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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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一
[编辑]古文、诗，想皆起自皋陶，《皋陶谟》是自作一篇文字，明良之歌，亦自皋陶始。
韩文公一肚皮好道理，恰宜于文发之；杜工部一肚皮好性情，恰宜于诗发之，所以各登峰造极。
诗文各人都有压卷，韩文如《原道》、《佛骨表》、《与孟尚书书》之类，杜诗如《北征》、《咏怀》、《壮游》之类。
山谷、元章书，后代立称，而两人各相诋訾。山谷服东坡文与书，而谓其诗不古，然所自为，亦未见其能古也。元章以山谷书撑手拄脚，其诗亦然。大约是雕刻字句，故致如此，要到意足气足才好。柳文尚不能到此。伦云：“王荆公亦有此病。”曰：“荆公、东坡还不可以此论，又当论其意。荆公农意涩，东坡取意溜。涩与溜皆有病，惟理足意足而气亦足。涩不得，溜不得，多一些不得，少一些不得，斯为至矣。班、马之文，曹、杜之诗是也。”
文章与气运相关，一毫不爽。唐宪宗有几年太平，便有韩、柳、李习之诸人，宋真、仁间，便生欧、曾、王、苏。明代之治，只推成、弘，而时文之好，无过此时者。至万历壬辰后，便气调促急，又其后，则鬼怪百出矣。某尝有一譬，春夏秋冬，气候之小者也；治乱兴亡，气运之大者也。虫鸟草木，至微细矣，然春气一到，禽鸟便能怀我好音，声皆和悦。秋气一到，蛩吟虫响，凄凉哀厉。至草木之荣落，尤显而易见者，况人为万物之灵，岂反不与气运相关？所以一番太平，文章天然自变。如战国文字，都是一团诈伪，不知何以至汉，便出贾、董、马、班。至唐诗之变六朝，宋文之变五代，皆然。若周、程之道学，韩、柳之文，李、杜之诗，皆是中兴时起，力量甚大。总之，其人在庙堂者，郎开气运，至孤另的，便不相干。如晚秋之菊，寒冬之松柏，不关气候，是其物性。如大乱之时，忽然生一圣贤，乃天以此度下一个种子，恐怕断了的意思。
如今入学诗文，动说欧公、白傅。二公的诗体、文体学不得，天才学问都比不得他，祇是学他平调。他都是读破万卷书，就是音节之间，如何能到得他地位？
诗文须常做，当其做时，何尝不得意，过几时，又觉得不好，便是进益。然得意一层亦不可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若只发愤而无乐，亦太辛苦。一番发愤，一番乐，循环不已，便会到极处。
诗文从生做到熟，从熟又做到生。后来读去，觉得像不顺，便是有工夫。
诗文鄙俚固不好，太文又不像。文字之始，都是古人说话，有意要文便不是。
诗文用雪白字、随便字都不妨，总要切合。切合便有情景，有情景便有生气。诗中字，又不是以全然贴实为切合，不甚贴而却合方妙。须求自得于心，不是要人叫好。
看文章如看堪舆。山川有一段秀气，便要发人，文章有一段秀气，便有成就。此却在牝牡骊黄之外。
昌黎居潮，子厚居永、柳，皆有政绩。然昌黎在潮诗文，依然肃穆平宽，子厚永、柳诸作，便不免辛酸凄苦。其后昌黎向用不穷，而柳竟卒于贬所。可悟文章气象之间，关人禄命。〈清植。〉
诗文派头，断绝久了。如今且莫评论他是唐是宋，且字字核实，说这人是这个人，称情称事，不过分量，才好论他风骨之高，学问之深。不然无从论起。不是不要风骨、学问，如一般铜器，必竟有几片朱砂、翡翠瘢点，方可耐人摩挲。祇是诗文之本不在此，且此事要推到志向上去。韩、柳、欧阳诸人，都有自命不凡的意思，有此一段，才有些光景气魄。〈以上总论。〉
