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語錄/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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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二十九 榕村語錄
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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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文二[编辑]

《離騷》頃注得一過,看出此人學問條理,讀的書既多,一字不亂下,都合義理。今人不得其意,說他憂惶瞀亂,所以一句說向天,一句說到地。何嘗如此,比人若及聖門,恐不在遊、夏後。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然絕無片言隻字傳於今。而屈子乃不朽,可見一點羽毛文彩,亦不可少。

《騷》體甚雞作,屈子後,惟漢武帝《瓠子》、《秋風》可以步武。文中子《東征歌》,非大有意思人不能作。

鋪張賦原不好,就是《上林》、《子虛》、《長楊》、《兩京》、《三都》,皆賦之祖,已不為佳,何論其餘。就中,《兩京》差優耳。漢賦,漢之俗文;英華,唐之俗文;詩餘,宋之俗文,睢不為可也。

昌黎賦數篇,別具風調,得《騷》人精髓。柳賦不及,太白賦尤差。清植。

唐賦小巧,與詩餘同成戲具。凡詩內纖俗惡派語,皆可入其體固爾。至今所傳唐人名句,亦不多。以上論賦。

韓文公《龜山操》「周公有鬼」,分明是有靈有神之謂,若下「神靈」字便腐。「鬼」宇卻是字訣。學古歌操要直,若油便嫩。祇是意直筆又直,便難看。所以筆調字眼上,又須略變。

曹子建四言詩,一氣嗬成,如衝曰數出,絕不用一句《詩經》調。陶淵明便將《詩經》成句寫出。韓文公又覺得有意雕刻洗脫,不如子建自然。柳詩諸體俱工,長律尤超絕,無一語不從漢魏出,卻又陶鏈精熟。東坡詩無甚好處,引用故事,亦不知揀擇,然天才自勝,隨意寫出,便有境界。山谷如一邱一壑,小小結構。歐公自負能詩,如太白自負能文,俱不佳。

詩選從來無善本,不知河汾所選若何。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夫言日用切近之事,莫過於《禮》;言今古經權之事,莫過於《書》;言陰陽水火、吉凶悔吝之事,莫過於《易》;何以止說學《詩》?蓋「溫柔敦厚」,長於諷論。「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一段意思,非他經所兼也。孔子言語與它賢不同庭全在此。如論學,曰:「不亦說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論巧令之無當於仁,而尚曰:「鮮矣」;患難時極自信語,止曰:「其如予何」,曰:「文不在茲乎」;極其責備,止曰:「毋乃爾是過與」,「是誰之過與」,「真則將焉用彼相矣」;至「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反似替他籌畫一般;極其刺譏,而曰:氣何如其知也」,曰:「再斯可矣」;極其痛詆,而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奚取於三家之堂。」此等處,果是得力於《詩》。就是責宰予之畫寢,責子路之野,其言俱極峭直,此如詩中有蘇公、孟子之作之類。然到後來,又以聽言觀行、名正言順等道理,從寬說來,令人意消。故作詩者,全要含畜蘊藉,意在言外。以此意求詩,唐以下便少,宋詩尤少。朱子有幾首,道理極透,意思極足,而格調亦下。問:「意理透足便佳,何必論其格調。」曰:「詩不同,格調差,詩便差。若止取其意理,何不做一小文?何必詩?詩說盡便不是。夫子未嘗說作詩之法,然觀於子貢之悟學,於夏之悟禮,皆亟許其可與言詩,及所說興、觀、群、怨之等,作詩之法便可想見。朱子詩不到處,即在說事理太盡也。問:「邵子謂『刪後無詩』,想是見得此意。」曰:「又不好全然拋卻。三百篇獨絕千古者,不過幾篇,其餘如春秋時作,何必盡過漢、唐人。」

某欲選古唐詩之有性情,關於人倫日用者,數百首,令子弟自幼讀之。大抵詩以性情為主,試觀三百篇,何嘗有一篇全言景色者。詩要渾厚,不要雕刻,有義理便渾厚,淺露便是雕刻。然又須自己雕刻過,方知他不雕刻之妙。曾聞一友人說:「唐詩間有一二句解不去者,句中有一二字解不去者,其妙處多在此。宋詩則斷無解不去的,便覺意味淺薄。向曾作《銅雀台詩》,極詆曹丕無人倫,不遺餘力。後翻得唐人崔國輔詩,只用四句五言絕已盡,云:『朝日照紅妝,擬上銅雀台。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帝非曹丕而何?自己覺得粗竦村氣,不自己作過,竟不解他的好處。」此言殊是。

