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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村語錄/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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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收錄於:《四庫全書

詩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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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詩,想皆起自皋陶,《皋陶謨》是自作一篇文字,明良之歌,亦自皋陶始。

韓文公一肚皮好道理,恰宜於文發之;杜工部一肚皮好性情,恰宜於詩發之,所以各登峰造極。

詩文各人都有壓卷,韓文如《原道》、《佛骨表》、《與孟尚書書》之類,杜詩如《北征》、《詠懷》、《壯遊》之類。

山谷、元章書,後代立稱,而兩人各相詆訾。山谷服東坡文與書,而謂其詩不古,然所自為,亦未見其能古也。元章以山谷書撐手拄腳,其詩亦然。大約是雕刻字句,故致如此,要到意足氣足才好。柳文尚不能到此。倫云:「王荊公亦有此病。」曰:「荊公、東坡還不可以此論,又當論其意。荊公農意澀,東坡取意溜。澀與溜皆有病,惟理足意足而氣亦足。澀不得,溜不得,多一些不得,少一些不得,斯為至矣。班、馬之文,曹、杜之詩是也。」

文章與氣運相關,一毫不爽。唐憲宗有幾年太平,便有韓、柳、李習之諸人,宋真、仁間,便生歐、曾、王、蘇。明代之治,只推成、弘,而時文之好,無過此時者。至萬曆壬辰後,便氣調促急,又其後,則鬼怪百出矣。某嘗有一譬,春夏秋冬,氣候之小者也;治亂興亡,氣運之大者也。蟲鳥草木,至微細矣,然春氣一到,禽鳥便能懷我好音,聲皆和悅。秋氣一到,蛩吟蟲響,淒涼哀厲。至草木之榮落,尤顯而易見者,況人為萬物之靈,豈反不與氣運相關?所以一番太平,文章天然自變。如戰國文字,都是一團詐偽,不知何以至漢,便出賈、董、馬、班。至唐詩之變六朝,宋文之變五代,皆然。若周、程之道學,韓、柳之文,李、杜之詩,皆是中興時起,力量甚大。總之,其人在廟堂者,郎開氣運,至孤另的,便不相干。如晚秋之菊,寒冬之松柏,不關氣候,是其物性。如大亂之時,忽然生一聖賢,乃天以此度下一個種子,恐怕斷了的意思。

如今入學詩文,動說歐公、白傅。二公的詩體、文體學不得,天才學問都比不得他,祇是學他平調。他都是讀破萬卷書,就是音節之間,如何能到得他地位?

詩文須常做,當其做時,何嘗不得意,過幾時,又覺得不好,便是進益。然得意一層亦不可少。「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若只發憤而無樂,亦太辛苦。一番發憤,一番樂,循環不已,便會到極處。

詩文從生做到熟,從熟又做到生。後來讀去,覺得像不順,便是有工夫。

詩文鄙俚固不好,太文又不像。文字之始,都是古人說話,有意要文便不是。

詩文用雪白字、隨便字都不妨,總要切合。切合便有情景,有情景便有生氣。詩中字,又不是以全然貼實為切合,不甚貼而卻合方妙。須求自得於心,不是要人叫好。

看文章如看堪輿。山川有一段秀氣,便要發人,文章有一段秀氣,便有成就。此卻在牝牡驪黃之外。

昌黎居潮,子厚居永、柳,皆有政績。然昌黎在潮詩文,依然肅穆平寬,子厚永、柳諸作,便不免辛酸淒苦。其後昌黎向用不窮,而柳竟卒於貶所。可悟文章氣象之間,關人祿命。清植。

詩文派頭,斷絕久了。如今且莫評論他是唐是宋,且字字核實,說這人是這個人,稱情稱事,不過分量,才好論他風骨之高,學問之深。不然無從論起。不是不要風骨、學問,如一般銅器,必竟有幾片朱砂、翡翠瘢點,方可耐人摩挲。祇是詩文之本不在此,且此事要推到志向上去。韓、柳、歐陽諸人,都有自命不凡的意思,有此一段,才有些光景氣魄。以上總論。