《道德经》好用三字句，竟似后世道士声口，可厌之甚。《论语》中用三字句，如“又何怨”；“又焉贪”；“言中伦，行中虑”；“身中清，废中权”皆妙，全然不觉。大抵文章到洙泗，真是雅之至。《孟子》虽是绝调，毕竟带机锋。先君云：“《孟子》前文章，不曾用‘虽然’二字。”果然。以前语气厚，至《孟子》则转折分明矣。先儒以《礼记》为汉人文字，恐未必尽然。《礼记》尚无“虽然”字，尚是《大学》、《中庸》文体。
朱子生性至刚，而作古文诗辞，却不能超然于风气之外。想文章道德，巍然千古，都是命于帝庭，虽上智大贤，气亦偏锺于所长。看来文章亦是孔子绝顶，不似战国风气，亦不似周公之旧，却另一种雪白文字。不要一字帮贴，自然道理完足。
圣贤经书叠句，都有层次，谓错举者非也。郎我辈文字，亦必排比先后浅深，况圣贤乎！其看不出层次者，祇是心粗耳。《礼记》或有后人作者，便当分别观之。韩文连下句处，多有意，所谓《六经》之风绝而复新。
古大家文，力大于身。所见高，无起不收，无呼不应，郎有一股放空。如天外别峰，亦必有缘故。
选文惟从汉起最干净，近选多把《左》、《国》都收入，却不妥。大抵三代以上文，当另作一类读之。索性以汉为断，祇是昌国报惠王、信陵上魏王二书，割舍不得。想来有一法，将此二篇收入《史记》选内，便无遗憾矣。
仲舒三策，皆面对文字，非才大学富，道理精熟，安能一笔写出，而字字醇确。匡衡文亦好，但朱子言共似策段，不是胸中流出。细看，果有些像。朱子评论古人，不差铢黍。
古文自当读汉文，亦是彼时风气厚，自然风调不同。郎三国李兴代刘弘《祭武侯文》、陈寿《上诸葛文集表》，后世惟韩、柳、王几几能之，然亦须极得意作。至武侯《正议》，柳、王不能也。《谏绝孙权》，虽苏、张无此辨，几句便尽情势。
曹子建才大，其文都像一口气喷出。韩文要追复三代，转有斧凿之意。司马子长便一气吐出。子畏、孟坚乃文家不祧之祖。
潘勖为曹操加九锡文，比武侯所谓“奉进驭兜，滔天之辞”也。有友故为蹁迁论，极口赞佳，却是乱道。郎如曹操所与群下教甚古，篇中亦未必无实话，却选他不得。试看伊、周，何尝不退位，岂虑有它？选诗文若无此决断，便可不选。不论其人与理，而徒取其词，则不胜选矣。惟史书又是一例，欲以见善恶兴败之由，故槩载之。
曹操《自叙令》，文字甚好，诗亦有佳音，但几番徘徊，卒置之。他比不得柳子厚、王荆公，二人祇是错误执拗耳，非乱臣贼子也。曹丕诗文，竟是妇人，饮得不成话。论古人当有分别，如王维、郑虔，虽杜工部朋友厚道，为之表暴，其实皆已被禄山所污。若太白却不同。永王玲是唐之宗支，彼时明皇已走，宗社无主，永王有恢复之志，与叛逆岂可同日而语？
武侯不知所读何书，识见作用，规模气象，都是三代圣贤光景。郎其文字，绝不似东汉。《出师表》、《正议》、《谏绝孙权书》，才几句，说事理是如何透。曹子建气魄甚大，但比之武侯，便是文人之文，不脱华藻。
武候《出师表》，自肺腑流出，郎以文章论，亦居最顶。惟韩子最顶文字，方能到他地位。如《佛骨表》、《与孟尚书书》是也。此等皆当另一格视之。韩子学那样文字，便过之。《进学解》，好似《客难》、《解嘲》诸作；《书张中丞傅后》，好似史迁。惟《原道》，是学《大学》、《中庸》，却不及，要亦精矣。如柳子厚、王荆公，必不能为《出师表》文字。三苏惟东坡天姿高，推服《出师表》，老泉、子由皆讥贬武侯，去之尚远故也。
