始皇把几签读书人坑了，直至国亡，无一人为死者。只有一东陵侯，后来亦为萧相国诸公门客。就是新莽、隋炀，皆有死节人，独秦无之。”
洪武起自农家，只教人力田读书，深恶贪污，却博得士大夫知廉耻。嘉靖以前，无携宦赀归家营产者。蔡虚斋既登第，不求仕，惟在开元寺授徒。一日为其母画像，母久不出，虚斋往请，母曰：“汝成进士十年，我尚不得一新布衣，不欲出见客也。”虚斋大伤之，郎赴选。在任心动，告归，不久而父逝。后又贫，不能自给，求得南京部司，以去乡近也。到任又心动，复告归，其母亦不久郎逝，人以为孝感。虚斋提学江西，寄四金以周其寡表嫂，丁宁告诫，万勿浪费。当时人虽穷，却穷得热闹。如春天树木，何尝尽有花叶，觉得有生意；冬天何尝无寒花，觉得枯索。盖树木亦要小草来帮衬，便有气色。百姓细民，乃士大夫之小草也。
有明一代学问，凡前人说过的话，便不屑说，却要另出意解。郑世子、韩大司马、杨椒山讲乐，一无承受，直接虞舜；王阳明讲学，便似从孔子后，到他方明白。孔子像豫知后来有这般人，所以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此定人之学问，百不一失。有所承受，一路考订来者，便是。作而不述，不信而好古者，便不是。
季本明德初读《律吕新书》不了彻，乃扁舟请教于章枫山。枫山曰：“此是绝学，吾友程篁敬无书不读，亦不能知。”明德归而求之，却明白了，著几篇论，极干净。
黄石斋就擒时，门人多相随，石斋一再辞之，曰：“我为大臣，义宜死，诸君无为也。”犹不去，石斋乃曰：“诸君践土食毛，义亦可死，但未食禄，亦可以无死。今与诸君诀，甘殉难者止，否则各有父母妻子，毋为冒不测也。”众乃泣别，惟七人愿从：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时遭逢仁恕，令前代遗臣梗不服者，得切欸行刑，毋许专杀。由是石斋师徒皆下狱以待。石斋入狱郎绝粒，大帅忧其蚤毙也，百方进食饮，皆不顾。乃募漳人之贾于江宁者，至狱以乡情相慰藉，犹不食。于是邀与游于市，抉携以出，刃媭肆，强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献。石斋曰：“酒以合欢，今乡井相聚，小饮可乎，但必毋过三爵。”众皆喜诺，遂饮三爵。更一肆，则又三爵。以此，阅数日不至于毙。及就义之晨，二官入谒，拜如仪，曰：“为公送喜。”石斋曰：“吾国破君亡，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请，许公就义矣。”石斋笑曰：“是诚可喜，但妆辈安能解比。”因历数二官之家世阀阅也，而嗬其罪。二官皆浃背趋去，不敢仰视。顷之，石斋乘小车出，七人从。中途，石斋返顾后车，七人者皆无人色，石斋笑曰：“怖乎？毋庸。忍一刻即千秋矣。”七人皆应曰：“然。”比至西华门，石斋忽坠车下。一指挥趋进掖之，且慰曰：“毋恐。”石斋瞋目叱之曰：“是何言欤！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此地为辇路所经，吾不可以乘而过，因绝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哉！”指挥愕然易容，因跪曰： “此地万人瞻仰，公又困惫，即就大事可乎？”石斋四顾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讫，一老仆请以数字贻家，石斋踌躇曰：“无可言者。”固请，乃裂衣襟，啮指血，书曰：“网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七人者亦血书一幅，云：“师存与存，师亡与亡。”石斋体故昂藏，立而受刑，又义风凛凛，行刑者手栗，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悸，急跪曰：“公坐。”石斋颈已中刃，血淋漓，犹颔之曰：“可。”乃坐而受刑焉。其时大帅亦闽人也，大书牌云：“伪阁部黄某首”，巡示沿江。一兵以他首易，而匣藏之古墓中。后数年，石斋子至江宁求遗骸，有以兵事告者，其子诣之。兵人款至浃月，乃与到古墓，取匣开视，面尚如生，遂以归葬。