《道德經》好用三字句,竟似後世道士聲口,可厭之甚。《論語》中用三字句,如「又何怨」;「又焉貪」;「言中倫,行中慮」;「身中清,廢中權」皆妙,全然不覺。大抵文章到洙泗,真是雅之至。《孟子》雖是絕調,畢竟帶機鋒。先君云:「《孟子》前文章,不曾用『雖然』二字。」果然。以前語氣厚,至《孟子》則轉折分明矣。先儒以《禮記》為漢人文字,恐未必盡然。《禮記》尚無「雖然」字,尚是《大學》、《中庸》文體。

朱子生性至剛,而作古文詩辭,卻不能超然於風氣之外。想文章道德,巍然千古,都是命於帝庭,雖上智大賢,氣亦偏鍾於所長。看來文章亦是孔子絕頂,不似戰國風氣,亦不似周公之舊,卻另一種雪白文字。不要一字幫貼,自然道理完足。

聖賢經書疊句,都有層次,謂錯舉者非也。郎我輩文字,亦必排比先後淺深,況聖賢乎!其看不出層次者,祇是心粗耳。《禮記》或有後人作者,便當分別觀之。韓文連下句處,多有意,所謂《六經》之風絕而復新。

古大家文,力大於身。所見高,無起不收,無呼不應,郎有一股放空。如天外別峰,亦必有緣故。

選文惟從漢起最乾淨,近選多把《左》、《國》都收入,卻不妥。大抵三代以上文,當另作一類讀之。索性以漢為斷,祇是昌國報惠王、信陵上魏王二書,割舍不得。想來有一法,將此二篇收入《史記》選內,便無遺憾矣。

仲舒三策,皆面對文字,非才大學富,道理精熟,安能一筆寫出,而字字醇確。匡衡文亦好,但朱子言共似策段,不是胸中流出。細看,果有些像。朱子評論古人,不差銖黍。

古文自當讀漢文,亦是彼時風氣厚,自然風調不同。郎三國李興代劉弘《祭武侯文》、陳壽《上諸葛文集表》,後世惟韓、柳、王幾幾能之,然亦須極得意作。至武侯《正議》,柳、王不能也。《諫絕孫權》,雖蘇、張無此辨,幾句便盡情勢。

曹子建才大,其文都像一口氣噴出。韓文要追復三代,轉有斧鑿之意。司馬子長便一氣吐出。子畏、孟堅乃文家不祧之祖。

潘勖為曹操加九錫文,比武侯所謂「奉進馭兜,滔天之辭」也。有友故為蹁遷論,極口讚佳,卻是亂道。郎如曹操所與群下教甚古,篇中亦未必無實話,卻選他不得。試看伊、周,何嘗不退位,豈慮有它?選詩文若無此決斷,便可不選。不論其人與理,而徒取其詞,則不勝選矣。惟史書又是一例,欲以見善惡興敗之由,故槩載之。

曹操《自敘令》,文字甚好,詩亦有佳音,但幾番徘徊,卒置之。他比不得柳子厚、王荊公,二人祇是錯誤執拗耳,非亂臣賊子也。曹丕詩文,竟是婦人,飲得不成話。論古人當有分別,如王維、鄭虔,雖杜工部朋友厚道,為之表暴,其實皆已被祿山所汙。若太白卻不同。永王玲是唐之宗支,彼時明皇已走,宗社無主,永王有恢復之志,與叛逆豈可同日而語?

武侯不知所讀何書,識見作用,規模氣象,都是三代聖賢光景。郎其文字,絕不似東漢。《出師表》、《正議》、《諫絕孫權書》,才幾句,說事理是如何透。曹子建氣魄甚大,但比之武侯,便是文人之文,不脫華藻。

武候《出師表》,自肺腑流出,郎以文章論,亦居最頂。惟韓子最頂文字,方能到他地位。如《佛骨表》、《與孟尚書書》是也。此等皆當另一格視之。韓子學那樣文字,便過之。《進學解》,好似《客難》、《解嘲》諸作;《書張中丞傅後》,好似史遷。惟《原道》,是學《大學》、《中庸》,卻不及,要亦精矣。如柳子厚、王荊公,必不能為《出師表》文字。三蘇惟東坡天姿高,推服《出師表》,老泉、子由皆譏貶武侯,去之尚遠故也。