问：“武侯《答李严书》，言‘虽十命可受’，自来无十命之事。郎此一言，便可想见其未出草庐时，确然有天子不得臣之志。又可见使其功业有成，如伊尹之复政告归，固所优为。”曰：“然。”〈清植。〉
韩文公口中，不提起江都、武侯，故知其单留心于文字。朱子于武侯外，便称陆宣公。昌黎出宣公之门，等闲立不道及，想嫌其文排闷也。宣公在军中，恁样处置得停当，才大心细，其奏议，语语俱是实理实事，学问又海涵地负，祇是排体不高古耳。
文人中如陆宣公、韩文公，尽有实用，知古却又通今。看宣公奏议，虽根本于经书，而处置都合机宜。韩公《论淮西》、《黄家贼》及《复仇》、《谛袷》等议，皆确中事理。问：“王荆公文字，看得出他能壤天下否？”曰：“看得出；他作文字，见有人与他意思相同者，郎便毁稿。此便是大病。我有此说，方不敢自信，有人相同，正可为证佐，为何削去？某分《原道》段落，自以为独见，及见张长史亦如此分，更喜所见之不谬也。”
古文近颇知其作法，但不暇做工夫。问：“如何？”曰：“其本自然要以经书道理为主，文字却不要规摹那一家，教人看得似那一家，便非其至。短者要有意思，长者要有裁剪。柳州《与杨诲之说车书》，凡数千言，字字琢链，又是一气流出，连虚字要换他一个亦不得，郎寒温语皆妙。大都韩、柳动笔，郎一两行都是留意，无苟作者。到后信笔写来，无不入妙。又字眼亦要紧，当取材于雨汉。若字眼不古雅，文字便减色。古文内著不得丁丽对句，古诗对句太多，亦六朝始然。唐初尚袭其馀习，至工部始洗脱。
得唐人书佛经真迹，笔笔著力，曰：“古今人差处就在此。若不用力，虽千行万字，总无足取。试将韩、柳文字于极不要紧处，拈出一句，看来总有斤两，可见其字字经意。今人连篇累牍随手写，可谓‘不诚无物’。”因论古物与今物别处，祇是苟且与不苟且。梅先生曰：“古人诸物，都是从内里边做出来的。”
柳子叙事学《史》、《汉》，便是《史》、《汉》。韩子不肯学《史》、《汉》，高于《史》、《汉》。《张中丞传后叙》，亦仿伯夷等传体，而词调风格，毫不步趋。《段太尉逸事状》，居然是孟坚极得意文字。
《柳集》中载与退之诗文甚多，退之岂无酬答？今不复见，殆自削其稿耳。子厚临殁，托梦得为求退之作志。及退之许诺，梦得喜不自胜，至迎其柩，而告慰之。子厚固知其作志必不假借，然传于千载无疑也。退之与刘书，称子厚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梦得言之，今《韩集》亦无此。
《原性》起两句极精。程子曰：“心如谷种，其生之理为性，其阳气之发则情也。”故“性”字从心、从生，言生理之与生俱生者也。“情”字从心、从青，如草木之萌芽初发，感于物而生者也。〈自记。〉
《原性》奉甚精，其不足处，不在错孟子性善之旨，只在末后少两三行文字，把“其所以性者五”发挥明白。《不贰过论》末一段语，都有条理，不是乱填。
《原性》言仁义礼智信，《原道》只言仁义，以仁义包五常也。二篇著作之先后可见。〈自记。〉
《原道》通篇排释、老，而首论老氏之失，极是高处。盖佛书多是华人附益，大率原于老子之指，而淫于庄、列之幻词。故《后汉书》、《新唐书》，皆探本老氏论之。〈自记。〉
