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語錄/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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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文一[编辑]
古文、詩，想皆起自皋陶，《皋陶謨》是自作一篇文字，明良之歌，亦自皋陶始。
韓文公一肚皮好道理，恰宜於文發之；杜工部一肚皮好性情，恰宜於詩發之，所以各登峰造極。
詩文各人都有壓卷，韓文如《原道》、《佛骨表》、《與孟尚書書》之類，杜詩如《北征》、《詠懷》、《壯遊》之類。
山谷、元章書，後代立稱，而兩人各相詆訾。山谷服東坡文與書，而謂其詩不古，然所自為，亦未見其能古也。元章以山谷書撐手拄腳，其詩亦然。大約是雕刻字句，故致如此，要到意足氣足才好。柳文尚不能到此。倫云：「王荊公亦有此病。」曰：「荊公、東坡還不可以此論，又當論其意。荊公農意澀，東坡取意溜。澀與溜皆有病，惟理足意足而氣亦足。澀不得，溜不得，多一些不得，少一些不得，斯為至矣。班、馬之文，曹、杜之詩是也。」
文章與氣運相關，一毫不爽。唐憲宗有幾年太平，便有韓、柳、李習之諸人，宋真、仁間，便生歐、曾、王、蘇。明代之治，只推成、弘，而時文之好，無過此時者。至萬曆壬辰後，便氣調促急，又其後，則鬼怪百出矣。某嘗有一譬，春夏秋冬，氣候之小者也；治亂興亡，氣運之大者也。蟲鳥草木，至微細矣，然春氣一到，禽鳥便能懷我好音，聲皆和悅。秋氣一到，蛩吟蟲響，淒涼哀厲。至草木之榮落，尤顯而易見者，況人為萬物之靈，豈反不與氣運相關？所以一番太平，文章天然自變。如戰國文字，都是一團詐偽，不知何以至漢，便出賈、董、馬、班。至唐詩之變六朝，宋文之變五代，皆然。若周、程之道學，韓、柳之文，李、杜之詩，皆是中興時起，力量甚大。總之，其人在廟堂者，郎開氣運，至孤另的，便不相干。如晚秋之菊，寒冬之松柏，不關氣候，是其物性。如大亂之時，忽然生一聖賢，乃天以此度下一個種子，恐怕斷了的意思。
如今入學詩文，動說歐公、白傅。二公的詩體、文體學不得，天才學問都比不得他，祇是學他平調。他都是讀破萬卷書，就是音節之間，如何能到得他地位？
詩文須常做，當其做時，何嘗不得意，過幾時，又覺得不好，便是進益。然得意一層亦不可少。「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若只發憤而無樂，亦太辛苦。一番發憤，一番樂，循環不已，便會到極處。
詩文從生做到熟，從熟又做到生。後來讀去，覺得像不順，便是有工夫。
詩文鄙俚固不好，太文又不像。文字之始，都是古人說話，有意要文便不是。
詩文用雪白字、隨便字都不妨，總要切合。切合便有情景，有情景便有生氣。詩中字，又不是以全然貼實為切合，不甚貼而卻合方妙。須求自得於心，不是要人叫好。
看文章如看堪輿。山川有一段秀氣，便要發人，文章有一段秀氣，便有成就。此卻在牝牡驪黃之外。
昌黎居潮，子厚居永、柳，皆有政績。然昌黎在潮詩文，依然肅穆平寬，子厚永、柳諸作，便不免辛酸淒苦。其後昌黎向用不窮，而柳竟卒於貶所。可悟文章氣象之間，關人祿命。〈清植。〉