某近選詩,必篇中有緣故方存。不然雖做得好,無關於人,讀了亦醞釀不出甚好意思來。如此選擇,自漢至宋,不過三百餘首。但觀《論語》中興、觀、群、怨,及「無以言」,專對四方,達於政事,正牆面而立等語,可見聖人刪《詩》,都是要有實濟。杜詩細加選擇,尚存五十餘首。李詩卻是一種仙氣,都沒收煞,絕無吉凶與民同患一段意思。工部見元結兩首詩,就那樣傾倒,送朋友之官,皆拳拳以忠君愛民為囑,忠告善道,非太白可比。

古來芳藻名篇,豈必篇篇入選?去取之間,要當有一點意思在。若必全說道理,亦不是,有經史在,何取有韻之文?「性情」二字差近之。觸物感事,卻關到性情上。倘樂而淫,哀而傷,說得太過,亦不足存。詩主體制,只有古、律二項,樂府不宜編在古詩之外,凡詩皆樂也。詩以四言為正,然三言、五言、長短句,三百篇中已有,但未有端用三言五言以成章者耳。唐山夫人乃以三言成章,又行以五七言成章者。諸體皆備於漢、魏,惟律起於唐。今人以漢、魏作為樂府,後來作為古詩,舛矣。如今唱者為曲子,不唱者為詩餘,其實一也。

選詩自應從蘇、李起,而以蘇冠,郎其詩亦當冠首。「骨肉緣枝葉,結交亦有因」二句,便足蔽詩之義。言骨肉固同根共命,郎結交之友,亦非無因,天下大矣,何獨這幾人該做朋友?蓋或意氣相投,或德業相勸,郎唐虞之五臣,周之十亂,孔子之七十二弟子,皆是有因者也。首句可該父子、兄弟、夫婦,次句可該君臣、朋友,意味深厚。

《焦仲卿妻詩》,是古今極有名作,看來那件事雖可憐,但處得未為妥當,不足垂教。且著語太多,過於冗長,故刪之。

蔡文姬《悲憤詩》,纏綿哀怨,立言稱情有體,實開曹、杜一派,絕作也。《十八拍》意思不過如此,反覺得似安於外域,不願復同者,故汰之。

曹子建詩,欲尋其奇句不可得。友云:「他實得些《風》、《騷》之意,琢句乃是因胸中沒有道理意思,只得千此覓長。自張協輩起,至陶靖節一洗此風。杜工部雖亦琢句,都在自己閑作,至於關係大篇,便以淳樸為主,如《北征》、《詠懷》諸作。所謂『詩看子建親』者。」曰:「然。」

曹子建人亦有意思,當丕篡位,私自痛哭,丕聞而惡之。其峙多寄托之詞,而歸於懇摯忠厚。六朝人宗之,以為源出《國風》,信然。鍾旺。

武侯詩只一首,讀者多不得其意。武侯使人各盡其材,儀、廷輩皆非端人,而用之終身,此實成大業之本。是詩諷刺俱在言外,曰:「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若曰是誰之謀?乃相國之尊,齊國之大,晏子之所為也。相國之尊而不能用,齊之大而不能容,勝於深文醜詆矣。且中間「以士目三人」,以讒言斥晏子,下語顯然矣。

陶淵明詩,有杜、韓不能到處,其語氣似未說明,義蘊實已包涵在內。如《羲農去我久》一首,識見超出尋常。自秦、漢來,黃老盛行,都說聖賢以《禮》、《樂》、《詩》、《書》,教得人奸偽叢生,此持卻說「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黃老之說,如言人元氣本足,卻被後來飲食藥餌戕賊生命。不知陰陽之氣,自初而盛、而老,知識開後,人事錯襍,嗜欲紛起,亦理勢之自然。所以用飲食藥餌者,正欲保固其先天元氣也。鳳鳥雖不至,到底禮樂一新。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亡而大義乖,老莊之學,果兆焚坑之禍。不知《詩》、《書》所以明民,非愚民也,何罪而至此?漢之伏生、孔安國輩,敦勤辛苦,存此六籍,如何至今又不以此為事,終日馳驅於名利之場,不見有問津於此者?下遂一筆溜到飲酒上去,謂我若不快飲,亦尤而效之,豈不負此儒巾乎?其溜到酒者,彼何等時,元亮尚敢講學,立教自標榜耶?「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又謙得有意思。謂吾之行事,謬誤於《詩》、《書》、《禮》、《樂》者,曲蘖之托,而昏冥之逃,非得已也。謝靈運、鮑明遠之徒,稍見才華,無一免者,可以觀矣。