問:「武侯《答李嚴書》,言『雖十命可受』,自來無十命之事。郎此一言,便可想見其未出草廬時,確然有天子不得臣之志。又可見使其功業有成,如伊尹之復政告歸,固所優為。」曰:「然。」清植。

韓文公口中,不提起江都、武侯,故知其單留心於文字。朱子於武侯外,便稱陸宣公。昌黎出宣公之門,等閑立不道及,想嫌其文排悶也。宣公在軍中,恁樣處置得停當,才大心細,其奏議,語語俱是實理實事,學問又海涵地負,祇是排體不高古耳。

文人中如陸宣公、韓文公,盡有實用,知古卻又通今。看宣公奏議,雖根本於經書,而處置都合機宜。韓公《論淮西》、《黃家賊》及《復仇》、《諦袷》等議,皆確中事理。問:「王荊公文字,看得出他能壤天下否?」曰:「看得出;他作文字,見有人與他意思相同者,郎便毀稿。此便是大病。我有此說,方不敢自信,有人相同,正可為證佐,為何削去?某分《原道》段落,自以為獨見,及見張長史亦如此分,更喜所見之不謬也。」

古文近頗知其作法,但不暇做工夫。問:「如何?」曰:「其本自然要以經書道理為主,文字卻不要規摹那一家,教人看得似那一家,便非其至。短者要有意思,長者要有裁剪。柳州《與楊誨之說車書》,凡數千言,字字琢鏈,又是一氣流出,連虛字要換他一個亦不得,郎寒溫語皆妙。大都韓、柳動筆,郎一兩行都是留意,無苟作者。到後信筆寫來,無不入妙。又字眼亦要緊,當取材於雨漢。若字眼不古雅,文字便減色。古文內著不得丁麗對句,古詩對句太多,亦六朝始然。唐初尚襲其餘習,至工部始洗脫。

得唐人書佛經真跡,筆筆著力,曰:「古今人差處就在此。若不用力,雖千行萬字,總無足取。試將韓、柳文字於極不要緊處,拈出一句,看來總有斤兩,可見其字字經意。今人連篇累牘隨手寫,可謂『不誠無物』。」因論古物與今物別處,祇是苟且與不苟且。梅先生曰:「古人諸物,都是從內裏邊做出來的。」

柳子敘事學《史》、《漢》,便是《史》、《漢》。韓子不肯學《史》、《漢》,高於《史》、《漢》。《張中丞傳後敘》,亦仿伯夷等傳體,而詞調風格,毫不步趨。《段太尉逸事狀》,居然是孟堅極得意文字。

《柳集》中載與退之詩文甚多,退之豈無酬答?今不復見,殆自削其稿耳。子厚臨歿,托夢得為求退之作志。及退之許諾,夢得喜不自勝,至迎其柩,而告慰之。子厚固知其作志必不假借,然傳於千載無疑也。退之與劉書,稱子厚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夢得言之,今《韓集》亦無此。

《原性》起兩句極精。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理為性,其陽氣之發則情也。」故「性」字從心、從生,言生理之與生俱生者也。「情」字從心、從青,如草木之萌芽初發,感於物而生者也。自記。

《原性》奉甚精,其不足處,不在錯孟子性善之旨,只在末後少兩三行文字,把「其所以性者五」發揮明白。《不貳過論》末一段語,都有條理,不是亂填。

《原性》言仁義禮智信,《原道》只言仁義,以仁義包五常也。二篇著作之先後可見。自記。

《原道》通篇排釋、老,而首論老氏之失,極是高處。蓋佛書多是華人附益,大率原於老子之指,而淫於莊、列之幻詞。故《後漢書》、《新唐書》,皆探本老氏論之。自記。

古人文字難看,《原道》連程朱亦看不透。程子謂「從博愛說起,沒有頭腦」。不知他已有《原性》了,若復從性上說起,非《原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祇是大本,發而皆中節,乃是達道,《原道》自當從發處說。朱子說他「引《大學》,漏了『格物致知』」,為「不知學」。不知他引此正對佛教,所以下面斷一語:「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引到格致,便與佛不對針。「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一語甚精,洞中其弊。汝楫云:「《原毀》不過是題目有個『原』字,門大便編做一處。其實韓子未嘗以此與性、道立原也。」曰:「《原鬼》亦是感觸而作,故云『適丁民之有是時也』,元都是門人彙在一處的。」