詩文派頭，斷絕久了。如今且莫評論他是唐是宋，且字字核實，說這人是這個人，稱情稱事，不過分量，才好論他風骨之高，學問之深。不然無從論起。不是不要風骨、學問，如一般銅器，必竟有幾片朱砂、翡翠瘢點，方可耐人摩挲。祇是詩文之本不在此，且此事要推到志向上去。韓、柳、歐陽諸人，都有自命不凡的意思，有此一段，才有些光景氣魄。〈以上總論。〉
《道德經》好用三字句，竟似後世道士聲口，可厭之甚。《論語》中用三字句，如「又何怨」；「又焉貪」；「言中倫，行中慮」；「身中清，廢中權」皆妙，全然不覺。大抵文章到洙泗，真是雅之至。《孟子》雖是絕調，畢竟帶機鋒。先君云：「《孟子》前文章，不曾用『雖然』二字。」果然。以前語氣厚，至《孟子》則轉折分明矣。先儒以《禮記》為漢人文字，恐未必盡然。《禮記》尚無「雖然」字，尚是《大學》、《中庸》文體。
朱子生性至剛，而作古文詩辭，卻不能超然於風氣之外。想文章道德，巍然千古，都是命於帝庭，雖上智大賢，氣亦偏鍾於所長。看來文章亦是孔子絕頂，不似戰國風氣，亦不似周公之舊，卻另一種雪白文字。不要一字幫貼，自然道理完足。
聖賢經書疊句，都有層次，謂錯舉者非也。郎我輩文字，亦必排比先後淺深，況聖賢乎！其看不出層次者，祇是心粗耳。《禮記》或有後人作者，便當分別觀之。韓文連下句處，多有意，所謂《六經》之風絕而復新。
古大家文，力大於身。所見高，無起不收，無呼不應，郎有一股放空。如天外別峰，亦必有緣故。
選文惟從漢起最乾淨，近選多把《左》、《國》都收入，卻不妥。大抵三代以上文，當另作一類讀之。索性以漢為斷，祇是昌國報惠王、信陵上魏王二書，割舍不得。想來有一法，將此二篇收入《史記》選內，便無遺憾矣。
仲舒三策，皆面對文字，非才大學富，道理精熟，安能一筆寫出，而字字醇確。匡衡文亦好，但朱子言共似策段，不是胸中流出。細看，果有些像。朱子評論古人，不差銖黍。
古文自當讀漢文，亦是彼時風氣厚，自然風調不同。郎三國李興代劉弘《祭武侯文》、陳壽《上諸葛文集表》，後世惟韓、柳、王幾幾能之，然亦須極得意作。至武侯《正議》，柳、王不能也。《諫絕孫權》，雖蘇、張無此辨，幾句便盡情勢。
曹子建才大，其文都像一口氣噴出。韓文要追復三代，轉有斧鑿之意。司馬子長便一氣吐出。子畏、孟堅乃文家不祧之祖。
潘勖為曹操加九錫文，比武侯所謂「奉進馭兜，滔天之辭」也。有友故為蹁遷論，極口讚佳，卻是亂道。郎如曹操所與群下教甚古，篇中亦未必無實話，卻選他不得。試看伊、周，何嘗不退位，豈慮有它？選詩文若無此決斷，便可不選。不論其人與理，而徒取其詞，則不勝選矣。惟史書又是一例，欲以見善惡興敗之由，故槩載之。
曹操《自敘令》，文字甚好，詩亦有佳音，但幾番徘徊，卒置之。他比不得柳子厚、王荊公，二人祇是錯誤執拗耳，非亂臣賊子也。曹丕詩文，竟是婦人，飲得不成話。論古人當有分別，如王維、鄭虔，雖杜工部朋友厚道，為之表暴，其實皆已被祿山所汙。若太白卻不同。永王玲是唐之宗支，彼時明皇已走，宗社無主，永王有恢復之志，與叛逆豈可同日而語？
武侯不知所讀何書，識見作用，規模氣象，都是三代聖賢光景。郎其文字，絕不似東漢。《出師表》、《正議》、《諫絕孫權書》，才幾句，說事理是如何透。曹子建氣魄甚大，但比之武侯，便是文人之文，不脫華藻。
武候《出師表》，自肺腑流出，郎以文章論，亦居最頂。惟韓子最頂文字，方能到他地位。如《佛骨表》、《與孟尚書書》是也。此等皆當另一格視之。韓子學那樣文字，便過之。《進學解》，好似《客難》、《解嘲》諸作；《書張中丞傅後》，好似史遷。惟《原道》，是學《大學》、《中庸》，卻不及，要亦精矣。如柳子厚、王荊公，必不能為《出師表》文字。三蘇惟東坡天姿高，推服《出師表》，老泉、子由皆譏貶武侯，去之尚遠故也。