古人文字难看，《原道》连程朱亦看不透。程子谓“从博爱说起，没有头脑”。不知他已有《原性》了，若复从性上说起，非《原道》也。喜怒哀乐之未发，祇是大本，发而皆中节，乃是达道，《原道》自当从发处说。朱子说他“引《大学》，漏了‘格物致知’”，为“不知学”。不知他引此正对佛教，所以下面断一语：“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引到格致，便与佛不对针。“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一语甚精，洞中其弊。汝楫云：“《原毁》不过是题目有个‘原’字，门大便编做一处。其实韩子未尝以此与性、道立原也。”曰：“《原鬼》亦是感触而作，故云‘适丁民之有是时也’，元都是门人汇在一处的。”
有谓《原道》开口一句便不稳当，仁自是心之德、爱之理，如何曰“博爱之谓仁？”某答之曰：“仁是性，他《原性》已讲过了，这是《原道》。《原性》是说‘天命之谓性’，《原道》是说‘率性之谓道’。故云‘博爱’，与‘行而宜之’相对。”
今日翻韩文，果是才大。如《复仇》、《裕袷》、《黄家贼》、《平淮西事宜》、《与柳中丞论兵》、《佛骨表》、《与孟尚书书》之类，洗刷得一个闲字没有，事理直说个透。马、班尚是汉文，比则洙泗之派也。惟武侯虽不学文，而所传数篇皆然，愈读愈有味。因他人品高，胸中有许多真意思，真见解，气又完全直写出来，便自不同。凡诗文、书翰之类，若务为名家，积累工夫，自然可到。若要登峰造极，直须第一流人。
“龙嘘气成云”一首，寄托至深，取类至广。精而言之，则如道义之生气，德行之发为事业文章，皆是也。大而言之，则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应求，圣人之风兴起于百世之下，皆是也。〈自记。〉
作文章熟后，虽无意写出，必有结构，有呼应。如韩子《读仪礼》一篇，首两句是反起一篇意，中间说“无用于今，而圣人之制度，不可泯没”，是照应第二句意，而结完之。后言“掇其大要，奇辞奥旨，以备览观而已”，是照应第一句意，而结完之。末叹“恨不得生及其时”，则两意惧结也。〈自记。〉
每疑韩公说唐初群臣材识不远，然当时有太史令傅奕，可谓特立排佛者，韩子何以无取？及观《奕传》，则其垂训也惟重老氏，以列于名教之首。末乃殴佛，得其一而昧其二矣。宜乎韩公之所轻也。〈自记。〉
观韩子论礼典、兵刑处，岂可以文学之科限之！其老练精核，远侔武侯，近比宣公。〈自记。〉
宋人论程伊川曰：“三代以下，凡事必求其是者，伊川一人而已。”伊川之门，上蔡谢氏，则以“求是”二字为穷理之要。韩子以求是论文，此其所以独出于诸家欤？〈自记。〉
孔子之道德不可赞也。故韩子作《处州庙碑》，赞其祀典之盛，以推夫所谓生民未有者，极为得体。柳子厚作《庙碑》，亦曰：“苟赞其道，如誉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则惑，不可犯也。”皆深得后学敬慎之意。〈自记。〉
《平淮西碑》，自九年至十二年，惟首尾见年月，中间许多事，而年月悉不书。一则讳淹时之久，一则略诸将之无功也。〈自记。〉
维时河北方跋扈不朝，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而适斯土，是何意哉？故韩子微言讽之。独吊望诸君者，望诸君失意出奔，终身不敢谋人之奴隶也。与送李端公命意大略相似。〈自记。〉
观《答侯生书》，则韩公真善注解书者，惜乎其《论语注》未就而不传也。今有传者，盖伪作耳。〈自记。〉