有謂《原道》開口一句便不穩當,仁自是心之德、愛之理,如何曰「博愛之謂仁?」某答之曰:「仁是性,他《原性》已講過了,這是《原道》。《原性》是說『天命之謂性』,《原道》是說『率性之謂道』。故云『博愛』,與『行而宜之』相對。」

今日翻韓文,果是才大。如《復仇》、《裕袷》、《黃家賊》、《平淮西事宜》、《與柳中丞論兵》、《佛骨表》、《與孟尚書書》之類,洗刷得一個閑字沒有,事理直說個透。馬、班尚是漢文,比則洙泗之派也。惟武侯雖不學文,而所傳數篇皆然,愈讀愈有味。因他人品高,胸中有許多真意思,真見解,氣又完全直寫出來,便自不同。凡詩文、書翰之類,若務為名家,積累工夫,自然可到。若要登峰造極,直須第一流人。

「龍噓氣成雲」一首,寄托至深,取類至廣。精而言之,則如道義之生氣,德行之發為事業文章,皆是也。大而言之,則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應求,聖人之風興起於百世之下,皆是也。自記。

作文章熟後,雖無意寫出,必有結構,有呼應。如韓子《讀儀禮》一篇,首兩句是反起一篇意,中間說「無用於今,而聖人之制度,不可泯沒」,是照應第二句意,而結完之。後言「掇其大要,奇辭奧旨,以備覽觀而已」,是照應第一句意,而結完之。末歎「恨不得生及其時」,則兩意懼結也。自記。

每疑韓公說唐初群臣材識不遠,然當時有太史令傅奕,可謂特立排佛者,韓子何以無取?及觀《奕傳》,則其垂訓也惟重老氏,以列於名教之首。末乃毆佛,得其一而昧其二矣。宜乎韓公之所輕也。自記。

觀韓子論禮典、兵刑處,豈可以文學之科限之!其老練精核,遠侔武侯,近比宣公。自記。

宋人論程伊川曰:「三代以下,凡事必求其是者,伊川一人而已。」伊川之門,上蔡謝氏,則以「求是」二字為窮理之要。韓子以求是論文,此其所以獨出於諸家歟?自記。

孔子之道德不可讚也。故韓子作《處州廟碑》,讚其祀典之盛,以推夫所謂生民未有者,極為得體。柳子厚作《廟碑》,亦曰:「苟讚其道,如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皆深得後學敬慎之意。自記。

《平淮西碑》,自九年至十二年,惟首尾見年月,中間許多事,而年月悉不書。一則諱淹時之久,一則略諸將之無功也。自記。

維時河北方跋扈不朝,董邵南不得志於有司,而適斯土,是何意哉?故韓子微言諷之。獨吊望諸君者,望諸君失意出奔,終身不敢謀人之奴隸也。與送李端公命意大略相似。自記。

觀《答侯生書》,則韓公真善注解書者,惜乎其《論語注》未就而不傳也。今有傳者,蓋偽作耳。自記。

韓文言「物不得其平則鳴」,其意以為有動於中則鳴耳,而以為不得其平,殊不確。其下有「五臣、夔」等,如何說不得其平?又說「夔不能以文詞鳴,以《韶》鳴」,尤可笑,便是文人趁筆之習。至說六朝文章之病,字字確切,此公於文章一事當行也。

問:「韓文公云『醇而後肆』。『肆』是工夫?是天分?」曰:「自是工夫。理明白了,然後能放筆言之。如東坡,便是肆而不醇。就他的話,亦說得一片,祇是推敲起來,不勝病痛。」