靖節詩,推周、孔處甚多,其逃於酒者,避劉宋耳。當時若行表言坊,其能免乎?韓子惜其不遇孔子,議論甚正,但與阮籍同譏,則未必然。其論詩,亦不列陶,而反及謝。故論詩,亦必經朱子而後定。

自沈約有四聲八病之說,而諳遂趨於律。今既為此體,便當莫犯八病。沈時本無律體,今觀梁、陳間詩,便有許多竟是律詩者,無非求去八病耳。

鮑明遠詩,雕鏤已窮工妙,任唐人如何造作,不能到此。明季黃石齋、倪鴻寶,乃是欲學此種而意理不足,徒至多不可解。明遠句句生新,有言外之意,詞盡而意不盡。他手作此等詩,多覺破碎纖小。他卻才力大,饒有一片清幽之氣,可與子建雙峰並峙,無與方駕者。

王子安《述祖德詩》,嫌其後半衰颯,郎年不永之相,所以當初不選。令觀之宜選,文中子蹤跡冥味,似有似無,惟觀此詩,可知實有其人,不宜沒也。

文章乃天地元聲,莫知其然而然。唐初詩人何嘗不師六朝,然陳子昂輩出,聲氣便不同,覺得清而厚,此豈人能為之?

問:「曲江詩何如?」曰:「曲江才華英豔,或不如人,至性情品格,幾無與比。君子哉!若人。」問:「摩詰。」曰:「他是元暉、子山一派,聲韻諧和,對仗工巧,所以無一首不可被諸管弦。祇是說到清閑高雅而止,無甚灤義。錢起亦是比種。至宋,此派遂絕。」問:「燕公。」曰:「他才氣大,大率唐初如陳子昂〓王勃、楊炯、王續、杜審言、沈佺期及燕、許之屬,又是一種氣調,迥乎不同。」問:「昌黎。」曰:「他不可以初盛、中晚論,別為一家。韓門孟、賈、張三家,文昌為最,東野骨節尚大。。」問:「太白。」曰:「他天才妙,一般用事、用字眼,都飄飄在雲霄之上。此人學不得,無其才斷不能到。」

燕、許信大手筆,尚不脫六朝腔調。如「膽猶忠作屏,心故道為鄰」;「劍舞輕離別,歌酣忘苦辛」;「雲覆連行在,風回助掃除」之類,其調都教唐人用爛。至老杜《北征》、《詠懷》,一洗此陋,直抒胸臆,真氣流注,另一風格。祇是初唐人語意氣象,寬舒博大,是太平氣運。如「邊鎮成歌連夜動,京城燎火徹明開。雲間東嶺千重出,樹裏南湖一片明」之句,中晚無是也。郎「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何嘗不雄,而悲切無比。如陳子昂「邱陵徒自出,賢聖幾凋枯」,何嘗不悲壯,卻無急迫激烈之氣。韓文公七律雖少,如氣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橫飛玉盞家山曉,遠蹀金珂塞草春」之類,亦極意莊嚴,清雅絕倫。

台閣體是唐初人做得不同,如「去歲荊南梅似雪二首,又大樣,又脫套,燕公最擅此長。陳子昂、杜審言、沈佺期、王勃之流,其詩皆有一段渾厚處,足見開國氣象。若魏鄭公一篇,氣格之高,乃所謂開太平者。

張曲江詩,「溫柔敦厚,《詩》之教也」。陶靖節尚偏於山林枯槁,曲江乃更渾全。曲江歷貧富貴賤,體兼《雅》、《頌》,陶則專於《風》、《騷》耳。韓文公不提起,豈以其句句對偶,是六朝派耶?韓論文,亦從不提董、賈,大抵他自己位置太高。

詩能窮人,雖未必然,亦不可開口便悲哀。張曲江、韋左司詩,俱和平溫厚,可以養人性情。

唐人七言律詩,某意以張燕公「去歲荊南梅似雪」一首為第一,情景詞調都合。嘗欲推老杜一首為冠,不可得,或者「玉露凋傷楓樹林」乎?