韩文言“物不得其平则鸣”，其意以为有动于中则鸣耳，而以为不得其平，殊不确。其下有“五臣、夔”等，如何说不得其平？又说“夔不能以文词鸣，以《韶》鸣”，尤可笑，便是文人趁笔之习。至说六朝文章之病，字字确切，此公于文章一事当行也。
问：“韩文公云‘醇而后肆’。‘肆’是工夫？是天分？”曰：“自是工夫。理明白了，然后能放笔言之。如东坡，便是肆而不醇。就他的话，亦说得一片，祇是推敲起来，不胜病痛。”
文章要曲，用笔曲，便似其中林峦涧壑，不可窥测。惟韩文公会作直文章，以所见道理足，本色已深厚。
韩文选定七十一篇，若再去其有疏漏者十许篇，存六十许篇，真是文宗。其气极古雅，如西汉人，而又无其累坠。只《原性》一篇，有不尽当处，然却去不得，要以他压卷。若去此，则《原道》无根矣。
某选韩文，许多精奇璋丽者，俱不登。然凡昌黎之粹然一出于正，有体有用，确可见之行事，而有补于世者，尽此矣。其他或有病痛，或无关轻重，随人自去拣读。
问：“选韩文甚少，《送董邵南序》何为入选？”曰：“闻得友人说，当时不得志者往河北，都是要从乱贼，故此文吊望诸君，为其不忘燕也。此关系忠孝，岂容不录？凡文字有寄托者便好，《答李翊书》亦好，但太是自己一生学问供状，为贤者讳，故去之。”
昌黎时在字句上留意，其后门人衍成恶派。如皇甫浞等，故意将下一字移上，上一字移下，欲以见古。再传至杜牧等，句几不可读矣。
柳子厚记韩文公论天一段，甚翩迁，虽是偶然戏语，亦可见其不知天。天地万古不歇，止是生物，而生物之中，又是以人为主。凡禽兽草木，无不爱其子者，至人一生经营，无非为子。生子又要克家，天地之意犹是也。若凶残贪恶之人，乃是种子自生蠹，与天地无干。所以有《太极》、《西铭》诸书，此理始明白。
柳文精金美玉，独识见议论，未若《汉书》之精当。子厚之文，亚于孟坚；退之之文，过于子长。韩文直追周，其质直处，正是其高处。
看来古文、诗俱到家者，惟陈思、柳州耳，韩便文好于诗。柳州文字，莫要论其道理意思如何，只就其文论，虽千馀言，要删他一个虚字不得。刘蜕、孙樵数家，虽皆小品，不无可观。就中孙樵又为差胜。
文字扯长，起于宋人，长便薄。太公《丹书》，行几多大礼，说出来才只四句。箕子《洪范》，三才俱备，才只一千零四十三字。老子《道德经》，不知讲出他的多少道理，才只五千言。宋人一篇策，便要万言，是何意思！
文祇要简净，蹲遝拖曳皆词之累。韩文简洁如此，三苏则专事虚翻而已。至南宋，一味冗长，若非理足者，有何意味？〈锺旺。〉
欧、苏之文，何尝不好，然见解不甚透。自是本领差，说事说理皆不透。韩、柳便透，如《复譬议》，柳已凌牙厉齿，言之凿凿，韩就理论之，更明而尽。朱子文字，何尝能到马、班、韩、柳？但理足，便觉得任他才学笔力，驰骋藻耀，都压他不下。如《封建论》，孟坚之雄博，子厚之精悍，一遇朱子平淡说来，足令二公失色。伊川不以文名，今看来，两汉之文也。所上诸子，《春秋序》，道理既足，字字确实，有斤两，比朱子文字更古。
古文自《史》、《汉》后，只读韩、柳、曾、王便足。曾、王学问，如何能过韩、柳？韩、柳遇一通经守师说之人，那样推服娩赧，曾、王便轻肆讥弹。
王守溪评文，谓：“昌黎后，惟半山得宗派。”不数欧、苏，最有识见。
东坡文亦有好的，祇是薄，大凡浮动嚣张处便薄。欧文微弱，最是曾子固厚。王荆公气亦强，文亦古，但深求之，却是学成的，不是本来如是。
作古文要归于真实，不尔心先不古，文何能古？东坡作《韩文公庙碑》，便称其挥斥佛、老之功，张皇夸大。及作《大悲阁诸浮图记》，又称佛之妙，穷天极地，却是一口两舌。其归谈儒，儒亦不精；淡禅，禅亦不精。只落得要做好文章，卒至文章亦不好。所以圣人说：“修辞立其诚。”
