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集/卷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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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七首

【縱囚論〈康定元年〉】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耳，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本論中〈慶曆三年〉〔本論上見居士外集卷十〕】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

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製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

及周之衰，秦並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入。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並遊惰之奸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奸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奸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遍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

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慶曆三年〉】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

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眾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

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爾。

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為俑者不仁，蓋歎乎啟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特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

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奸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奸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與？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舍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為君難論上〈慶曆三年〉】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群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眾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眾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讚之，以其違眾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群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

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遍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眾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

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群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

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眾心而斂國怨乎？」

【為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

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

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荊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慚，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荊。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

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舍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朋黨論〈在諫院進。慶曆四年〉】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晞、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魏梁解】

予論正統，辨魏、梁不為偽。議者或非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篡弑之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

魏、梁之惡，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為據依，其敢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揜耳。使為君者不得揜其惡，則人之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

凡惡之為名，非徒君子嫉之，雖為小人者，亦知其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為惡者，蓋以人為可欺，與夫幸人不知而可揜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揜也。就使四君因聖人誅絕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為惡者，將曰彼不幸遭逢聖人黜絕而不得為君，遂彰其惡耳，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為可欺而惡可揜也。如此，則僥幸之心啟矣。惟與其為君使不得揜其惡者，《春秋》之深意也。桀、紂，不得貶其為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今匹夫之士，比之顏、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

《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揜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餘不黜魏、梁之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