問：「武侯《答李嚴書》，言『雖十命可受』，自來無十命之事。郎此一言，便可想見其未出草廬時，確然有天子不得臣之志。又可見使其功業有成，如伊尹之復政告歸，固所優為。」曰：「然。」〈清植。〉
韓文公口中，不提起江都、武侯，故知其單留心於文字。朱子於武侯外，便稱陸宣公。昌黎出宣公之門，等閑立不道及，想嫌其文排悶也。宣公在軍中，恁樣處置得停當，才大心細，其奏議，語語俱是實理實事，學問又海涵地負，祇是排體不高古耳。
文人中如陸宣公、韓文公，盡有實用，知古卻又通今。看宣公奏議，雖根本於經書，而處置都合機宜。韓公《論淮西》、《黃家賊》及《復仇》、《諦袷》等議，皆確中事理。問：「王荊公文字，看得出他能壤天下否？」曰：「看得出；他作文字，見有人與他意思相同者，郎便毀稿。此便是大病。我有此說，方不敢自信，有人相同，正可為證佐，為何削去？某分《原道》段落，自以為獨見，及見張長史亦如此分，更喜所見之不謬也。」
古文近頗知其作法，但不暇做工夫。問：「如何？」曰：「其本自然要以經書道理為主，文字卻不要規摹那一家，教人看得似那一家，便非其至。短者要有意思，長者要有裁剪。柳州《與楊誨之說車書》，凡數千言，字字琢鏈，又是一氣流出，連虛字要換他一個亦不得，郎寒溫語皆妙。大都韓、柳動筆，郎一兩行都是留意，無苟作者。到後信筆寫來，無不入妙。又字眼亦要緊，當取材於雨漢。若字眼不古雅，文字便減色。古文內著不得丁麗對句，古詩對句太多，亦六朝始然。唐初尚襲其餘習，至工部始洗脫。
得唐人書佛經真跡，筆筆著力，曰：「古今人差處就在此。若不用力，雖千行萬字，總無足取。試將韓、柳文字於極不要緊處，拈出一句，看來總有斤兩，可見其字字經意。今人連篇累牘隨手寫，可謂『不誠無物』。」因論古物與今物別處，祇是苟且與不苟且。梅先生曰：「古人諸物，都是從內裏邊做出來的。」
柳子敘事學《史》、《漢》，便是《史》、《漢》。韓子不肯學《史》、《漢》，高於《史》、《漢》。《張中丞傳後敘》，亦仿伯夷等傳體，而詞調風格，毫不步趨。《段太尉逸事狀》，居然是孟堅極得意文字。
《柳集》中載與退之詩文甚多，退之豈無酬答？今不復見，殆自削其稿耳。子厚臨歿，托夢得為求退之作志。及退之許諾，夢得喜不自勝，至迎其柩，而告慰之。子厚固知其作志必不假借，然傳於千載無疑也。退之與劉書，稱子厚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夢得言之，今《韓集》亦無此。
《原性》起兩句極精。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理為性，其陽氣之發則情也。」故「性」字從心、從生，言生理之與生俱生者也。「情」字從心、從青，如草木之萌芽初發，感於物而生者也。〈自記。〉
《原性》奉甚精，其不足處，不在錯孟子性善之旨，只在末後少兩三行文字，把「其所以性者五」發揮明白。《不貳過論》末一段語，都有條理，不是亂填。
《原性》言仁義禮智信，《原道》只言仁義，以仁義包五常也。二篇著作之先後可見。〈自記。〉
《原道》通篇排釋、老，而首論老氏之失，極是高處。蓋佛書多是華人附益，大率原於老子之指，而淫於莊、列之幻詞。故《後漢書》、《新唐書》，皆探本老氏論之。〈自記。〉