东坡文字，大约带涩的便好，飘飘欲仙者便不佳。其小文字极妙，盛称其策论者，不知文者也。议论既博杂，笔力又冗弱，何足取！至弹劾程子而以为奸，岂不荒唐可笑！即谓王荆公奸，人亦不服。
作文要一意到底，有结构，说到后来，还与起虑相照。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头脑太大，下正当发挥其排斥异端，独力自任之艰苦，却接去：“谈笑而麾之”，便不的当，是东坡风度矣。至“开衡山之云，驯鳄鱼之暴”等句，益没紧要。下面一路说开去，遂以立庙结，不复照顾起处矣。
文章有立言之体，东坡才既高，功夫亦深，祇是道理不正当。武王何尝无可议处，只“武王非圣人也”一句，便令人不欲看。你非圣人，何由硬下此句？你郎圣人，亦如此说不得。孔子生平赞圣人，总不肯说煞，动云“也与”，都是想像未定语。
为文有本有末，所谓本，非必定是圣贤道理，本人所见透处便是本。苏明允所说，多非正道，却有透处，便是他的本。次公文字，铺张似有得说，收紧来却无实际，所以不如东坡。
陈后山、张文潜、二晁，文字皆好，黄山谷有孙樵辈风气，但太破碎。苏不如韩，然其门下土如此数公，恐自不亚韩门。
陆象山文字，笔力爽透。象山文，学王半山，朱子文，学曾南丰，只因学道便住手，故都未成。
记得某人说，学古文须从朱子起。此言却好。看朱子后来文字，不似其少作有古文气调，朱子正不欲其似古文也。祇是一句有一句事理，即叠下数语，皆有叠下数语著落，一字不肯落空。入手作文须得如此。
古人作书，如司马《通鉴》、朱子《纲目》，皆藉朋友生徒之力，想杜佑《通典》亦然。令人动欲成以一人之手，其无成也必矣。诸葛公木牛流马、铸甲造弩诸事，皆假人为之。能用人，便是才大。
汉有苇子及刘子政、郑康成，唐有韩昌黎，宋有周、程、张、朱，朋二百馀年全不出人。想因靖难拽穷种类，而胡广、杨荣、金幼孜，皆迎降无耻之辈，历相多年，士气遂尽。试看其一代所传著述，可与董、刘、韩比立者为谁？郎今顾亭林之音学，梅定九之算学，亦明朝所未有。徐文定之《崇祯历书》，尚是西洋人作，算不得徐氏之书。顾、梅二书，是《中庸》里边有的，一是“车同轨”所资，一是“书同文”所资。
宋潜溪、方正学辈，文字亦佳，要选如曾、王名篇者，了不可得。即老泉、子由亦有精采，有明一代人，皆无之。
看归震川、王道思古文，拖遝说去，又不明白，两三行可了者，千馀言尚不了，令人气闷。顾宁人说明文不如元，果然。当明季时，如李赘之《焚书》、《藏书》，怪乱不经，郎黄石斋的著作，亦是杂博欺人。其时长老，多好此种，却将周、程、张、朱之书讥笑，以为事事都是宋人坏却。惟先君性笃好之。王弇州古文，一时风靡，先君以为村气，甚妙。后来闻得人人皆以为不好。大凡那一书，古今来都推奖过，只我一人不服，便当想自己的错处。若是人人都叫不好，便就不错了。一面好古，一面又要择善而从，看古文亦当如此。
万季野于明文，推宋金华、黄梨州，而以黄为更好。其实黄何能比宋，宋尚能造句，至黄议论之偏驳粗浅，又无论矣。
友云：“泰州人但知有王心斋，不知有储柴墟。柴墟古文甚温雅，无虚套。当时学者，自然首推蔡介夫，其次只得算王伯安。然同时人初未论定，而柴墟独两屈指推服。其《送介夫归序》甚好，郎此已见其具眼。”曰：“文章品题，各人意异。某以为惟字字与之核实，其自肺腑中流出，有关系者便佳。如海忠介《谏世宗疏》、陈紫峰《易经著述序》，调虽不古，皆由中之盛气岔涌而出，自是可存。”