李、杜、韓、柳四家詩,缺一不可。如《長干行》之類,不但像漢、魏,更覺得飄灑,雖工部不能。工部五七言古詩,初亦仿摹漢、魏,晚乃自開派頭,一空依傍,冠絕古今。韓詩直追漢、魏以前,要造希微淡泊田地。柳詩中,漢、魏亦有些,六朝亦有些,工夫獨到。至香山、義山諸家詩,集雖大,而力量氣味爭差遠矣。

韓文公平生不輕許人,獨於李、杜詩,稱之不容口。極平常語,入老杜口,便厚,便大,便雄偉,其氣盛也。韓贈張籍、贈崔立之諸長篇,比之《北征》、《詠懷》,畢竟差些。以韓多直句,而杜句皆曲也。

論詩,太白如酒,少陵如飯,有杜可無李,有李不可無杜。

李太白,唐人推之在杜上者,以當時被之管弦聲調易葉,而杜少拗也。

杜諸體詩,皆妙絕千古,只絕句,須讓太白。絕句要飄逸蘊藉,如《峨帽山月》、《問餘何事》諸作,實是絕調。然昔人亦有推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為第一者。

杜工部氣盛,其長律,一團氣在裏面鬱勃,其為人也好善。韓文公於古人詩,少所許可。工部連六朝人無不推獎。

工部詩有性情,就是少時作,已有一段纏綿委曲之意。如太白與杜詩,不過千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而已。杜卻云:「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便委婉有情致。

工部厚道,其詩已駕乎六朝,卻平生人人宗仰。至太白則曰:「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一齊抹倒矣。末云:「絕筆於獲麟」,亦太矜張,未聞孔子耑能詩也。工部「文章千古事」二句,已極自任,到下面立言,卻無此等狀態。郎是當代詞人,無不推揚,王維、鄭虔已至失節,而懇懇切切,為之解救。此豈淺中人可及!

杜詩俱以《北征》為第一,倫兒曾說:「《詠懷》自起至『放歌頗愁絕』,一氣噴出,無一句重複,又有轉折,似更妙。」細觀之,果然。此等詩,起處最難,若是宋人,便落譚理窠臼。他人便流誇大,謙虛太過又不稱。立言直是妙,結處亦好。

子美《北征》無一對句,昌黎《與崔群詩》「燕席謝不詣」二句,便對。柳詩不能如此高古,其工妙者,多似六朝,然《哭淩司馬》、《與韋道安》二詩,雖曹子建把筆不能過。友云:「昨夜思韓文公《南溪始泛詩》,說到『野人來饋瓜』,作幾行寫。工部《何氏山林詩》『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樸處,自有一山川』。輕輕四句,便包括在裏,又妙有風韻。所以昌黎那樣歎服。」工部自云:「詩看子建親」,把庾、鮑竟推與太白矣。

杜詩如「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天」;「榮華敵勳業,歲暮有嚴霜」;「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之類,都耐思索玩味。韓詩便無此等句法。又如《北征》,說同紇兵不宜多,而曰:「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似人都曉得此之為禍。雖祇說至此,不肯說盡,然以前後推之,何嘗不盡。看杜詩,須如此細看。

老杜詩,說安內攘外,都有幾句好說話。「老馬夜知道,蒼鷹饑著人」,便是用兵要語。知道形勢,經過戰場者,所謂老馬,選將之法也。至於卒伍,不過飲食勞苦,體恤頒給,他便為用,如鷹饑則就食,飽則揚去,此使卒之要也。顧寧人說:「經書後,有幾部書可以治天下。《前漢書》其一,《杜詩》其一也。」

杜詩為自家保全,喜號得便雅淡;為國家收復,喜得便狂蕩。立言之體皆妙。

「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戮辱,賢路不崎嶇。」極有意味。如「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何嘗不好,然漢高祖豈不如此。至此四句,卻是貞觀致治之根,道得出太宗擅長處。當時承宇文之後,文物獨盛,而十八學土之屬,半於朝廷,然不聽其言,雖多奚為?若後進無人,亦非長治之道。詩家誰見到此?然使入宋人口中,便直而淺薄。其妙在樸而雅,「朝廷半老儒」,似不成語,卻造句甚古,有斷華反樸之意。