古人文字難看，《原道》連程朱亦看不透。程子謂「從博愛說起，沒有頭腦」。不知他已有《原性》了，若復從性上說起，非《原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祇是大本，發而皆中節，乃是達道，《原道》自當從發處說。朱子說他「引《大學》，漏了『格物致知』」，為「不知學」。不知他引此正對佛教，所以下面斷一語：「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引到格致，便與佛不對針。「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一語甚精，洞中其弊。汝楫云：「《原毀》不過是題目有個『原』字，門大便編做一處。其實韓子未嘗以此與性、道立原也。」曰：「《原鬼》亦是感觸而作，故云『適丁民之有是時也』，元都是門人彙在一處的。」
有謂《原道》開口一句便不穩當，仁自是心之德、愛之理，如何曰「博愛之謂仁？」某答之曰：「仁是性，他《原性》已講過了，這是《原道》。《原性》是說『天命之謂性』，《原道》是說『率性之謂道』。故云『博愛』，與『行而宜之』相對。」
今日翻韓文，果是才大。如《復仇》、《裕袷》、《黃家賊》、《平淮西事宜》、《與柳中丞論兵》、《佛骨表》、《與孟尚書書》之類，洗刷得一個閑字沒有，事理直說個透。馬、班尚是漢文，比則洙泗之派也。惟武侯雖不學文，而所傳數篇皆然，愈讀愈有味。因他人品高，胸中有許多真意思，真見解，氣又完全直寫出來，便自不同。凡詩文、書翰之類，若務為名家，積累工夫，自然可到。若要登峰造極，直須第一流人。
「龍噓氣成雲」一首，寄托至深，取類至廣。精而言之，則如道義之生氣，德行之發為事業文章，皆是也。大而言之，則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應求，聖人之風興起於百世之下，皆是也。〈自記。〉
作文章熟後，雖無意寫出，必有結構，有呼應。如韓子《讀儀禮》一篇，首兩句是反起一篇意，中間說「無用於今，而聖人之制度，不可泯沒」，是照應第二句意，而結完之。後言「掇其大要，奇辭奧旨，以備覽觀而已」，是照應第一句意，而結完之。末歎「恨不得生及其時」，則兩意懼結也。〈自記。〉
每疑韓公說唐初群臣材識不遠，然當時有太史令傅奕，可謂特立排佛者，韓子何以無取？及觀《奕傳》，則其垂訓也惟重老氏，以列於名教之首。末乃毆佛，得其一而昧其二矣。宜乎韓公之所輕也。〈自記。〉
觀韓子論禮典、兵刑處，豈可以文學之科限之！其老練精核，遠侔武侯，近比宣公。〈自記。〉
宋人論程伊川曰：「三代以下，凡事必求其是者，伊川一人而已。」伊川之門，上蔡謝氏，則以「求是」二字為窮理之要。韓子以求是論文，此其所以獨出於諸家歟？〈自記。〉
孔子之道德不可讚也。故韓子作《處州廟碑》，讚其祀典之盛，以推夫所謂生民未有者，極為得體。柳子厚作《廟碑》，亦曰：「苟讚其道，如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皆深得後學敬慎之意。〈自記。〉
《平淮西碑》，自九年至十二年，惟首尾見年月，中間許多事，而年月悉不書。一則諱淹時之久，一則略諸將之無功也。〈自記。〉
維時河北方跋扈不朝，董邵南不得志於有司，而適斯土，是何意哉？故韓子微言諷之。獨吊望諸君者，望諸君失意出奔，終身不敢謀人之奴隸也。與送李端公命意大略相似。〈自記。〉
觀《答侯生書》，則韓公真善注解書者，惜乎其《論語注》未就而不傳也。今有傳者，蓋偽作耳。〈自記。〉