文章要曲,用筆曲,便似其中林巒澗壑,不可窺測。惟韓文公會作直文章,以所見道理足,本色已深厚。

韓文選定七十一篇,若再去其有疏漏者十許篇,存六十許篇,真是文宗。其氣極古雅,如西漢人,而又無其累墜。只《原性》一篇,有不盡當處,然卻去不得,要以他壓卷。若去此,則《原道》無根矣。

某選韓文,許多精奇璋麗者,俱不登。然凡昌黎之粹然一出於正,有體有用,確可見之行事,而有補於世者,盡此矣。其他或有病痛,或無關輕重,隨人自去揀讀。

問:「選韓文甚少,《送董邵南序》何為入選?」曰:「聞得友人說,當時不得志者往河北,都是要從亂賊,故此文吊望諸君,為其不忘燕也。此關係忠孝,豈容不錄?凡文字有寄托者便好,《答李翊書》亦好,但太是自己一生學問供狀,為賢者諱,故去之。」

昌黎時在字句上留意,其後門人衍成惡派。如皇甫浞等,故意將下一字移上,上一字移下,欲以見古。再傳至杜牧等,句幾不可讀矣。

柳子厚記韓文公論天一段,甚翩遷,雖是偶然戲語,亦可見其不知天。天地萬古不歇,止是生物,而生物之中,又是以人為主。凡禽獸草木,無不愛其子者,至人一生經營,無非為子。生子又要克家,天地之意猶是也。若凶殘貪惡之人,乃是種子自生蠹,與天地無干。所以有《太極》、《西銘》諸書,此理始明白。

柳文精金美玉,獨識見議論,未若《漢書》之精當。子厚之文,亞於孟堅;退之之文,過於子長。韓文直追周,其質直處,正是其高處。

看來古文、詩俱到家者,惟陳思、柳州耳,韓便文好於詩。柳州文字,莫要論其道理意思如何,只就其文論,雖千餘言,要刪他一個虛字不得。劉蛻、孫樵數家,雖皆小品,不無可觀。就中孫樵又為差勝。

文字扯長,起於宋人,長便薄。太公《丹書》,行幾多大禮,說出來才只四句。箕子《洪範》,三才俱備,才只一千零四十三字。老子《道德經》,不知講出他的多少道理,才只五千言。宋人一篇策,便要萬言,是何意思!

文祇要簡淨,蹲遝拖曳皆詞之累。韓文簡潔如此,三蘇則專事虛翻而已。至南宋,一味冗長,若非理足者,有何意味?鍾旺。

歐、蘇之文,何嘗不好,然見解不甚透。自是本領差,說事說理皆不透。韓、柳便透,如《復譬議》,柳已淩牙厲齒,言之鑿鑿,韓就理論之,更明而盡。朱子文字,何嘗能到馬、班、韓、柳?但理足,便覺得任他才學筆力,馳騁藻耀,都壓他不下。如《封建論》,孟堅之雄博,子厚之精悍,一遇朱子平淡說來,足令二公失色。伊川不以文名,今看來,兩漢之文也。所上諸子,《春秋序》,道理既足,字字確實,有斤兩,比朱子文字更古。

古文自《史》、《漢》後,只讀韓、柳、曾、王便足。曾、王學問,如何能過韓、柳?韓、柳遇一通經守師說之人,那樣推服娩赧,曾、王便輕肆譏彈。

王守溪評文,謂:「昌黎後,惟半山得宗派。」不數歐、蘇,最有識見。

東坡文亦有好的,祇是薄,大凡浮動囂張處便薄。歐文微弱,最是曾子固厚。王荊公氣亦強,文亦古,但深求之,卻是學成的,不是本來如是。

作古文要歸於真實,不爾心先不古,文何能古?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便稱其揮斥佛、老之功,張皇誇大。及作《大悲閣諸浮圖記》,又稱佛之妙,窮天極地,卻是一口兩舌。其歸談儒,儒亦不精;淡禪,禪亦不精。只落得要做好文章,卒至文章亦不好。所以聖人說:「修辭立其誠。」