「赤驥頓長纓」一首,不過世無用我,將欲卷懷之意。公幹輩皆有此等詩,卻不如杜之深厚。至杜之長歌,卻不如鮑明遠。曹子建、鮑明遠、陶淵明三家,直開三派。曹全以氣勝,開杜、韓之派;鮑才人之詩。頓挫淩厲,開太白之派;靖節閑雅自然,開韋蘇州之派。

杜長篇,時有累句。如「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學母無不為」等,俱不成語。然以此見其大。

壇長謂:「工部自許,不過是『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如何便道『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果然可議。後想來,正見古人不欺處。其志大而不相掩者,就存其真,聖門狂者本是如此。韓文公亦是一面自許,一面疏漏,卻不怕人笑。若後人為之,必加彌縫矣。

工部一部集,自首至尾,尋不出他一點自見不足處。只覺得從十來歲,以至於老,件件都好。這是一件大病。韓文公就有知遵不足處。

韓詩溫柔敦厚,纏綿悱惻,不如工部。然如所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則工部有不及者。叢《春秋》立義之最大處,懼亂賊者,懼後世之亂賊也,若本人之身己為亂賊,尚何畏於死後之誅?此等實說著深微,千古不刊。陶詩「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當時風尚,盛道老莊,以為周孔之道,鑿樸生偽,而淵明謂紥子欲使其淳。可知連上「真」字亦非放達謔浪之謂。以此意選詩,便寥寥矣。

某人論《南山詩》,痛加貶斥。曰:「卻不必。大凡前人詩文,都有一用神以為秘訣。韓文公作詩,將前人一字不入胸中,以為吾於此時,有此時情景,於此人,有此人情事。肖者便新,不如此,縱工何益?《南山詩》所列,彼時所見,實有此許多情狀,他乃一氣吐出,誰禁得他?祇是後人不必效此耳。」

柳子厚長律,無一不精,以「弱歲遊玄圃」、「知命儒為貴」二篇為最。二篇又以「知命」篇為尤。「弱歲」篇,因劉夢得用五十韻,有欲索性將麻韻用盡之意,間或不能自然。「知命」篇,則直抒己意矣。柳詩工已到至處,微不及杜者,杜有古樸之氣,直逼陳思耳。

韓詩意盡言止,直率不加雕飾。柳詩工致,雖說愁苦,亦覺冠裳佩玉。各有長處,不相下也。

宋人學問才情,有何不及唐人?祇是詩不及耳。唐人亦是風氣適然,成一種風調,大家傳染,遂擅其長。宋詩不是別樣不好,祇是有些呆氣。問:「唐人不呆,而宋人呆,畢竟有個緣故。」曰:「唐人善用虛,無板板說的。又宋人喜填故事,亦不好。」問:「唐人亦用故事。」曰:「唐人用故事,倒是直說,不如宋人掐出那事三兩個字來用,教人費猜。三百篇何嘗用故事?漢、魏間用事,都是將其事直敘出來。影射用事,古未曾有。」

歐詩學韓,而筆力不及,卻於不及處,露出自己本色。如「斑斑林間鳩,重讀《徂徠集》」之類。但他自己極得意的「廬山高」,卻不見得佳處安在。

邵康節詩,只好是勸世文,直頭說盡,何不做一篇文字?三百篇中,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己。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這樣大頭腦,下面卻淡淡說 「何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這樣大頭腦,下卻以「天監」在下轉去了,濃濃淡淡,不盡其辭。《長發》之詩,說契,說相土,又說湯。數百年事,一兩段駕過,方是詩體。

詩文全關氣運,都是帝命。王荊公學問,何必下於柳子厚,而詩大不及。東坡學問,何必下於白樂天,而詩亦不及。

王荊公一生長處,在孝友清節,故其詩一說到骨肉節概處,盡有精采,至論事,便隔壁。可見此事是發乎性情的。

東坡詩殊少風韻音節,逐句俱填典故,亦不是古法。朱壽昌事,未經人歌詠,東坡所作,趣味極短,且末尾如何引溫嶠、潁封人諸事作結?殊為不類。若老杜為此,畢竟有許多纏綿篤厚之情。又作《周濂溪詩》,說:「造化乃其徒」,甚好。後忽云:「柳州柳,愚溪愚」,雖然以比地方因人而傳,然擬人亦非其倫。