韓文言「物不得其平則鳴」，其意以為有動於中則鳴耳，而以為不得其平，殊不確。其下有「五臣、夔」等，如何說不得其平？又說「夔不能以文詞鳴，以《韶》鳴」，尤可笑，便是文人趁筆之習。至說六朝文章之病，字字確切，此公於文章一事當行也。
問：「韓文公云『醇而後肆』。『肆』是工夫？是天分？」曰：「自是工夫。理明白了，然後能放筆言之。如東坡，便是肆而不醇。就他的話，亦說得一片，祇是推敲起來，不勝病痛。」
文章要曲，用筆曲，便似其中林巒澗壑，不可窺測。惟韓文公會作直文章，以所見道理足，本色已深厚。
韓文選定七十一篇，若再去其有疏漏者十許篇，存六十許篇，真是文宗。其氣極古雅，如西漢人，而又無其累墜。只《原性》一篇，有不盡當處，然卻去不得，要以他壓卷。若去此，則《原道》無根矣。
某選韓文，許多精奇璋麗者，俱不登。然凡昌黎之粹然一出於正，有體有用，確可見之行事，而有補於世者，盡此矣。其他或有病痛，或無關輕重，隨人自去揀讀。
問：「選韓文甚少，《送董邵南序》何為入選？」曰：「聞得友人說，當時不得志者往河北，都是要從亂賊，故此文吊望諸君，為其不忘燕也。此關係忠孝，豈容不錄？凡文字有寄托者便好，《答李翊書》亦好，但太是自己一生學問供狀，為賢者諱，故去之。」
昌黎時在字句上留意，其後門人衍成惡派。如皇甫浞等，故意將下一字移上，上一字移下，欲以見古。再傳至杜牧等，句幾不可讀矣。
柳子厚記韓文公論天一段，甚翩遷，雖是偶然戲語，亦可見其不知天。天地萬古不歇，止是生物，而生物之中，又是以人為主。凡禽獸草木，無不愛其子者，至人一生經營，無非為子。生子又要克家，天地之意猶是也。若凶殘貪惡之人，乃是種子自生蠹，與天地無干。所以有《太極》、《西銘》諸書，此理始明白。
柳文精金美玉，獨識見議論，未若《漢書》之精當。子厚之文，亞於孟堅；退之之文，過於子長。韓文直追周，其質直處，正是其高處。
看來古文、詩俱到家者，惟陳思、柳州耳，韓便文好於詩。柳州文字，莫要論其道理意思如何，只就其文論，雖千餘言，要刪他一個虛字不得。劉蛻、孫樵數家，雖皆小品，不無可觀。就中孫樵又為差勝。
文字扯長，起於宋人，長便薄。太公《丹書》，行幾多大禮，說出來才只四句。箕子《洪範》，三才俱備，才只一千零四十三字。老子《道德經》，不知講出他的多少道理，才只五千言。宋人一篇策，便要萬言，是何意思！
文祇要簡淨，蹲遝拖曳皆詞之累。韓文簡潔如此，三蘇則專事虛翻而已。至南宋，一味冗長，若非理足者，有何意味？〈鍾旺。〉
歐、蘇之文，何嘗不好，然見解不甚透。自是本領差，說事說理皆不透。韓、柳便透，如《復譬議》，柳已淩牙厲齒，言之鑿鑿，韓就理論之，更明而盡。朱子文字，何嘗能到馬、班、韓、柳？但理足，便覺得任他才學筆力，馳騁藻耀，都壓他不下。如《封建論》，孟堅之雄博，子厚之精悍，一遇朱子平淡說來，足令二公失色。伊川不以文名，今看來，兩漢之文也。所上諸子，《春秋序》，道理既足，字字確實，有斤兩，比朱子文字更古。
古文自《史》、《漢》後，只讀韓、柳、曾、王便足。曾、王學問，如何能過韓、柳？韓、柳遇一通經守師說之人，那樣推服娩赧，曾、王便輕肆譏彈。
王守溪評文，謂：「昌黎後，惟半山得宗派。」不數歐、蘇，最有識見。
東坡文亦有好的，祇是薄，大凡浮動囂張處便薄。歐文微弱，最是曾子固厚。王荊公氣亦強，文亦古，但深求之，卻是學成的，不是本來如是。