做古文这件事，想是与学道相近。自欧、曾、王、苏后，亦断了六七百年。问：“先生何不继续此事？”曰：“见得到那里，祇是须要工夫。心里觉得于经书上明白一点，是一点受用，比文章又要紧些。”问：“韩文公亦见道。”曰：“他便是被花草牵累了，不尔，端心并力到道理经书上，当又自不同。”
问：“某人古文如何？”曰：“虽提得起笔，但是向外走的学问。此派传衍已久，尚未见杰出有人。不但儒先为性命之学者不尔，印韩、柳、欧、曾、苏、王之学亦不尔，方做得几篇文字出。韩文公‘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不能观，不敢也。下句‘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略大些，然实是立志如此。韩公如此志向，如比读书，所成就尚贻儒宗訾议。大要从初读书时，意向是如何，成就便是如何。佛家所以说证甚磨因，便结甚么果。”
古人终身不得几篇好文字，著一书便竭毕生精力。今人动辄成集，不数月便成一书，如何得好？
作古文要曲折，学古文须先学作论。盖判断事理，如审官司，必四面八方都折倒他，方可定案。如此则周周折折，都要想到，有一处不到，便成罅漏。久之，不知不觉，意思层叠，不求深厚，自然深厚。今做古文者，多从传志学起，却不是。
某友看古文，不从议论文字人手，先读碑板文字，亦是一病。所为文亦长于碑板，若叙事文便不出色。学文自当先教议论畅达，逐渐缩敛方佳。如今看小学生文，其下笔论头汨汨不休者，便有成。若短短粗通，虽有些笔意思路，到底有限。
墓志，只该志其姓氏、卒葬而已，茫蒧虚誉，无当也。且此等断不传，鬼神亦不许。颜子立无著述，只孔子夸他几句，《四书》存他几句，万古不磨。武侯不立史官，到得陈寿作《志》，蜀立无文字可采，所以《蜀志》独少。然由今观之，魏、吴二志，大率虚浮，《蜀志》虽不多，是何等光焰。所以人贵实事。
做古文祇要不说谎。圣贤虽于父母，亦不虚加一语，加以虚誉，人必指而笑之，是贻父母羞辱也。且称人曷必全备，如孝，德之本也，孔子未尝以称颜子，岂颜子未孝耶？舜称“大孝”，他圣不闻，岂他圣都未孝耶？
某近得一作文之法，如有人有事可作文者，先将其人其事，想出我所欲语，既有所见，便信笔直书，达意而止。既成，且阁下一边，过几日再看，加之裁剪。有不明白者改之，意未足者补之，字眼冗泛者去之，务使词加少而意加多，又有结构，毕竟可观。
作文且来须说得体制法度，第一先要明白。若那事考究得十分明白，据事直书，自然不烦删减，而闲文自去，词必古矣。
作诗不可句句相承，如此则太直，似文字，非诗矣。郎文字太直，亦朱为佳。朱子说古人文字，有六七十里不迦头者，他却见得不能做得。朱子文字，却是步步回头，抓住主意说到底。朱子论各色文艺都在行。文须错综见意，曲折生姿。李习之教人看《获麟解》，一句一转，可悟作文之法，却不教人看《原道》。
今人作文，动称伊川为“正叔”，朱子为“仲晦”。虽《中庸》亦称“仲尼”，然古今既异，印当致其尊礼，乱称先贤名字，断使不得。作文字，此等须有义例。
文字要改，虽孔子犹然。欧公《醉翁亭记》，原槀起处有数十字，粘之卧内，再四改订，到后来，只得“环滁皆山也”五字。平生所为文，都是如此，甚至有不存原稿一字者。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说者谓笔是绿旧，削是删旧，恐未必尔。就是那几个字眼下得有未妥，便削去，故游、夏不能赞一词。