石斋虽当时用之，恐无益于乱亡，救乱须有体有用之人。石斋每于晚食后，始排书案，及漏下，双眸炯炯，手不停披。服役者令翻书帙给使令，皆不得闲。至四鼓，仆从惫甚，乃就枕。其夫人善书画，书法甚与石斋类。
徐伟长《中论》，有一段论行不及知处，不为无理，若看得透，便大不错。明代士大夫如石斋辈，炼出一股不怕死风气，名节果厉。第其批鳞捋须，九死不迥者，都不能将所争之事，于君国果否有益，盘算个明白。大都是意见意气上相竞耳，行有馀而知不足，其病却大。
某闻郭蒯庵棻言，黄石斋浓眉高观，面带风霜，温体仁方持朝纲，开口辄呼“温贼”。
明自正、嘉以前，程子《全书》，朱子《文集》、《语类》，尚未盛行，学者所读，祇是《大全》及《性理》而已。而其时，士风质实，虽或肤浅，却少背戾。嘉靖后，一派务高，遂酿成明末那样风气。〈锺旺。〉
宋家一代，风流笃厚，臣子表奏，率从君身上直词批纠，毫不委婉，曾无被诛者。韩虽怒，诸贤流窜耳。沈继祖请杀朱子，朱子得朝报，不语而散行庭中，既而曰：“我这头，且暂戴在这里。”移时，又曰：“自古圣人不曾被人杀死。”圣人果无被杀者，就是大贤，亦只比干一人，是路穷了方如此。伊川晚年便谢遣生徒，曰：“各尊所闻，各行所知，足矣，不必及吾门也。”汉之党锢，明之东林，多太过，便是要以死求名，圣贤无此法门。
东汉之末，东林之盛，是处土横议，遥执朝权，竞胜不止，故致颠覆。孔子当昭公被逐之时，韬光敛锷，闭门读书，如不闻也者。及老而居卫，适当出公拒父，此何等事，而孔子受其公养，住五六年，亦置之不论。安卿曰：“于此见圣人之作用。”曰：“论作用便差，要看出圣人未尝不在利害上斟酌，究归于《中庸》不可易的道理。又要看出他谨严，一丝不走处方好。虚说却不得力。季氏逐昭公，孔子未尝食君之禄，分所不属，何为多事？孟子曰：‘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以常情论，似大决绝，然细思之，道理却颠扑不破。乡邻本非至亲，往救而不力，则许；往救而力，则代乡郑而与斗者为仇，或致被辱伤生以危父母，皆不可知。即不然，如今律例，斗殴杀人，在旁不救者，亦有不应问拟，就是牵连作人命干证，亦属无谓。‘虽闭户可也’，的确应如此。夫子居卫，其初不过住歇店，其君知之，送些柴米，受之可也。使出公能委国以听，夫子自有正名一番设施。既不见用，何为以局外之人为不入耳之计？夫子当日不税冕而行，已与鲁绝，不便自归。至老，欲还乡，惟卫与鲁近，只得居卫。彼时地位道理，止当如此，故曰‘圣之时’。”
孟子说“伯夷隘’，非是说恶人之朝应立，恶人应与之言。他当殷、周之际，并无职守，优游西山，亦可卒岁。乃见得世非黄、农，便过不得。朱子平生不肯出来，一过分水岭，便为生往死归之计，直与君相争执到底。及罢而归，便读书会友，不问朝政。假若看得一片武夷山仍住不得，除非是死，荆斨不必。魏忠贤之祸，诸贤赴汤蹈火，自是忠烈。但韬晦些以存此身，未始不可。《易经》“以杞包瓜”，道理甚好。瓜乃易腐之物，岂能耐杞？小人凶恶已甚，自然败在眼前。及其败而吾辈在，国尚有人。直弄得到后来，元凶已去，无人可用，而国之受害酷矣，亦“伯夷隘”之流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