宋潛溪、方正學文字,如何比得東坡?東坡生動有仙氣,峰巒波瀾,尺幅湧現。其詩亦自成一家,但沒有一二首人不能到之作。祇是東坡詩,就引用許多,卻不蠟蹋,黃山谷便蠟蹋可厭。

杜工部於君臣、兄弟、妻子、朋友都有詩,獨無思親詩,何也?韓文公亦爾。止《祭十二郎》文,有「少孤倚兄嫂」之說耳。朱子《上母壽詩》,述韋齋平生,無不詳悉。韋齋學問人品,迥出人群,朱子作《行述》,止平平敘次。伊川為大中作文,亦無一語褒揚,曰:「先子之命云爾。」惟其如此,所以可信。東坡父子相命,直欲淩絕古今。至王荊公,則竟父子相聖矣,如何服人?

《性理》中,止采朱子詩之有「性理」字面者,其餘好詩俱刪去。豈知流連景物,止以一二語見性情,及寄托全在言外者,其詩更妙。如《芣莒》之篇,何嘗有一字說到室家和平,化行俗美上?

宋景濂詩,比方正學好。

明諸家詩,俱不見佳。倒是王姚江有些才氣,律詩有六七首,古詩亦有二三首,祇是太直。唐人亦。有直處,卻用淡淡寫來。蓋激昂慷慨,全要委曲徊翔出之,方有一幽光。如人說話,胸中有所感憤,傾瀉直吐,聽者便覺難耐。惟作平淡語,雖直直說過,倒令人思之覺得有味。

宋詩,單看亦各有好處,若選以配唐人,便不稱。歐、王且然,無論其他。王陽明詩,某少時略皆成誦,今看來殊覺淺薄。他才高,信筆寫來,便有唐人風調,但根柢氣格不是。

鹿大常詩,選得百五十首,在明季,竟成一家。有真氣,又一肚皮要立事功,勵名節,筆寫得出詩,亦看得多,知道各樣變體。詩有用如此句法者,有用如彼句法者,章法體局亦然。孫高陽詩,便都是一樣,不知變。魏孝子學漪《百韻詩》,便段段有變化。可見錢受之不知詩,選明詩,不登二公,止選高陽,未為允也。

王阮亭絕句,有似唐人的。至古詩,須有意思滾出來才好。陳澤州律詩,時有浚醨,如送某假歸詩,有句云:「自憐名跡清流外,常恐交遊泛愛中。」卻是唐句。

學詩先將《十九首》之類,句句摹仿。先教像了,到後來自己做出,無一點不似古人,卻又指不出是像那一首,便成。學詩當從韓、柳入,律詩亦惟二家得正派,工部太雄放。

作詩最忌先得句為韻,補綴成之。那兩句何嘗不好,但讀到那裏,便覺得氣不貫,意不浹洽。先覓句者,必非大家,無論李、杜、韓、柳,郎錢、劉亦決不如此。

絕句不要使力,要淡遠,意在言外。古詩卻要有氣力。

詩到形容情事難得逼肖處,只得造字。然須造得自然,令人不覺方妙。如生造便不好。

作持須要知道避字避句。人人皆如此用,我便當避;口頭邊字當避;此題用熟的故事當避。又人所作都現成,我須避到生新一路去;人都在那裏雕刻,我須避到現成一路去。

詩即有作料,須有景物思路掩映而成。若全無意思,只將詞藻鋪排,最可厭。

律詩封句,自要工巧切合。杜工部《送舅詩》。「江上」對「渭陽」,「水鷁」對「林烏」;王荊公「女傷悲」對「季行役」,俱妙。又句法以兩解為更入三昧。杜詩「叢菊兩開」矣,而下「他日之淚」;「孤舟一繫」矣,而動「故園之心」。叢菊兩番,開出他日之淚;孤舟一隻,繫住故園之心。聊詩「壁空」矣,而 「殘月曙」,「門掩」矣,而「候蟲秋」。又「壁空」那「殘月」之曙。「門掩」那「候蟲」之秋。前人皆推為妙句。