作古文要歸於真實，不爾心先不古，文何能古？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便稱其揮斥佛、老之功，張皇誇大。及作《大悲閣諸浮圖記》，又稱佛之妙，窮天極地，卻是一口兩舌。其歸談儒，儒亦不精；淡禪，禪亦不精。只落得要做好文章，卒至文章亦不好。所以聖人說：「修辭立其誠。」
東坡文字，大約帶澀的便好，飄飄欲仙者便不佳。其小文字極妙，盛稱其策論者，不知文者也。議論既博雜，筆力又冗弱，何足取！至彈劾程子而以為奸，豈不荒唐可笑！即謂王荊公奸，人亦不服。
作文要一意到底，有結構，說到後來，還與起慮相照。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頭腦太大，下正當發揮其排斥異端，獨力自任之艱苦，卻接去：「談笑而麾之」，便不的當，是東坡風度矣。至「開衡山之雲，馴鱷魚之暴」等句，益沒緊要。下面一路說開去，遂以立廟結，不復照顧起處矣。
文章有立言之體，東坡才既高，功夫亦深，祇是道理不正當。武王何嘗無可議處，只「武王非聖人也」一句，便令人不欲看。你非聖人，何由硬下此句？你郎聖人，亦如此說不得。孔子生平讚聖人，總不肯說煞，動云「也與」，都是想像未定語。
為文有本有末，所謂本，非必定是聖賢道理，本人所見透處便是本。蘇明允所說，多非正道，卻有透處，便是他的本。次公文字，鋪張似有得說，收緊來卻無實際，所以不如東坡。
陳后山、張文潛、二晁，文字皆好，黃山谷有孫樵輩風氣，但太破碎。蘇不如韓，然其門下土如此數公，恐自不亞韓門。
陸象山文字，筆力爽透。象山文，學王半山，朱子文，學曾南豐，只因學道便住手，故都未成。
記得某人說，學古文須從朱子起。此言卻好。看朱子後來文字，不似其少作有古文氣調，朱子正不欲其似古文也。祇是一句有一句事理，即疊下數語，皆有疊下數語著落，一字不肯落空。入手作文須得如此。
古人作書，如司馬《通鑒》、朱子《綱目》，皆藉朋友生徒之力，想杜佑《通典》亦然。令人動欲成以一人之手，其無成也必矣。諸葛公木牛流馬、鑄甲造弩諸事，皆假人為之。能用人，便是才大。
漢有葦子及劉子政、鄭康成，唐有韓昌黎，宋有周、程、張、朱，朋二百餘年全不出人。想因靖難拽窮種類，而胡廣、楊榮、金幼孜，皆迎降無恥之輩，歷相多年，士氣遂盡。試看其一代所傳著述，可與董、劉、韓比立者為誰？郎今顧亭林之音學，梅定九之算學，亦明朝所未有。徐文定之《崇禎曆書》，尚是西洋人作，算不得徐氏之書。顧、梅二書，是《中庸》裏邊有的，一是「車同軌」所資，一是「書同文」所資。
宋潛溪、方正學輩，文字亦佳，要選如曾、王名篇者，了不可得。即老泉、子由亦有精采，有明一代人，皆無之。
看歸震川、王道思古文，拖遝說去，又不明白，兩三行可了者，千餘言尚不了，令人氣悶。顧寧人說明文不如元，果然。當明季時，如李贅之《焚書》、《藏書》，怪亂不經，郎黃石齋的著作，亦是雜博欺人。其時長老，多好此種，卻將周、程、張、朱之書譏笑，以為事事都是宋人壞卻。惟先君性篤好之。王弇州古文，一時風靡，先君以為村氣，甚妙。後來聞得人人皆以為不好。大凡那一書，古今來都推獎過，只我一人不服，便當想自己的錯處。若是人人都叫不好，便就不錯了。一面好古，一面又要擇善而從，看古文亦當如此。
萬季野於明文，推宋金華、黃梨州，而以黃為更好。其實黃何能比宋，宋尚能造句，至黃議論之偏駁粗淺，又無論矣。
友云：「泰州人但知有王心齋，不知有儲柴墟。柴墟古文甚溫雅，無虛套。當時學者，自然首推蔡介夫，其次只得算王伯安。然同時人初未論定，而柴墟獨兩屈指推服。其《送介夫歸序》甚好，郎此已見其具眼。」曰：「文章品題，各人意異。某以為惟字字與之核實，其自肺腑中流出，有關係者便佳。如海忠介《諫世宗疏》、陳紫峰《易經著述序》，調雖不古，皆由中之盛氣岔湧而出，自是可存。」
