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論/卷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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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少而力學，先君，予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以為士生於世，治氣養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為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予既壯而仕。仕宦之餘，未嘗廢書，為《詩》、《春秋》集傳，因古之遺文，而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其後復作《古史》，所論益廣，以為略備矣。元符庚辰，蒙恩歸自嶺南，卜居潁川。身世相忘，俯仰六年，洗然無所用心，復自放圖史之間。偶有所感，時復論著。然已老矣，目眩於觀書，手戰於執筆，心煩於慮事，其於平昔之文益以疏矣。然心所嗜，不能自己，輒存之於紙。凡四十有五篇，分五卷。
堯之世，洚水為害。以意言之，堯之為國，當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為政先後：命義和正四時，務農事，其所先也，未乃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以為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用禹，洚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既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於治，皆曰富國而強兵。患國之不富，而侵奪細民；患兵之不強，而陵虐鄰國。富強之利終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為不切事情，於乎殆哉！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二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1]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唐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傅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與學，厥德修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傅說其知此矣。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眾矣，非周公之無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
《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並；有所並，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十有六。對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古無是也。 《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為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里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
王畿之內，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為也。楚蒍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在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為小頃町。〉 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進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
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伯，桓、文為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桓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舅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桓等，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邾、鄫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為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為，王亦為之，而尚何以為伯乎？於乎，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況其下者哉。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為非，此固適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為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他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歸、六嬖之害，溺於淫欲而不能自克，無己則人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順之，而況於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有君子以閒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御之，何益於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宋人以乾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爾。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桓公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為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為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罃，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矣。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群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眾矣。惟知罃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敝楚而服鄭。此則知罃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於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屍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為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 《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強，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眾，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群盜，不習兵勢，陵藉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儋，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略盡矣。然邯以為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栗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論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強者皆承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晁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為信，吾以為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亟矣。晁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為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晁錯者鮮矣！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克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為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幸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晁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違眾而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譎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為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為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弒，而弒皆稱臣，以為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為不恭儉者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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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二」字乃「七」字褪墨壞字，或傳抄之誤。案《東觀漢記》︰「元興元年十二月，帝崩于章德前殿，在位十七年。」又《廣弘明集》卷十一︰「孝明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七年。」