文字词气雅俗，尚有能辨之者，至句中有限，人多不讲。其斗凑成文者，即有一段好处，必不能通篇自圆其说。文中有一两句，似无甚关系，却是他为文眼目，说话虽多，终须归到发明此句上。这是傅下来的一点法脉。
岩云：“作文字，不可称人日子。子称重，宁称君可也。”曰：“古名人称过，便可称。子亦通称，书传皆然，韩、柳、欧、苏如此用，亦用之而己。如岁在某干支、岁次某干支，本谓岁星在某、次某，非谓年岁在某、次第及某也。如今年戊子，子与丑合，岁在玄枵之次矣。但今如此用，人反大怪，虽朱子亦错为之，奈何？某总不用，直云康熙某甲子而已。大凡地名、官名，作文字都应从今之名。何必以古名换之，令后世反无所考证，文之古雅不在此。”
今舞刀者，皆取美观，临时一无所用。惟善刀者，筋节著实，当之者便不能支。盖虚处费去，用处便不著实。如学书者，寻常作字，不著实依法写，写时一定手滑不得力。文章亦然。〈以上论文。〉
文字不可怪，所以旧来立法，科场文谓之“清通中式”。“清通”二字最好，本色文字，句句有实理实事。这样文字不容易，必须多读书，又用过水磨工夫，方能到。非空疏浅易之谓也。
选文字宜简严，孔子删书，取其有用者，动辄架漏过几百年，所以妙。如今无论选古文、时文，即将其文当作经看，一字不放过方好。
王安石、陈傅良的八股，似对不对，甚古，所谓八股宗者，不可不看。如诗有古诗及古歌谣之类也。时文名句，与诗词不同，要从性命道理上出。《中庸》缵绪节，时文皆讲成三王统绪未成，至武王才了得三王之志。竟似周家父子祖孙，累世欲暗干天位者然，岂非大悸！不知缵绪者，言能修德行仁，不堕基业，到得天与人归，一著戎衣，便有天下，故虽以臣伐君，而不失显名。“一戎衣”句，非结上文，乃起下文，重“一戎衣”，不重有“天下”。惟明初杨慈文是如此发明，大有关系，所以八股不可轻忽。
明代时文，洪、永、宣、景、天为初，成、弘为盛，正、嘉为中，庆、历为晚。天启以后，不足录已。
问：“王守溪时文，笔气似不能高于明初人。”曰：“唐初诗亦有高于工部者，然不如工部之集大成，以体不备也。制义至守溪而体大备。某少时，颇怪守溪文无甚拔出者，近乃知其体制朴实，书理纯密。以前人语句，多对而不对，参差洒落，虽颇近古，终不如守溪裁对整齐，是制义正法。如唐初律诗，平仄不尽叶，终不若工部字律密细，声响和谐，为得律诗之正。”
做时文要口气，口气不差，道理亦不差。解经便是如此，口气错，道理都错。
房书坊刻，始于李衷一，可谓作俑。坊刻出，而八股亡矣。如人终日多读经史，久之，做出古文自有可观。若只采几段《左》、《国》，数篇韩、柳，手此一编以为样子，欲其能作古文得乎？
某初次会试，将所作时文，就正于乡前辈王命岳耻古。就中一篇批云：“骨节尚大”，某请此批是优是劣，答云：“骨节大不得。脉络一线，谓之单微，无庞然而大之状。知道单微便密细，粗大不是好消息。”此论大妙。
时文之坏，由于不肯看书。书理懵然，而思以词采胜，则必求新奇灵变，以悦人之耳目，遂至离经叛道，而不可止矣。
文章先通顺了，其火候有时，岂能强所未至！但世有一种从心里放逸昏惰，志气不立的人，先时聪明才华尽有，到后来渐渐消亡，实可惜了。
临文在题之皮毛上铺排，似是而非，心思不入，了无神气。至于肤浅无味，最怕人，病却中在根本上。〈以上论科举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