有尤工部七言律不甚對偶,有搭配不來者。曰:「都搭配得來,久已壞了。律詩本是陋體,古人有嫌字眼太偶儷,太現成,未免俗氣,多避之。」

唐人作詩,動呼人名,如「白也詩無敵」之類。今若作詩,亦呼其名,殊覺不必。詩之工拙不在此,犯大聖大賢諱,尤不可。孔孟之諱,何啻父母,如何直呼?甚且用以押韻!韓文公、王荊公皆不免犯此者。詩雖佳,亦不足錄。此郎無忌憚之端。

作詩要好甚難。離卻古人,創辟一蹊徑,便不像樣;一依古人,又如保栱然,漉了又漉,有何趣味?須是有性情,又有學問,在詩裏邊工夫又到。卻不多做,觸事乘興方為之,斷絕酬應之作,或者有些意思。

時文對偶,本是四六體,然必定字字工致,便華縟傷雅。詩亦如此。某撿舊作《武侯詩》,以「苦李」對「甘棠」,便不佳。似此小巧,或律詩中偶用耳。

高高士子為望親廬求記,曰:「不如詩好。文便著實,說那人,便要描得那人像;說那事,便要描得那事出。至詩,說得離奇飄渺些都不妨。且詩又不消說盡,正是妙處。後來人正坐要鋪張,反不好。」

每一真人出,便有一假者來磨難他。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可謂至當不易矣,偏有荀卿一輩人出來為祟,郎如李、杜持,當時便有無數蚍蜉之撼,到底敵不過韓文公、王荊公等之擁護,妣蜉多而勢反寡。韓公等如熊罷然,勢雖寡而力反過於眾,以人心之公是歸之也。

世有靈異之物,多遭劫,何況人。陳希夷謂種明逸曰:「名者美器,造物所忌。子名將成,必有鬼物敗之。」上帝各樣福澤都不吝,只惜名,虛名無益。想是清名直達帝廷,李太白所謂「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正此名也。以上論詩。

考訂書學,是要緊事,須兼通篆籀,方能通楷書之不可通處。如「之」下著「心」謂之志,心之所之也;著「日」謂之時,日之所之也。今「志」上作「土」,「旹」上作「山」,於義何取?王荊公不講求制字之根,而逐字為之臆解,費盡心力,徒增笑柄。

平聲加猛厲則上,扯長些則去。入聲甚短,入聲惟閩中多得其正。北人氣硬,平聲多成上聲。聲音之差,不獨口差,郎耳亦差。南陵人「知」讀作「茲」,「茲」讀作「知」,閩中教授至其地,教他讀「知」,他聽作「茲」,教他讀「茲」,他聽作「知」,愈辨愈不清。故知耳亦不同也。

楊友云:「天統聲,地統音。聲郎韻部東、冬、江、陽之等是也,音郎字母影、喻、曉、洽之等是也。聲可通,音必不可通。杜、韓於此最嚴,唐人錯者亦少。」曰:「一字有兩聲者,如『過』字、『治』字之類,此等至宋始分晰精密,唐人尚不分。杜詩『魑魅喜人過』,作平聲解者,或謂魑魅寂寞久,亦喜人來過;或謂魑魅欲啖人,故喜人來過,攫而食之。理皆難通。蓋言魑魅喜人有過失,與上句意方相應。古人四聲借用者甚多,不足異也。」

《等韻》三十六母,現用止廿四字,《經世韻》又列為四十八行,某卻分斷得有些明白。《經世》蓋就現用廿四字,細分出上平、下平,故四十八。四十八則有音無字者皆全矣。三十六者,去有音無字者十二,惟存上平、下平之有音有字者耳。三說皆是也。

國書「阿、厄、衣、烏、於」五字,妙得聲韻之元,毫無勉強。小兒墜地,頭一聲便是阿,稍轉方有厄音,再轉方有衣音,又轉方有烏音,至會說話方有於音。自喉而舌,而齒,而撮口,而出口,次第一些不差。五字反覆疊呼,便有四萬聲。《音學五書》所少者,此耳。將來把毛稚黃書及《度曲須知》,擇其精要語,附刻於後,便成完書。至某所就國書推出者,則載於某所編《樂書》之後。毛稚黃及《度曲須知》,亦曉得支、微、齊、歌、麻、魚、虞七部之字無頭,它部之字皆有頭。卻不知七部乃聲氣之元,別字都是他生的,無有生他者。如「西邀烏」是「蕭」字,「西」是字頭,「邀」是字腹,「烏」是字尾。又「支」,乃「真」之頭,「都」乃「東」之頭,「於」乃「元」之頭。韻部自當用此七部居前,以生各部。他知其無頭,卻不曉其所以無頭之故,故仍舊以東為韻部之首,非也。歌、麻、支、微、齊、魚、虞收本字之喉音,佳、灰收衣字,蕭、肴、豪、尤收烏字,東、冬、江、陽、庚、青、蒸收鼻音,真、文、元、寒、刪、先收舌抵鍔,侵、覃、鹽、咸收唇音。