做古文這件事，想是與學道相近。自歐、曾、王、蘇後，亦斷了六七百年。問：「先生何不繼續此事？」曰：「見得到那裏，祇是須要工夫。心裏覺得於經書上明白一點，是一點受用，比文章又要緊些。」問：「韓文公亦見道。」曰：「他便是被花草牽累了，不爾，端心並力到道理經書上，當又自不同。」
問：「某人古文如何？」曰：「雖提得起筆，但是向外走的學問。此派傳衍已久，尚未見傑出有人。不但儒先為性命之學者不爾，印韓、柳、歐、曾、蘇、王之學亦不爾，方做得幾篇文字出。韓文公『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不能觀，不敢也。下句『非聖人之志不敢存』，略大些，然實是立志如此。韓公如此志向，如比讀書，所成就尚貽儒宗訾議。大要從初讀書時，意向是如何，成就便是如何。佛家所以說證甚磨因，便結甚麽果。」
古人終身不得幾篇好文字，著一書便竭畢生精力。今人動輒成集，不數月便成一書，如何得好？
作古文要曲折，學古文須先學作論。蓋判斷事理，如審官司，必四面八方都折倒他，方可定案。如此則周周折折，都要想到，有一處不到，便成罅漏。久之，不知不覺，意思層疊，不求深厚，自然深厚。今做古文者，多從傳志學起，卻不是。
某友看古文，不從議論文字人手，先讀碑板文字，亦是一病。所為文亦長於碑板，若敘事文便不出色。學文自當先教議論暢達，逐漸縮斂方佳。如今看小學生文，其下筆論頭汨汨不休者，便有成。若短短粗通，雖有些筆意思路，到底有限。
墓誌，只該誌其姓氏、卒葬而已，茫蒧虛譽，無當也。且此等斷不傳，鬼神亦不許。顏子立無著述，只孔子誇他幾句，《四書》存他幾句，萬古不磨。武侯不立史官，到得陳壽作《志》，蜀立無文字可采，所以《蜀志》獨少。然由今觀之，魏、吳二志，大率虛浮，《蜀志》雖不多，是何等光焰。所以人貴實事。
做古文祇要不說謊。聖賢雖於父母，亦不虛加一語，加以虛譽，人必指而笑之，是貽父母羞辱也。且稱人曷必全備，如孝，德之本也，孔子未嘗以稱顏子，豈顏子未孝耶？舜稱「大孝」，他聖不聞，豈他聖都未孝耶？
某近得一作文之法，如有人有事可作文者，先將其人其事，想出我所欲語，既有所見，便信筆直書，達意而止。既成，且閣下一邊，過幾日再看，加之裁剪。有不明白者改之，意未足者補之，字眼冗泛者去之，務使詞加少而意加多，又有結構，畢竟可觀。
作文且來須說得體制法度，第一先要明白。若那事考究得十分明白，據事直書，自然不煩刪減，而閑文自去，詞必古矣。
作詩不可句句相承，如此則太直，似文字，非詩矣。郎文字太直，亦朱為佳。朱子說古人文字，有六七十里不迦頭者，他卻見得不能做得。朱子文字，卻是步步回頭，抓住主意說到底。朱子論各色文藝都在行。文須錯綜見意，曲折生姿。李習之教人看《獲麟解》，一句一轉，可悟作文之法，卻不教人看《原道》。
今人作文，動稱伊川為「正叔」，朱子為「仲晦」。雖《中庸》亦稱「仲尼」，然古今既異，印當致其尊禮，亂稱先賢名字，斷使不得。作文字，此等須有義例。
文字要改，雖孔子猶然。歐公《醉翁亭記》，原槀起處有數十字，粘之臥內，再四改訂，到後來，只得「環滁皆山也」五字。平生所為文，都是如此，甚至有不存原稿一字者。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說者謂筆是綠舊，削是刪舊，恐未必爾。就是那幾個字眼下得有未妥，便削去，故遊、夏不能讚一詞。