東坡文字,大約帶澀的便好,飄飄欲仙者便不佳。其小文字極妙,盛稱其策論者,不知文者也。議論既博雜,筆力又冗弱,何足取!至彈劾程子而以為奸,豈不荒唐可笑!即謂王荊公奸,人亦不服。

作文要一意到底,有結構,說到後來,還與起慮相照。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頭腦太大,下正當發揮其排斥異端,獨力自任之艱苦,卻接去:「談笑而麾之」,便不的當,是東坡風度矣。至「開衡山之雲,馴鱷魚之暴」等句,益沒緊要。下面一路說開去,遂以立廟結,不復照顧起處矣。

文章有立言之體,東坡才既高,功夫亦深,祇是道理不正當。武王何嘗無可議處,只「武王非聖人也」一句,便令人不欲看。你非聖人,何由硬下此句?你郎聖人,亦如此說不得。孔子生平讚聖人,總不肯說煞,動云「也與」,都是想像未定語。

為文有本有末,所謂本,非必定是聖賢道理,本人所見透處便是本。蘇明允所說,多非正道,卻有透處,便是他的本。次公文字,鋪張似有得說,收緊來卻無實際,所以不如東坡。

陳后山、張文潛、二晁,文字皆好,黃山谷有孫樵輩風氣,但太破碎。蘇不如韓,然其門下土如此數公,恐自不亞韓門。

陸象山文字,筆力爽透。象山文,學王半山,朱子文,學曾南豐,只因學道便住手,故都未成。

記得某人說,學古文須從朱子起。此言卻好。看朱子後來文字,不似其少作有古文氣調,朱子正不欲其似古文也。祇是一句有一句事理,即疊下數語,皆有疊下數語著落,一字不肯落空。入手作文須得如此。

古人作書,如司馬《通鑒》、朱子《綱目》,皆藉朋友生徒之力,想杜佑《通典》亦然。令人動欲成以一人之手,其無成也必矣。諸葛公木牛流馬、鑄甲造弩諸事,皆假人為之。能用人,便是才大。

漢有葦子及劉子政、鄭康成,唐有韓昌黎,宋有周、程、張、朱,朋二百餘年全不出人。想因靖難拽窮種類,而胡廣、楊榮、金幼孜,皆迎降無恥之輩,歷相多年,士氣遂盡。試看其一代所傳著述,可與董、劉、韓比立者為誰?郎今顧亭林之音學,梅定九之算學,亦明朝所未有。徐文定之《崇禎曆書》,尚是西洋人作,算不得徐氏之書。顧、梅二書,是《中庸》裏邊有的,一是「車同軌」所資,一是「書同文」所資。

宋潛溪、方正學輩,文字亦佳,要選如曾、王名篇者,了不可得。即老泉、子由亦有精采,有明一代人,皆無之。

看歸震川、王道思古文,拖遝說去,又不明白,兩三行可了者,千餘言尚不了,令人氣悶。顧寧人說明文不如元,果然。當明季時,如李贅之《焚書》、《藏書》,怪亂不經,郎黃石齋的著作,亦是雜博欺人。其時長老,多好此種,卻將周、程、張、朱之書譏笑,以為事事都是宋人壞卻。惟先君性篤好之。王弇州古文,一時風靡,先君以為村氣,甚妙。後來聞得人人皆以為不好。大凡那一書,古今來都推獎過,只我一人不服,便當想自己的錯處。若是人人都叫不好,便就不錯了。一面好古,一面又要擇善而從,看古文亦當如此。

萬季野於明文,推宋金華、黃梨州,而以黃為更好。其實黃何能比宋,宋尚能造句,至黃議論之偏駁粗淺,又無論矣。

友云:「泰州人但知有王心齋,不知有儲柴墟。柴墟古文甚溫雅,無虛套。當時學者,自然首推蔡介夫,其次只得算王伯安。然同時人初未論定,而柴墟獨兩屈指推服。其《送介夫歸序》甚好,郎此已見其具眼。」曰:「文章品題,各人意異。某以為惟字字與之核實,其自肺腑中流出,有關係者便佳。如海忠介《諫世宗疏》、陳紫峰《易經著述序》,調雖不古,皆由中之盛氣岔湧而出,自是可存。」