兒音古所無。「望道而未之見」,「而」古注作「如」。「星隕如雨」,《傳》曰:「與雨偕。」是以「如」為「而」。「而」字,古蓋讀「如」,似 「日」字平聲。今山東、江、淮此音甚多,而閩、廣則無矣。《洪武正韻》不收兒音。近猗氏衛先生,於每字母,皆增至六字,而以兒為舌音,非也。獨以「影」宇為首,則精確不易。

「麻」字應為最初之聲,諸聲皆由此起。前人讀麻為謨,窪為汙,鴉為烏,入歌、魚、虞韻,非也。國書先「阿」字,得元聲矣。

寧人謂:「《易》韻亦錯,惟《詩》不錯。」但如「興」字,以「鴥彼飛隼」一章論之,是在蒸韻。至「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及「矢於牧野,維予侯興」,又與「音」字、「心」字為韻。寧人無以解之,乃曰:「『興』字,古兩用。」又安知《易》韻之不葉者之非兩用耶?昌黎云:「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其見卓矣。三百篇不獨各體俱備,即用韻變化,法亦俱全。如「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卑豺虎」。是以「者」與「虎」葉,而以中句作過文。《離騷》中亦有用此法處。毛大可只見「維予侯興」等一二處,便以為古皆通用,盡破從來之藩籬。楊升庵韻尤舛。其實鎮部止應分為六,昌黎便如此用。國書十二烏珠,本之蒙古韻。蒙古韻,昔人已知其好,《性理》中現載有,惜不見元人韻書語可證也。十二烏珠內,三部是閩、廣音,半用半不用,又三部係滿洲音,漢人不用,其餘六部,正與所分同。以此見昌黎不謬也。又韻部率以「東」字為首,而國書獨首歌、麻;等韻率以「見」字為首,而國書獨首「影」,皆超出千古。蓋「歌」字從丹田起,「影」字從喉起故也。

宋人用韻多錯,朱子雖古詩,亦不出本韻,卻無破綻。今用韻,且當以杜、韓為宗。杜是老規矩,韓卻變而不失其正。杜但通用支、微、齊、佳,不敢通用魚、虞、蕭、肴、豪、尤,其實支、微之於齊、佳,與魚、虞之於蕭、肴、豪、尤,一也。

如今用韻,且復唐人之舊,漸次復到古韻,方是。《廣韻》分部,二冬下有三鍾,但二者律詩通用,今遂並鍾於冬矣,其實尚有宜斟酌者。如庚部下,有耕、有清,庚部字宜皆入陽,看「康」字從「庚」字頭可見,耕部宜存本部,清部宜入青。尤部下,有侯、有幽,尤部字宜入支,「尤」古讀「儀」。侯部宜入魚、虞,「侯」古讀「乎」。惟幽部宜存本部。

韻學不講,寧人獨出究心,直還三代。支不應與魚、虞通,自漢已誤,《參同契》便是如此。魏氏乃上虞人,故亦就浙音用之。某選詩,本欲選他此首,因韻錯恐誤人,遂置之。其詩則屈、宋之亞也。前人於唇喉齒舌,或不差,而字之偏旁多不講,至寧人卻講偏旁,故獨有著落。杜、韓用韻皆精當,惟入聲不能如寧人。寧人講入聲,直千古未有。

猗氏衛先生論韻,與寧人同,言侵、覃、鹽、咸,是真、文、元、寒、刪、先閉口,不應東、冬等部無閉口,故於每韻後作圈,以為有音無字,皆存其位。其實侵、覃、鹽、咸四部,何嘗無別部閉口在內,如侵雖是真、文之閉,亦是庚、青、蒸之閉口,若此之類不須補。

潘次耕若肯將其師所著《音學五書》,撮總纂訂令精當,豈不大快!他卻自出意見,欲駕亭林之上,倒美出破綻來。他將自己土音影響意揣,便欲武斷從來相傳之緒言,豈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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