文字詞氣雅俗，尚有能辨之者，至句中有限，人多不講。其鬬湊成文者，即有一段好處，必不能通篇自圓其說。文中有一兩句，似無甚關係，卻是他為文眼目，說話雖多，終須歸到發明此句上。這是傅下來的一點法脈。
岩云：「作文字，不可稱人日子。子稱重，寧稱君可也。」曰：「古名人稱過，便可稱。子亦通稱，書傳皆然，韓、柳、歐、蘇如此用，亦用之而己。如歲在某干支、歲次某干支，本謂歲星在某、次某，非謂年歲在某、次第及某也。如今年戊子，子與丑合，歲在玄枵之次矣。但今如此用，人反大怪，雖朱子亦錯為之，奈何？某總不用，直云康熙某甲子而已。大凡地名、官名，作文字都應從今之名。何必以古名換之，令後世反無所考證，文之古雅不在此。」
今舞刀者，皆取美觀，臨時一無所用。惟善刀者，筋節著實，當之者便不能支。蓋虛處費去，用處便不著實。如學書者，尋常作字，不著實依法寫，寫時一定手滑不得力。文章亦然。〈以上論文。〉
文字不可怪，所以舊來立法，科場文謂之「清通中式」。「清通」二字最好，本色文字，句句有實理實事。這樣文字不容易，必須多讀書，又用過水磨工夫，方能到。非空疏淺易之謂也。
選文字宜簡嚴，孔子刪書，取其有用者，動輒架漏過幾百年，所以妙。如今無論選古文、時文，即將其文當作經看，一字不放過方好。
王安石、陳傅良的八股，似對不對，甚古，所謂八股宗者，不可不看。如詩有古詩及古歌謠之類也。時文名句，與詩詞不同，要從性命道理上出。《中庸》纘緒節，時文皆講成三王統緒未成，至武王才了得三王之志。竟似周家父子祖孫，累世欲闇干天位者然，豈非大悸！不知纘緒者，言能修德行仁，不墮基業，到得天與人歸，一著戎衣，便有天下，故雖以臣伐君，而不失顯名。「一戎衣」句，非結上文，乃起下文，重「一戎衣」，不重有「天下」。惟明初楊慈文是如此發明，大有關係，所以八股不可輕忽。
明代時文，洪、永、宣、景、天為初，成、弘為盛，正、嘉為中，慶、曆為晚。天啟以後，不足錄已。
問：「王守溪時文，筆氣似不能高於明初人。」曰：「唐初詩亦有高於工部者，然不如工部之集大成，以體不備也。制義至守溪而體大備。某少時，頗怪守溪文無甚拔出者，近乃知其體制樸實，書理純密。以前人語句，多對而不對，參差灑落，雖頗近古，終不如守溪裁對整齊，是制義正法。如唐初律詩，平仄不盡葉，終不若工部字律密細，聲響和諧，為得律詩之正。」
做時文要口氣，口氣不差，道理亦不差。解經便是如此，口氣錯，道理都錯。
房書坊刻，始於李衷一，可謂作俑。坊刻出，而八股亡矣。如人終日多讀經史，久之，做出古文自有可觀。若只採幾段《左》、《國》，數篇韓、柳，手此一編以為樣子，欲其能作古文得乎？
某初次會試，將所作時文，就正於鄉前輩王命嶽恥古。就中一篇批云：「骨節尚大」，某請此批是優是劣，答云：「骨節大不得。脈絡一線，謂之單微，無龐然而大之狀。知道單微便密細，粗大不是好消息。」此論大妙。
時文之壞，由於不肯看書。書理懵然，而思以詞采勝，則必求新奇靈變，以悅人之耳目，遂至離經叛道，而不可止矣。
文章先通順了，其火候有時，豈能強所未至！但世有一種從心裏放逸昏惰，志氣不立的人，先時聰明才華盡有，到後來漸漸消亡，實可惜了。
臨文在題之皮毛上鋪排，似是而非，心思不入，了無神氣。至於膚淺無味，最怕人，病卻中在根本上。〈以上論科舉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