做古文這件事,想是與學道相近。自歐、曾、王、蘇後,亦斷了六七百年。問:「先生何不繼續此事?」曰:「見得到那裏,祇是須要工夫。心裏覺得於經書上明白一點,是一點受用,比文章又要緊些。」問:「韓文公亦見道。」曰:「他便是被花草牽累了,不爾,端心並力到道理經書上,當又自不同。」

問:「某人古文如何?」曰:「雖提得起筆,但是向外走的學問。此派傳衍已久,尚未見傑出有人。不但儒先為性命之學者不爾,印韓、柳、歐、曾、蘇、王之學亦不爾,方做得幾篇文字出。韓文公『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不能觀,不敢也。下句『非聖人之志不敢存』,略大些,然實是立志如此。韓公如此志向,如比讀書,所成就尚貽儒宗訾議。大要從初讀書時,意向是如何,成就便是如何。佛家所以說證甚磨因,便結甚麽果。」

古人終身不得幾篇好文字,著一書便竭畢生精力。今人動輒成集,不數月便成一書,如何得好?

作古文要曲折,學古文須先學作論。蓋判斷事理,如審官司,必四面八方都折倒他,方可定案。如此則周周折折,都要想到,有一處不到,便成罅漏。久之,不知不覺,意思層疊,不求深厚,自然深厚。今做古文者,多從傳志學起,卻不是。

某友看古文,不從議論文字人手,先讀碑板文字,亦是一病。所為文亦長於碑板,若敘事文便不出色。學文自當先教議論暢達,逐漸縮斂方佳。如今看小學生文,其下筆論頭汨汨不休者,便有成。若短短粗通,雖有些筆意思路,到底有限。

墓誌,只該誌其姓氏、卒葬而已,茫蒧虛譽,無當也。且此等斷不傳,鬼神亦不許。顏子立無著述,只孔子誇他幾句,《四書》存他幾句,萬古不磨。武侯不立史官,到得陳壽作《志》,蜀立無文字可采,所以《蜀志》獨少。然由今觀之,魏、吳二志,大率虛浮,《蜀志》雖不多,是何等光焰。所以人貴實事。

做古文祇要不說謊。聖賢雖於父母,亦不虛加一語,加以虛譽,人必指而笑之,是貽父母羞辱也。且稱人曷必全備,如孝,德之本也,孔子未嘗以稱顏子,豈顏子未孝耶?舜稱「大孝」,他聖不聞,豈他聖都未孝耶?

某近得一作文之法,如有人有事可作文者,先將其人其事,想出我所欲語,既有所見,便信筆直書,達意而止。既成,且閣下一邊,過幾日再看,加之裁剪。有不明白者改之,意未足者補之,字眼冗泛者去之,務使詞加少而意加多,又有結構,畢竟可觀。

作文且來須說得體制法度,第一先要明白。若那事考究得十分明白,據事直書,自然不煩刪減,而閑文自去,詞必古矣。

作詩不可句句相承,如此則太直,似文字,非詩矣。郎文字太直,亦朱為佳。朱子說古人文字,有六七十里不迦頭者,他卻見得不能做得。朱子文字,卻是步步回頭,抓住主意說到底。朱子論各色文藝都在行。文須錯綜見意,曲折生姿。李習之教人看《獲麟解》,一句一轉,可悟作文之法,卻不教人看《原道》。

今人作文,動稱伊川為「正叔」,朱子為「仲晦」。雖《中庸》亦稱「仲尼」,然古今既異,印當致其尊禮,亂稱先賢名字,斷使不得。作文字,此等須有義例。

文字要改,雖孔子猶然。歐公《醉翁亭記》,原槀起處有數十字,粘之臥內,再四改訂,到後來,只得「環滁皆山也」五字。平生所為文,都是如此,甚至有不存原稿一字者。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說者謂筆是綠舊,削是刪舊,恐未必爾。就是那幾個字眼下得有未妥,便削去,故遊、夏不能讚一詞。

文字詞氣雅俗,尚有能辨之者,至句中有限,人多不講。其鬬湊成文者,即有一段好處,必不能通篇自圓其說。文中有一兩句,似無甚關係,卻是他為文眼目,說話雖多,終須歸到發明此句上。這是傅下來的一點法脈。

岩云:「作文字,不可稱人日子。子稱重,寧稱君可也。」曰:「古名人稱過,便可稱。子亦通稱,書傳皆然,韓、柳、歐、蘇如此用,亦用之而己。如歲在某干支、歲次某干支,本謂歲星在某、次某,非謂年歲在某、次第及某也。如今年戊子,子與丑合,歲在玄枵之次矣。但今如此用,人反大怪,雖朱子亦錯為之,奈何?某總不用,直云康熙某甲子而已。大凡地名、官名,作文字都應從今之名。何必以古名換之,令後世反無所考證,文之古雅不在此。」

今舞刀者,皆取美觀,臨時一無所用。惟善刀者,筋節著實,當之者便不能支。蓋虛處費去,用處便不著實。如學書者,尋常作字,不著實依法寫,寫時一定手滑不得力。文章亦然。以上論文。

文字不可怪,所以舊來立法,科場文謂之「清通中式」。「清通」二字最好,本色文字,句句有實理實事。這樣文字不容易,必須多讀書,又用過水磨工夫,方能到。非空疏淺易之謂也。

選文字宜簡嚴,孔子刪書,取其有用者,動輒架漏過幾百年,所以妙。如今無論選古文、時文,即將其文當作經看,一字不放過方好。

王安石、陳傅良的八股,似對不對,甚古,所謂八股宗者,不可不看。如詩有古詩及古歌謠之類也。時文名句,與詩詞不同,要從性命道理上出。《中庸》纘緒節,時文皆講成三王統緒未成,至武王才了得三王之志。竟似周家父子祖孫,累世欲闇干天位者然,豈非大悸!不知纘緒者,言能修德行仁,不墮基業,到得天與人歸,一著戎衣,便有天下,故雖以臣伐君,而不失顯名。「一戎衣」句,非結上文,乃起下文,重「一戎衣」,不重有「天下」。惟明初楊慈文是如此發明,大有關係,所以八股不可輕忽。

明代時文,洪、永、宣、景、天為初,成、弘為盛,正、嘉為中,慶、曆為晚。天啟以後,不足錄已。

問:「王守溪時文,筆氣似不能高於明初人。」曰:「唐初詩亦有高於工部者,然不如工部之集大成,以體不備也。制義至守溪而體大備。某少時,頗怪守溪文無甚拔出者,近乃知其體制樸實,書理純密。以前人語句,多對而不對,參差灑落,雖頗近古,終不如守溪裁對整齊,是制義正法。如唐初律詩,平仄不盡葉,終不若工部字律密細,聲響和諧,為得律詩之正。」

做時文要口氣,口氣不差,道理亦不差。解經便是如此,口氣錯,道理都錯。

房書坊刻,始於李衷一,可謂作俑。坊刻出,而八股亡矣。如人終日多讀經史,久之,做出古文自有可觀。若只採幾段《左》、《國》,數篇韓、柳,手此一編以為樣子,欲其能作古文得乎?

某初次會試,將所作時文,就正於鄉前輩王命嶽恥古。就中一篇批云:「骨節尚大」,某請此批是優是劣,答云:「骨節大不得。脈絡一線,謂之單微,無龐然而大之狀。知道單微便密細,粗大不是好消息。」此論大妙。

時文之壞,由於不肯看書。書理懵然,而思以詞采勝,則必求新奇靈變,以悅人之耳目,遂至離經叛道,而不可止矣。

文章先通順了,其火候有時,豈能強所未至!但世有一種從心裏放逸昏惰,志氣不立的人,先時聰明才華盡有,到後來漸漸消亡,實可惜了。

臨文在題之皮毛上鋪排,似是而非,心思不入,了無神氣。至於膚淺無味,最怕人,病卻中在根本上。以上論科舉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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